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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潘恩:《常 识》

2017-02-13 讲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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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托马斯·潘恩


简介:


托马斯・潘恩,生于英格兰诺福克郡一个裁缝,上过几年学,先后做过学徒、鞋匠、英语教师、收税官,在富兰克林帮助下到达北美大陆,投身于争取北美独立事业,1776年以“一个英国人”名义发表《常识》,成为了北美人民明确的战斗纲领,并随后被吸收为《独立宣言》的精华。


全书行文酣畅淋漓,以如椽之笔批判了包括彼时英国在内的各种君权制、世袭制,大声疾呼、主张独立;更重要的是,在政体方面为新的政府指出了方向——走向共和。 


【书摘】


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产生的。前者使得我们能一体同心,从而努力的增加我们的幸福;后者的目的则是制止我们的恶行,从而消极的增加我们的幸福。 


在自由的国家里,应该成为国王的是法律,而不是其他的东西。为了避免以后有人滥用法律,让我们在宣布仪式之后把王冠打碎,把它分散到拥有这项权利的人民大众之中。


上帝已经赋予我们以决心做有益而聪明的事情的不可遏制的心情。这种心情是我们心中的上帝形象的守护神。它们使我们不同于一群普通的动物。假如我们不能爱憎分明,社会契约就会解体,公道就会在世上绝迹,或者不过偶然存在。假如我们所感受的侮辱不能激怒我们起来要求伸张正义,盗贼和杀人凶手将多半逍遥法外。


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我拒绝用刺激来换取施舍;我宁愿向生活挑战,而不愿过有保证的生活;宁愿要达到目的时的激动,而不愿要乌托邦式毫无生气的平静。我不会拿我的自由去与慈善作交易,也不会拿我的尊严去与发给乞丐的食物作交易。我决不会在任何一位大师的面前发抖,也不会为任何恐吓所屈服。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骄傲而无所畏惧。


【书评】 朱学勤:两个世界的英雄——托马斯·潘恩 


人们常说,十八世纪末的拉法耶特是“两个世界的英雄”,却遗忘了那个时代更有资格获得这一称号的民主战士——托马斯·潘恩。拉法耶特执剑,潘恩执笔。前者之剑只能联接美国革命、法国革命新旧大陆两个战场,却不能揭示那两场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后者之笔不仅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而且对那两场革命据以进行的近代政治学说作出了重大贡献。潘恩之笔走在了拉法耶特之剑的前面。但是,潘恩的命运——无论是个人生涯还是历史地位——却远不能和拉法耶特等人相比。拉法耶特生前就赢得极高声誉,遍受欧洲各国首都的欢迎。潘恩生前却饱受磨难。他被柏克诬蔑,受庇特审判,又为罗伯斯庇尔逮捕入狱。最后,还饱受华盛顿忘恩负义见死不救之害。他遭旧封建宫廷追捕,并不奇怪,可悲的是,他还被新执政党人打击,而那些新执政党人不久前都还是他的同志。他以世界公民自命,在英、法、美三国鼓动革命,结果却颠沛流离,不得其所——其遭遇之惨,只有卢梭才能与之相匹。即使如此,卢梭尚有死后哀荣,远胜于他。没有一个人在他那个时代参预了那么多的重大事件,没有一个人的作品在他那个时代赢得过那么多的读者,但也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被同时代人遗忘得那样快,以至连遗骸都下落不明,至今无人知晓。


1737年1月29日,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塞特福德一个穷苦的胸衣匠人家庭。他幼年失学,曾相继当过店员、胸衣匠、教员和税吏,屡遭失业和饥饿的威胁。他两度结婚,结局都很悲惨:一次悼亡,一次离异。在《常识》发表之前,他一直把自己的姓写成 “Pain”(“痛苦”),以示对英国社会的抗议。 


1774年他组织了一次下级税吏要求增加工资的请愿。在伦敦向议会请愿时期,他与北美殖民地驻伦敦代表富兰克林结识。后者赞赏他是个“有独创精神的高尚青年”。请愿失败后,潘思被英王政府解雇。这年10月,他带着“富人的财产就是另一些人的灾难”这一结论,离开了日益仇恨的英国,流亡北美。抵美后,他凭借富兰克林的推荐信,很快找到了职业。


1774年 11月至1776年5月,潘恩在费城任《宾夕法尼亚》杂志编辑。1775年3月8日,他发表《在美洲的非洲奴隶》一文,抨击对黑人的奴役是“谋杀、抢劫、淫恶和野蛮”的行为,呼吁北美人“以沉痛和憎恶的心情立即停止并废除这一制度”。历史学家们考定,这是北美土地上反对奴隶制的最早也是最杰出的文献之一。宾州的废奴主义者为他的文章所鼓舞,几个星期后,组成《美洲废奴协会》——北美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废奴组织。潘思成为其当然成员。 


潘恩抵美后,北美事件逐步走向武装抗英的高潮。但是,当时的北美人并未下决心独立。“国王仁慈,议会暴虐”的看法不仅在民间,甚至在军队中都很普遍。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的宣言犹在宣称完全忠于王室,依附大不列颠:“有人告诉你们,说我们是好乱的,不满政府和希望独立的。请相信,这些都不是事实——只要我们再回到上次战争(指英法七年战争)结束时所处的地位,我们之间的和谐就能恢复如初”。迟至1776年1月,在华盛顿坐首席的军官餐厅里,每天晚上都要为英王的健康干杯。对大多数北美人来说,这时从母国独立出去,建立共和国,无异于让历史上那些混乱、灭亡的惨剧在北美重演——远如古罗马,近如波兰,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只有少数先进分子如本杰明·罗什、约翰·亚当斯等人看到了战争的前景是独立,独立的前景是共和。但他们为种种现实利益所限,又不敢公开呼吁。可是战争却在每天每夜、每时每刻地进行着,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局面:战争在持续,但战争的前景却模糊不清。可以这样说,这时的北美大陆只有战争,没有革命。战争是在潘恩的《常识》发表以后,才获得近代意义的革命内容和划时代的历史地位的。 


1776年1月10日,潘恩在罗什等人的鼓动下,匿名发表他那篇惊骇世俗的小册子。在这本不过50页的小册子中,他宣称这些真理如常识一样自然可信:


1.“乔治三世只不过是大不列颠皇家畜牲”,他是北美事件的首恶之源。英国王室并不神圣,因为据英伦三岛征服史记载,英王的始祖是某一伙不逞之徒中的作恶多端的魁首。

2.“和解与毁灭密切相关”,独立才是唯一的出路。“英国属于欧洲,北美属于它本身”,“现在是分手的时候了”。

3.独立之后,实行共和政体,而不是恢复英国留下的制度。“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推翻国王这一称号,把它分散给有权享受这种称号的人民”。“只要我们能够把一个国家的政权形式,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政体留给后代,花任何代价来换取都是便宜的”。 


《常识》一出,震聋发聩,犹如划破黑夜的枪声。不出三个月,发行12万册。总销售量达50万册。当时200万北美居民中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都读过或者听过别人谈这本小册子。《常识》流传之广,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当时在许多乡村茅舍,如有幸拥有一本藏书,那自然是《圣经》,可是如果拥有第二本,那就是《常识》。在许多大陆军士兵的背囊中,都有一本读得皱巴巴的《常识》。一家英国报纸惊叹:“《常识》无人不读。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改变了态度,哪怕是一小时之前,他还是一个强烈反对独立思想的人。”华盛顿曾承认这本书在“很多人心里,包括他自己在内,引起了一种巨大的变化”;《常识》一书还为《独立宣言》铺平了道路。历史学家们发现,在《独立宣言》中强调的那些民主原则早已为《常识》以更酣畅淋漓的语调阐述过。《独立宣言》的那位作者也曾坦率承认,他引用过《常识》,并对此“引以为荣”。


《常识》一书推动北美人民走上公开独立道路的历史意义不可估量,无庸置疑。时过200多年,历史学家仍在称赞这本书:“1776年《常识》一书把国王和议会的权威撕成了碎片,……从那以来,除《汤姆叔叔的小屋》外,在美国,再也没有一个出版物曾发生那样巨大的反响。”但是,《常识》赢得的评价大都集中在它鼓吹独立的作用上,这就掩盖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它在北美大陆首倡共和的重大意义。而忽视了这一方面,就违背了作者的本意。 


人们应该体会《常识》一书为什么以那样的形式开头,它并不是具体评论北美与母国的关系,而是分析人类组建政府的各项原则,攻击包括英国制度在内的各种君权制、世袭制。潘恩一再强调:《常识》中有关共和政体的观点要比呼吁独立的那些论述更有价值。他后来写道:“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一场对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脱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那就微不足道”“我本人对它就不会有这样经久不息的热情。独立之后,继续前进,建立具有示范意义的政治制度——才是我写作时考虑的首要原则”。 


北美斗争波峰相逐,内在逻辑经历有经济斗争、民族斗争和民主革命三个阶段。纠纷初起,北美人的口号仅是:“无代表不能征税!”他们要求的是在大不列颠内的参政权,以保护殖民地的经济利益。1775年3月,帕特里克·亨利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说,发出“不自由,勿宁死”的誓言,北美人民才意识到经济冲突之外,还有更难调和的民族矛盾。不久,莱克星屯枪声打响,北美人民以“不自由,勿宁死”的口号,进入争取民族解放的第二阶段。但是,第二阶段并不是最高阶段。这时,北美人民的民族意识刚刚觉醒,尚摇摆不定,近代意义的民主革命要求则更加淡薄。如果北美斗争停留在这一阶段,尽管最终还会取胜,但结局很可能是:赶走了英国总督,民族独立,却恢复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


就在这时,1776年1月,潘恩《常识》出版。他不仅呼吁独立,而且还喊出了共和的新口号:“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以这一口号为标志,独立战争的内含获得了崭新的含义。北美人民从此意识到肩负的历史使命:他们不仅仅是为十三州本土而战,而是为开创近代民主制——共和政体而战,为开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时代而战。这样,长期纠缠不清的独立是否合法、共和是否可取的论争就此结束,战争的前景迅速廓清,北美斗争上升到第三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最高阶段。 

潘恩把独立和共和联系在一起,把一个区域性的民族战争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史上的共和时代联系在一起,把北美斗争推上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为后来的法国革命奠定了实践典范——这才是他发表《常识》一书所获得的最重要的历史功绩。这一功绩是同时代其他任何政治家、思想家都难以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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