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何祚庥在批判梁思成的文章里说了一句什么话？
作者：卫毅
来源：作者著《寻找桃花源》
原题：紫禁城的晨昏
经出版方授权转载
许多人都会把重要的日子定义为时间开始的时候，2008年的8月8日是被精心挑选的日子。距离那个日子越近，北京城越像被置放在了一锅沸腾的水里。
夏日渐盛，奥运临近，7月15日，位于故宫文华殿的陶瓷馆作为迎奥运的一个项目对外开放，许多珍藏得以显露。七十一岁的叶佩兰说，找时间她也得去看看，尽管这些东西她已看过多遍。
叶佩兰曾经是故宫博物院陶瓷组的组长。
1956年，高中毕业的北京人叶佩兰面临着多种选择。她在那年考上了河北大学，但这一南出京城的想法很快遭到了家人的否决，她的家人认为出了北京就很难再回来了。还有一个工作是到全国总工会去当书记员，叶佩兰觉得这也没多大意思。她当时其实最想当女飞行员，但体重不够，被刷下来了。
叶佩兰的中学老师对她说，要不，到故宫看看？叶佩兰从小就住在北京前门一带，但她在十八岁之前从来没进去过故宫。
十八岁的叶佩兰在老师的引领下进了故宫，一个深幽的世界展现在她面前。她到里面这么一转，觉得故宫真好玩，像个大花园。“当时也没什么远大理想，觉得就是找到了一份觉得还可以的工作。”
从1956年“入宫”到1998年“出宫”，叶佩兰在“宫中”的日子达四十余年。
在叶佩兰的年少回忆里，1949年之前，北京城的城墙都还在，天安门两旁还有牌楼。
1949年之后，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保留旧城另建新城的“梁陈方案”遭到否决，毛泽东支持的是苏联专家改建古城的方案。从那以后，北京数百年历史的城墙、牌楼等古建筑被陆续拆除。痛惜者的眼泪被毛泽东认为是“政治问题”。领导人的一个愿望是能从天安门城楼上看到林立的烟囱。
在一些人眼里，故宫甚至都在改建之列。1955年，何祚庥在批判梁思成的文章里写道：“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何祚庥的意见得到一些人的认同。还有的人则建议将革命历史博物馆建在故宫内。
当时的政协委员张伯驹坚决反对改建故宫。他提出，故宫有五百多年历史，必须保持其完整性，紫禁城为故宫博物院范围，绝不能拆建或开修马路。
在不同意见中，故宫得以完整保留。
叶佩兰在1956年进入故宫之后，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新鲜，这些工作是她之前从未想过从事的。同样是在1956年，六十三岁的孙瀛洲成为故宫的一位工作人员。
孙瀛洲当时已是名冠京城的古玩专家。1906年从河北到北京谋生的孙瀛洲从古玩店的学徒干起，白手起家，省吃俭用，在1923年创办了自己的古玩店“敦华斋”。多年之后，此店成了北京城里顶级的古玩店。孙瀛洲的儿子孙洪琦回忆，店铺最兴盛的时期是20世纪40年代，有学徒二十多人，每月进出货物几万件。
刚解放不久，孙瀛洲在努力向一个新的政权靠近。朝鲜战争爆发，孙瀛洲把自己的一些古董卖了，然后把钱捐给军队。为支持国家建设，他把自己的一子一女送到大西北参军。更大的手笔是，他把自己收藏的两千三百七十五件文物捐给了故宫博物院。此后多年，他又陆续捐赠了更多的藏品，其中包括他最喜爱的明成化斗彩三秋杯。
此杯是“每星期只吃一回猪肉”的孙瀛洲当年花了四十根金条所购。他的儿子孙洪琦也仅见过此杯四次。第一次是在孙瀛洲将此杯捐给故宫的头一天晚上，所有家人首次聚在灯下看到了孙瀛洲多年收集的奇异珍藏。
孙瀛洲的弟子，后来也进入故宫工作的耿宝昌描述此杯：“器型隽秀，玲珑透体，花纹简疏，外绘纹饰内部明晰可见，施彩清淡雅致，无与伦比。”
“成化斗彩杯明朝有记载的就值十万两银子，现在如果拿去拍卖，能值上亿人民币啊。”叶佩兰这样形容明成化斗彩三秋杯的珍罕。
叶佩兰乐于回忆与孙瀛洲这样的老先生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有一次经历让她印象深刻。某天，孙瀛洲拿出一件哥窑瓷器和几件明清等朝代的仿品，让大家把这七八件东西给搅乱了，然后他闭着眼睛走过来触摸瓷器。“这个，明代仿的；这个是宋代的，这可是好的啊；这个是清代仿的……”孙瀛洲全说对了。“我们当时特惊奇，问：‘您都是怎么知道的呀？’”孙瀛洲的解释是：手感不一样。宋代瓷器足部边际窄小，足内施釉有坡度，用手很难提起来；明清足边有棱角，可以提起来；明代的足边厚一些，清代的足边薄些，更规整。
这些学问让年轻的叶佩兰大开眼界，她开始“觉得自己的工作真是快乐”。
1957年，“反右”开始了。北京城里被打成“右派”的人很多。在故宫里稍微好些，但也有些专家成了“右派”。“大家开始花时间到业务以外的地方，不关心国家大事专心搞业务会被说成是走白专道路。”叶佩兰说。
关于故宫的争论仍在进行。1958年，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拟对故宫的宫殿建筑大事清除，表示要坚决改变“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而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意见是：“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
1961年，故宫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故宫改建方案再次被提出。1965年，清华大学辑录的一篇文章——《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故宫和天安门的建筑艺术》里提到，“一位解放军刘同志”说：“我去故宫时是解放初期，看了之后觉得空空荡荡、松松垮垮，台上放个破椅子，看着腻味！比行军还累！而现在人民大会堂比它大得多，我上上下下倒一点也不累。”
1966年，在叶佩兰的印象里，“满大街全是来串联的人，那些南方来的小孩光着脚在大街上走，也不怕脚被磨破了”。
“破四旧”是那个时期流行的疯狂举动。显然，故宫在红卫兵的眼里是最大的“四旧”。故宫的外墙上开始出现“砸烂故宫！”“火烧紫禁城！”的字样。
1966年，故宫的大门关上了，不再对外开放。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军队进驻保护故宫。
从那以后，叶佩兰和她的同事们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图书馆当时也开着，但不敢主动去搞业务研究学习。”叶佩兰现在回忆起来，自己对于文物的研究基础是在1966年之前打下的，之后的很长时间都荒废了。“很多东西都是从老一辈那里学的，没有他们也没有我们的今天。”
故宫里专辟了一处宿舍，故宫里的老专家们被作为“黑帮队伍”集中在那里。有的被戴上雕塑模样的帽子，有的被要求提上个纸篓筐……“我都不想说，说起来难过。”
这些老专家里不包括孙瀛洲。由于孙瀛洲“对故宫有贡献”，没让他住在故宫宿舍里，让他回家住了。这反而糟糕了。孙瀛洲回到家里，红卫兵找上门来，对他进行批斗，老人家顶不住，口吐白沫去世了。
1969年，荒凉的紫禁城几乎成了空城，除了少部分人员留守之外，故宫博物院的绝大部分职工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劳动。
1971年的夏天，一批神秘的客人突然到访。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的四十八小时北京之行包括参观故宫。在基辛格到来之前，叶佩兰已经从同事口中略知一二，她觉得“这可是大事情”。
第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参观了故宫。同年来故宫参观的还有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叶佩兰觉得这些年变化最大的是库房。“文物现在都放到地库里了，条件非常好。”以前，是在地面上的老房子里边，四面的窗户都是纸糊的，风沙很容易吹进来。叶佩兰和她的同事们工作时常穿蓝色的大褂，下班时，大褂上已覆上一层土。有的库房架子上能看到黄鼠狼粪、耗子屎。
故宫地下文物库房的建设历时多年。一期工程1987年开工，1990年竣工。二期工程自1994年始，于1997年完工。故宫地下文物库房为地下三层全埋式钢筋混凝土结构，防潮防水，具有战争防护能力和抗震能力。库房包括消防、防盗、空调、文物运送和计算机自控等诸多系统。
叶佩兰还说到，曾有人提议建故宫地下展厅，但此提议一直饱受争议，至今未决。
时代确实变了，许多以前不敢想的事情实现了。比如，叶佩兰去过台北“故宫”两次，看到了曾经同处一宫的藏品。
紫禁城里也出现了一些新东西，比如星巴克咖啡厅。在叶佩兰的回忆里，故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一个小卖部，后来卖东西的店陆续多了起来。提到星巴克，叶佩兰觉得，“这只是在一个角落里喝咖啡休息的地方，没什么问题呀，照那么说，你到故宫是不是得穿长袍马褂喝盖碗茶才相称呢？”
星巴克还是从故宫消失了。
这么多年了，许多叶佩兰熟悉的老北京建筑都在消失。故宫的老先生朱家溍在一次会议上拍桌子，说不能再拆了。
在品鉴瓷器的时候，叶佩兰经常跟大家说，瓷器太沉了不行，太薄了也不行，东西拿在手里得有一定的分量，什么东西都像这瓷器一样，得有个度。
站在故宫后边的景山上，叶佩兰可以看到北京城的许多景致。从她小时候到现在，北京的天际线变化太大了，她是看着各个时期的建筑如何改变北京城貌的。
“有的人说没出过国，不知道国外是什么样的，我说你到国贸那一带看看，就知道国外是什么样的了。”
叶佩兰觉得鸟巢和水立方这样的建筑瞅久了也就顺眼了，但国家大剧院她仍然不太习惯。她有一次晚上坐车从长安街上过，本来看着灯光点缀的街景挺舒服的，但一瞅着那大黑包心里就不舒服。
比起这些新建筑，叶佩兰还是喜欢故宫里的院落。这么多年了，忘不掉那里。
关于《寻找桃花源》
“寻找桃花源”是隐喻。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寻找到安身立命的理想之地或者精神归宿，但“桃花源”似乎总在变动，一直在更远的地方，大概永远无法抵达，我们却从未停止寻找。
在《寻找桃花源》中，卫毅如同一位时间的旅行者，在不同时空、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中穿行，去寻找那些“寻找桃花源”的故事。这里有当下的故事，有十年前的故事，有几十年前的故事，还有一百年前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生活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等地，这是华语世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人有的是乡村教育志愿者，比如卢安克、萧望野；有的是幸存者，比如汶川地震灾民；有的是农民工，比如北京奥运工地上的建设者；有的是艺术家，比如黄永玉、张充和；有的是学者，比如李泽厚、刘再复、夏志清、王德威、孙康宜、张灏；有的是作家或编剧，比如萧红、许地山、刘震云、李樯；有的是导演，比如吴宇森、许鞍华；有的是商人，比如施永青。
与之平行的，还有卫毅自己和家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了一个“复调”的世界，不同的声音在此汇集，不同的命运互相交织。卫毅有一颗宽广而细腻的心，冷静而有感情，独到而又贴切，他为我们呈现了各种气象万千的人生，这是一幅充满了中国人百年冷暖悲欣的立体图景。
关于作者卫毅：
我叫卫毅，这是我的真名，大概姓卫的人少，有人会产生这是笔名的误会。1980年，我出生在广西一个叫平乐的县城。在县里从幼儿园读到高二，然后转学到桂林市读完高中。大学就读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在西北待了4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广西，在南宁待了4年。2007年，到了广州。2008年，到了北京。算是走南闯北。到2017年，我在《南方人物周刊》已经工作了10年，杂志版权页上的头衔变化依次是：记者、资深记者、主笔、高级主笔、采访总监。这提醒我，年龄已经不小了。许多时光流走了，我希望通过文字，能留下来一些。
视频：作者卫毅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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