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前曾预言：我死后这个人能对付江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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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毛泽东晚年对邓小平、华国锋的惊人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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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的见解推动“惊雷”：
就在毛泽东去世不久，陈云同邓颖超一起来到西山。
陈云拍着叶剑英的胳膊说：“你看这局势怎么办啊？得赶紧想办法才行！”
叶剑英很明确：“办法得大家想，靠我怎么成呢？他们把我常委会的资格都取消了！”
邓颖超也说：“他们那几个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再不对他们有所限制，我们这个国家被他们弄得越发不可收拾了！”
叶剑英、陈云问邓颖超，周总理生前对此有何意见？邓颖超说：“他从来不给我讲我不该知道的事。他知道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到时候党是会一定采取措施的，他是从不过早表达自己的意见。”
当叶剑英再次问陈云怎么办时，陈云表了态：“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除了党内元老、几位老帅这些“重量级”人物之外，还有一人可谓重要。此人便是“党内秀才”胡乔木，而且胡乔木表达态度和拿出意见也较早。
唐山大地震发生不久，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发了一篇署名《山崩地裂视若等闲》的文章，文中火药味十足：“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党内机会路线头子就是要跳出来造谣惑众，散布悲观情绪，开历史倒车，妄图取消革命，复辟资本主义！”
胡乔木看后吃了一惊。他凭多年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经验和斗争习惯，感到这篇文章大有来头。
事关国事，他马上找到汪东兴。胡曾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同负责毛泽东警卫的汪东兴有着十分深厚的友谊。他见了汪东兴就将文章拿出一起分析，并明确指出：“这是上海发出的一个信号，他们想动手啦。应当先把张春桥搞起来！”
“搞他一个人不行吧？”汪东兴同意他的分析，也在思索，“搞他一个人，还有别人呢？”
这次谈话，对后来启发汪东兴思考解决“四人帮”问题影响很大……
在粉碎“四人帮”前夕，老一辈领导人纷纷向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有关核心人员积极建议，通报情况的人员也很多。
老一辈革命家们主宰了历史的潮流，坚定了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人带头与“四人帮”斗争的信心，推动了中央采取坚定果断的行动。
汪东兴成为抓捕“四人帮”行动的关键：
历史把汪东兴推到一个特殊的位置上……
汪东兴是中办主任，毛泽东在世时，已将他吸纳到政治局。同时，他还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工作，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角色的关键性。
许多材料表明，汪东兴与江青之间矛盾较深。毛泽东生前曾有话：汪东兴能对付江青。
毛泽东去世后，汪东兴便自然、本能地站在了华国锋和老同志一边。
最初，当王洪文在中南海架设电话，让各省、市、自治区与他们那个所谓的“中央”汇报请示，华国锋问起此事时，汪闻听如响炸雷，但他联系一系列反常现象，马上试探华国锋：“我叫江青交出毛主席文件手稿，她不交。看来，她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这句话激怒了华国锋。他拍着茶几说：“我是第一副主席，正在主持工作嘛！他们怎么连起码的原则都不讲了？何况叶帅也是副主席嘛！怎么把他架空呢？你马上以办公厅名义通知全国，一切事情，都要请示我们！”
汪东兴从中知道了华的态度，也知道华将他划入了“我们”的范围，同时知道了基本阵线。
1976年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15名政治局委员、4名候补委员到会。江青像泼妇一样，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大吵大闹。最后，江青要赶走所有“无关人员”，而汪始终未走，他十分警觉，陪着华国锋坚持到最后……
在这期间，汪东兴始终密切关注着斗争的动向和进程。他先是向华国锋汇报了胡乔木等人报告的紧急情况；同时，不断反馈着他对“四人帮”的监视动态，基本上保持着与华国锋的经常性联络和对“四人帮”的全程监控。
汪东兴领命抓捕“四人帮”，是华国锋同叶剑英两次碰面之后作出的决定。在叶第二次到华家，与其确定对“四人帮”隔离审查时，叶慎重地向华建议：“你得再和汪东兴同志谈一下。”
这就是叶剑英的高明之处。他让华站出来领头，让华用合法地位全面领导这项行动，而他则担当起全过程的策划和思考。
华国锋慎重地向汪东兴谈了他同叶剑英的决策后问：“汪主任，你有把握吗？”
“有把握！”汪东兴一听有叶剑英的参加，便说，“有军队的支持就有把握！”
汪东兴表情严肃而激动，他斩钉截铁地说：“只要中央下命令，我就干。现在只能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个人命运就考虑不上了！”
“好！就这么办！”华国锋眼里闪着光辉，“我马上告诉叶帅！”
叶剑英明白了汪东兴的态度，连续两次来到中南海。这两次都是在汪东兴家中，叶剑英同他个别交谈，共同分析形势，估计“四人帮”的力量，判断他们的动向。
一次，汪东兴建议迅速动手：“据我了解，张春桥最近两次到江青家里，每次都是几十分钟，情况非常紧迫。”他还向叶剑英报告了江青找人在钓鱼台密谋、鼓动人写“劝进信”和“四人帮”成员照标准像及扬言要准备庆祝“节日”的情况，建议早早决断。
“不能等了！”叶剑英感慨地说，“再推迟，不是我们解决他们 ，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要以快打慢！”
随着叶剑英“以快打慢”的指示，汪东兴开始着手三项工作：一是以什么理由和形式抓捕；二是派哪些人负责抓捕和抓捕后放在何处；三是抓捕之后以什么形式、方式昭告天下。
那一阵，汪东兴心头如负重荷。他很清楚，自己稍有不慎，党的事业就会毁于一旦，历史不知将倒退到什么时候去……
几经思考并征求其他人的意见，汪东兴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利用“四人帮”要毛泽东五卷文稿要得急，建议中央以常委讨论“毛选五卷”的名义引“四人帮”出来一网打尽，这一建议得到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的肯定；另外，他组织了一支中央信得过的抓捕队伍，这支队伍后来以漂亮的结局完成了任务；再则，他筹备了抓捕“四人帮”后召开的一个特殊的在京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党的领导核心，并在稳定全国中作出了努力。
陈锡联、吴德代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
1976年10月初，临近抓捕“四人帮”的日子。从表面看，主要是政治局主要领导在忙；实际上，在京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已参与，都在忙碌。
吴德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加入了策划之中。
吴德参与进来是在华、叶、李、汪几个主要人物确定大方向之后，特别是华、叶决定采取行动之后。时间在9月底，吴德记得是29日或30日。
那天，华国锋约李先念、吴德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接着，便在后面小会议室开始密谈。华国锋开始就给吴德交了底："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到解决的时候了。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果在我们手里被他们篡党夺权，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吴德听了，马上表态："四人帮’的问题是该解决了！”
但采用什么办法解决，吴德若有所思：“怎么解决好呢？”
李先念事先参与了谋划，已有些思想准备，他很倾向华、叶的预案：“一是抓；一是开会选党的主席，看他们的态度，然后一个一个逐出中央。”
“开会我们是多数！”吴德很赞同第二方案。
“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李先念问吴德。吴德比较清楚：赫鲁晓夫当时在政治局是少数，他通过军队把中央委员找来，经过活动，中央委员拥护赫鲁晓夫上台。所以，李先念又接着说：“我们中央委员中许多都是‘造反派’啊！”
华同李、吴一直谈到凌晨5点，最后意见还是隔离审查好。
国庆节后，华国锋找吴德更频繁了，因为他们俩住得很近，只有200米，同时华也知道必须依靠北京市才能万无一失。
第一次，华找吴谈，主要是谈汪东兴。将千斤重担系汪东兴一人，华国锋必须把这个人看透。
“汪东兴是反‘四人帮’的！”吴德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向华作了介绍，进一步坚定了华依靠汪的决心。
接着，华又与吴谈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德对吴忠很了解，也坚定了华对吴忠的信任。
不久，华国锋又让吴德与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将北京卫戍区交给北京市统一指挥。
接下来的日子，吴德便从北京市的稳定来思考一切，同时还作出了在抓捕“四人帮”之后，抓捕“四人帮”的几个小卒迟群、谢静宜等人的方案。
抓捕前夕，华国锋还交给吴德一项特殊工作，就是陪同“四人帮”在北京市的活动。
吴德清楚华国锋的安排，这时候的陪同，并不是一般陪同，他一方面要稳住陪同对象，一方面要观察监视。每次回来，他都将情况报告给华国锋。
10月6日下午，吴德刚从华国锋处回来，便又接到华的电话，告知其晚上行动。吴德坐阵指挥，迅速组织卫戍区将“四人帮”干将迟群、谢静宜和王洪文的秘书金祖敏抓获。
在华国锋一手抓北京市的同时，他还一手抓着军队，主要抓住时任政治局委员、主持军队工作的陈锡联。
毛泽东去世后，作为军队工作的主持者，陈锡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同时，他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则是毛远新私自调沈阳一个师向北京开进。他在获悉情况后，马上报告中央，并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预设部队在山海关一线警戒，阻止了这个师向北京开进。
随着情况的复杂变化，军队越来越处于风浪中心。而此时陈锡联的态度，越来越关键。陈锡联痛恨“四人帮”，他支持解决“四人帮”。
吴德生前回忆华国锋给他讲的一席话，很说明问题：“华要我找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联系，说陈锡联是可靠的。陈锡联将《光明日报》的‘按即定方针办’文章给华看过，陈说这是一个信号。”因此，华信任陈锡联，并依靠他在一线掌握军队。
华给吴讲的只是一部分，叶剑英在同华商量时，也对华交了底，说陈可以信任。实际上，陈锡联将报纸给华看，说明“这是一个信号”，也是给华国锋一个信号，军队是支持他的。
随着事态发展，陈锡联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开始向部队领导打招呼，不同程度地通报情况，指示各级领导掌握好部队，听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
10月5日，华国锋告诉陈锡联将卫戍区交给北京市统一指挥。陈锡联把吴忠召到家中，特事特办，先交指挥权，再补手续，当面将卫戍区的调动权交给吴德。
不仅如此，在抓捕“四人帮”之后，陈又协助中央调动部队对上海的“第二武装”进行了威慑，保证了上海权力的和平交接。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前后，陈锡联给予邓小平特殊的关照，并将病中的邓小平接到三一医院进行了必要的保护……
除在京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外，其他在外的军队政治局委员也不同程度参与了这一行动。
许世友根本没把“四人帮”放在眼里。许世友与“四人帮”之间，用他的话讲，叫“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
李德生是上一届中央副主席，他虽然被江青一伙挤出北京，但却早已从叶剑英和其他军队领导处获得解决“四人帮”的信息，特别是叶剑英曾同他谈话，他一直牢记在心。
那是他向叶剑英汇报工作并受叶委托去看望邓小平之后，叶剑英问他：“当前全国形势严峻，你看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不等李德生回答，叶剑英自问自答道：“依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
李德生明白叶剑英说的“组织”不是一般的组织，而是指中央。他马上表态：“这是根本，我一定照办！”
回到东北，他坐阵毛远新发迹之地沈阳，密切关注着黑土地上的动向。毛远新私调部队进京之时，他马上将情况报告给中央军委和老帅。同时，根据老帅指示，让这支部队原地待令。之后，他又及时掌握毛远新一伙在东北的行动，及时将地方情况报告给中央……
韦国清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一直对“四人帮”保持着警惕；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一直同叶剑英保持着密切联系；政治局候补委员倪志福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对毛泽东、周恩来充满感情，在会议上多次与“四人帮”展开斗争；陈永贵一向听毛泽东的指示，拥护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还有纪登奎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赛福鼎也受“四人帮”的打击，对中央主要领导与“四人帮”作斗争从内心拥护。
叶剑英在第一次与李先念商量解决办法时，认为开会时“四人帮”的势力只是少数。他搬着指头一个一个地数，反对“四人帮”的是绝大多数，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这半个，只有四票半。可以说，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态度，决定了此次行动向着胜利发展！
中办“三雄”担起千钧重担：
汪东兴事后回忆：在具体组织行动时，我们靠的是张耀祠、李鑫、武建华三位同志。
张耀祠、武建华和李鑫是汪东兴长期的助手，张、李是中办副主任，武是警卫局副局长，都是汪东兴信得过的人。
10月3日深夜，李鑫在家突然接到武建华的电话：“东兴同志请你马上过来一下，他现在就站在电话旁边。”
李鑫知道汪东兴找他的目的。在此之前，他向汪东兴汇报了“四人帮”找他索要毛泽东五卷文稿的事情，并建议对“四人帮”采取措施。此时，汪东兴一找他，他心里便明白了八九分，马上与妻子告别：“我走了，我这是做杀头的事情！”
他乘上接他的汽车，来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家。一进门，汪就对他说：“党中央决定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要我们尽快做好准备工作，你能不能参加一些工作？”
“我听从中央的安排！”李鑫高兴地回答。
汪把李引到家里一间小屋，向他交待任务：“你就住在这里，帮助中央起草文件。我派人给你送水送饭。门，我从外面反锁起来……”
李鑫明白此事关系大局，必须特别机密，这也是必要的，所以他欣然同意，并建议中央要起草三个文件：
一、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
二、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决定；
三、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这个建议，由汪东兴报告华国锋，华国锋认为很好，我们就是要高举毛主席旗帜，这样有利稳定形势，马上表示同意，拟将起草意见在抓捕“四人帮”之后由政治局公布。
从10月3日到6日，李鑫就在汪家“关”了三天三夜，赶着起草文件，参与商议行动方案的细节。
越是临近行动的日子，工作也就显得越来越细。特别是诱捕的理由很关键，李鑫在这一点所出的主意特别重要：“现在张春桥、姚文元抓毛选，要毛选五卷的材料要得很急。因此，用中央常委讨论毛选五卷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调他们来开会，他们一定会来。过去中央讨论毛选，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开的，他们肯定不会怀疑，一定会上钩的！”
汪东兴、李鑫和武建华抓住这个环节进行了思考和推敲，在反复比较中，均认为这个方案可信、合乎逻辑、符合预定的方向，便由汪东兴报告给华国锋和叶剑英，最后获得批准。
汪东兴的另两位助手，张耀祠和武建华进入行动岗位要比李鑫早一天。
所谓早一天，只是在进行具体操作上早一天。在此之前，他们两人都同李鑫一样，多次向汪表明态度、反映情况和交换意见，在思想上为解决“四人帮”问题做了充分准备。
10月2日深夜，汪东兴让值班秘书高成堂叫起张耀祠、武建华，当即命令：“要动手！你们先琢磨一个行动方案！”
说完，他特别强调一句：“要严守机密，不能有丝毫疏忽！”
在汪家，张耀祠和武建华原地思考方案，就方案中涉及到的地点、形式、人员进行了讨论。
首先是地点。选在怀仁堂，也就是中南海内部。因为王、张、江、姚都住在外面，诱进中南海好控制，影响范围小。
其二是形式。形式用开会的形式，发会议通知。用吸引“四人帮”的会议议题将他们引入中南海。
其三是到场人员。华、叶到场，他们分别是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副主席，代表中央宣布决定符合程序。王洪文是副主席，张春桥是常委，发常委会的通知即可在场。姚文元虽不是常委，但可以让他列席。江青在家中解决，因为她身边工作人员几乎不听她的话。另外，毛远新同“四人帮”一并解决。但毛远新有武器，可不到场，就在家中解决。
围绕这么几个原则，最后确定了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内容：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
最后，涉及中南海内部解决与外部协调问题议论的时间较长：
一是首都的安全，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八三四一部队仍负责原来任务；二是姚文元可能不参加会议，也可以由卫戍区配合到其住处解决；三是警卫局只负责解决“四人帮”和毛远新，其他人由北京市负责。
他们还议论了北京以外的情况，建议中央掌握好军队……
一夜未眠，这个颇费脑筋的方案一直从前一天晚上研究到第二天凌晨4点多。当东方露出鱼肚白时，方案出来了，报华国锋和叶剑英，得到了认可。
10月3日至6日，中间仅有3天时间，张耀祠和武建华进行了紧急准备。
10月4日，武建华随汪东兴及其他四人以检查一线战备的名义，检查了设在地下工程的隔离点。同时，准备了一个行动人员方案。
10月6日下午3点，汪东兴向两位助手发出命令：照计划当晚行动。
很快，张耀祠和武建华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他们分别领命，张耀祠带一个行动组先解决毛远新，武建华准备三个组配合汪东兴解决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然后，张、武一同解决江青。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中办“三雄”肩负了中央交给的千钧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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