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个国家在走向文明和富强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前人惨痛的人生作“药引”,至少这受难的普罗米修斯能铸成一座永恒的雕像,指引我们在他毕生高倡的民主和科学大道上更快地驶向理想国。在重庆采访之余,我来到主城区百余里之外的江津,拜谒陈独秀旧居。
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将关押了五年的陈独秀从南京监狱提前释放。此时的陈独秀已是家破人亡——两个优秀的儿子、同为党的早期领导人陈乔年、陈延年牺牲后,陈独秀的前后两任妻子高晓岚、高君曼和长女玉容都因悲伤过度而陆续离开了人世。陈延年:陈独秀长子。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7年在上海英勇就义。他与父亲、弟弟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党史唯一。陈乔年:陈独秀次子。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组部副部长;1929年牺牲。2009年,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共同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陈独秀出南京,奔武汉,颠沛长沙,流落重庆,在江津的鹤山坪安顿下来,清苦自持四载,最终在穷困和孤寂中客死在这异乡的土地。陈独秀旧居离城区尚远,蒙蒙细雨中车子在泥泞的盘山道上九拐十八弯,终于停在半山坡上一座石墙围合的院落前。
这是幢青竹环抱的三进平房,占地约五亩,围墙由一块块巨大的条石砌成,故被称为“石墙院”。上世纪九十年代,江津政府出资把居住在这里的几十户居民陆续搬迁出去,整修后将其辟为“陈独秀旧居”。陈独秀避难到重庆前,他的世交好友邓仲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伯父)在江津开了一家诊所,邓力邀独秀先生来他家居住,但邓仲纯的悍妻却担心受陈独秀牵连而拒客于门外,进而恶语相向。陈独秀写给三子松年的信中也如此记载:“幸亏你们与祖母未同来。竟遭邓太太拒之门外。”一生傲气的陈独秀哪里受得了这种侮辱?“若不碍于行李拖累,定然马上重返重庆”(陈独秀致松年信)。幸有江津乡绅杨学渊仰慕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旗手、五四运动总司令”的名声,盛情邀请他位于鹤山坪的祖屋石墙院居住,他担心陈独秀无功不受禄,就以修订杨氏家谱、整理先人遗稿之名相邀。江津邓氏家族也慷慨伸出援手。在石墙院里,我久久伫立在陈独秀生前居住的两间偏厢房里,室内光线昏暗,泥地面潮湿阴冷,只有一床、一桌、一椅,简陋之极,隔壁的耳房里陈设有陈独秀躬耕垄亩的农具,一如当年……陈独秀与党的历史上另一位悲剧人物瞿秋白是何其相似——同是在热爱的治学兴趣与政治责任之间义无反顾选择后者,秋白柔弱,被排挤出党的领导核心后,抱着病体默默隐忍迫害,承受对他“最无情的斗争”,甚至对妻子杨之华这“最亲爱的人”都不肯吐露内心的痛苦;独秀刚烈,一巴掌被打翻在地后,拍案而起,奋起反击强诿于他的种种罪名。但党的这两位早期领袖生前却都未能逃脱“被自己的人按住了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的悲剧命运。身后更是长期一个被污为“叛徒”,一个被指为“汉奸”。好在历史并不永远都是政治的婢女。近年来陆续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表明:1923至1927年间,苏共(联共(布))政治局就中国共产党的各种问题开了122次会,做了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决议,事无巨细遥控指挥年幼的中共。在权势如日中天的斯大林眼里,中共不过是个胎毛未净的“中国支部”,而陈独秀以“支部书记”身份之低微,一次次与以斯大林为核心的共产国际进行抗争!大革命期间,陈独秀抵制共产国际的决定,反对加入国民党,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危急关头也曾部署反蒋计划,但被斯大林压服,陈独秀再反抗、斯大林再压服……。直到南昌起义前夕,莫斯科还十万火急发来斯大林亲自决定、布哈林亲笔签字的电报,反对中共武装暴动!但是,一切责任都推向陈独秀,一切错误都给了陈独秀。“陈独秀这个人,不管他有怎样的弱点,但他毕竟是一只雄狮,人家可以打败他,甚至可以杀死他,但你休想叫他乖乖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将全部责任往陈独秀头上一推。陈独秀如果肯和斯大林合作来串演这出悲喜剧,自认全部错误,以来洗清斯大林的罪过,那么,陈独秀不仅可以在共产国际当要人,而且多半还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偏偏陈独秀不是个软骨头的政客,偏偏他撞得头破血流还要独立思考,终于陷入被多方夹击的困境,不,是绝境!“看他表面冷淡,与人落落寡合,实则胸怀俊迈,富于热情......入死出生,历百折终不稍挫......” 操风琴摄于江津陈独秀旧居陈独秀一生东奔西走,反满清,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老子党”,反法西斯,反“托派”……,八次被通缉,五次坐监牢。1937年最后一次获释时已是一身疾病、心上有“无数伤痕”的老人。出狱流落到武汉后,董必武代表党中央出面,让他写份书面检讨,就可重新安排回中央。陈独秀傲然:“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命令陈独秀到莫斯科反省,陈独秀坚拒:“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去请教外国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要反省,我在中国反省,绝不去莫斯科!”恼火之下的斯大林亲自在办公室里约见张国焘咨询对策,甚至担心陈独秀会筹钱另办报纸另行组党(张国焘《我的回忆》)。
“蒋介石杀害了我的许多同志和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陈独秀这样答复奉蒋介石之命来拜访他的戴笠和胡宗南。是江津人民以博大的胸怀收留了陈独秀,“何处乡关感离乱?蜀江如几好栖迟”----贫病交加的陈独秀在江津的石墙院里这样抒怀。在这个院落里,陈独秀抱病写下《小学识字教本》这部近代史上的文字学杰作,用科学的方法将中国文字重新分类(作者注:小学指文字学,类似于《说文解字》,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小学).
他也为外面的书馆编书,挣点稿费糊口,“馆中倘能信任,必有与钱相当之稿与之,不至骗钱也”(陈独秀致台静农信)。但生活实在太艰难了!他“家徒四壁,只有几张破桌椅和耕种生产的一堆土豆”(包惠僧回忆录)。在给四川友人杨朋升的信中,陈独秀多次写到:“一年半前…一斗米价只三元,现在要七十元,长此下去,实受不了!...弟尤为困难”,“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命耳!”在这个院落里,陈独秀宁可典当度日,也拒绝达官显贵们送来的钱物:“我不要你们的救济。”而面对北大同学会寄来的三百元钱,他“且感且愧”,面对共产党旧部拿出的一百元钱,他热泪盈眶:“这些钱应该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照顾烈士的遗孤。在这个院落里,陈独秀“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奋笔写下多篇政论:《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被压迫民族之前途》、《我的根本意见》…….在这个院落里,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最终形成了以民主为核心的“最后见解”。他石破天惊,宣布“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而且“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他反对斯大林,但更多是剖析产生斯大林的独裁制度,他提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把现实与陈独秀的预言相对照,不能不惊叹他的判断是多么准确!
但是,如果仅仅是惊叹于这位思想家的前瞻,敬慕于这位革命家的执着,后人是否依然只流于把栏杆拍遍的浅吟低唱?如果悲剧谢幕后,观众仅仅是掏取红巾翠袖,为主人公的坎坷命运揾一把英雄泪,曲终人散走出剧场,清泪随风而逝后,那最具价值东西的撕裂还有什么意义呢?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回忆党内路线斗争问题时说:“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蔡元培先生也称赞:“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坦荡磊落,是人性的光辉,是灵魂的高贵,而在铁血的政治斗争中,莫非它注定成为党的领导人置自己于灭顶之地的阿喀硫斯之踵(软肋)?瞿秋白临刑前在《多余的话》中叹息:像自己这样一个“文人积习未除”的“半吊子文人”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实在是“历史的误会”! 陈独秀何尝不是如此?“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明明是个可以躲进小楼安享人生的大学问家,却扯起政治革命的猎猎大旗冲在最前列——怀文人的理想而弄历史的大潮,抱人间的情怀而盗天神的火种,却低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复杂和吊诡无情而几乎永世不得翻身。如果说,一个国家在走向文明和富强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前人惨痛的人生作“药引”,至少这受难的普罗米修斯能铸成一座永恒的雕像,指引我们在他毕生高倡的民主和科学大道上更快地驶向理想国。1980年 ,陈独秀三子陈松年(右二)、孙女陈长璞(左二)在安庆陈独秀墓地,左一和右一为安徽电视台工作同志。这一年才敢在墓碑上标出陈独秀三字。
作者简介:新闻人。出生于安徽,国际政治专业,曾任驻中东记者。想看作者的更多原创文章吗?长按下方二维码,关注她的公众号:有风来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