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里有个男生叫贝贝
马上到宿舍时，贝贝突然坐在了地上，他又喝了两口酒，模模糊糊地说着什么：“如果必须要死去，为什么还要活着呢？”
才上大学没多久，我就发现一个简单真理：想要逃课不被老师发现，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平凡的名字。既不能太拗口，这会挑起有认字爱好老师的兴趣；也不能太常见，总会有那么几个老师，喜欢挑和熟人重名的家伙认一认。当然，如果父母给你起了很可爱的名字，那你会像吉祥物一样，在每个老师的每节课堂上被拎出来……
我们班就有这样一个存在：贝贝。
几乎每学期的第一次课，贝贝的名字都会被叫起。这时候，我的室友就站了起来，全班同学默契地大笑，留着目瞪口呆的老师站在讲台上，看着这个一米七五左右的河南男生。贝贝发迹线很高，下巴很短，穿着富有地方特色的夹克，露出很茫然的表情。
“你叫贝贝吗？”台上的老师都会反问这么一句。
“啊！”贝贝张圆了嘴巴，叹着气。
“那，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哦，zhei隔（这个），窝埔毁呀（我不会呀）。”
后来，贝贝就成了我们逃课的报信员。没办法，只有他永远走不脱，所有老师都记得文新学院有个男生叫贝贝。
● ● ●
不过，从大学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贝贝不喜欢这个专业。他本来读的理科，由于视力问题调剂到这里（新闻专业）。大学刚一周，他就开始四处打探转专业的方式，有一次听说ACCA任意专业都可以报考，就去领了宣传材料——ACCA是世界最著名的会计师专业团体，每年都会举行资格考试。
贝贝穿着他的夹克，捏着证件就去了。没一个小时，他就回到寝室。
“怎么样？通过没？”
“没哎”，贝贝脱下他的夹克，用资料夹子当风扇，“老师说，最主要的是家庭条件要好嘞。好像教材都是原装的，学下来挺贵。”
我“哦”了一声，知道这戳中了贝贝的软肋。
贝贝家庭条件不太好。他没有买学校统一的床褥，而是自己从家里背了一套；第一周上课，所有老师都要求作业交到邮箱里，贝贝在路上问我邮箱怎么注册；大一第一学期，他是唯一没带笔记本电脑的人；寝室里，我们打游戏、看片、写作业，他都在床上摆弄手机；偶尔，要交作业的前几天，他会忽然走过来说：“电脑借我弄一下哎？”
贝贝很早就开始兼职。他做过家教，卖过英语报，发过传单，还在地产公司的活动上穿上厚厚的玩偶服装和参观的人合影。贝贝从来不觉得这些兼职让他损失了时间，有一次他从地产公司回来，我问他累不累。
“挺好玩的啊”，贝贝说，“穿上衣服，你就可以随便靠近漂亮女孩子，还可以主动抱嘞！”
他不珍惜学校的时间，大概是因为根本就瞧不起这个专业。用他的话说，“这学的也没啥用啊”。
大学前半年，贝贝一直心不在焉。
学生会、专业、流行文化，统统不感兴趣，即使我们常打趣自己的专业毫无知识含量，但还是会发现，贝贝和我们之间存在着所谓的“知识鸿沟”。他没有完整的地理概念，历史的知识也很少，不知道大部分文学地标，电影储备相当于零。而他擅长的数学、物理，在我们这里完全构不成话题。
但他喜欢看书，我是说，纯粹因为觉得看书好玩，才去看那种。入学时，我和贝贝一起去图书馆。新校区的图书馆才建不到五年，很新，书架摆满了三层楼，不区分阅读区和自习区。贝贝在第一片书架前面停下，转了很久，用他浓重的河南口音对我说：“这么多书啊！这下好了。”
之后，他就经常往图书馆去。他借阅的书目跳跃性极大，前一本还是《明朝那些事儿》，后一本就是《尤利西斯》，有时候还能看到“羊皮卷”、“炒股精选”、“三十六计”等地摊货。我见过他看电视的时候，手里还在翻《西方哲学史》。
总之，毫无规律。
不过，看书的爱好并没有改观他对文科的厌恶。也不怪他，事实上，班里的男生几乎没人真正尊重自己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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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贝贝想转专业，他有一个高中同学在材料学院，贝贝经常去对方寝室闲逛。他们闲聊时候，贝贝反复地说：“真羡慕你们工科”，“羡慕你们有东西学”。
然而，按照学校规定，贝贝却没法转专业。转专业不仅要求绩点要够，理工科学院还要出具数学成绩，而新闻专业是不学数学的。
那阵子，贝贝的脸色混合着疲惫、厌恶，话也不多。之前寝室里常开的玩笑，贝贝也不参与了。还会十分偏激地发一些脾气：
做学生会工作的同学来聊近况，贝贝会直接问他：“你不就是想为自己升官吗？”。
总喜欢讨论女孩的内蒙同学，标榜自己对纯洁的追求，贝贝都直接打断，“扯淡，我就不信你心里不想上？”。
我也被他骂过。有一次我和别人约好去市区，收拾东西时贝贝才回来，我随口一问，“贝贝，一起去哇？请你吃饭。”贝贝把书包甩在桌上，“别装了，你压根就没想到我会回来，也太会做人了吧。”
可以想象当时有他在，寝室的氛围多么紧张。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关键是，他说的虽然难听，但都是真话。
最后一次看到他跑教务处，手里的成绩单都快攥成宣纸了，走之前，他自言自语，“要是还不让我转，我就说不念了！”听得我心里一哆嗦。
可是他还是没转成，也没有真的退学。
学期末，他基本上天天待在高中同学的宿舍里。一天晚上，忽然他的高中同学敲门，我们开门发现，贝贝正瘫坐在走廊里。大家七手八脚拗他进来，立刻就吐了。高中同学解释，说他们专业喝酒，正好贝贝在，就一起去了。没人劝酒，更没人喝醉，快结束时，贝贝却毫无征兆地拿起桌上的白酒，一口气喝了大半瓶，马上就软了下去。他们四个人费力才抬了上来。
说着，平躺在地上的贝贝又吐了。
他没法扭头，也没发出声音。三分钟后又睡着了。
从哪往后直到毕业，贝贝都没再沾白酒。
这场大酒过后，贝贝重新和我们熟络在一起。
一年过去，他有了稳定的家教客户，也买了电脑。他再也不提转专业的事情，平时和我们一起打球，还偶尔开开玩笑。也许是因为课程忙，他的高中同学不再频繁地出现在我们宿舍。
他开始疯狂地看电影。学校的校园网有内网论坛，经常有高清资源，下载速度极快。他的电脑桌面常常堆满了电影，光播放器就六七种。
贝贝从来不问别人应该看什么，不应该看什么，只要他听到名字，几乎当天就把片子看完。他偶尔觉得哪个导演不错，就把网上所有能找到的导演作品放到一个文件夹，然后集中看完。
还有听歌，也是一大奇观。有一次我用他电脑听歌，发现特别卡，但是他才删除了大部分电影，而且没装任何游戏。于是我就问他是不是电脑中病毒了。
“没有哎”，他看了一眼，“这速度正常。”
“什么？你不是才买一年吗？”
“哦，因为我缓存了很多歌曲”，他过来翻了一下，我看他的鼠标足足滑了二十秒，还没到头。
“大概几千首吧！”他嘿嘿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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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下学期，同学都准备未来的出路。保研的内斗正酣，出国的忙着刷学分，找工作的则四处寻觅实习机会。我们隔壁寝室的冰清想考研，但是想跨专业跨学校，去电影学院。为此，他列了长长的单子，制定时间表，发誓要看多少部经典影片。有一个月，他在北京培训，回来之后串门到我们寝。说他知道的奇葩电影。他先讲了几个反情节的实验电影，忽然话锋一转。
“这些电影虽然很先锋，可毕竟在圈里还有些名气”，冰清在寝室里走着，“可是有一部片子，多数圈内人都看不下去，却拿了不少奖。我们老师说，就没见过比这更闷的片子。你们肯定都不知道，就是讲尼采啊，看见一匹马……”
“哦，”角落里的贝贝低声说，“是吃土豆那个吧？”
冰清停住了踱步。他走到贝贝面前，“你看过？”
贝贝身上裹着被子，眼睛都没有离开电脑。
“好像叫什么‘都灵之马’？”他说，“上个月看的吧。”
“你牛逼”，冰清一字一顿地说，转身就要走，关上门之前，还回头看了贝贝一眼，“你真牛逼”，冰清又说。
贝贝依旧没有离开电脑，下载软件“滴”的一声，他又下好了一部电影。
到了大四，我们几个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却也不急。经常一起去茶馆打牌或者闲聊，消磨还有一年的大学生活。
那时候我已经攒了不少阅读量，比起贝贝割草机一样的阅读方式，我相对精细，还会做笔记，做些参照。但另一方面，我也和他一样不过是自己随意地读，笔记混乱到一年后我都认不出是哪一本书。
读书乱了，心思也容易乱。记得最迷茫的时候，我陷入到对书本的虚无理解中，我不相信任何人说的任何理论，搅浆糊一样地觉得谁都是错的。
说来奇怪，所有同学里，我唯一相信的就是贝贝。我把他的判断，当做正常的、没被干扰的标准，如果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一件事，就会去问他。
贝贝的回答一直很干脆：
“这个人哦，没看过。”
“看过这本，写得好玄，看不下去。”
“这不可能嘛，还奴役，我怎么没感觉？”
我把这些回答当作“论语”一样的语录，听到了，就很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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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我们交流越来越多。大四的某天下午，贝贝忽然约我，说晚上咱俩去吃蹄花。我心里疑惑，为什么要两个人？有什么事情在寝室不能聊？我们在学校的小北门点了两碗蹄花，两盘烧烤，还有十瓶啤酒。随便扯了两句，贝贝忽然问我：
“你知道死是什么滋味吗？”
我一愣。我怎么可能知道。
贝贝喝了一口啤酒，眼睛盯着外面。停了一会，他才回头说：
“我以前不相信，现在才慢慢明白，人都是要死的。”
我心想这不废话吗，可是看他的表情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他慢慢聊，我才明白，原来他母亲和奶奶从小就告诉他，人只要信神，就不会死亡。贝贝对此深信不疑，但是那阵子他的亲人因病去世，他多年的信条崩塌了。
我们在蹄花店吃到十二点，喝了很多啤酒，最后拎着两三瓶回校园。我们晃晃悠悠地挤过小门，走在月光明亮的文华大道。
马上到宿舍时，贝贝突然坐在了地上，我此时也晕得厉害，本想扶他，却踉跄地直接躺倒。这是一个十字路口，我们躺下的旁边，是西区澡堂。贝贝又喝了两口酒，模模糊糊地说着什么：“如果必须要死去，为什么还要活着呢？”
澡堂每晚照例要清洗，水会一直流到马路上。我们对面，是一片低矮的灌木，不知道多少情侣在这里度过青春的夏夜，我们勉强撑起来自己，坐到路肩上，贝贝捂着脸，另一只手绕着啤酒瓶在转。他喃喃地问我：
“如果注定要消失，那么为什么还要有现在呢？你不会想这个问题吗？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一个巨大的荒谬之上，你还怎么能沾沾自喜呢？这个荒谬在头上悬着，你还能当做不存在一样生活吗？为什么你们就可以像没事儿人一样？”
我确实像个没事人一样生活，但这是在今晚之前。
无论是在酒精的刺激下，还是黑夜的笼罩，我被他的这些问题击中了。头顶的乌云像是那个荒谬，随时准备炸出闪电，打在我们身上。我开始尝试感应到存在本身，感应到我们注定要死亡，一切没有意义的死亡。
那是我最难忘一次醉酒。我后半程完全无话，只听到他在自言自语，我们把酒瓶扔到对面的灌木里，扔到地上，看着玻璃碎渣像弹珠一样起飞，降落。我们两个一起承受了荒谬，然后，爬回了身体住着的宿舍。
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贝贝会看那么多哲学的书，尤其喜欢叔本华和尼采。虽然，没有任何哲学家能够解答荒谬本身，但他们的著作是有意义的。有时候，你只要知道很多人和你一样痛苦，和你一样无力过，那么眼前的一切，都会变得可以忍受得多。
后来，我去了北京实习，慌慌张张，在找工作和完成工作的压力中，度过了毕业前的半年。这期间贝贝也一直在找工作，但他的阅片量、几千首的缓存歌曲、杂七杂八的阅读不能帮他打动HR。到了最后，才确定了去贵州的一家报纸。
我知道他还在追求一个姑娘，对方一直没有答应，也没有不答应。不过我早就预感，他追不到人家，因为他太直了，没人真的准备好和这种“真诚”生活在一起。
毕业后，我一直在北京工作，有一段时间忙得直掉头发，很少和同学联系。某天晚上，忽然接到贝贝的电话，一聊就是一个小时。他讲了在报社的不如意，被分配到特刊部，写饮食，宠物知识。有一次，他加的宠物群有人发了张照片，说是某可爱的小狗死了，请大家给它祝福。群里纷纷闪起[蜡烛]，他翻了图片看，好像之前在哪里看到过，就问了一句：“这狗是最近死的吗？”
结果，所有人都开始攻击他，说他没有同情心，人怎么可以这样冷血，记者就喜欢煽风点火吗？连一只狗都不放过，黑心的玩意儿，根本不配养狗。
“我就问了一句话，至于说这些哎？”
后来他就从宠物群退了出去。当时我宽慰他，但是心里的声音告诉我，别说了，他能明白你这只是客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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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辞职后去了一次贵阳，见到他，头发明显少了。他谈了女朋友，两个人还谈论起各楼盘的优劣，听得我恍如世外。我在他家里，看到那台无数部电影、电子书、音乐像水一样流过的电脑，忽然想起来大学那种漫读书的日子。
那天，我俩单独在午夜的贵阳散步，当然，这次没喝酒，即使喝了，我们也不会再扔啤酒瓶子，去质问存在的意义。
我说，要不去北京吧，那里机会多点。
贝贝抿着嘴唇，说嗯，也许吧。但是，哎。
我马上改口，说贵阳也挺好的，北京这种地方，又贵又雾霾，没啥意思。
贝贝抬头看了一眼，我心里一凉，完了，又被看穿了。幸好他没有当面揭穿我的虚伪说辞。我们绕着文昌阁走了一圈，我就回到了宾馆，他仍然要回家写稿子。我看着他的背影，一阵荒谬感涌上来。
没有人能永远保持真诚的追问，就算是那个割草机一样清爽的少年。
编辑：侯思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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