任剑涛：今天的中国 怎么处理 思 想 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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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剑涛

来源：爱思想

摘要：
每个民族有思考能力的成员，需要把道义的责任放到自己的肩上，富有穿透力地展示不同意见，促使公众和当权者理性决断。在今天，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需要全民族成员具有底线的思想能力，理性、开放、对话、选择，俾使全民族具备现代思想素质。中华民族必须以自己民族成员的思想判断力，而不是学术知识的积累能力，直面当下处境，为民族未来理性谋划，为民族克服现实困难展开合作，为民族的人类担当进行共谋。

人们心中都在探问：中华民族未来会走向哪里？

有人提倡回到中国古典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我们不能说这样一种

尝试是错误的。但在这个尝试的背后，潜藏着一种心理动机：他们似乎觉得，中华民族向其他文明学习的历史可以终结了，只需要回归自我，就可以找到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答案。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的历程远未终结，还需要谦虚地谋求深度现代转型进路。但这似乎有一点忽略中华民族的原创能力，会面对人们的强烈质疑：难道中华民族永远只能做现代化的尾随者？

我们怎么去解答这样的问题，以便敞开中华民族发展的广阔天地？

看来得依靠原创性的思想。

一个民族必须要有思想，而且这个民族只能在思想中升华，绝对不可能在物化中升华。

中国GDP总量的迅速做大，驱使人们形成物化思维：以为一个GDP数据足以表明中华民族的崛起，以为在物质中民族经已升华。对一个民族来讲，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展开思想的旅程当然是非常困难的。原因在于，人只能在生存的基础上，才可能思想。凌厉的思想旅程和的原创的思想锋芒，不可能由一个饥肠辘辘的民族展现出来。

但问题在于，物质丰裕了，思想并不自动跟随。思想的贫困极有可能与物质的丰裕突兀相伴。为此，需要另辟话题，审视思想对民族发展的独特价值。

一、现代思想的奠基者

在现代世界，伟大的思想精英登顶世界巅峰，仍由欧美思想家领衔。科学精英群体自不待言，人文理念的新诠毋庸赘述，社会政治秩序的重构新人耳目。

仅就社会政治的现代阐释来看，三位大思想家的贡献值得强调：马基雅维里揭开了现代政治思想的第一幕。他没有书写现代思想的鸿篇巨制，因为它是作为现代世界的开启者载入史册的：他秉持的共和主义理念，还残留着浓浓的古罗马痕迹；但他以《君主论》开启了讲政治时不讲道德，或者先讲政治、后讲道德的现代政治大幕。有人将他视为“邪恶导师”，有人将他视为“现代导师”，无论如何，他成为现代思想的标志性人物。

在此之后，开始登台表演的是两位绝顶重要的现代思想人物，他们都是崛起的英国给人类贡献的伟大思想家：霍布斯与洛克。

写出现代政治最严谨著作《利维坦》的托马斯•霍布斯，奠定了个人主义的现代规范，刻画了现代国家的基本轮廓。对现代国家做出规范阐释的约翰•洛克，将现代宪政国家的完整面貌展现给世人。他们的重要思想，我们不用仔细分析，仅只指出，一切想进入现代规范状态的民族和国家，都不能不越过霍布斯和洛克的门槛，方有希望。可见这两个人物的极端重要性。这两人的建国思想，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高度吻合。此后，开始书写百年称霸世界史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父们，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就是贯穿的洛克原则。

从国别来看，按英国史家麦克法兰的说法，英国在15世纪就称霸世界了，18世纪开始涤荡整个世界。18世纪的美国，接受宗主国英国的思想，开启登顶世界的历程。须知，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有伟大的创造。英国人经过近五百年的坚韧努力，创制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的现代范本。美国人承接了这一现代范式，并加以再创造，以实用主义为思想导向、以大众民主整合国家力量、以流行文化扩展国家影响，创造了当代思想的独特景观。

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讲，一个落后的民族，也可以演奏思想的第一小提琴。注意，他所指的落后民族，就是德国。19世纪的德国在物质世界、社会政治发展方面，是全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来自法国的征服、因于君主专制，让德国的现代转变，异常困难。德国古典哲学家登上德国历史舞台的时候，德国人正处在殖民统治的悲壮情景中，一个思想家，要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不仅要面对专制国王的压力，而且要面对法军驻扎者的压力。思想之难，可想而知。

在如此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并没有畏缩，而在民族的悲壮处境中，展开自由的哲学旅程，成为欧美思想界的第一小提琴手。德国古典哲学，让落后民族发现了表达自己民族思想的独特方式，让民族更为深沉，使思想更臻成熟。尽管这是不得已采取的思想表达形式，但确实发挥了促使民族深沉思考、不至肤浅抱怨的巨大作用。

今天，中华民族反省自己民族的健全发展，思索自己对人类应担的使命，亟需广泛而深沉的哲学思索。就国家状态而言，中国绝对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国家悲剧处境。他们着力筹划的，是如何用哲学来增强民族的自信心，挽德国于狂澜既倒之际；我们已经挣脱民族的生存危机，但谋划民族的健全发展，更需要如履薄冰的审慎。任何浮浅乐观之论，都会误导中华民族。

二、今天的中国怎么处理思想问题？

我们民族今天已经有些乐不可支的感觉。这种状态，与德国人在内外压力之下做出的深沉哲学解答，正相反对。难道超越生存危机的民族，就勿需在德国思考方式中得到启发？未必。今天的中华民族，对自己担负的发展责任，承担的人类使命，必须进行高度理性的筹划，才有望真正承担起民族对自身的责任、对人类的义务。

一个民族必须具有思想活力，它才具有思想穿透力；也必须具有思想穿透力，才能够透悟民族的众生，面对琐碎的日常生活，实际遭遇到了怎样的思想难题。区分思想与激情、思想与学术、活的思想与死的思想，以求真精神解答真实问题，才能给民族前行提供足够精神动力。

一切真正活的思想，一定是活在当下的思想。当下的国人，要能够承接得住历史厚重的思想遗产，同时穿透现实世界的迷雾，直抵现象世界的根柢，才能以活泼的思想呈现活性的发展。一切历史上的活泼思想，深藏在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它靠活在当下的人来承接，并续写它的历史辉煌。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有无比辉煌的思想创造，如果没有活在当下的人承接这种活的思想，并且发扬光大的话，活的传统思想，就变成毫无活力的历史陈迹，变成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所说的“博物馆里的遗存”。对于它，人们尽可观赏，但它已经是“死的东西”。

只有当一个民族当下活着的成员能够承接得住自己古代先贤的思想遗产，并将之发扬光大，它的思想活力才足以引导当下活动者，继承历史、切近当下、不惧困境、重现辉煌。活的思想是引导民族前行的灯塔。

在民族的思想演进上，时间因素扮演着重要角色。时间刻度，可以指向过去、面对当下、指向未来。但千万不要遗忘，一维时间的连接点，一定是当下。如果民族的当下主体成员承担不了延续历史思想的责任，而仅仅以一种好古的态度，以放大镜观赏思想遗产，对民族当下状态视若未睹，且以清高姿态冷对现实，以为历史上的伟大观念足以指引未来，不费吹灰之力续写伟大民族的思想世界史，那无疑是一种幻想。

活着的思想一定活在当下。它不是既定历史的完成状态，也不是只能在未来发出夺目光彩，而是在现实条件下勾连历史和未来的活的思考情形，呈现一个民族伟大思想的当下而即时的活力。一切以中华民族古典时期的辉煌思想直描述我们民族的光明未来之举，都只是对民族成员未来忐忑的一种宽慰。这甚至是我们民族思想能力不足的表现。

三、回眸四百年中国思想

回想我们这个民族，自明朝厉行海禁，对外封闭；对内警惕异端，压制思想，造成全民族创智能能力的严重衰变，无力在思想上再造辉煌。结局首先是明被清征服，其次是更为专制的政治统治，进一步造成民族创造力的明显萎缩，以至于站在现代转型的门槛边，完全缺乏心力领先世人，甚至缺乏心力予以承接。“落后挨打”之命，就此定型。

整个清代思想封闭，民国思想界倒是非常活跃。古今中西理念的碰撞，呈现了民国思想繁荣的局面。但民国的思想远不值得表彰。“国粉”、“清粉”不解的是，晚清也好，民国也好，即使是富有穿透力的思想家们，思想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救亡。他们完全没有心力在救亡之外，为民族、为人类指出一条光明大道。李泽厚概观这一时代特征而提出的的“救亡压倒启蒙”，恐怕不太准确。因为对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来说，几无启蒙所可表达。他们紧紧围绕着民族群体的生存权，国家建构的自决权，也就是救亡这个唯一主题，来展开的紧张思考。即便借助启蒙话语，也不过是为了解决国家如何不被列强所灭的难题。

中国真正的启蒙，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这时，中国一方面要解决发展问题。另一方面需要聚集古今中外思想资源，聚精会神地求解民族未来、当下处境和人类担当这类问题。80年代，国人以活的思想展现了一个活力中国，关于国家和人类的宏大话语初登思想舞台。

当下中国思想界，令人极为遗憾地出现“两个丧失”。

其一，丧失了创制宏大话语的热情和能力。1990年后，学术界认定宏大话语等于空虚、玄妙、无用、幻想。学者们最擅长的活，就是所谓文本解读：拿三五本书写一本书，三五十本书注解一本书，一次赢得人们“好有学问”的赞叹。这是我们民族思想能力退化的表现。深度转型的中国，需要宏大话语的创制。将近30年前，中国走到了现代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将以什么样现代的国家形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世界历史进程？如果国人在思想上回答不了这写具有挑战性的宏大话题，民族的未来也就休提，遑论所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其二，丧失了深沉思想的冲动与热情。1990年以后，中国学界的精力大致放在学问的扎实程度和细微功夫上，这当然不能说不好，但以拒斥思想为前提条件，就令人担忧了。中国思想学术界的问题，并不是学界自责和被人自责的大而不当。而是同时呈现出可怕的双失状态：大而不实，小而不精。大的不实，是指学术界建构宏大话语的时候，搭建不起像样的思想体系。学术界提供不出一个让民族升华的价值观念，帮助解决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促使民族登顶世界思想巅峰。小而不精，是指埋首书斋、深耕字里行间的学术功夫，并没有精致到令人诚服的地步。学术界并没有因为提倡学术，而真正贡献让人感觉赏心悦目的学术精品。

思想是犯险的，无论是犯思想界共识之险，还是犯异议权力之险。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讲，需要避免从思想者变成思想警察。对思想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思想者畏惧思想市场，摇身一变，成为思想警察。这一身份变化十分紧要：理解思想的思想者变成监督思想的警察，动辄认定这种思想有什么危险，那种思想有涉嫌政治犯忌；这个想法又怎么危害稳定秩序，那个想法可能使民族前程尽毁。思想警察以权力威慑阻止人们展开思想的历程，扼杀民族思想活力，终至思想禁锢，头脑简单，全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成为缺乏基本思想能力的弱智民族。

思想者之乐，乐在思想的过程，乐在直达事务的本质，乐在穿透一个事务表现的满心喜悦。一个思想者，可能根本没有任何社会意图、政治目标。但这样的思想者却展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活力，理论创制能力，以及挣脱当下束缚展望民族与认可未来的宏大视野。

学术思想家应当具有高度的共同体意识，促成大家都信守的共同体规则，只要不借助权力压制思想，学术思想界足以按照共同体的规则，为民族走强做出突出贡献。这是当代中国迈过发展门槛所亟需的。

四、思想者与国家的希望

思想如何使一个民族升华的命题，涉及思想家的国家担当与人类责任。也许人们会认为，专业知识分子不足以思考承担这一使命，尤其是那些科学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他们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为业，常常为专业所蔽，缺少公共关怀，即便是心忧天下，也不知怎样恰当表达自己的满腔热情。因此，唯有公共知识分子，才能够有效担负起“知识分子”的使命。

此说有误。对今天中国的深度改革与持续发展来讲，专业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容小觑、非常紧要。科学家饶毅写过一篇文章，解释“中国为什么需要‘科学知识分子”，非常之棒。对今日中国而言，对精确知识的追求远未达到应有高度，社会公众甚至排斥科学知识。弥漫社会日常生活空间的迷信，证明中国的现代品质急需提高。这都需要专业知识分子以其精神的专业知识，指点社会公众，促使中国社会提升科学技术的认知水平，促进中国社会增强现代基因。

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悲剧。我们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并不愿意在自己的专业和职业生活之外去承担公共责任，而公共知识分子恰恰是在自己的专业和职业工作之外，愿意关注和承担公共责任的一群人。诚然，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担保自己的言论是表达真理，自己的议论就是指令。公共知识分子遭到敌视，大多是因为认定他们干扰了决策，扰乱了公众单纯的信念，妨碍了法纪的执行，动摇了人们的政治认同。其实，这有些高看了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绝对没有这些大的能量。除开推动人们关注与自己切身利益攸关的公共事务之外，公共知识分子即不提供真理，也不提供政策，更不提供走出困境的秘方。“众人拾柴火焰高”，公共知识分子只是推动人们万众一心、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一群凡夫俗子而已。

每个民族有思考能力的成员，需要把道义的责任放到自己的肩上，富有穿透力地展示不同意见，促使公众和当权者理性决断。在今天，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需要全民族成员具有底线的思想能力，理性、开放、对话、选择，俾使全民族具备现代思想素质。中华民族必须以自己民族成员的思想判断力，而不是学术知识的积累能力，直面当下处境，为民族未来理性谋划，为民族克服现实困难展开合作，为民族的人类担当进行共谋。就此而言，思想者越多，越能够让我们民族迈过现代化门槛，打破以物质实力提升判断民族是否崛起的思想迷思，以民族的现代综合素质提升，自主且顽强地推动可持续发展，进入承担人类使命，尽到一个伟大民族对人类应尽的责任。

现代世界知识，中华民族贡献率很低

我们必须坦率而诚恳地承认，近代以来，登顶世界这个问题是离我们中华民族十分遥远的问题。不说登顶世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讨论的最严肃问题是啥？是中国再不改革，会被开除球籍。跨世纪的中国不会再有这一记忆，哪知80年代危机意识引导下的中国读书界广泛阅读的是《球籍》一书。

中国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 并不是时下新生代想象的那样，是因为中国丧失了自信心，而是对一种事实的担忧。因为在现代世界的知识上，中国的独创性贡献确实太少。

有科学家统计，在现代知识体系上，中华民族的贡献率不到3%。这些贡献，还不是核心性的，而是一些边缘化的贡献。中国人口这么多，何以在知识上贡献如此之少？客观衡量一下，现代哪个核心理念来自中国？哪个重大科学发现来自中国？哪个重大技术是中国人原创的？一个具有极强自尊心的民族，似乎给不出一个肯定答案。

就此而言，思考中国的“球籍”问题并不是夸张的想法。中华民族站在近代门槛外，保守、封闭、僵化、自恋，把民族登顶世界的宏愿，抛到了太平洋底了。中华民族对自身现代命运的概括，即“落后就要挨打”，准确反映出这一点。落后挨打与开除“球籍”是相关的，落后便不思进取、便自卑、便惊慌失措，于是，“球籍”便成了问题。

不是说近代以来中国就完全没有进取心。但有点陷入“病急乱投医”的窘境，也是事实。19世纪中国的学习榜样是欧美先进国家。那个世纪末期，康有为启动改革，除了心仪欧美，还考察急起直追欧美颇见成效的日本、俄罗斯，写了《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变政考》。20世纪初期，中国心仪的对象转向了苏联、德国，重整国家声威的心急火燎之感，明显可见。这让中国栽了大跟头。改革开放让中国的国心稍微稳定一些。但还是没有让中国落在现代平台上面。中国亟欲仿照某个国家的样板依样画葫芦的现代化心态照旧——21世纪了，中国心仪小国新加坡的治理成就。这似乎让国人有些不好意思：地域如此广袤，人口如此众多，历史如此悠久，文化如此辉煌的中国，竟然心仪地域如此狭小、人口如此稀少、历史非常短暂（1965年建国）、文化从不辉煌的新加坡。幸好新加坡人口的75%都是华人，有点自己学自己的感觉，这稍微给人一些安慰。中华民族远离世界巅峰之后，确实经历了一个自我看低的衰变史。

有问，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是就彻底丧失重登世界巅峰的雄心壮志了呢？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得自我表扬。从晚清开始看这一问题，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举国皆成列强的势力范围。但从那时起，经历民国，以至于今，历经三个政治体，中华民族一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来未曾丧失民族复兴的信心与决心。这是一个伟大民族不失其伟大品质的突出体现。

中华民族试图重新登顶世界，第一步必须重新融入世界。中华民族跟一些近代一直落后国家相比，一个最重大的差异在哪里？就在中华民族很谦恭地接受世界先进文化，而不像非洲、中东与南美一些国家，排斥现代发展方案。我们中华民族即使从世界峰巅上跌落下来，断崖式的终止了辉煌状态，但我们从来不排斥现代化。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生动活泼的价值观念和历史记忆，这是与“日新、日日新”的民族精神具有密切关系。

《周易》代表着我们的精神。变易的精神为道家和儒家共同发扬：日新，日新，日日新。即使中华民族处于最艰难状态，也从来没有丧失寻求变易的努力：筹划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戊戌六君子”，都特别强调“变易”精神。正是那种“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的编译精神，才让中华民族深陷困境之时，仍然保持乐观向上的活泼精神状态。尽管这样的观念有些走过了头，使得中华民族走到了自我否定的另一极端。但这种精神稍加端正，正正成为中华民族在精神上不被摧毁、不被征服的文化基因。

有人指出，在西方历史上，凡是被征服的民族，基本上从此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而中华民族历经少数民族的征服，却奇迹般地延续到今天。这样的断言尤其有道理，但也需要进一步分析：西方历史上民族间的征服，被征服民族的有形实体确实是消失了，但却形成了整合性的“西方”理念，它并没有完全中断。所以西方人公认，希腊人是他们的精神教父，罗马人是他们的政治教父。尽管现代希腊跟古代希腊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当下希腊已经成了欧洲的负担，但这影响人们认定希腊人是欧洲人的精神教父，这一影响，比罗马这个欧洲的政治教父更大。现代欧洲人的思维世界，依然无法逃脱希腊人的范围。中国历史的主体民族汉族，确实遭受数次征服，但反过来却以儒家统治术驯化了征服民族。因此历史的实体化连续性非常明显。但这不等于说中国的发展从未中断。因为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在发生征服关系的时候，绝对不是无缝对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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