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官员爱写豪华版作文？
中央党校第16期县委书记研修班最近结业，一名县委书记在结业典礼上作为学员代表发言，发言稿语惊四座，进而流传到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
它是这样写的（部分）：
——走进中央党校，方知厚实博大、源远流长；走出中央党校，定要征途如虹、从善如流。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知识的海洋非常宽，榜样的力量非常大，奋斗的路上非常美。
——三千年读史学习有归期，九万里悟道践行无穷期。把忠诚刻在心上，把担当扛在肩上，把落实抓在手上。
——在战略部署上扣扣子，在责任履行上担担子，在任务落实上钉钉子，一个方向、一个声音、一个步调，不搞选择、不搞变通、不打折扣。
——现场是最好的学校，实践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
——我们必须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与群众交心谈心、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心心相印，做到民有所呼我必有应、民有所想我必有思、民有所难我必有解、民有所需我必有为。
——我们要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民生是第一目标，安全稳定是第一责任，脱贫攻坚是第一大事。
——我们要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要有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
无独有偶，另一位隔三差五在中央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地方大员，也特别喜欢用豪华装修的文字，爱用排比，爱用对仗，爱开中药铺子一二三。比如谈一把手如何开展工作，他写道：
要做到任务面前不摇手，靠前指挥不甩手，遇到难题不缩手，精心施工不失手，面对诱惑不伸手，带好队伍不松手，功不告成不撒手……
这些豪华句式，形式远大于内容。对上，有语言贿赂之嫌，是腐败的一种；对下，说了一百句，等于一句没说，是另类形式的“四风”。
一名在基层工作多年的干部说：以他多年的经验来看，凡是会说的，一般做得都没有说得好。
古往今来，夸夸其谈、巧言令色而误大事的例子很多。
战国时期，赵国的将军赵括，自幼“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后来他实地领兵打长平之战，溃不成军，所率的40万将士被秦军俘虏活埋，自己也被敌方射杀。纸上谈兵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为什么有些官员喜欢用豪华版文字呢？因为可以显示自己特别有水平。
俗话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在他们看来，文章如靓衣，如金粉，以为穿了美服、涂了金粉，就是脱胎换骨，其实大家看得很清楚：哦，原来没穿衣。
费尽心思写豪华版作文，可能还有下述心态：一是自恋文笔口才，有自我造势的冲动，二是紧追潮头，企望引起关注，能顺势上位。
写文会写排比句、讲话会讲顺口溜，并不等于就有真才实学。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而靠华丽辞藻堆砌起来的文章，是“空对空导弹”，讲起承，讲转合，看似磅礴铿锵有气势，实则虚无缥缈打太极，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我们国家，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市县、乡镇干部，工作务实、讲话为文接地气的官员很多。
解放战争时期，每年“五一”中共中央都会通过党的媒体发表社论。1948年“五一”前，时任宣传部门负责人的廖承志给中央发电报：“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
廖承志生性幽默，喜欢开玩笑。毛泽东平时爱说“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于是廖承志就信手拾起这句话。据说周恩来接电后笑了：“这个小廖，吊儿郎当的！”中央五大书记看完电报更是大笑。
笑归笑，电报却引起中央高度重视，随即发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政治主张。在诙谐欢快的气氛中，“五一口号”迅速形成，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反响。
毛泽东当年论民主党派，曾形象地说：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李瑞环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说：我是一个木匠，木匠是玩斧子的，斧子不听话我要你干嘛？
改革开放之初，党内大才子、福建原省委书记项南，亲自动笔给《福建日报》写社论，连标点符号在内，从头至尾只有122个字（不到今天一个微博的字数）：
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下去？
今天本报又公布了两个重要案件，坏人受到揭露处理，这很好。
有些问题群众看得很清楚，干部也有很多议论，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常明白，但就是处理不下去，而且长期处理不下去，为什么？
一是自己屁股有屎；
二是派性作怪；
三是软弱无能。
这篇社论四两拨得千斤重，清新质朴，无一字难认，无一处难懂，众望所归，获得1982年全国“好新闻奖”。
新形势下，“扶贫要用绣花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打老虎”“拍苍蝇”等等，都是来自民间的平实语言，中央高层吸收之，运用之，挺好。
一位在田间地头卷裤脚成长起来的县委书记，熟悉基层情况，了解百姓所思所想，他说：“苍蝇从我面前飞过，我也能认出是公的还是母的。”
一名村干部这样宣传男女平等：“谁说面条不是饭？我看面条也是饭，妇女也是人！”
这些说话接地气的实干者，语言朴实无华，是源于实际工作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自信，做事诚平恒，行文才会简浅显。
官员若无底气，心就发虚，就只能靠趴在书桌上翻书“掉书袋”，写出来的文章再华丽，也是山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只能虚晃一枪，回马就走。
文风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是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所言：“当我们惊呼社会上出现某种文风时，它早已跨山越水，穿堂入室，成了气候。”
一百年前，李鸿章自嘲是“大清的裱糊匠”，意即把房子的外表打理得好看就行，至于房子是否牢固，不在考虑之列。
直到现在，裱糊精神依然还融化到某些官员的血液里、渗透到骨髓中。连锒铛入狱的官员写忏悔书，依然追求字字对仗、句句排比，像秋天南飞的大雁，“一会排成一字形，一会排成人字形”，语不惊人死不休。
就如最近“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中展出的某正部级官员的忏悔书手稿：
我感到了痛，深及肺腑；我充满了愧，无地自容，我无限地悔，肝肠寸断。我诚恳地向组织认错、悔错、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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