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体制，我曾假装活得很好 | 人间FM
长期以来，我总觉得生活马上要开始了，真正的生活。但是，总有一些障碍挡在路中，需要先跨过去。总有一些事务需要去完成，需要留足时间。总有一些债务需要去清偿。
自述
自从2011年2月份从所服务的报社辞职，从事业单位的中层干部，成为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回顾这五年来的体制外生存，有一些感触，我希望能与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朋友们分享。
自从2011年2月份从所服务的报社辞职，从事业单位的中层干部，成为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回顾这五年来的体制外生存，有一些感触，我希望能与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朋友们分享。
我不准备再重复我辞职的过程，个人的悲欢是不重要的，我们要在一个更超脱更宏大的层面上动用我们的终极武器——汉语。
我不准备再重复我辞职的过程，个人的悲欢是不重要的，我们要在一个更超脱更宏大的层面上动用我们的终极武器——汉语。
我辞职后，准备做一个职业专栏作家。各种条件都对我有利，我当时有四五个专栏，还有自己主办的杂志，实在不行往自己杂志上发啊。但在舶来的非虚构作品的烛照下，我准备再往前迈一步，我要写独立的特写报道，就像何伟、张彤禾做的那样。机会来了，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一位杭州的国画家。介绍并陪同我去采访的是我的一个好友。
在画家那里，我注意到他工作室悬挂的与习近平的合影，他在当时的省委书记面前垂手笑着，腼腆地像第一次见老丈人的毛脚女婿。他讲了自己的经历，怎样从一个厨师进入体制，成为一名有固定工资的画家，并且得到了市政府奖励的人才房。回去之后，我奋笔写下了《艺术家到体制中去》，发到一家报纸上。没过几天，我就接到了好友的电话，她说，画家朋友生气了，你把他写得那么不堪，好像是没本事跑到体制内混日子似的！
我才明白我当初的想法太幼稚了。
张彤禾在写《打工女孩》的时候，毫不避讳地揭发敏从工厂里偷窃coach皮包的事，如果厂家跟敏较真的话，她的最好的年华，甚至整个后半生恐怕要到监狱里度过了。因为张彤禾说敏的屋子里挂满了coach，以市场价计，以盗窃罪论，够她喝一壶的。
西方的记者为了真相，从不为当事人掩饰，在他们成名的路上，碾过很多天真烂漫不设防的采访对象。我想照搬这一切，全然忘了中国的环境。这篇稿子给我带来1000元的稿费，但我的损失是巨大的。它伤害了我的好友，同时，也堵住了我在杭州文化圈的一道门。我知道这样下去不行，用不了一年，所有的门都会对我加锁。
我学乖了，在以后的访谈中，我用平生所学，不由自主地为被采访者唱不属于他们的赞歌。采访一个出身于矿区的餐馆女老板，我会深情地引用契诃夫的《樱桃园》。采访一个文化掮客，我恨不能把《圣经•诗篇》里的好词都用上。
我呀我，为什么让伟大的母语在笔下变得如此谄媚？只因为，我要在体制外生存。社会资本是少数几样能供依靠的东西之一。把人写得好一点，尽量谁都不得罪，这样才能与这个圈子共处。
体制外生存是个什么状况？我身边有两个例子。都是文化圈、艺术史上能留下一笔的人。
我认识一群先锋艺术家，他们在徐家汇水泥厂改建的西岸艺术区搞了个双年展。我看了他们的通稿，为了让更多的人似懂非懂，专门用了拉丁文。什么reflecta（进程），还有fabrica（营造），总之都不是通俗易懂的Africa或者America。”我相信，汉语再无能，至少有五个以上的同义词可以表达这个意思，但都不如这组拉丁文有巫术般的仪式感。
这其中有我认识的一个熟人，他结束了多年的吉卜赛人状态，回归了体制之中。
相比之下，体制内的文化人，过着天堂般的日子。我曾经认识一个满口山东大葱味的人，甩出一张名片给我，上写着莎士比亚学会秘书长。what? 莎士比亚学会。好吧。好吧。我闭嘴，我这个读过一些原作，还会背片段的人。
这不是孤例，也不是个案，一个单打独斗的写作者，会像鸿毛一样被风吹走。大作品？不可能有大作品，连中作品都很少。因为大部分握笔的时间用来写谋生稿，其余时间交给辛苦恣睢，交给柴米油盐，交给贫贱夫妻百事哀……
作为体制外的文化人，抗打击能力之脆弱，是你无法想象的。脱离体制意味着你以前的关系网，除了少数铁哥们和没有利害冲突的同好之外，统统作废。因为你已经无物可交换，而你又是高傲的，不愿意空手求人，将来无以为报。
体制外还意味着，你要让知道你过去背景的人，以为你过得好，至少不比以前差。如果潦倒落魄，那也打倒牙齿和血吞，坚决不能让他们看出来。
有一次，我在家附近的宾馆闭关写作，回家时老婆无意问我，是不是我们老了，没有养老金。我搪塞地安慰了她之后，回到宾馆，哭了一场。我不愿看到自己老无所依的样子，这个好办，我可以在那一刻来临前祈求上帝让我体面地终结自己的旅程，但我的爱人，我的孩子，如果我不能许他们一个未来，我将多么羞愧地离去。
但是我感谢生命中的好朋友们，他们使我的生活有了新的可能，使我走上了一条专业编剧之路。
在2013年，我去采访之前只有过一面之缘的余青峰老师，他那时已经是赫赫有名的编剧，获得过曹禺奖。两人相谈甚欢。余老师有意提携我，邀我一起合作去编一出近代史题材的话剧，导演是李伯男。这出戏虽然因为投资方原因最终没有制作，但我拿到了相当丰厚的稿费，并且打开了进入编剧领域的窄门。
2013年秋天，在北京几位朋友的帮助下，我得以把一个原创的话剧剧本《鱼眼》，递交到人艺导演的手里，在经过初步认可和多次修改之后，于一年后在北京人艺上演。
北京人艺是话剧界的金字招牌，在人们心目中，那是老舍、曹禺先生的领地，能够将自己的名字忝列其间，不但与有荣焉，而且对于拿下其余编剧的活有着实际的帮助。因为别人介绍你的时候就会省力很多，不是“这是编剧王佩，他曾经如何如何，他的作品有哪些哪些”，而是“这是北京人艺合作过的编剧王佩”。
咱们内地的影视娱乐行业，正成为最逆势上扬的产业，对于IP（有知识产权的内容）的渴求，对于合格编剧的热望，使得很多人都转入这一领域。这是一个欲望重重、蠢蠢欲动的朝阳产业。谁能早一点投身其中，早一点快速学习迭代，谁就能把编剧当成一种职业，分得一杯羹。
就在我觉得编剧事业已经起步的时候，又一条拦路虎挡住了我：健康。
进入中年以来，我常常被身体出现的意外情况吓得半死，每每给自己用搜索引擎看病，更觉得越看越像是绝症。每一次走进医院都是迫不得已，都带着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决心。每次诊断结果出来，都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放松。直到下一次，新的状况又把我推到医生面前。
我的大多数健康问题都是肥胖所引起的，每年的体检报告出来，如果只是脂肪肝这样的老问题，对我来说都像摸到大奖一样。然而，好运气并不总是伴随着你，尤其是你选择与危险同行的时候。
去年五一我去陕北采风，与朋友爬一座只有几百米的小山。忽然发现，我的腿已经不听使唤，只爬了不到三分之一，我就停下来撑着膝盖喘着粗气。从陕北回来，我下了一个决心：减肥。
但是，我知道自己意志不够，我还需要几个一同减肥的朋友。恰好，我的好朋友郭艳茹建了一个微信群，取名“一瘦再瘦”。里面都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那就是一瘦再瘦，直到无须再瘦。
本群的一大优点是大家都是海洋一样宽阔的中年人，能够互相激励，更能够互相安慰。每次不慎吃多，或者偷懒不运动，得到的都是温暖的鼓励，而不是批评和指责。
本群的第二大特色是不主张运动。如果BMI肥胖指数过高，运动反而损害健康，所以我们把重点都放在吃上。主要办法是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有群存在的最大好处是，每天早晨可以向大家播报体重，这是一种很棒的激励机制。在群友的赞许鼓励宽宥声中，体重不知不觉就在一路下降。我的体重从2015年6月份的92公斤，降到年底的72公斤。半年时间，减了20公斤。
当体重降到80公斤以下，我就开始加上运动：每晚到体育场的塑胶跑道上走路，速度也不快，时速6公里，每次一小时，除了重度污染以及有要事之外，风雨无阻。运动这件事，它释放痛。而痛苦这件事，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应该既私人，又短暂。利用运动来消解，再好不过了。
我走路不听音乐，只听电影，那些经典的、大师级的、终生喜欢的电影。一边听一边体会它的结构、故事、声音，还有画面，在我内心秘密的放映室里，会以我想象的方式重新播放出来。电影情到深处，我会随着落泪；激昂之处，我会随着欢喜；那些幽默的段落，会让我笑出声。比如听《日落大道》，倒霉编剧说，”大公司拒绝了我的剧本，也许因为它们不够原创，也许因为它们太原创了！”我为这个”太原创了”，笑了200米。
瘦身带来的好处，可以罗列一大堆。对于体制外的编剧来说，除了健康状况变好之外，还有两个最大的受益之处：
一、身体变瘦之后，耐受力增强，以前做不了的动作，现在可做了；以前受到的限制，现在不再受限了。这种感觉，就像蝴蝶从蛹壳里爬出来一样。
二、由于一边慢跑一边听电影，使我的业务能力有所增强。半年以来，我减掉了45斤，听了30多部电影，有的电影还反复地听。以前写对白是我的弱项，听了电影之后，我学会了对白该怎么写。好的对白，只要人物一张嘴，你就感觉到那股拧巴劲儿，然后吸引你听下去。我曾买了世面上所能找到的全部的编剧书来读，收获寥寥，但是听电影让我一下子明白，编剧有术，但不在理论书里，而在好电影里面。在所有学习编剧艺术的手段里，没有比体悟好电影更好的方法了。而听电影，更能让自己静下心来，发现之前忽略的要素。
三、最为重要的是，减肥让生命有了意义。一天不管多么白过，虚度，什么正事也没干，但是因为控制了饮食，做了运动，顿时觉得还是干了一件正事。看着次日没有反弹的体重，对自己增加了些许信心。而就凭这点信心，就可以把山移开。
经过五年的风风雨雨，我虽然脱离了体制的庇佑，却在市场的腥风血雨下存活下来。我不敢说自己多努力，我只是找对了方法。那就是认准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向，把兴趣、爱好和快乐结合在一起。同时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弄好，以对抗各种各样的打击。
这两年纸媒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前几天听说我的前东家已经停发了年终奖，而我刚刚签了新的编剧合同和一份新媒体合作合同，一年的收入是体制内的两倍以上，并且我是自由的，可以多陪家人，发展自己的爱好。
我不能说自己已经财务自由。不要幻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各种问题，无论在体制内外都做不到这一点。Alfred D. Souza写过一篇《论幸福》：
“长期以来，我总觉得生活马上要开始了，真正的生活。但是，总有一些障碍挡在路中，需要先跨过去。总有一些事务需要去完成，需要留足时间。总有一些债务需要去清偿。等一切安置停当，生活才会正式开始。直到最后，我猛然省悟，这些障碍就是我的生活。”
学会与障碍共生共处，学会在跨越障碍的时候，享受片刻的幸福和欢愉。这就是我对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的一点建议，也是我离开体制后再也不想回头的缘由。
编辑：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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