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FM | 北京“倒爷”沉浮录
资料图
当时，正赶上“十亿人民九亿倒”，也有人归纳是“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待发展”。
八十年代后期，我走动的朋友不多。其中就有一位住前后楼的小徐。同样是结婚时间不长，与我家的捉襟见肘相比，小徐家给人的感觉就是日新月异。
小徐是个“倒爷”。（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利用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价差，倒买倒卖牟利的人。）
我们夫妻偶尔去他家串门儿，看到小徐家新置的电器：美国制造的微波炉、日本原装的吸尘器之类，总会啧舌不已。小徐夫妇很热情，因为看出我们夫妻难以掩饰的对新事物、好东西的羡慕，所以一旦又添置了新玩意儿，就及时通知我们。比如他俩会到我家亲切回访，看着我家墙角的小柜子说：“这个样子太老了。”然后媳妇小于就脱口而出：“我家刚买了一套组合柜，你们要不要——去参观一下？”我还稍作犹豫，妻子已经欣然表示要即刻前往。
参观的结果自然令我十分震撼，重新回到自家的小屋里，两人不免一时无语。妻子忍不住打破僵局：“你看人家小徐……”后半句虽然咽住了，但比说出来还叫我抬不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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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下决心，要做个兼职“倒爷”。
小徐的思想观念显然比我超前，我们时常在一起切磋心得。不过听上去，他好像也尚未做成什么特别大的倒卖项目。
直到有一天，惊闻小徐被拘了。案情大致是他把所在国营单位一台进口精密仪器包好提出去，卖给了中关村一家新开张的民办小公司。仪器原价六万元，他压价卖了一万五，指望一跃而成为令人眼热的“万元户”。结果定罪比他预期的要重，不按物品的卖价，而按原价六万元计算，他的罪名为监守自盗，量刑六年，没收家庭财产。
小徐在看守所受审期间，他家人急得团团转，托关系、找门路，不惜倾家荡产以求从轻处罚。而他的妻子则忙于频频在舞会上周旋，据她自己解释，这也是为了赶紧发展关系，大约属于“曲线救国”的路子。可等到小徐被正式宣判收监，妻子小于的一纸离婚状也同时送达。
因这件事最受触动的，是我妻子。她暂时不大念叨有关家庭致富的话题了。
到了1988年，可能是多少年矛盾和欲望累积的总爆发，全社会异常躁动。人们对什么事都特别敏感。国家领导人把这种情绪比喻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连我们的小家庭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年。
女儿出生后，物价骤涨，我那好不容易达到一百来块的工资难以坚守到月底，饭桌上于是更多地出现豆芽、豆腐之类充数。
与此同时，周围前所未有的物质诱惑层出不穷。妻子也继续保持和发扬着一点虚荣，似乎以她的自身条件，不该受这般清苦。邻居小徐夫妇的教训已经淡去，妻子不时又要提起别人家如何有关系、能挣钱。
看看人家都在大张旗鼓地相继添置彩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组合柜这类新潮大件儿，再看看方兴未艾的下馆子、进舞场、逛超市这样的消费趋势，难怪她感叹己不如人。
我暗下决心，多挣钱。但当时我能采取的办法，就是起早贪黑，为机关翻译外文书稿和资料。
那时规定正式出版的翻译稿酬最高千字11元，因是内部翻译的劳务，有时千字只有两三块，单位还要照章收取相应比例的管理费，以免其他没有得到翻译任务的同事眼红。而且劳务的兑现总是滞后，难解捉襟见肘的家庭急用。
出于加速实现家庭“四个现代化”的目的，我背着掌管财政权的妻子，擅自采取空前大胆的举措：借钱。为了让家里早日摆上单价3000多元的彩电，早日用上1600元的冰箱，我不惜硬着头皮开口问姐姐借钱。姐姐一点没犹豫，把本该存入银行的1500块借给了我。
揣着好不容易托人搞到的“冰箱票”，我赶到海淀区北太平庄轻工展览馆，雇了“板儿爷”的三轮，满头是汗地运回来一台展销的“白云”牌双开门160立升大冰箱。此后，每月三号一发工资，我就先骑上车拐到姐姐家，拿出100元还钱。可想而知，大冰箱在我家发挥了从物质到精神的双重作用，也确实及时冷却过不少自制冰棍儿和剩菜；而买冰箱借的钱，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还齐。
当时，正赶上“十亿人民九亿倒”，也有人归纳是“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待发展”。总之，我整日听到那么多倒腾紧俏商品和原料而致富的生动例子，不免深受触动；进而知耻后勇，急起直追，加紧联络，四下活动。没用多久，就凭着辛勤钻研，对钢铁、煤炭、水泥、汽车、彩电，乃至沥青、化肥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的行情，了解得头头是道；对中间倒卖这些物资的层层回扣额度了如指掌，甚至连圈内的行话都能脱口而出。
那时候广大群众还没有寻呼机、手机，我们的小家也远未装上固定电话。装电话先是特权，后来是要托人，而且初装费实在可观，据说要五千多块。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前期投入。正在开展的业务联系，只能靠偷偷摸摸用办公电话，或四处去找收费的公共电话解决。每回在街头巷尾的小卖铺打公用电话的时候，我都能让大爷大妈听得咂舌，末了一般会多收我几毛话费。要是遇上特别重要的线索，我会直接跑腿儿，前去面洽。
周围能想到的亲朋好友几乎都叫我惊动到了，当然不少是互动的，因为他们也都怀着与我类似的致富渴望，乐意与我交换信息。经大家传播的各种信息多如牛毛，其中十有八九是没影的事儿。但就为了这哪怕百分之零点一的可能，谁都抱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决心。
比如某人会警惕地看看四周，压低声音信誓旦旦地说：一帮高干子弟手中有一批紧俏货，具体地说（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啊），在西郊某仓库，有500吨钢材！每吨报价6500元，你只要能7000元一吨找到下家，你算算咱们能净挣多少吧！（我敢拿脑袋向你保证，经手的中间人不多，也就五六个。）
到此，说者和听者都已经睁圆了眼睛。须知，那时的万元户就堪称地地道道的大款了，是许多人梦想的目标。折腾了半天，到头来的结果往往是，差不多全北京的机灵人都在传颂着同一批货的消息。
但我的确是挣钱置家心切，宁愿白跑十趟，不想漏掉一回。我顶着酷暑，蹬自行车或辗转公交车，从城东赶到城西，去见形形色色的人物，而见到实实在在货物的情况却从来没有。可见那时许多人就已经很超前地在折腾期货了。最后我发现，真正手里有货的倒爷比金丝猴还难得一见；侃爷倒是一天能遇上七八拨，还不算我自己。
有一个月，我的小家实在入不敷出，眼看离月初的三号开工资还差几天，翻遍了所有可能放钱的地方才找出几枚钢蹦儿。我尽量沉住气，坐到窗前冥思苦想一番。最后发现，唯一可以立即变现的，就是我的自行车！
那辆当年上初三时父母给买的飞鸽17型大链套28车，曾经让我兴奋得彻夜难眠、整日骑上它围着景山外墙绕大圈儿，现在却动了卖掉它的念头，想想也多少有点儿惭愧与不安。当年花了176元加一副三块六的车锁，虽然过去了十来年，车况仍然保养良好；从结构到外观，从动力系统到制动系统，都挑不出什么毛病。
听说在西城区缸瓦市一带有个“地下车市”，当场卖了就能变现，手续比到委托商店简便得多，还少了中间差价。午后，我把爱车从头到脚最后一次仔细擦洗一遍，每根车条都沾着机油擦亮了。骑上它前往十站地开外的缸瓦市，一路的心情有点儿像杨志卖刀，或者秦琼卖马。
到那儿一看，路边有三三两两的可疑人士，因为是地下性质的自由车市，所以交易迹象不大明显也属正常。不过，还是让我看出了在场的人神色都有点儿鬼祟。我推车沿着马路牙子走，果然就有人上来搭话，小声问：“哥们儿，这车卖吗？”“打算开什么价儿？”我觉得这几个人的面相不大顺眼，不是土气，就是像放出来不久，因而也就不大可靠，于是没答话，继续往前推。总算迎面站着一个比较顺眼的，也在打量我的车，我停下来。
那人声音低沉地问：“怎么着，卖吗？”
我显得老练地反问：“你多少钱收？”
“三十吧。”
因为筹资迫切，我心里能够接受，但还是说了句：“再加五块。”
那人问：“有车本儿吗？”
当时自行车不含糊，除了后挡泥板上有大牌照，还要照章纳税，有个红塑料皮的小车本子，相当于行驶证。但我出门心急，偏偏忘记带，只好说：“要车本儿干嘛？”又赶紧补充说，“不行我哪天再给您送过来。”
那人一口的胡同京腔，但依旧低沉悦耳：“跟我回家取钱吧，就跟旁边儿，这儿太扎眼。”
我正好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交易，就跟着他往前走，回头发现刚才那几个人都拿异样的眼光瞧我，我心想这是因为没把车卖给他们。拐过一个路口，来到一座简易平房前，那人停住了，同时握住了我那擦得亮亮的车把。我不能不发愣，那房子门口牌子的白底黑字是：西城公安分局治安队。
我脱口而出：“你是‘雷子’？！我不卖了还不成嘛？”
不知从何时起，大家都爱把便衣尊称为“雷子”。想想也确实像埋在坏人旁边随时准备引爆的地雷。
那便衣拍拍我的肩，像电影台词儿似地说：“晚啦，进屋吧。”同时出来个穿警服的把我的爱车接过去，往墙边一摔，锁上车，拔了钥匙，装他自己兜里了。我心疼得不行，急于申辩，那个便衣再次拍拍我的肩：“怎么着？想找不自在呀？”
我被安排坐在审讯桌前的木椅子上，那位便衣舒坦地坐到对面，我现在觉得他一点儿都不顺眼。那位同志把玩着一支竹杆的圆珠笔，颠着一条腿发话了：“说吧，哪儿偷的？”
“真不是偷的，这车确实是我自己的！”
“车本儿呢？”
“在家哪！我马上给您取来还不成！”我尽量用尊称。
“别跟我这儿抖机灵了！”便衣啪地一拍桌子，怒喝道，“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到了这儿还敢跟我诈刺儿！”
“我不卖了还不行吗？”我低头认错，“下回绝对不卖了。”
“还有下回！告诉你，你不交代也能定了你的案！人赃俱在，盗窃一百块以上就够判刑的，何况你还投机倒把！”
到这时候，我的车可不是只值三十块了。
我惊出一头汗。曾经听说过，我们原来的大院里一个上了大学的邻居，因为拿了同宿舍的四百块钱急用，在“严打”期间被判四年，发到新疆沙漠去了。
便衣显然注意到了我的情绪，又审问道：“说，哪单位的？”
我堂堂机关单位的，死活不能把这事弄到组织上去，事闹大了不说，在领导和同事面前脸还往哪儿搁？如果想有点儿前程的话，不就全毁了。我只好继续央求：“我确实是法律观念淡薄，下回再也不卖了，您就放我这一回吧。”
便衣不耐烦地起身说：“不说就别想走，不说我们也能查出来！”
我低头想想，他们确实很容易查清一个人，再说不让他查也完不了。没办法，有口难辩，最后两害之中取其轻，只好硬着头皮把电话号码告诉他。便衣当即抓起电话打过去：“喂，你是某某的单位吗？……他盗窃了自行车在这儿倒卖，叫你们单位保卫处来个人……”
我冲着电话大喊：“快把车本儿给我送来，在缸瓦市治安队！”我还算急中生智，告诉便衣的是妻子上班的电话，刚巧她也是在一个机关单位。估计妻子这回的临场配合还不错。便衣也有轻敌大意的时候。
眼看快到治安队下班的时间，妻子终于衣着光鲜地跨进门来，把车本儿递到警察手里，便衣这才意识到接电话的是我妻子，有点儿恼羞成怒，但又累又饿估计也懒得再跟我耽误工夫，又训了几句：“听着，就是自己的车也不准到这儿来卖，这是违法犯罪！记住了吗？！”之后他就急着下班走人了。
我闷头骑上没卖成的自行车驮着妻子回家，妻子批评教育了我一路。这个下午，既受刺激又没面子。
这次不大不小挫折之后的某天，我还没完全振作起来，从家里下楼后忽然觉得眼前一亮。
楼前空地上停着几辆没挂车牌的新轿车，是那种当时令人向往的白色两厢夏利。住在一层的那位邻居，五十来岁，小个，谢顶，一副嗜烟嗜酒的黑瘦模样，平时从不与我打招呼，因为他是很吃香的某物资公司的部门经理。
我稍作打听，就探明这些车正是他弄来的，由他丈母娘整天搬个小马扎坐在楼门口给他看车，他还按经济关系付给丈母娘一点劳务费。但那位山西乡下来的丈母娘私下里跟我抱怨说：“我那女婿跟女儿黑着哪，赚了那么多钱，才给我那么一点点看车费，还不够买几个鸡蛋！”当时鸡蛋定量要票，也时兴拿粮票换鸡蛋。
我在旁边看那位经理鼓弄车的时候，与他随便攀谈几句。他打量了我几眼之后告诉我，只要能介绍到买主并且最终成交，就能得到回扣。我问车价，他说对买主就讲十万八，最低可让到十万七千五。
说来也巧，几天后我路过景山东街，顺便去看看中学同学宋家瑞，没想到他家完全旧貌换新颜。那个公私合营时被充公的老院子重归他家所有，院子和临街的房子打通成了饭馆。他家的正房里装修得相当阔气，进口家电一应俱全。
原来，宋家瑞的几个哥哥姐姐都曾经去偏远农村插队。到七十年代末，除了嫁给陕西农民的二姐之外，他们陆续返城，但要找份工作几乎没门儿。后来“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陆续摘帽，他家以前被没收的私房大部分返还，个别没搬出去的劳动人民也变成了租房户。他家与海外的亲戚恢复了音讯，人家基本上都在外面生意有成或学问有成，雪中送炭似地给他家捎来一些美元和物品。他那资本家老爸总算等到了时来运转，但没来得及享福就闭眼了。
他家的儿女们似乎都继承了做生意的基因，正像那些最没门路的人一样，他们没什么可瞻前顾后的，先是把原来没人喜欢住的临街房改成门脸儿，成为最早一批服装个体户。一有了本钱，又大胆将四合院的平房改成特色餐厅，由于邻近名胜古迹，所以光顾的中外客人很多，声名雀起，生意火得忙不过来，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先富裕起来的那一小部分人。他的二哥原先找不上媳妇，这回像是赶上了幸运末班车，娶回一位年轻貌美、出身“革干”的姑娘，这在十年前简直想都不敢想。他的姐姐有的成了备受羡慕的个体老板，有的趁着年龄不太大及时远嫁国外。总之，他家就像是枯木逢春一般。
聊来聊去，我顺便问他：“唉，你们家做生意应酬这么多，是不是也该买辆汽车了？”巧的是，宋家瑞他们正有这方面的意向，钱也多得正不知往哪儿砸才好。
这次见面之后，我与老同学又经过几次电话沟通，他就果真跑来看车了，先直接上楼进了我家。买卖双方本来就是商人，都挺讲规矩，不直接见面，也为了保险，只通过我这个中间人在同一栋楼里跑上跑下传话。当然，我给老同学报价就低不就高，是十万七千五，虽然人家不一定在乎这点儿零头。
条件谈妥之后，就到了关键环节，那天宋家瑞和家人拎着一只大提包进了我家。我和妻子按照事先的预演和准备，拉上窗帘，赶紧沏上茉莉花茶，我尽管不会吸烟，还是拿出一包早已预备好的万宝路高级香烟请他们，自己也点上一支做做样子。
宋家瑞如今既是忙人也是痛快人，二话不说，哗地拉开大提包的拉链，露出一提包的人民币。他们把钱一捆一捆码放在面前，当时最大面额10元，将近11万的巨款码放了一片。当然，这其中真正将会与我有关的微乎其微。
我马上三步并两步跑到一层去把卖主叫上来，卖主还真端得住，握起桌上的小壶喝了口茶，点上支过滤嘴儿烟，上楼时并不着慌。双方一共三个人当面点钱，主要是卖主沾着湿嘴唇点得很仔细，好像足足花了近半个小时，把我们夫妇看得眼花缭乱。点清了钱款，卖主随即将钥匙和手续凭证从怀里掏出，郑重地递交给他们。那时买辆私家车好像比后来简便得多。
然后略微客套几句，我和卖主领着宋家瑞一行就来到楼下院子里，打开他们看好的一辆两厢白色夏利的车门。性急的宋家瑞立刻钻进已经属于自己的车里，打着了火，车一下子就蹿出去了！
他忽然又来个倒车，众人再四散躲闪。不想他倒得过猛，眼看着就斜撞到楼前小房的红砖墙上，一边尾灯当场破碎。竟心疼得那位卖主在旁边直跺脚，并马上向我嘟囔着：“是他自己撞的，没咱们责任啊！”
我正惊讶着，宋家瑞下车看看，居然连眼睛也没眨，招呼他们的人上车，向还没回过神来的我挥挥手，说那边有生意上的事，改日再聊，便扬尘而去。
家住一层的卖主总算松口气，用汗湿油腻的手将我拉进他家，点出一叠半的钞票包好塞进我上衣兜。我还不好意思地推让，由衷地说：“太多了，太多了！”卖主说：“就这么着。下次再拉客户来！有我赚的，就不会亏了你。”他还要留我坐坐，我迫不及待地告辞了。
一口气上楼跑回家，妻子早已急切地等在门里，两人差点儿撞个满怀。我关严门，来到桌前，小心而郑重地打开包钱的《人民日报》，我俩都双目炯炯地盯着，这是平生挣到的最大一笔！夫妻俩马上各数了一遍，不多不少正好1500块！也数了差不多十分钟。妻子随后就将这笔钱妥善收藏起来，连我都轻易别想找到。当晚夫妻俩枕边商议的话题不再是明儿吃什么，谁买菜，买什么菜，而全都是对未来家庭现代化建设的憧憬与规划。
此后的日子，我像着了魔，全力以赴寻求买主。与各色人物不厌其烦地打交道，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都投入进去，甚至将家务活儿理直气壮地脱开，同时逗孩子的宝贵时间也不得不牺牲了，妻子虽有怨意但也一时无话可说。
当然，这样的经济活动可是相当的熬神费力，而且再不像第一次那么走运，毕竟老同学老朋友当中有购车意向的暂时还只是宋家瑞一个，不容易迅速发展壮大。结果，我锲而不舍地通过外围的人际关系，终于又牵线成交了三回，卖出两辆夏利和一辆东欧车“达西亚”（车价六万一，回扣相应减为1000）。对于月工资只有一百多块的我，这外快的确令人鼓舞。
这样的业绩不可能不对我产生心理上的影响，感到离“万元户”的富有标准不那么遥远了，因而变得比较财大气粗，首先一出手给了小侄女二百元压岁钱。我的弟弟有些吃惊，觉得不妥，要在我冷静之后退给我。我悄声对他说：“没关系，发了一笔！”我已经及时还清了借姐姐的钱，终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了！
三千块钱的进口大彩电已经搬回家来了。买电视艰难，其实看个电视也不容易。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的时候，往往专门要有人跑到外面摆弄天线，一边转方向，一边冲屋里的人喊：“怎么样啦？”屋里调电视的人面对一屏的雪花忙得不亦乐乎，终于抓住信号赶紧喊停。电视天线一时间成为某种刚富起来的标志，外面每幢居民楼的顶上都支满了五花八门造型的天线。
不过，大概正因为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反而使我后来的商务活动日益艰难，这或许也与市场环境的恶化及人心的复杂化有关。总之，我的这类忙碌再也没见到实效，尽管经验比以往丰富多了。
到来年的四月中旬以后，全社会反腐败反官倒的潮流起来了，我像许许多多人一样置身游行队伍中，跟着高喊“打倒官倒”，发自内心地不满社会生活的一些混乱与不公。至此，我这个人的“倒爷”生涯亦告落幕。
编辑：侯思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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