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对西藏的密战（2）：外务省的高级间谍与关东军的“菜鸟”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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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抗战时期日本对西藏的密战》（1））

二、日本外务省的高级间谍青木文教

作为搜集西藏情报主要管理机构的日本外物省，其收集情报的风格和手段，与日本军部相比，又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面对西藏高原紧闭的大门，他们知道怎样找到能悄悄打开那道大门的钥匙。这把钥匙就是日本的藏学研究者、被称为“西藏通”的青木文教。

 青木文教

青木文教1886年出生在日本滋贺县，是当地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分寺院正福寺主持觉生的长子。1909年由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派往印度调查佛教遗迹，其间在印度两次会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并确定了西藏派往日本和日本派往西藏的留学生交换计划。

随后，青木文教于1912年取道尼泊尔秘密入藏，以世俗身份留居拉萨，任达赖喇嘛法王厅教学顾问，并研习藏语修辞学、文法学和文典。

青木文教在拉萨生活学习了三年，在这期间，他还见到了“自费”到拉萨的河口慧海。后来，由于派他到西藏的西本愿寺陷入财务危机，他只好离开了拉萨。在离开拉萨前，达赖喇嘛召见了他，并告诉他一个秘密：他打算从英国购买一批武器武装藏军，如果谈不通，希望能从日本购买新式武器。

身负达赖密嘱的青木文教回到日本后，并没有“得志”，由于与河口慧海的矛盾，他被派到了东南亚做与他本行毫不相关的热带农业调查。至到1935年才被召进京都大学教授藏语。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青木文教受日本外务省聘请为特别调查员，专门从事关于西藏方面的情报调查工作。

 二战时期的噶伦堡

青木文教认为：印度大吉岭的噶伦堡、中国上海、蒙古等地是搜集西藏方面情报的重要基地。在搜集西藏情报的诸多手段中，最有效的方法是秘密潜入西藏，但这种方法具有很大的危险，不是最好的手段。因此，派遣西藏人入藏或从滞留在内地的西藏人中获取情报应该成为得到西藏情报的重要手段。

青木文教“出山”后干的第一件大事是：1940年汪精卫叛变投日建立汪伪政权后，青木文教积极策划西藏脱离重庆政府，直接与日本政府建立联系。为此，他在留在内地的西藏高层人员中开展活动，但收效甚微。

他干的第二件大事是：1942年6～7月，代表日本外物省秘密策划了西藏地方政府驻京代表、雍和宫札萨堪布丹巴达扎及第五世阿嘉活佛的驻京办事所所长“杨喇嘛”一行访问日本。

根据青木文教的报告：丹巴达扎是达赖在1935年派到南京的代表，后来作为住持堪布长驻北京雍和宫。丹巴达扎曾经出席过1936年和1940年在南京召开的两次国民大会。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曾经再三要求丹巴达扎南下避难，但丹巴达扎却执意留在北京。汪精卫投敌后，丹巴达扎被任命为“边疆委员会”委员。

在青木文教的具体安排和陪同下，丹巴达扎一行先后访问了日本外务省、参谋本部、文部省、内务省、兴亚院、东京市政府等，参观了东京、名古屋、三田、京都、奈良、大阪、高野山等地，会见了日本外务次官、东亚局调查部长、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冈本，此外还会见了文部大臣以及相关教育、宗教方面的局长、部长。

关于邀请丹巴达扎一行访日的目的，青木文教毫不避讳地说：“随着大东亚战争的进展，本省（即外务省）为了获取西藏现状形势的情报，派遣我到中国出差。当我听说西藏代表驻在北京后，与之接触，建立了联系。邀请他们访日，这除了满足他们的访日要求外，同时可以成为我国对西藏进行调查的良好开端。由外务省邀请西藏代表访日，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

 二战时期日本外务省官员

丹巴达扎一行的访日活动结束后，青木文教撰写了上述题为《西藏政府代表访日成果及对西藏问题调查的看法》，他在该报告中进一步赤裸裸地指出：“我们应该探讨如何诱导西藏对我方采取协同工作，加强我国国防外围线的方策。西藏的向背关乎到我国的利益，无论从地理上、政治上、宗教上、还是军事上都不能轻视西藏的特殊地位。西藏是否对我方进行协力，对我国的国策带来不可预料的影响。这是彼此进行提携（合作）乃至开拓国交的必要性”。

为了推进以上工作，青木文教提出了具体的《西藏调查要纲》。

青木文教干的第三件大事是：通过西藏政府的御用商人“蒙那昌”收集西藏情报。1942年2月，日本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指示驻北京、上海，以及内蒙古地区的领事，要求加强搜集西藏方面的情报，派遣熟悉西藏情况的当地人进藏。配合东乡的指示，驻在中国的日本使馆人员开始物色合适人选，并派遣入藏，从事搜集西藏情报的工作。

这时，一名重要的西藏人“蒙那昌”出现在上海等地。据1942年4月的一份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记载，“蒙那昌”系“西藏政府的两大御用商人之一”，活动范围相当大，接触层次也很高。1940年9月，赴重庆会见了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的友人，并会见了蒋介石、吴忠信，与他们进行了商谈。

日伪时期的上海

1942年4月7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派遣谍报人员将“蒙那昌”带到上海。青木文教与上海领事馆副领事、专门刺探我大后方情报的“特别调查班”负责人岩井英一一起，与蒙那昌进行了详细的商谈。

蒙那昌认为：现在英国、苏联和中国三国的势力平衡已经被打破，西藏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进行改革。对此，青木文教和岩井表示日本政府将予以大力支持。

会后，蒙那昌用藏文写了一份有关西藏近况的报告，由青木文教译成日文并上报日本外务省和陆军省。蒙那昌在上海期间的活动费用全部由岩井英一从外务省情报部的机密费中报销。

1943年，蒙那昌经华北从陆路返藏，岩井派特别调查班的谍报员李淇将他送到北京，并与当地陆军特务机关联系，给蒙那昌通过日占区提供方便。日本最高当局接到报告后，拟定日后若占领西藏，就让岩井英一任最高顾问，即最高指挥官。

不久，岩井、青木文教返回东京，向外务省汇报了与蒙那昌接触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青木文教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而是混入了盟军的民间教育局担任了四年的教育顾问，于1956年11月去世。

三、第一名潜入西藏的关东军特务—－野元甚藏

第一名潜入西藏的日本间谍是属于陆军系统的关东军特务野元甚藏。他也是日本军方唯一一名潜入西藏的日本间谍。

 野元甚藏的出生地日本鹿儿岛

野元甚藏1917年3月生于日本鹿儿岛。1935年8月，从县立农校毕业后，经人介绍，前去投奔担任关东军天津特务机关长的大迫通贞。1935年10月，以“蒙古研究生”的身份，被分派到内蒙古的关东军“阿巴嘎”特务机关，并入住到一个蒙古族牧民家庭，学习蒙古语。

1938年3月，被派遣到伪满洲国兴安南省的王爷庙特务机关，跟随日本特务、“蒙古通”麻生达男继续学习蒙文，同时从事与锡林郭勒地区各特务机关的联络等工作。此时的野元甚藏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已经被秘密调入了关东军“阿巴嘎”特务机关，而不再是一名普通的小特务了。

1938年10月，特务机关长泉铁翁向野元甚藏转达了派遣他潜入西藏的决定：“虽然西藏人与我们日本人同属亚洲民族，但是日本人对于西藏的知识相当贫乏。尤其在以‘大东亚共荣圈’，‘五族协和’为国策的今天，急需派人入藏，哪怕只有一人，在当地体验各种生活，这极有意义。”

并叮嘱他在西藏“不能暴露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始终要装扮成蒙古人，尽可能长时间潜伏在西藏，对西藏的实际状况进行观察不需要作记录。”

野元甚藏接受潜入西藏的任务后，开始各种准备工作。他先是借阅了河口惠海的《西藏旅行记》等书，仔细阅读。不久返回日本，专程拜访了正在仙台东北帝国大学担任教职、曾在拉萨色拉寺学经10年的“西藏通”多田等观，从那里获取了不少建议。不久又返回中国，住在长春的日满军人会馆，师从安钦活佛的属下王明庆学习了2个月时间的藏语。

 战争狂人东条英机

当年，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曾经策划滞留在内地的安钦活佛访问日本，但未能成行。这次，日本关东军说服了安钦活佛返藏之际，秘密随带日本人入藏。

随后，野元甚藏专程到长春拜见了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并领取活动经费，购置了适合在西藏高原上生活的服装和旅行工具。

1939年2月4日，野元甚藏返回日本。从门司港搭乘一艘日本邮船前往印度，在他快满22岁生日的时候抵达加尔各答，在这里等待安钦活佛。

1939年4月底，安钦活佛及其随行王明庆、罗崇嘉一行抵达加尔各答。王明庆是安钦活佛的秘书长，其父亲是汉人，母亲是藏人。5月9日，野元随同王明庆父子，以及前来迎接的拉萨贵族凯墨·索南旺堆堆离开噶伦堡，经亚东、帕里、江孜，于5月24日抵达日喀则，住在王明庆家中。野元在这里被王明庆等人介绍成前来西藏巡礼的蒙古人。

 凯墨·索南旺堆1947年任藏军马基(司令)，1956年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56年3月12日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1959年藏区骚乱发生后，随达赖喇嘛出逃印度，1972年病死于国外。

1939年10月中旬，野元甚藏利用王明庆等人前往拉萨经商的机会，一同前往拉萨，住在位于布达拉宫东南侧的西藏贵族凯墨家中。由于野元甚藏的藏语还不够熟练而不敢乱跑，而王明庆在拉萨忙于自己的生意，因此野元甚藏在拉萨的活动圈子很小，很多时候只有一个人闲逛。

令野元甚藏吃惊的是，在拉萨市场上，他看到了许多日本商品，如丝织品、玩具、手电筒等。尤其看到日本的森永奶糖时，不由得引起野元甚藏的一阵“乡愁”。就这样在拉萨呆了一个多月，野元甚藏随着卖完自己货物的王明庆一同返回了日喀则。

拉萨之行的一事无成，野元甚藏归结为自己的藏语说得不好。于是他自己到了一个只能说藏语的地方苦练藏语，为第二次进拉萨做准备。

就在野元甚藏积极准备再次进入拉萨时，1940年1月，国民政府特使吴忠信一行抵达拉萨，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事宜。吴忠信到拉萨后，广泛接触僧俗各界，宣传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使亲日的安钦活佛感到了不安。有拉萨传来的情报，吴忠信甚至直接问拉萨上层的官员：“安钦活佛这次是否带来了日本人？”

 吴忠信在西藏

吴忠信的问话让安钦活佛感到胆颤心惊，于是赶紧把野元甚藏安排到自己的领地秘密藏了起来，并叮嘱：一旦有情况，赶紧逃往印度。

野元甚藏在安钦活佛的领地里潜伏了半年多，倒也无事。直到吴忠信离开西藏后，野元甚藏还想着重返拉萨。但王明庆告诉他：已经有人怀疑他日本人的身份了，尽快离开西藏，否则将连累安钦活佛。

1940年10月5日，野元甚藏与安钦活佛话别之后，与王明庆一起离开日喀则，经由江孜、帕里、锡金，于11月10日抵达加尔各答。在通过锡金与印度的海关关口时，由于有英印士兵的盘查，野元甚藏忍痛将自己在西藏所写的日记全部烧毁，又托人将在西藏拍摄的两百多张照片寄往日本，但最后这些照片都失踪了。

11月14日，野元搭乘一艘日本船只从加尔各答出发，于12月6日抵达日本神户港，他一年半的西藏潜入生涯宣告结束。

但到达神户港的野元甚藏没有回家，甚至都没有上岸，而是直接换乘其它船只，直奔伪满洲国，向关东军司令部汇报他在西藏的活动。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大楼

但当他踏进关东军司令部时，这里的情况令他大所失望，当年派遣他潜入西藏的那些人都已经调离，这座大楼里的人压根就不知道野元甚藏是何许人也。

万般无奈，野元甚藏又只好赶到哈尔滨，去投奔他原来的上司、已经成为关东地区防卫司令的大迫通贞。在老上司的安排下，野元甚藏开始撰写他的西藏潜行报告《入藏记》。1941年5月撰写完成后，提交给关东军司令部、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等部门。

此后，野元被安排到关东军司令部直属的特务机关工作，活动于内蒙古、北京等地。日本战败后，于1945年9月返回日本，结束了他在中国长达10年的间谍生涯。

时任日本外务省特别调查员的青木文教对野元甚藏的西藏之行评价道：“整个西藏对日本人警戒严重，理所当然他未能公开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不仅如此，为免于暴露自己的身份，他未能展开任何调查，在流浪、潜藏之中耗去了一年半的时间”。

2001年夏天，年已84岁的野元甚藏在当年的秘密报告《入藏记》的基础上，出版了《西藏潜行――1939》一书，此时离他进藏已经60多年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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