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疯了，太阳照常升起 | 人间FM
《太阳照常升起》剧照
在从我的包里翻出赃物之后，她会说什么呢？她大概会说，“这家伙果然是个小偷，我早就看她不顺眼了，真是个下流胚。”我不敢想。
童年羞耻的阴影就像在阴雨天复发的旧疾，在我的人生低谷处时时闪现。
七岁那年夏天，母亲发疯自杀。我和弟弟是她精神病复发时唯一的见证人。
那是黄土高原上一个典型的凉爽夏夜，很容易在孩子心里留下美好的印迹。而母亲发疯的那个夜晚，就像我记忆里一场魔幻的梦境。
我清晰地记得那晚，母亲给我和弟弟打了洗脚水，在故乡的院子里给我们洗脚，我和弟弟一边泡脚一边听母亲讲那些神秘的故事。不知出于怎样的机缘，母亲的故事落到了隔壁大伯家。她开始细细数落起父亲对大伯的兄弟情谊和大伯对父亲的恩将仇报。
“你爸年轻时家里穷，三岁丧父，七岁辍学帮家里干活，二十岁时帮他懦弱的大哥盖房娶了媳妇，可他的大哥，却在他落难在外时不但不照顾我们母女，还抢占了家里的十四亩耕地……”母亲没完没了地讲这个兄弟阋墙的故事，渐渐地“说”就变成了“唱”，母亲开始发挥起她的特长来——拉起嗓门唱戏。在我长大后，大哥向我讲述了母亲的唱功如何了得，她可以把任何事情编进歌里戏里，连炒菜做饭都能唱成一首优美的曲子。
我不记得母亲那晚唱了多久，只知道那一晚就像一个神秘的入口，这个入口径直通向死亡。就像童话故事里讲的那样，母亲从那个夜晚进入，摘下平庸的面具，变得美丽而疯狂。
她的歌声回荡在小而落寞的村庄里，听见这歌声的村民纷纷走出家门观望。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母亲的歌声持续了一个月之久。她若无其事地穿行于街巷间，我甚至不记得她是否吃过饭睡过觉，只有如水般无尽流淌的歌声。
● ● ●
当然，母亲摘下的不只是“面具”，还有她的衣衫——她整日裸体行走。当强烈的阳光照射到她的酮体上，我确信她是真的疯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村民们的反应，但直到今天也始终想不通，为什么没有一个大人愿意插手此事，为母亲披上一件衣服或者把母亲送回家。我也不懂为什么没有人负责去寻找父亲，或把母亲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和照顾。
或许村庄太无聊了，有一出独角戏也是好的。
多年以后，我仍然不敢回到故乡，羞耻感像酷刑一样在我的心上留下烙印，这个烙印不光在烙下的那一刻滋滋作响，在日后每一次回忆起来时，都好像在旧伤口上又烫了一下。
在一个黄昏，母亲开始抽烟。她躺在故乡院子里的大槐树下，槐花落了一地，地上湿漉漉的。她递给我一支烟，告诉我如何吸，我就陪着母亲吸了起来。
母亲一边抽烟一边呻吟，让我觉得她得了那种看不见、摸不着，因而也治不好的病。她吩咐我和弟弟去村东的大夫家里拿药，我和弟弟便穿越大半个村庄去找大夫。大夫把一瓶药放在我们手里，用怜悯和惋惜的眼神看看两个孩子，好似无能为力一般打发我们回家。
现在想来，那应该是安眠药。
她死于那之后没多久的一个清晨。
弟弟说，母亲在那天清晨早早起床，他感觉到母亲把一样东西塞进他的枕头底下，然后就出了门。大约八点的时候，我和弟弟被敲门声吵醒，有乡民进来告诉我们，母亲在池塘里淹死了。
乡民们问我们有没有床单草席一类的东西，赶紧带上赶到池塘边给母亲盖上——她去池塘边时依旧没有穿衣服。
而弟弟枕头底下的异物，是一把菜刀。
我和弟弟在众乡民的目光中为母亲盖上床单，遮上她最后一丝羞耻。
母亲已经死了，必须有人去找父亲。我不知道是谁去找的父亲，可是没找到，只找回了大哥。没有家庭的庇护和教育，二十岁出头的大哥只是一个“混混”。
一个“混混”是买不起棺材的。大伯和三叔为了买棺材的事暗地里互相推诿，最后是三叔不情不愿地买了副便宜棺材，才将母亲的丧事草草办了。
在母亲的葬礼上，身为长子的大哥哭得稀里哗啦，好像整个天都要塌下来似的。我和弟弟面无表情，甚至不时展现出天真愉快的神色。或许，只有故意表现出一副举重若轻的姿态，才能表明母亲的羞耻与我们无关。
而死，不过只是母亲一生悲剧的休止符。
母亲年轻时的故事是我从父亲和大哥那里拼凑来的。像所有典型的五十年代生的农家女孩一样，母亲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文革”里荒废。
母亲的母亲——我的姥姥，拥有这个家族独有的理想主义激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的理想主义激情与共产主义激情一拍即合，共和国甫一建立，她就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共产主义信徒，信得纯粹无比、如痴如醉。
而父亲每一次抱怨“姥姥如何害了母亲，母亲又如何害了他”时，总会提到姥爷的死。
当年，母亲家是村里的“贫农阶级”，就是在如此赤贫的家境下，姥姥依旧不忘她的共产主义信仰。比如，她把自家唯一的被子借给别人，使得全家没有被子盖，可她依然喜滋滋的，为自己的高度觉悟而自豪；姥爷下地不小心伤了腿，家里没有钱治病，姥姥却依然把最后一袋粮食借给别人吃，而不是卖掉换点儿钱给姥爷看病。
“姥爷腿上的伤口没有进行有效的消炎，腐烂发臭，最后竟长出蛆来，活活疼死了。”父亲说：“也说不定是饿死了。”
“她害死你姥爷还不够，还要害死你妈。”父亲通常都会接着这样说，“你妈小时候热爱音乐，喜欢唱戏，人也长得特别漂亮，十九岁时报考市里的艺术团考上了，可你姥姥说，毛主席说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唱戏的那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咱不去！”
后来，同村有个人给奶奶家送来一袋面粉，奶奶就同意让她的女儿代替母亲去。母亲知道这件事以后，就彻底疯了。
那年，她刚满二十岁。
每每想起母亲一生的这一命运转折点，我的痛苦似乎并不比母亲少。而在成年之前，令我自己感到无比羞耻的，也并不只有母亲。
十八岁那年我第一次参加了高考，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神经衰弱，一败涂地。高考结束后，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变得更差。
首先是由于高中生涯的结束，我不得不搬离宿舍，而除了宿舍，我并没有地方住。
毕业后的第一个晚上，我把铺盖和行李都搬到离学校百步之远的大哥家，大哥的表情，就好像有个收破烂的，把自家的废品一股脑儿塞进他美丽的新房子。没多久，大哥就将我赶了出来。
辗转了许久，我终于联系到了父亲。
父亲住在荒郊野外的一座小屋里。他说要种地，这些地都是他承包下来的。我不信，也没多问。
这是这片野地上有且仅有的一间小屋，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台上世纪的电视机。父亲每天躺在床上看电视——他心胸如此宽大，不但不管家人，似乎连自己好像也不管了——我完全不知道他的经济来源在哪里。
父亲用从野地里捡来的门板为我搭了一张床，我只在那张“床”上睡了两天，浑身就被虫子咬满了包。暑期的天气闷热难耐，我实在受不了，央求父亲花五十块钱在路边的镇子上给我租了间土房。
土房没有窗户，比茅草屋还热，我只睡了一晚，嘴里就长满了水泡，第二天一起来，嘴都张不开。
我知道自己需要放手一搏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强迫过父亲，但那一次，我对父亲说，“给我准备两千块钱，我不管你从哪里弄钱，都要给我准备，我要复读。”不知道父亲从哪里给我搞来了两千块钱，送我进了一所学校免费复读。两千块是我的生活费，我用了一年。
● ● ●
复读那一年，我每晚都疯狂地失眠，在白天的课堂上若无其事地睡觉。食堂的饭难吃，我却因为压力大而有了暴饮暴食的毛病，可我连供自己暴饮暴食的钱都没有。看着同学们的父母对他们百般照顾，每周都带回各种零食，我开始做一件更为羞耻的事：偷窃。
偷窃对于我来说已经不仅仅是满足食欲的要求，还是一种发泄。看到别人有而我没有的东西，我就要抢过来，让她们也知道失去是什么滋味。
这似乎成了我无望生活中唯一可以获得的“成就感”。我几次三番偷窃同学的食物，牛奶、饼干、各种能吃的零食。那时的我早已被室友孤立，她们很快就把我确定为嫌疑人，而我什么都不管，只顾自己疯狂地偷东西。
一个和往常一样的失眠之夜，我索性起来去教室。失眠令我情绪烦躁，在教室转来转去，发现同学的抽屉里有食物就往自己包里塞。第二天一大早，班里就开始讨论昨晚是不是有贼进入教室偷东西了。
事情果然败露了。
课间操时，我回到宿舍，发现自己装“赃物”的书包拉链大开，里面空空如也。我懵了，猜想一定是那个看我最不顺眼的室友号召别人翻了我的包。
在从我的包里翻出赃物之后，她会说什么呢？她大概会说，“这家伙果然是个小偷，我早就看她不顺眼了，真是个下流胚。”我不敢想。
有那么一瞬间，我只能想到死。
上课铃在这时响起。我在自杀与上课之间选择了后者。大概是因为前者的实施过程太复杂，而上课铃声一直催逼着我去教室。
我低着头从讲台上走过去，谁也不敢看，但仿佛所有人都能看穿我。我坐在后排的座位上，不敢和同桌说一句话。
在那个瞬间，我又想到母亲。就像一盏埋在地下的光，在那一刻，以及往后的岁月里，愈加灼热，烫伤我的每一个脚印。
（本文由微信公众号“白菜窝”独家供稿）
编辑：侯思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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