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精英眼中全球化对西方最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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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的精英们而言，全球化最重要的后果是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中国的回应，不仅见证了国际政治经济中权力和财富的深刻转移，而且还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辩论。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后来者居上，中国甚至被期待取代美国在经济上的领导地位。这场辩论的结果是美国决定重返亚太和推动TPP的签署。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各种西方机构的报道和预测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上取代他们的担忧。在这些预测中，高盛2007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影响最大。根据这份被广泛征引的报告，到2050年，在现G-7成员国中，只有美国还能保持世界7个最大经济体之一的资格，剩余的六个国家将被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所取代。 中国的经济规模会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另一份由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在2013年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60年，中国和印度GDP的总和将超过所有现OECD成员国的总和。
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生产体系，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并迅速同时在高技术、中技术和低技术产业获得竞争力。早在2004年，美国二战后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认为，大卫·李嘉图在两百年前提出的比较优势这个概念一直是现代经济学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但是这个概念已经不能再帮助我们理解21世纪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是劳动分工，其中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发达国家则致力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在中国发生的则是，它不仅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且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有很强的竞争力。萨缪尔森描述的这个情景在美国的智库、学者、大众媒体、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中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日益紧密，这被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称之为“中美国”（Chimerica）。这种关系导致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兴起。在这种秩序下，高储蓄的亚洲国家通过提供贷款和出口与高消费的西方国家之间发展出一种高度的相互依赖。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初的安排相似，亚洲货币与美元之间有固定汇率，尽管在这个新秩序中亚洲政府有时对外汇市场进行单边干预，以阻止本币的升值。为了防止再次遭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欧美国家的无情对待，亚洲国家从1999年起都消除了经常账户赤字。
中国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回应及其后续发展，进一步改变了西方对中国潜力的认知，中国政府在最初阶段采取的空前的财政刺激政策（投入四万亿人民币）在西方国家造成了轰动。很多西方评论家开始辩论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和西方式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在“历史的终结”的环境中“自娱自乐”了二十年后，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突然面对来自“北京共识”的巨大挑战。这种被误导的认知最初有经验证据的支撑：如果以GDP增速而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在2008年到2010年期间表现很好。这是因为27%的年度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可谓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反周期手段。中国政府注入的4万亿人民币创造了一个经济泡沫。中国地方政府急于出售土地并借下巨债去保增长，而这个增长又是房地产市场推动的。尽管中国财政刺激政策的消极影响早在2010年已开始减少，但是它对美国辩论的影响已经大到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
引用本文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VS 逆全球化》，主编：王辉耀、苗绿，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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