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林场
4月20日午后，三位来自天南海北不同地方的外地年轻人，在四川省什邡市天鹅林场深处服毒自杀。继4月4日天门山跳崖事件之后，这是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二次陌生人相约自杀事件。
和上一次有所不同的是，这次事发后，相关的信息极为匮乏：死者有没有留下遗书、他们生前经历了什么、为何走上绝路，至少目前我们都一无所知。在舆论场上，这几条年轻的生命沉默的最后呐喊，看来很快就会被淹没。
最早披露此事的是“网传”，当地公安局的回应是“此事不方便透露”。昨天终于通报此事时，末尾也有一句警方提示：“为尊重逝者隐私，请勿传播相关视频、图片等信息，避免对死者亲属造成二次伤害。”
这是国内应对“负面事件”时最常见的做法：不要去谈论它，就让它这么过去，就像从没发生过，尤其是不能让消极情绪传播开来，引发效仿，颠覆现有的日常秩序。此时，死者家属的情绪就成了一个最方便的理由。
应该说，这种考虑也不是没道理。1774年，歌德发表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后，德国社会被这个年轻人在觉醒之后苦闷的反抗意志所感动，一时不少人自杀殉情。1903年，日本高中生藤村操在华严瀑布自杀，遗书中诉说对宇宙和人生意义“不可解”的痛苦，虽然警察砍伐了刻有其遗书的树、停发印有其遗言的畅销明信片，仍不能阻止许多人来此朝拜、效仿这一“哲学之自杀”，九年之内竟有多达200余人来当地投潭自尽。
这次天鹅林场事件后，我第一反应也怀疑这是对天门山相约跳崖的模仿，但如果是，那行动也太快了，更可能的是：这次的三人原本就有相似的处境和意向，只是别人的举动刺激了他们采取最后的行动。
如果是这样，那顺理成章的推论似乎是：新闻报道和公共讨论可能加速了他们的自杀。这是一个让新闻人深受困扰的两难：报道，也许推波助澜；压着不报，又不符合新闻伦理，何况这种不让报的社会更让人压抑。
避而不谈就能让事情变好吗？我不这么认为。
公共讨论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关的讨论是否激发社会效仿，这是没有人能控制的事态。新闻人没办法承担无限责任，因为社会的反馈链条太长了，不可能预见并控制每一个环节，也就不可能为此负全责。
何况，你不报道、封锁消息，难道社会就真没渠道知道了？不会，只是媒体公信力渐渐丧失，人们转而从小道消息来获取谣言。严厉压制的结果，就是使这种行为更进一步地下化，而相约自杀的真正原因更是得不到公开的讨论，遑论解决了。
难就难在这里：公开讨论或许引发效仿，但压制又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那究竟应该怎么办？这就催生出这样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应对举措：一边管控公开谈论，秘不示人，另一边设法悄悄去解决问题。
每次发生这样的悲剧后，都会有这样一波应对，有些老师说，对学生的要求已经放宽到“不自杀就行”，不少学校加紧排查有抑郁倾向的学生，强化心理干预，甚至要求学生签署“不自杀承诺书”。有人吐槽，被这么一通干预下来，自己好不容易控制住的抑郁情绪又爆发了。签什么“不自杀承诺书”当然也毫无用处，只不过有了这样一份承诺书，再出事就算是你“违约”了，至少学校可以撇清责任，然而正因此，学生们更意识到这种干预的本质不是在帮助自己，而是冷酷无情的免责，让系统运行排除隐患，这让看清楚这一点的人进一步丧失了希望。在我们社会，还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声音认为，为了阻止悲剧重演，有必要“宣扬正能量”，让年轻人免受消极影响。这次天鹅林场事件发生后的报道里，就有评论断言：“肯定有什么人蛊惑年轻人自杀。”但底下就有人反问：“还需要蛊惑？”
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些相约赴死的年轻人既不是一时冲动，也未必是受他人蛊惑而过度悲观，相反，这完全有可能是他们看清社会现实之后自主、自愿之举。他们之所以能激发社会公众的共鸣，原因也就在这里，太多人虽然“强忍着绝望生活在这世上”，但都能理解生存绝望，在天鹅林场自杀事件的视频报道底下，点赞最高的一条留言是：“人间不值得，别来了。”
也因此，将自杀者视为行为异常的边缘人加以有针对性干预的做法无法成功，因为他们恰恰是正常人，不正常的是这个社会本身。这个社会不在乎个体的感受，只要求人服役，干好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劳动，你要以任何理由逃避服役，就要锤你。在网传的一段微信对话里，一位老师告诫学生别想不开，谁也不许跳楼，“千万别干傻事！凡是跳楼的，期末考试一律给0分！”不管这是无意识的流露，还是残酷的玩笑，乃至是杜撰的梗，它倒是道出了当下社会荒诞的真相：安排好的人生没有退出机制，谁要退出就得受惩罚。从这一意义上说，自杀是工具人在觉醒之后最决绝的反抗。这两天，也有不少人提到史铁生《我与地坛》里的一段话：“你说，你看穿了死是一件无需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便决定活下去试试。”这当然不失为冷静的“向死而生”，但其实并不能回应当下工具人的处境，甚至截然相反，因为在史铁生这里，“活着”才是对命运的反抗。对卑微的个体来说，生死有着不同的意味。小说《微物之神》就刻画了这样一种小人物的生存：他安静、懂事、不扰人，能融入任何所在之处的背景之中，以至于“对于一个观察者而言，他几乎是不存在的”。可想而知，也没什么人在意其生死，因为“在他生存的社会里，一个人的死可能比他的生存更有利可图，而这一点并不是他的错”，对他来说，死亡是一件很平静的事，因为那“不是死去，只是不再活着”。在这两次的相约赴死事件中，至少有一点似可确定：他们只能找到和自己相同处境的人一起行动，却找不到能理解、支持、帮助他们的人，这样，他们的抱团取暖成了一种不断自我否定的内循环过程。看似奇怪的是，这种绝望的内省能给人带来难得的内心平静，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解脱感：“没救了，突然觉得，人不焦虑了。”问题还不在于他们的处境有多糟，而是这强化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脱节。在这个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是比生存条件的匮乏更加绝望的，此时，可能另一个世界还更显得像是“归宿”。就此而言，这个小团体其实是他们最后的归属，甚至比生命本身更重要。我原本是希望他们哪怕在此世找不到归属，至少能在找到彼此后，从小团体的相互理解中开辟出新路，但看来这对他们来说太难了。自杀也需要行动力、执行力，一个人往往下不了决心，所以有人说，有的人之所以没自杀，不是因为别的，是“懒”，把这事给拖下来了。然而，如果三四个人一起，就能更坚定地执行了下去，并且事先可以做好周密的安排。在天门山事件中，四人在跳崖前还服毒了。一般媒体分析都认为这是为了“双保险”，说明死志已决，但我猜想还有另一重考虑：避免万一跳崖没死，摔成了残疾。最令人遗憾也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这个有归属感的团体反倒是更坚定地去执行自杀，他们把自己仅存的气力都放在了尽力去离开。这些看似是个案，但在我看来，每一个这样的事件都折射出当下社会的精神危机：我们所生存在其中的社会高度世俗化，却缺乏精神寄托，人们难以找到生活的意义感。之前谈到这一问题，有留言说，心里绝望的人，最好自杀前去教堂坐会儿，但底下就有人回复：“没有教堂。”当然，没有哪个社会能杜绝自杀现象，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活得快乐，很多私密的内心黑暗，再能干的公共机构也难以介入，但至少，当人们想要求助时，让他们能有所选择，而当他们愿意讲出来时，也有人能倾听，得到响应、讨论和正视。这就是我想说的：要真正解决相约自杀的问题，他们就首先需要被看见，让他们的处境进入公众视野。真相可能令人不适，搅扰生者的日常生活，影响系统的顺利运转，然而，如果不能看到具体的人，反思隐藏的结构性问题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