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东北 | 人民影院，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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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路过县里的人民影院，我都会偷偷打量每一张出入影院的女人脸。大喇叭后面的女人到底长啥样呢？——太漂亮的，不像是会发出枯木般声音的样子；太年轻的，又和影院那灰色的水泥墙完全不搭调。
小时候在我们县，电影只有两种：一种免费，学校包场，《开国大典》、《妈妈再爱我一次》都属此类；另一种要花钱，以港台片为主，比如《黄飞鸿》、《霸王花》。
电影虽分两类，但看的地方就只有一处——那是一栋灰色的四方建筑，一个有棱有角、毫无变通的四方；一片干巴巴的、满墙糊着的灰色地方。远远望去，好似一个杵在地上的大水泥块子，门脸儿漆着四个朱红大字：人民影院。
影院墙上挂了个大喇叭。夏日黄昏，一个女人的声音就从喇叭冒出来：“各位观众，今晚七点我院上映港台动作片《凌凌漆大战金枪客》，票价两元，学生半价，欢迎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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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童年阶段，我都对人民影院大喇叭里的那个女人的声音耿耿于怀，那声音就像一个退休书记读发言稿——“凌凌漆大战金枪客”，多么有诱惑力的名字，经那女人一读，立刻就丢下顿挫，了无生气。
当然，听了这名字我心里还是直发痒，想马上跑到人民影院。可父母不答应——那时候，他们烦透了和“港台”二字沾边儿的任何东西，不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卡带。
“邓丽君不也是港台的？”
“邓丽君除外。”
我争不过母亲，只能继续咂摸着大喇叭里的那声音。
啧啧，这声音，还赶不上我们县电视台那女的呢。电视台那女的，据说是哪位领导的儿媳，虽长了一张囫囵大饼脸，但人家至少有个抑扬顿挫啊。
可每次大喇叭里那枯木一般的声音传出时，我还是会竖着耳朵仔细听，甚至每次路过影院，还会在门口徘徊一会儿，偷偷打量每一张出入影院的女人的脸。
我想把那声音同一张真真切切的脸联系起来——左边那张脸怎么样？太漂亮，漂亮到不像是会发出枯木般声音的样子。右边那张呢？更不像，太年轻了，年轻到和影院那灰色的水泥墙完全不搭调。
到底长啥样啊？
那时，家里有一位远亲在人民影院管事儿。
父亲那辈叫他“九叔”，我这辈的该叫他“九爷”。他老人家倒太不在乎，手一摆，嘴一咧，露出两排老烟牙：“啥爷不爷的！”
九叔过去曾在县里的“职业技术工人学校”当校长。小时我总以为“技工校”是“济公校”，何况九叔一直也是一副济公的样子：独自笑呵呵地来，又独自笑呵呵地去，常去街里街坊的串个门儿蹭顿饭，老把自己喝醉不说，还死活不让别人送，来来去去了无牵挂，何其逍遥洒脱。
九叔没有九婶。通常来说，一个老光棍去人家蹭吃蹭喝是不受欢迎的。可九叔不同。一来逢年过节他总给各家各户的孩子甩钱，出手阔绰，端的是个活济公；二来毕竟也是一干部，据说还是个极清廉的官——他被撤除校长一职，只因动了一下公家六百块的煤款——区区六百块，刚刚够当时撤官的线，一时沦为县里的笑柄。
被撤下来的九叔，着实消停一阵，手上没了闲钱，也不去人家蹭酒蹭饭了，成天闷得发慌。也算是天意，当时县人民影院的负责人因“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被撤职，九叔一听便立马疏通关系，上书县里，说“自己无家无业，俯首甘为孺子牛，情愿为我县文化事业添砖加瓦。”
原本人民影院这活就容易惹出“男女关系”的乱子，加之又没有油水，哪个有家有室的大老爷们愿意干？很快九叔就如愿以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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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九叔再挨家挨户蹭吃蹭喝时，甩给孩子们的，就不再是钞票，而是一帘一帘的电影票了。
那电影票无非是一张张小卡片：白色底，印了“人民影院”四个绿字，还盖着红戳。一帘八张票，得用剪子破开，才能一张一张慢慢享用。孩子们固然当成宝，可大人们却不愿意。总觉得这太耽误自家孩子学习。
总之，九叔发现自己在大人当中不大受欢迎，孩子们却依旧喜欢他。比如说我，有事儿没事儿就追着问他电影院大喇叭后面那女人到底长啥模样。
九叔把一帘票塞进我的军挎，头不抬眼不睁回道：“长啥样？还能长啥样？反正人长得比声音带劲儿就是了！”
夏天落雨，那女人的声音从雨雾里穿越而来。春天起风，声音就在风中飘荡，风筝一般。有时风大，风筝似得声音就脱了线。我一看家里挂钟，明明已经六点半，马上开演了，却听不见女人的声音。站院子里也听不见，只有春风招摇而过，院里的樱桃树一圈一圈地往下瘦，地上的粉色一层一层地往起摞。
难道今天不演黄飞鸿了？毕竟踢了一个月无影脚，黄师父踢不累，我们也看累了；又或者，那女人今天生病了？可那枯木般的声音，年年月月雷打不动，怎么会生病呢……
又是一阵春风，女人的声音挟着樱花悠忽而至：“各位观众，今晚七点我院上映国产故事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张艺谋导演，巩俐主演，票价一元，欢迎观看。”
“摇到外婆桥”？这是啥玩意儿？还国产故事片，没意思！难怪票价才一块。人家港台喜剧片枪战片可都是两块钱。
多年后的一个雨天，我坐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抚摸着这部国产电影DVD的封面：巩俐的红唇，李保田的墨镜。《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如此富有诗韵的名字，谁能想到，这居然是一部黑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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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着人民影院，九叔愈发不受亲戚朋友们待见。当时县里单位开始自负盈亏，十月里秋寒霜降一般，新华书店图书馆电影院一类毫无油水可捞的单位第一批就遭了殃。
还有便是，九叔居然也起了绯闻。没错，就是为县里人所津津乐道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女主角竟然就是大喇叭后面那女人。
那时我刚上高中，听罢这事后非常激动，心想终于可以一睹那女人的真面目了。只可惜九叔再也不来我家蹭吃蹭喝了，因为他连一帘一帘的电影票都拿不出来了。
人民影院黄了，连同九叔的这段“不正当男女关系”。
说来也很有意思，在我们县，“黄”这一个字可谓是包罗万象。比如恋爱没谈成，就说“他俩谈对象谈黄了”；谁和谁“不正当男女关系”没搞明白，就说“他俩搞破鞋搞黄了”；谁家猪没养活，就说“他家猪黄了”。
于是，单位快倒闭了，就是“俩月开不出资，肯定他妈的要黄了”。总之，这“黄”字仿佛吞含了一切的负面，一切的不如意，一切的哀挽。
人民影院，就这么黄了。
再也听不见大喇叭里那女人的声音了。枯木也好，了无生气也罢，反正那大喇叭突然沉默了。好似原本一个整天讲话的活人，一下子被扼住了喉咙。
虽然黄了，可人民影院的大水泥块子依旧杵在那里。我站在它面前，没感觉它有多高大，却只觉得自己矮小。大喇叭还挂在水泥墙上，抬头望去，至少有一口洗衣盆那么大。喇叭冲着比水泥墙还要发灰的天空，大张着嘴，好像是要咆哮。
很久之后，在我日复一日在那底下看了很久之后，那喇叭终究还是默不作声，就这样永远沉默下去了。我才“确定”了——不是喇叭后的女人病了，也不是香港人不再拍黄飞鸿了，而是人民影院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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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人民影院黄不黄对我没啥影响，但对九叔影响可不小，他整个人都差点“黄”了。
他住那小屋小院就在我们高中边儿上。在学校小卖店，我有时还能碰到他，他买烟总贪便宜，软包哈德门，又呛又糙，跟他那红脸膛似的。他问我想吃点啥好吃的。那时候我高三了，隐约知道他的落魄，就支吾起来。他突然就不高兴了，五块钱买烟找回两块五，一把塞我兜里：“去，对面铺子吃包子，少碰这些败牙口的小零嘴儿！”
有时，隔着教室的窗户，我还见九叔在学校操场踱来踱去，捧本书，一会儿低头，一会儿抬头，大张了嘴，像是对天空吼些什么。我知道班里有同学里把这老头儿当成精神病，只是没当我面说出来而已。
我隔窗看着他，终究也没能走向操场，问问他看什么书，又在吼些什么。
都说“百足之虫，死而未僵”，人民影院只是黄了而已，它哪里会死呢？
高三那年，县里跟江对岸的俄罗斯开通口岸，来了一个“俄罗斯文化交流团”，敲锣打鼓就驻进了人民影院——当然，县里人是不会叫什么“俄罗斯人”的，只叫他们“老毛子”。
我一听什么什么团就倒胃口，何况又是高三，就没去凑热闹。结果真是后悔了。
据说老毛子们在人民影院里跳了整整一春天的脱衣舞，十块钱一张票，童叟无欺。之前是“外婆桥”，现在是“文化团”，我又被名字摆了一道，后悔死了。
后悔也没用，很快我就离开县城去了大学。老毛子们也不在人民影院里跳脱衣舞了，灰色的人民影院再一次人去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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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九叔在我们高中操场上喊些什么，我也整明白了：原来当“济公校”校长之前，他曾进修过俄语，如今县里开通口岸，需要俄语翻译，他便重抄旧业起来。
说白了，他念念不忘的，也还是“为我县文化事业添砖加瓦”。可惜这回县里没搭理他。不知是他本人太老了，还是他学那套苏联时代的俄语太老了，反正县里找了几个年轻刚毕业的，戴着大眼镜片子，满嘴“欧钦哈拉少”地在老毛子面前鞍前马后。
好在九叔没有白费功夫。口岸开通后，县里不但起了海关大楼，街头还冒出三三俩俩的老毛子来扫货，买的全是些吃穿用度，尤其对县里产的六十度“烧刀子”很感兴趣。九叔便当起翻译兼导购。
导购嘛，当然是定向定点儿往里“导”。县里那几家九叔的“点儿”看他岁数大了不容易，回扣也给的很够意思。
九叔又有了钱，可再不去别人家蹭吃蹭喝了。原因很简单：大人们已经不怎么理他了，而孩子们早都出去上大学离开了。陪九叔在县里作伴的，除了来去匆匆的老毛子，就只剩下“烧刀子”。
可县对面的老毛子不但穷，而且人也忒少。不过三五载，县里那栋气势恢宏的海关大楼便沦为了笑话。
县里只好又招来一帮南方人——南方人也不叫南方人，叫“南方仁儿”——这帮“南方仁儿”不但有钱，也能折腾，挖矿的挖矿，炸山的炸山，洗浴的洗浴。人民影院也被囫囵吞枣一般包给了一个广东仁儿。
很快，那灰色的水泥建筑，那永远对着天空沉默的大喇叭，全部化身成了“南国风娱乐城”。至于“人民影院”四个朱红大字，被广东仁儿用白漆涂掉了。据说用了整整三桶白漆，只因为四个字太大太红。
至于娱乐城里到底娱乐个啥，无外乎是麻将和牌九而已。可惜后来广东仁儿没跟省里整明白，娱乐城也黄了。人民影院又空了，凭空多了一道厚厚的白漆，活像狗皮膏药，一直贴在脑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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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我大学寒假回来，同学聚会，大伙喝完酒一起路过人民影院。
喇叭冲天，灰墙高耸，但见一个老人穿着军用棉大衣，缩在墙角，醉醺醺唱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听出来那老人是谁了。
趁着天黑，我和大伙匆匆而过，没敢上去认，可很久之后都忘不了，总觉得那醉醺醺的歌儿就是唱给我听的。
再后来我出了国，把父母接过来，三口人虽住一起，但能唠几句嗑的时间却很有限，也就是在饭桌上。母亲说她在县里每天都踢毽子。我问在哪儿踢。她说在人民影院门口踢。
不消说，这人民影院是一直黄着了。
人民影院，四四方方一个大水泥块子，可以在天地雷雨间一直黄下去而屹立不倒，可是九叔呢？我忍不住问。
父亲盛好粥，说，你九爷前年去的。
我夹起一块母亲煎的鱼，细细嚼着。三口人围坐在一起，这场景何其熟悉。
那些年，我就是这样坐在饭桌前，放下筷子，接过九叔递来的一帘电影票。那是傍晚六点半，雨后初霁，人民影院水泥墙铅灰而凝重，喇叭后面一张陌生女人的脸，声音跃过彩虹，踏着樱花，准时准点，不离不弃。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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