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西方文明最终会被全球化拖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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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学良  

来源：爱思想网

今年5月7日的法国总统选举结果，让无数焦虑欧盟前途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二战后，那些力图以“新欧洲”理念预防旧大陆再打一场世界大战的、富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当时就看到新欧洲的前途如何。最主要的是有赖旧大陆上的两大国——多次互相搏斗的法国和德国——联手化解老隔阂，开创建设性的多管合作渠道（埃德加·莫兰：《反思欧洲》，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等到最近几年反全球化成为西方社会的强劲潮流、进一步燃烧成一些国家既有政局崩塌的关头，理智的人们仍然把欧盟的前途主要放在法国和德国的步调一致上。年少得志的马克龙一当选，立马就去拜访老大姐默克尔，是这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欧洲连续剧的鲜活章节。

难以平衡的跷跷板

可是，尽管法国政局这次没有大翻盘，即便很快就启动的德国大选再次让全球化的推动派默克尔团队继续执政，这两大国的新政府还是宛如在薄冰上行走。冲击这片薄冰的浪潮还有波波后劲，因为几个深层麻烦还在那儿发酵——首当其冲的就是如何平衡跨境移民和本土居民在“付出去”和“拿进来”跷跷板上的相对比重。这个麻烦不仅仅是与德法两国的全球化趋势、进而与欧盟命运攸关，对所有那些奉行比较开放的移民政策的富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异常敏感容易起火的问题。“付出去”和“拿进来”涉及几个基本面：就业、教育、宗教组织联系、生活方式、犯罪、国家效忠等等，本篇就以“一家多制”的实例作点展示。

跨境移民里面最悲惨的一类，是真实的难民，无论是出于战争或是恐怖主义还是濒临饿死的严重饥荒的威胁，这类移民在“付出去”和“拿进来”两端之间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是跟另一类跨境移民非常不同的。后一类人不是在生死存亡的压力下、而是在平心静气的仔细盘算后作出移民决定的。他们对于准备移进去的某一个甚至两三个国家的法律有细致的了解，然后就对症下药，把自己家庭的几个成员进行最佳分工配置。其综合后果，就是达到“一家多制”——或是各人在同一时段里在同一个移民国家拥有不同的法定身份，或是各人在不同的时段里在同一个移民国家拥有相同的法定身份。毫无疑问，这么分工配置的量化目标是为着该核算单位（即这个家庭）实现最大限度的隐瞒收入和资产、最低水平的税金缴纳、最高水平的福利申请和获取，即在“付出去”和“拿进来”跷跷板上维持最利于自己家庭、最不利于他者的倾斜。

经济学家的“道德风险”分析派上用场

笔者在此必须澄清：所有这类分工配置，总的来说都还不涉及非法作业，比如捏造身份等等。所以，移民家庭与本土居民之间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更适合于纳入政治经济学的道德风险领域作解释，其经典描述是：“道德风险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的效用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可能拥有独家信息。阿罗（K .Arrow）1985年的一篇论文把这类信息优势划分为‘隐蔽行动’和‘隐蔽信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卷第588-591页）。而且在笔者阅读到的资料里，移民家庭越是来自法治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所拥有的隐蔽信息和隐蔽行动的机会就越多，被他们移进去的国家所查证的难度就越高。

当然，以上描述的现象并非始自最近几年，恐怕早在1970年代的国际移民群里就有了初步表现，至少笔者读博士生时就听到过教授的相关分析。只是从1990年代初期全球化加速、跨境移民变得越来越大规模以后，这个“付出去”和“拿进来”不平衡的问题，才变得越加广泛和严重，越发引起富裕国家本土居民大范围的不满，进而引发这些国家的政局动荡。因为以上描述的那类移民家庭并没有从事犯法的作业，他们的属于道德风险领域的行为，在本土居民看来，只能通过全国大选改变政府，进而大幅度改变移民法、税收法和福利规章等等，才能得到有效制约乃至扭转全球化的趋势。这次法国总统选举一结束，冷静的观察家就点出这个症结——国民阵线毕竟拿到稍过于三分之一的选票，远远打破了大选中右派民意盘无足轻重的惯例（“法国大选勒庞吞败，但极右势力没输”，台北：“中央社”法文媒体评论译述，2017年5月8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今年德国大选即便默克尔团队大胜，也要应对这个大麻烦。

全球化的活动和基于国家的治理

从最宏观的社会进程视野看，以上的麻烦凸显了全球化内在的结构性不平衡：一方面是经济活动层面的快速全球化，社会生活层面的跟随其后（有的部分滞后几步，有的滞后更多）；另一方面，就行政体系、法律规范、税收制度和个人的责任义务诸领域来说，至今还继续是以近代形成的主权国家为最根本的分野。换言之，愈益全球化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匹配一个愈益全球化的公共治理体系。只要是跨越了一个主权国家的界限，许许多多的信息不对称就猛增，依据这些信息作出应对处理的治理体系也变得极不对称。

在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个“经济全球化与治理靠国家”的悖论就已经令国际政策研究圈和多国政界焦虑了，可是那场危机中受害国全是非西方世界的。等到2008年秋冬的金融海啸爆发，这个问题又猛然闯入全球公共辩论的前沿，因为这场海啸把好几个老牌的发达经济大国席卷进来。在与德国学者的讨论中，笔者提倡要成立一个仿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机构，可以叫“联合国金融安全理事会”，以协调监管全球化条件下的重大国际金融风波，推进国际经济次序的公正和相对稳定（德国Frankfurter Rundschau 《法兰克福评论报》2008年10月20日刊载有 Bernhard Bartsch对此倡议的专题报道，腾讯网博客里转载了中文翻译）。第二年1月30日，德国总理在“世界经济论坛（WEF）”年会上呼吁各国，要起草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宪章，成立联合国经济理事会，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解決全球的经济问题，因为世界需要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德国总理默克尔倡议成立联合国经济理事会”，"中央社" 记者林育立柏林专电，2009年1月31日）。笔者当时读到来自德国的这个报道，真是敬佩默克尔体现的泱泱大国视野！

西方文明最终会被全球化拖垮？

然而，我们距离这样的全球化公共治理体系还有不知多长的路要走。仅仅让相关国家的政府部门协调公正处理“一家多制”引发的诸多问题，就难上加难。在笔者的研习范围里，目前朝这个方向迈进的富裕国家，似乎就数美国最花力气，比如要非美国的且不在美国境内营业的银行通报美方，在这些国外银行里美国公民的存款和投资细节；美国公民要放弃美国国籍，必须通过一连串回溯性的税务和资产查核；对于最终放弃了美国国籍的人再次申请美国的身份，添加特别的限制条款等等；其目的就是尽量压缩全球化大环境里公民们的跨境活动所增添的“隐蔽行为”和“隐蔽信息”。美国的社会福利总体水平，在西方富裕国家里不算最高，只有中等稍偏下的实惠配给，可也是被包括“一家多制”在内的道德风险形形色色做法搞得焦头烂额。像法国、德国和北欧那类高福利的国家，就公共财政的相对比重而言，更扛不动这些做法带来的日增月沉的负担了。

近年来西方思想界和严肃媒体，时不时端出一个沉重的话题，拷问西方文明还有没有从接二连三的危机冲击下重振威风的生命力。有些学者特别把西方文明的前途和全球化推动的跨境移民浪潮作因果链的分析，其中一位加拿大（至今还是对移民相当开放的）专门研究全球系统的教授Thomas Homer-Dixon争论道：全球化引发互相交集的力量，堪称是“地壳构造式的压力，因为它是悄悄积累的，然后突然爆发，压垮那些原本稳定着社会的机制”。如果移民潮失控，西方社会将采取严厉的应对措施，限制甚至禁止移民；花费数十亿美元筑起墙壁，设立边防巡逻无人机和边防部队；加强安保，管理入境人员和物品；政府变得更加专制，采用民粹主义的治理方式（Rachel Nuwer, “How Western Civilization Could Collapse?” Weekly BBC Newsletter,18 April 2017）。

我们目击的诸多事件表明，这种警世之言并非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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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20年后，亚洲金融风暴教训仍未过时

今年夏季是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的整整20周年，纪念这场危机的研讨会已陆续在亚太地区登场。人们对它至今不忘，首先是因为这场金融风暴是亚洲二战后所经历的历次危机中，波及面最广的深层次震撼，它所引发的政治、安全、军事、国际关系、社会和文化的连锁反应，远远超出受灾国家的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范围;更要紧的是，这场金融风暴教训中的多个要素，至今仍具有现实警示意义。本篇评论限于篇幅，只能勾勒少数几点。

没有大战，却有滚滚硝烟

当时笔者已经从香港跳槽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作，本身所在的亚太研究院的重点研究对象就是东南亚和东北亚，也即那场金融危机冲击最烈的区域。目击耳闻这个一度被称为“亚洲发展奇迹、全球增长引擎”的大板块，在短短几周之内就“兵败如山倒”的实例，真是胆战心惊！好几种货币的兑换率呈现高台跳水式的直落，瞬息间贬值三分之一乃至一半；马上就是银行挤兑；接着就是大批负债过重的厂商倒闭；紧跟着是破产人士自杀或失踪；街头出现打砸抢商店的贫民和乘机浑水摸鱼的暴徒，伤人死人强暴妇女连串发生；政局动乱，军警戒严，富人转移资产，白领移民逃亡。虽然没有大战爆发，却是多处硝烟滚滚。

笔者老是记得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受冲击最厉害的国家，商界政界一片惨叫声：“我们辛辛苦苦拼搏几十年的发展成果，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本来以为咱们这个区域很快整体上就要跨进次级发达经济的台阶了。”当然，风暴之中也有个别挺感人的群体事件：韩国的女士们纷纷拿出自己的金首饰，捐给国家银行偿还外债，以避免本国货币跌落谷底。周边包括新加坡等立马就有政界传媒界人士以此大肆为“亚洲价值观”鼓吹，说这样的民风民气，只有在深受儒家集体主义道德观浸染的社会，方有可能；在个人主义至上的西方，断断见不着。

“亚洲价值观”的鼓吹方及其争辩方

学界于是又激起一番东西方文化谁优谁劣的辩论，其中的一派（既有亚洲人士也有西方学者）尖锐直言：请不要只讲“亚洲价值观”好的一面，这场金融风暴同时也暴露了亚洲政商文化一个根深蒂固的弊病，就是猫腻关系盖过透明度并且压倒法治，令金融体系里埋藏着太多的溃烂和隐患。它们就像连环地雷，遇上一个有力的撞击，便可能引发止不住的爆炸，损毁实体经济的根基（参阅相关的优秀经验研究：Joe Studwell, How Asia Work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 London: Grove Press，2014）。

从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的角度看，20年前的那场金融风暴最重要的贡献，也就是坏事变好事，是把贪污腐败一类问题引进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而在这之前，此类问题都被主流经济学视为不相干的因素，至多只是边缘性的麻烦现象。可是亚洲金融风暴的病源，大多数都是与此盘根错节连在一起。若是排除了对贪污腐败问题的解剖，你是无法讲清楚为什么在很长时间里——印尼是长达30年——保持了高速度增长的经济体，咋能如此经不起金融市场上的一波撞击？自此以后，研究贪污腐败的经济学著述越来越多，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和制度改革的启发越来越丰富。

富有现实警示意义的分析

在金融风暴劲吹的1997-1998年间，笔者参加的多场研讨会中，以在新西兰召开的那场所学到的内容最扎实。由总部在纽约的“美亚协会“（The Asia Society）和新西兰外交和贸易部合办的这场大型研讨会，邀请了亚太区域21个经济体参加，每一方派出的代表至少要有两名，一名是高层财经官员，一名是立场客观的学者。中国的官员代表是周小川，笔者是学者身份的代表。受灾最厉害的经济体派出的代表更多、级别更高包括副总理，所以我们听到的都是来自第一线的回顾、反省、检讨、对策和展望（Asia Society:“The Williamsburg Conference”，Queenstown，New Zealand，20-22 March 1998）。在涉及宏观政策的焦点上，以下几条是当时最有针对性的，目前也是富有现实警示意义的。

第一条是针对“裙带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威诸要素的制度分析和纠正建议，中国大陆对这方面的资料翻译和讨论已经很多，特别是吴敬琏的多次报告，比较经济学的内容丰富，读者可查阅公开的文档。笔者自己也有长篇的归纳（参阅：“对印度尼西亚经济危机（1997-1998）的政治社会学观察”，《中国经济再崛起》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

第二条是亚洲后发展国家常有搞“炫耀性大项目”的冲动，做这样的决策时，对大笔投资的回报率甚少考量，经济理性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最突出的例子是马来西亚投资做了一个国产车的大项目，叫Proton，志在赶上“日本车打遍天下、韩国车紧随其后”的洪流，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光彩。其实该车的核心部件都是进口的，本国只是做了很次要的部分，套上一个国产车的牌子，耗资极多（笔者按：至今也没有成为国际汽车市场的竞争者）。印尼看在眼里，有了更大的冲动，要上马制造国产飞机，时任总统苏哈托的儿子邦邦是该项目的峰层推手。有些专家给这帮推手算了一笔账，说现在全球的飞机市场只有欧美两家，连苏联-俄罗斯都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投进去。我们印尼的技术实力差得太远，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可是推手们不听，硬是要上。假如不是很快来了那场金融风暴，这个大项目不知会吞进去多少资源，而同时期印尼的地面公共交通系统也还没有现代化。

第三条是亚洲有些政府借助多种方法，使得本国金融市场上的资金和信用成本太低，刺激了投资方的轻率和狂热。投资方的行为从个体（不管是个人、是公司、还是机构）角度来说，是非常理性的：借款的利息是那么低，到期不还款的周转办法也很多，不借白不借！这样的个体理性行为导致的整体后果，却是一个经济体的总负债率持续走高。另一种可能是导致非正式金融渠道——既有境内的、也有境内境外联手的——暗中运作，以更接近于供求规律的高利息吸引存款并放贷，这些基本上不受中央银行等国家部门的监控。日本政府过去一直压低本国金融系统的存款利息，以便压低贷款平均利率，主观目的是以低成本扶持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可是正打歪着，却使得金融系统不甘心低利息贷款给实体经济，而是把资金大量投向房地产寻求更高回报，抬高了巨型泡沫。韩国政府一直是以有形无形的手法迫使金融系统提供低成本贷款给特别关照的大厂商，后者得意忘形，作盲目扩张，负债累累。所以，亚洲金融风暴的病灶并不是单一的，也不是短期内一两次失误酿成的。

第四条和第五条事关经济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多种表现形式，笔者当时接受的任务就是在新西兰会议上对此作发言，因为在印尼暴乱中，华人又一次成为苏哈托政权长期腐败和严重失策的替罪羊，这属于笔者专业的政治社会学范畴。这方面的内容对当今动荡不安的国际经贸关系也有警示意义，以后再专文介绍。

那场亚洲金融风暴给世人提供的教训是既多样又深刻的，笔者以为深受它打击的国家和地区，绝不会忘却这个二战后亚洲最广泛的危机带来的有泪有血的后果。可是两三年后，读到的几篇基于实验心理学方法对投资冒险行为的研究报告——这种把经济学和实验室方法结合起来的研究分支极有发展和应用前景——，却吃惊不小！

众多案例表明，主动的或被误导而作出吃大亏投资决定的人，或者自己当初没有作出这种决定而是认真了解他人怎么吃大亏的，通常记住教训的时段是7年（平均分布率），不会老是教训在心。这就是为什么过了若干年，类似的冒险行为或愚蠢决定又重新浮现，尽管细节有点差别。

阁下若是对此有疑问，不妨翻出20年前全球广为阅读的那些报道和分析，看看那场金融风暴期间暴露出的病灶（本文只提及了其中的三类），再看看近几年亚洲和其它区域的金融经济态势，也许就能参悟，为什么现在多位著名经济学家不断发出警告：亚洲的金融体系可能酝酿着一场规模不小的危机。如果阁下读英文无障碍，不妨先阅读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夫(Kenneth Rogoff)的新近评论，即便你不完全同意他的尖锐言辞，也不可视其为无中生有、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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