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中专生!
不管何时何地,只要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士介绍自己是中专毕业,无论他(她)是下岗的自由职业者,还是春风得意的职场达人,我总是发自内心地肃然起敬:哦!中专生!
在中国,1966-1976年这十年是没有中考高考一说的,文革后期,理论上有,但是由组织和“贫下中农”推荐。也就是说,成绩不太重要,赵本山的铁岭老乡张铁生试卷考零分都能被“推荐”上了大学,化学基础几乎为零的初中生,也能被推荐到清华大学直接读化工专业。
某中专学校毕业照
1977年,邓小平重新上台主持工作,拨乱反正,才有了真正意义的高考和中考,人生机遇才开始在无数个没有家世没有背景的年轻人面前打开。
高考且不说,只说中考:成绩最好的,上中专,成绩第二梯队的,上重点高中,第三梯队的,普通高中,最差的,落榜回家。
落榜回家又分两种:农村户口的落榜,回家扛锄头种地或者当兵(当兵回来继续扛锄头种地),城市户口的落榜,依靠父母的单位解决工作,或者招工招干(只针对城镇户口),若当兵,退伍回来也铁定有工作。
有个农村出身的男同学,曾向我大胆表达过愤怒:人人生而平等,凭什么他们(指城镇户口的人)考不上,就理所当然有铁杆皇粮?而我们农村人,非得拼命地考,才能有个工作?!
当然,无人回答他。解答这个问题比陈景润当时解答哥德巴赫猜想还难。
毫无疑问,上中专就成为无数个农村和小城镇孩子们的中国梦,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人生大目标(不是人生小目标):三年毕业后,不但分配工作,而且还有国家干部的身份。
按我们初中校长几乎每天耳提面命循循善诱的话:“你要是考上中专,你娘老子陪你到公社迁户口时,你老子要是心情好,可以递支烟给办事人员抽,若心情不好,笑脸都不用陪,他照样乖乖给你办!”
去年有个全身穿阿玛尼名牌的14岁少年,列席深圳政协会议,提议不能以高考分数一锤定终身。网上很多人叫好,认为言之有理,总算给孩子们说了话!
阿玛尼少年
可若稍有脑子,就会想一想:如果不唯分数论,平民家庭的孩子拿什么与富贵人家的孩子们拼?拼钢琴还是拼马术?还是拼家里的关系?后者的游戏,恐怕没等平民子弟整装进场,门就关上了:“私家场地 非请莫入”。
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办主任蔡荣生几年前因职务犯罪被判重刑,震惊一时。山西一名煤老板花巨资打通他和其他环节,14岁的儿子就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进了人大,平民子弟只能望洋兴叹吧?
分数,是最公平最公正的尺子。以分数作敲门砖的中专生,在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下,为了获得本应是人人平等、生而拥有的东西,在他们还是青涩的禾苗时,就自愿被过早收割,做了青黄不接季节里的当家粮,在他们还是未成材的小树时,就自愿被砍伐,稚嫩的肩膀做了大梁,过早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学者资中筠说过:1949年以后的清华大学是“聚天下英才而毁之”,她说的是教育的僵化对学生的损害,是从另一角度看问题,而当年的中专生,可以说:是聚农村英才而用之。
有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这个国家成立几十年了,培养了这么多学生,为何没有培养出民国时代那么多的大师?
原因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当多有才华、有潜质的少年过早失去了接受基础教育的宝贵机会,过早分流向谋生的职业教育,失去了向更高的学术山峰攀登的机会,失去了在自由王国主宰自己命运的机会。
有个段子,说三十年前,一所大学的老师在课堂上直言不讳地说:你们别以为你们上了大学就是人才,人才都在隔壁呢!(隔壁是一所中专师范学校)
无疑,改革开放后,中专教育制度为当时百孔千疮的基层教育、为百废待兴的农村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我小学三年级时(当时“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已三四年),学校来了师范学校的十二个中专实习生,这可能是文革以来我们这个乡镇小学第一批有正式学历的老师了。
这十几个老师也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年纪,现在看来也还是少年,但给我们这个沉闷的乡镇学校带来了全新的感觉,按文艺的话说,他们是人间三月的清风,四月的蓝天。
我们这些小孩子,实在是太喜欢他们。其中有个实习老师叫董学佳,腼腆爱笑,是个文青,他给我们看他带来的书,我印象最深的是青年丁玲写的《母亲》一书,页上,清秀的丁玲与母亲在一起,这些书,比起一成不变的抬稻穗学雷锋的故事,太有意思了!
丁玲《母亲》
而学校里基本都是文革中完成学业的民办老师洗脚上岸。记得有位民办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讲解叶圣陶的《记金华的双龙洞》,把臀部读成殿部,全班同学都摇头晃脑地跟着背诵:“到殿部,到脚跟,没有一处不贴着船底了”。我到了初中,才知道那个字不读“殿”。
很遗憾的是,据说后来董学佳老师毕业后在工作中受到刺激,精神出现问题,后离家出走,客死在异乡的街头。其他十来个实习中专生,后来基本都改了行,有进了税务局的,有当了乡镇干部的,基本无人再做“孩子王”。
从1977年算起,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左右国家停止分配工作、中专几乎无人问津,这15年里,每个县就算有中专生3000人,一个省就有20万,全国就有六七百万人,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时光流逝,中专生们已步入人生的中年,他们呈纺锤形分布:失意沦落在社会最底层的,是极少数,位高权重或者身家不菲的,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是纺锤的中间部分。
在本应最需要接受基础教育人文教育的时候,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求学机会,失去了自我提升的空间,用自己的青春为贫困的国家、为贫困的家庭买了单。他们是我们这个并不完美的社会的中坚,承担着社会和家庭的双重责任。
他们一直在负重前行。就如三十多年前一首很有名的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头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
勒进你的肩膊
祖国啊----
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
是你的九百六十万平方总和
我也一直记得二十三年前的一件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人民大学。
从人大西门进来,迎面是块刻有“实事求是”四个字的大石头,大石头后面,是一个小花园。那是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天很黑,没有月亮,我上完自习,照例来花园坐一坐。
人民大学校园
突然身边出现瘦瘦的一个人,天黑,我看不清他的模样。他在我身边的石头上坐下,开口说话了:
“同学,你是人大本校的吧?我是来人大参加研究生复试,南方人。今天总算复试完了!想跟人说说话。我是个中专生,家里穷,为了饭碗,就上了,可我不甘心啊。我父母都是不识字的文盲,村里的干部和村霸都欺负我家。我发誓,我将来一定要到中共中共办公厅或者国务院办公厅工作,我要让那些欺负我家的人后悔一辈子!到我家赔罪!我边工作、边准备研究生考试,真是太辛苦!可为了考人大,我什么苦都能吃!人大号称是中央第二党校,进了人大,一只脚就进了中办(国办)!”
”因为你不认识我,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所以我才敢对你说这些心里话。明天太阳升起,你就会永远忘掉我这个人,忘掉我说的话。”说完这些,他就消失在黑暗中,我呆呆坐在花园里发愣。
二十来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忘记黑暗中的这个人,没有忘记他的话。衷心祝愿他梦想成真,也更祝愿:他若如愿以偿进了中南海进了大内府,能放下心中的纠结,以德报怨,善待每一位乡亲。
我身边的一些亲朋也这样:先上中专,落袋为安,等毕业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和饭碗,再考大学或研究生,曲线救国。但说易做难。毕业后,起点低,又马上面临恋爱结婚以及工作压力,光是高深的外语,就不是一般人靠自学能啃下的骨头。很多人都在遗憾中被迫放弃了这个梦。
一位农校毕业的中专生,四十一岁就当了县委书记,堪称人中龙凤了,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一直耿耿于怀自己因为家贫而没能上大学。
等他们放弃梦想,准备在本职工作中踏踏实实出成绩时,又遇上唯学历论唯文凭论的年代,甚至在下岗分流潮中自生自灭。中专生,抢占的社会先机变成“后机”。
他们这些以前的尖子生(现在叫学霸),或许也还经常聚会,感慨议论哪些同辈人做了博导教授,哪些人仕途顺利,为他们骄傲的同时,也找寻自己往昔的光荣与梦想。
确实是有脱颖而出者。不完全统计,仅是安徽,十六个地级市中,至少就有两个市的市委书记是初中中专出身。他们是中专生的优秀代表。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副委员长张平,更一直坦然以中专学历(银行学校毕业)亮相。网民直呼这是中国含金量最高的中专学历。敬他是条真汉子。
相比之下,我在今年3月23日看到这么一则干部任前公示:
这位女士相当年轻有为了,34岁就傲视群“雄”,巾帼挫败须眉,荣升团市委书记,但学历则是个含含糊糊的“某某工商学院同等学力教育”。
有网友想当然地以为组织部的文字水平不行,把学历错写成了学力。
组织部门这么正派严谨,怎么可能会弄错?
同等学力是个什么东东?用大白话说:“没有取得国家承认的学历,但达到了那个水平和能力”。社会上几乎所有用人单位,都是不认可“学力”一说的,但党政系统认账,中组部为此发过文。
2017年34岁,推算应是2001年18岁时高中毕业。正是全国高校扩招最疯狂的时候。据官方数字:当年参加高考人数是454万,录取260万,如此天时地利人和,竟然未能考上本科(哪怕三本)!确实只能说遗憾。
四五十岁的干部,迫于当年的求学环境,取得个继续教育的学历,是可以理解的,而三十出头的杰出青年,还是个支支吾吾的“同等学力教育”,虚晃一枪,回马就走,真让人分外怀念中国当年的中专生们。
哦,中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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