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从城里的七楼跳下去了 | FM
重庆青木关
姐姐从7楼跳下去，当场死亡。母亲亲眼看着她攀上窗台，想冲过去却跌了一跤，爬起来时，姐姐的影子已经消失在楼层与天际的分割线。
青木关，重庆近郊的一座小镇。
1986年，我出生在这个小镇。像镇上的其他孩子一样，穿过整条街，去粮站旁边的小学读书。这里有条青木河。上世纪的工业开发让它一度变成充满腐臭味和漂浮白色垃圾的水沟，涨水的季节，它也会漫过那些简陋的石桥，把污水冲进街道和河边的人家。
世纪末的一场洪灾，有人在这条河里丧命。河流穿城镇而过，又不知归于何处。
2012年的一个早春，我接到母亲的电话。“你姐姐从楼上跳下去了。”
我早知道有这一天。姐姐得了抑郁症。我陪她去精神病院住过一个月，带她去医院门诊开过百忧解，也找过心理医生。有些晚上，她打开所有房间的灯，静静坐着。母亲在阳台落地门前堵了一把电脑椅，她担心姐姐晚上去阳台，电脑椅一拉，可以发出声响。
姐姐比我早些降生于这个小镇，1981年。我对八十年代的小镇没有印象，但据说山脚下的老街从来没有变过模样。我见过一个父母熟人的房子。瓦片和泥巴做的，光线昏暗，充斥着霉味，还有一个狭长的天井。
它几乎和所有的老街一样，青石板路，坐在街边晒太阳的老人，野猫土狗，和叽叽喳喳的妇人。唯一不同的，是只有这条老街，我们小时候曾经牵手一起跑过。
我和姐姐来自一个卑微的家庭。我是特殊政策下的二胎，没有被罚款，却让家庭长久地承受了经济压力。姐姐从小就是懂事的孩子，心疼我，保护我，且从不觉得我的到来夺去了她什么。
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成为了下岗潮中的一员。那是一个镇上人人羡慕的国营酒厂，在镇子的郊外，田野之间有整齐的厂房和宿舍，曾在电视上打过广告。父亲是采购员，常常坐着火车往返于北京、西安，去很多遥远的地方，给我们带回一些小镇没有的新鲜玩意儿。
我问父亲，什么叫下岗？“下岗就是去卖麻辣烫”，父亲答道。
从那个寒冷的冬天开始，父亲母亲会在昏黄的厨房里，往竹签上串豆腐干、藕片、猪肉和牛肉，卤水的香味飘满了整个房间。我想下岗多好呀，比父亲以前的工作有趣多了。
姐姐却并不觉得有趣，她讨厌满屋的卤水味道，常常抱怨。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父亲的下岗让姐姐蒙了羞。
● ● ●
一天晚上，父亲因为无证经营被穿制服的人围殴。这一切发生在天刚擦黑的时候，一群成年人一起打父亲，大声咒骂，周围是吵吵嚷嚷的街坊。我不敢下楼，在阳台上先是喊父亲的名字，又喊母亲的名字，但最终都被惨叫声，咒骂声，和吵闹的人群湮没。
第二天，我在医院看到父亲，父亲没法开口，嘴唇裂开，半张脸浮肿。医生说，没有大碍，只是断了两根肋骨。
直到成人，姐姐依然讨厌父亲，讨厌他说话声音很大，讨厌他没有文化，讨厌他满嘴粗口。
在城里读书的姐姐，会买回外国名著和余光中的散文，在家要放张雨生和BEYOND的磁带。她还喝速溶咖啡，用一个不锈钢的小勺子舀一点白糖搅一搅。我也喝过，却觉得味道并不好。
那时候，小镇也起了一些变化，与老街相对的是新建的新青路。电影院、驻扎的部队、琳琅的商店和餐厅、理发店都在新青路上，国道319从新青路贯穿而过。那是小镇最繁华的街道，在角落里，歌厅开张，不明目的的人们进进出出，声色犬马。小镇最早的性工作者在暧昧的灯光里，开始夜生活。
人们在那里获得了现代的生活体验。
小镇热闹而鱼龙混杂。胆大的人开起了工厂，有人做摩托车配件、有人做皮鞋、有人当上了包工头。经济蓬勃让小镇新生，一批水泥楼房沿河而建，那是做生意赚了钱的人修的新房。它的风光像当时的中国一样，杂乱生长、五光十色。
在我眼里，小镇充满着时髦和新奇，然而姐姐并不这么认为。她很少带同学来玩，有一次带了城里的同学回家，又很快把她送走，“没什么好玩的，灰尘又大。” 她的身上一直背负着小镇的影子。阴郁、自卑，一言不发。
她一直努力学习，在重庆最好的高中读书，希望改变一切。母亲有时会带我去学校宿舍看她，提着一个装满鸡汤的保温桶，细心地帮她换了干净的床单。她不希望母亲多和同学攀谈，透露家里的事情。
从小镇到城里要坐很久的公共汽车，翻过歌乐山，才能到达。
后来，不远的镇子新通了隧道，从小镇到城里只要四五十分钟，但交通改道，却像把它掐死。曾经繁盛一时的乡镇企业开始陆续搬离，忙碌的国道看不见过路的货车。小镇盛极一时，却又凋敝得飞快。
小镇上最大的丑闻也随之爆发。
镇上一名陈姓商人被抓了起来。在新闻里，他被描述为镇上最大的黑社会组织领导人。他风云一时，建了一栋很大的欧式别墅，用砖墙和铁丝网围起来，经营一家化工厂和一家豪华的酒楼。和他一起被抓的，还有镇上的书记和派出所长。
他曾是小镇上的首富，有人说，他常常去澳门赌钱，输了很多很多钱，有上千万；有人说他放高利贷，在经营的酒楼里私设赌场；还有人说，他为人不错，基本不用什么名牌，也不爱穿金戴银。这些，都像是小镇的秘密，大家悄悄地讨论，但很快又忘掉。
在重庆历史上最大的“打黑”中，他被判刑20年。庭审中，他喊冤说我不是黑老大，表示要上诉。
而小镇最好的地段，昔日的别墅只剩下他的父母。却没有人再接近他们。
姐姐从7楼跳下去，当场死亡。母亲亲眼看着她攀上窗台，想冲过去却跌了一跤，爬起来时，姐姐的影子已经消失在楼层与天际的分割线。
有一年，她很晚打电话给我，一直哭，哭了半个小时。那个很坏的丈夫，本来是她对这个世界最后一点寄托。我不知道要怎么安慰她。她结婚前交过一个感情很好的男朋友，但男孩很穷，家里竭力反对。从那时候开始，姐姐郁郁寡欢，常常问我，“我嫁不出去了吧？”
这似乎是小镇惯性的偏见。
镇上另一位张姓女孩，几乎有着相同的经历。她有良好的家室，父亲是一名公职人员，母亲知书达理。女孩常常扎两个马尾，穿牛仔衣，或者格子的毛呢裙。她会把衬衫的衣角系起来，像个时髦的城里人。
那年她爱上一个穷小子，父母害怕小镇的眼光，把她送去了英国。小镇有自己的规则，一些事情不被允许，一些价值不被倡导。
她的父母经常诉苦，说这段感情伤害了女孩。在越洋电话里，女孩又哭又笑，对父母恶语相向，让他们去死。她总是找父母要很多很多钱。直到又被父母接回小镇。
女孩后来疯了，常常独自在街上走，来来回回，仍然穿着漂亮的衣服。
我曾经参与那场关于姐姐恋爱问题的声讨，一怒之下我端起她的饭碗泼到她脸上，米粒沾满了她长长的头发。她闷着声哭，我却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母亲说，“你和这种人在一起，别人怎么看你，怎么看我们家？”
最终，姐姐和一个城里的国企职员结婚，婚后感情很不好，丈夫自私、抠门，不像个男人。姐姐常常回到小镇，她好像又开始认同这里，厌倦了城里朝九晚五的生活。他们经常吵架，男人的开场白总是：你们镇上出来的人。
她总跟我说，你也回来吧，我们开个面馆，还是小地方好。
我想起有年春天，我们一起到楼顶放风筝。我紧紧拽着风筝线，太阳射进我的眼睛，很疼。那个下午我看见了日晕。太阳旁边一圈像彩虹一样的东西，很大。风也停了，风筝落在后山的一个坟冢上，我们都不敢去捡。
一抬头，日晕也消失了。
姐姐走的时候一句话都没留下。就像我离开小镇时，走得飞快，头也不回。
● ● ●
后记：
她走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青木河。河里飘满尸体，我想去捞起他们，哭啊喊啊，却没有人回答。
这座南方小镇已经有二十年不曾下雪。凌晨的青木关，凛冽的风，我回到了这里。昏黄的路灯下飘起了雪花，细细小小，像一把绵绵不绝的皮屑，很快融进肮脏泥泞的地上。
我似乎已经听不见它的生息，关于死亡、流言和偏见，被来来往往的人带走、保存，或者扔掉。
编辑：侯思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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