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描绘汉代社会文化风貌，应以浓重的笔墨肯定对教育的重视。我们讨论过汉代童蒙教育的形式和影响。在汉代童蒙教育得以空前发展的文化格局中，在关于汉代“小学”教育对象的历史记录中，看不到明确的性别区分。然而汉代社会生产中男性未成年人承担较多的责任，家庭对于男性继承人也有较高的预期。就教育资源的社会分配，教育机会的获得比例来说，一般情况下，男童优越于女童。汉代教育史记忆中所见“圣童”“奇童”“神童”，似乎均为男性未成年人。汉代女童教育考察因而可以作为社会史研究、教育史研究、未成年人生活史研究值得关注的学术视角。
汉代女童教育包括文化知识传授、道德修养引导，以及生活技能训练等。汉代女童教育有著名的成功典型，如班昭、蔡琰等。东汉经学史的丰富内容中，可以看到女童热心研习的篇章。《女诫》作为儒学道德信条在女童教育中受到重视。对女性强制性的道德约束从童年时代开始的情形，妇女史研究者应当关注。汉代生活生产技能教育即所谓“女工”的培训，也在社会史中保留有珍贵的记忆。从钟会母亲对钟会早期教育的安排，可以推知她在儿童时代的学习程序。通过对“母师”的感念可知，女童教育影响了妇女生活的品质，也因知识女性对子女的教育，实现了文化的世代传递，从而明显有助于社会精神生活层次的提升。
汉文帝时，齐太仓令淳于公犯罪应当受刑。他的小女儿缇萦随父到长安，上书求赎父刑。《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十三年）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史记》卷一〇五《扁鹊仓公列传》：“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意，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意有五女，随而泣。意怒，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于是少女缇萦伤父之言，乃随父西。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书闻，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缇萦的上书感动了汉文帝，随即发生了废除肉刑的刑法改革。张守节《正义》引班固诗曰：“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缇萦故事构成中国古代刑法史中的重要情节。我们在这里更为注意的，是“少女缇萦”能够“上书”帝王，并且言语得体，文辞感人的事实。如果缇萦完全没有文化，就不会形成“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的感染力，也不会使汉文帝“恻然感至情”，自然也就不会有废除肉刑的法令。“少女缇萦”“上书”，“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或说“书闻，上悲其意”，故事不仅体现汉文帝的行政风格，也告知我们汉初女童的文字能力。人们很容易提出这样的疑问，缇萦“上书”，是亲自书写吗？是否可能他人代书呢？《汉书》卷七四《丙吉传》记载，汉宣帝亲政，“掖庭宫婢则令民夫上书，自陈尝有阿保之功。”就是宫廷女子请别人代为“上书”的例证。我们当然不能完全排除他人代缇萦拟写上书内容的可能。普通百姓上书似乎是汉代政治生活中常见的情形。但是考察汉代制度，“上书”“天子”，是十分庄重严肃的事，出现书写错误，将导致严厉的惩处。《汉书》卷八《宣帝纪》载“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的诏书文字，可以说明这样的事实。《汉书》卷三○《艺文志》：“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则明确提示相关制度的严酷性。《史记》卷一○三《万石张叔列传》记载：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石建的“惶恐”，不仅表现出其性格的“谨慎”，也反映“书奏事”出现“误书”文字事故时可能导致“上谴死”的严酷后果。考虑到这样的文化背景，则应当理解缇萦“上书”请人代书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章德窦皇后》记载：“年六岁能书，亲家皆奇之。”这是有关上层社会一位“六岁”女童具有文字书写基本能力的记录。
《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记述邓绥事迹：“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关于邓绥“六岁能史书”。李贤注：“史书，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前书》曰‘教学童之书’也。”《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是岁，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锺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云。”李约瑟说，这是在王莽的倡议下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科学专家会议”。所谓“《史篇》文字”，颜师古注：“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书也。’师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书也。’”《汉书》卷一二《平帝纪》记载此事，“《史篇》文字”作“《史篇》”。《汉书》卷九《元帝纪》：“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对于“史书”，颜师古注：“应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所谓“史书”、“《史篇》”、“《史篇》文字”，是当时文字学的基础，亦有古文字的性质。《汉书》卷三〇《艺文志》说，《史籀篇》“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又说：“《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邓绥“六岁能史书”，说明达到相当高的知识水准。“善史书”，绝非仅仅只是能够识字而已，而指具有可以参与执政的较高水准的文字学素养。《汉书》卷五八《兒宽传》：“廷尉府尽用文史法律之吏。”颜师古注：“史谓善史书者。”《汉书》卷七二《贡禹传》说到“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俗语又曰：“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汉书》卷七六《王尊传》说王尊“能史书”，《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说冯嫽“能史书”，与《后汉书》对六岁女童邓绥的评价是一样的。言“善史书”，除前引对汉元帝与“多材艺”并称的肯定外，又用以表扬著名酷吏严延年、汉成帝许皇后、东汉北海靖王刘兴、乐成靖王刘党、三国时名臣胡昭等。汉哀帝“年十岁，好学史书”，则是“童幼”喜爱学习“史书”的另一例。邓绥“十二通《诗》、《论语》”，当然也是早期教育获得成功的史例。邓绥15岁“与诸家子俱选入宫”。“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筭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似乎15岁“入宫”之后，学业承“曹大家”指导仍得继续。据《后汉书》卷五五《章帝八王传·清河孝王庆》，一位称左姬或称左小娥的后宫女子，也曾以“善史书”闻名：“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字大娥，犍为人也。初，伯父圣坐妖言伏诛，家属没官，二娥数岁入掖庭，及长，并有才色。小娥善史书，喜辞赋。和帝赐诸王宫人，因入清河第。庆初闻其美，赏傅母以求之。及后幸爱极盛，姬妾莫比。”大娥与小娥“二娥数岁入掖庭”，所谓“及长，并有才色”的“长”，未必成年。从“庆初闻其美”，“及后幸爱极盛”可知，“二娥”“并有才色”时，应当还是少女时代。又如汉顺帝梁皇后梁妠，“少善女工，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大义略举”。这位女子“永建三年”“选入掖庭，时年十三”。梁妠13岁之前所谓“好史书”事迹，或许可以联系前说汉哀帝“好学史书”事迹予以理解。关于汉代妇女文化学习的多数例证是上层社会的故事。大将军梁商因女儿梁妠有很好的学业与道德表现，感叹道：“我先人全济河西，所活者不可胜数。虽大位不究，而积德必报。若庆流子孙者，傥兴此女乎？”看来有一定地位的显贵家族，是比较重视女子教育的。“报”“德”“流”“庆”的期待也许只是潜在的因由，而推崇文化，应当已经成为传统。也有出身知识阶层的杰出女童。如《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袁隗妻》：“汝南袁隗妻者，扶风马融之女也。字伦。隗已见前传。伦少有才辩。”“伦妹芝，亦有才义。少丧亲长而追感，乃作《申情赋》云。”《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阴瑜妻》：“南阳阴瑜妻者，颍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聪敏有才蓺。年十七，适阴氏。”她的“才蓺”，应当在“年十七”出嫁以前已经有所表现。沛人刘长卿的妻子是“桓鸾之女”，言谈之中随口引述《诗经》文句。曾追忆“昔我先君五更，学为儒宗，尊为帝师”，地方行政长官“上奏高行，显其门闾，号曰‘行义桓釐’，县邑有祀必膰焉”，表示对其家族文化传统的尊重。马融之女、荀爽之女、桓鸾之女的表现，都体现出家族文化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到一般的平民阶层女子好学博闻的历史记载。《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写道，吴人许升的妻子“吕氏之女也，字荣”，“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荣尝躬勤家业，以奉养其姑。数劝升修学，每有不善，辄流涕进规。”许升妻“数劝升修学”事值得注意，而许升“少”的情节也值得注意。又如，“安定皇甫规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规初丧室家，后更娶之。妻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荅书记，众人怪其工。”安定人皇甫规的第二任妻子，所谓“不知何氏女也”即出身不详，应当不是名门。她写作能力很强，书法亦精，为皇甫规起草文书，看到的人都惊异其文辞的优美和缮写的完好。应当注意，所谓“善属文”，是对文化能力的很高的评价。《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籍对于兒宽、郑弘、陈汤、田邑这样的名臣，对于董仲舒、崔骃、挚恂、张衡这样的学者，对于曹植、王粲这样的大文学家，嵇康、沈友、薛综、縢胄这样的著名学者，也都是使用了“善属文”这样的文字。《汉书》卷九七下《外戚传下·孝成许皇后》记载：“后聪慧，善史书，自为妃至即位，常宠于上，后宫希得进见。皇太后及帝舅忧上无继嗣，时又数有灾异，刘向、谷永等皆陈其咎在于后宫。上然其言。于是省减椒房掖廷用度。皇后乃上疏曰：‘妾夸布服粝食，加以幼稚愚惑，不明义理，幸得免离茅屋之下，备后宫埽除。蒙过误之宠，居非命所当托，洿秽不修，旷职尸官，数逆至法，踰越制度，当伏放流之诛，不足以塞责。’……”许皇后自述所谓“妾夸布服粝食，加以幼稚愚惑，不明义理，幸得免离茅屋之下，备后宫埽除”，表明了出身卑贱的背景。“幼稚”，强调了未成年人身份。“夸布服粝食”，颜师古注：“孟康曰：‘夸，大也，大布之衣也。粝，粗米也。’师古曰：‘言在家时野贱也。’”许皇后所谓“聪慧，善史书”的声誉，产生于其人生的“野贱”时段。《后汉书》卷一〇下《皇后纪·灵思何皇后》说到一位因怀孕被杀害的后宫阴谋的牺牲者：“王美人，赵国人也。祖父苞，五官中郎将。美人丰姿色，聪敏有才明，能书会计，以良家子应法相选入掖庭。”所谓“能书会计”，频繁见于河西汉简关于基层官员能力考核的文字记录。李贤注：“会计谓总会其数而筭。”这位“聪敏有才明，能书会计”能力的形成，是在“应法相选入掖庭”之前，可以体现出她接受早期教育的收获。王美人以“良家子”身份“选入掖庭”，虽“祖父苞，五官中郎将”，父亲没有在史册留下记录。她具备“聪敏有才明，能书会计”的能力时，身份应当并不高贵。《古史性别研究丛稿（增订本）》是我国著名秦汉史专家王子今先生关于性别史研究的力作。书稿对我国古代性别史尤其是秦汉性史做了细致入微的考察研究，在坚持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做到了学术研究前沿性与创新性的结合，为我国古代女性的生活场景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现象空间。
内容简介
本书从性别研究视角出发，对我国古代神秘主义文化、秦汉性别关系、简牍及文学遗产中的性别史料进行多重证据的考察研究。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进行性别史书写的典范力作，为世人高度还原了古代女性的喜怒哀乐及生活场景，极具学术及文献价值。
作者简介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鸿国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出版《秦汉交通史稿》《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女子从军史》《秦汉儿童的世界》等学术专著40余种。
目录
一篇 性别视角的古代神秘主义文化考察
平利女娲故事的发生背景和传播路径
论女娲神话源生于西北山区
汉代“嫘祖”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影响
说“盐水神女”
战国秦汉时期的女巫
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
二篇 战国秦汉性别关系史论说
“吴起杀妻”论
秦国上层社会礼俗的性别关系考察
秦史的宣太后时代
论秦宫“㯃娥之台”兼及“秦娥”称谓
秦始皇的情感生活——兼及秦始皇是否立皇后问题
吕太后的更年期
战国秦汉时期的女军
“姬别霸王”的历史记忆和“虞美人草”的文化象征
秦汉时期的女工商业主
汉代“乳舍”及相关问题的社会史考察
汉代的女权
汉代的女童教育
性别的政争：“巫蛊之祸”与征和时期的帝后关系
情爱的幻境：方士为汉武帝夜致王夫人事
秦汉时期的双连杯及其民俗文化意义
三篇 简牍性别史料研究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性别史料辑考
张家山汉简《贼律》所见“妻悍”“妻殴夫”等事
张家山汉简《秩律》四“公主”说
“偏妻”“下妻”考——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读札记
张家山汉简《贼律》“叚大母”释义
居延汉简“歌人”考论
居延汉简女子婚龄资料考议
秦汉“小女子”称谓再议
汉代军队中的“卒妻”身份
说走马楼简所见“小妻”兼论两汉三国社会的多妻现象
三国孙吴乡村家族中的“寡嫂”和“孤兄子”
走马楼竹简女子名字分析
四篇 文学性别史探讨
南宫公主的婚事——澄清汉匈和亲史的一个情节
驿壁女子题诗：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特殊遗存
“女儿国”的传说与史实
明清竹枝词所见女子“卜钱”风习
明清竹枝词所见女军史料研究
《乌江竹枝》：清代劳动妇女生活的写真
2004年版后记
增订本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