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地上，容不下德国人
网络图
我实在没好意思告诉他，在中国工程项目中，层层分包很常见，2次分包都算好的，很多工地3、4次分包都有。只分包1次的企业，绝对算得上是“业界良心”。
2009年，我被派到一个项目工地做技术支持。
我们公司是这个项目的总承包方，负责施工管理；总部和国内某合资公司是业主，派了一名项目经理，也就是王总，进行监督。
按理来说，项目经理和现场经理都是一家集团公司的员工——关起门来就是一家人，但总部派来的现场经理托马斯并不这样认为。
第一次见托马斯,我正在办公室里看图纸，门“砰”的一声就被推开了。
“我回来了，哈哈。”只见一个戴着巴伐利亚传统帽子的胖子拖着两个箱子走进来。他的声音很大，一口典型的中欧英语。看见我这个陌生人，他愣了一下，用英语说了声“抱歉”。王总起身为我介绍，说他是现场经理。
他拿出一张名片双手递给我，“我是这个工地的现场经理托马斯，是施工的boss，工作上你得听我的，我在工地工作20多年了，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我会罩着你的。”
他看了看我的名片，一脸的严肃，“哦，你是从设计部门出来的，那就好，要严格按照设计安装，不能有任何出入。”接着，他话锋一转，“我老婆孩子在德国，下班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喝酒，我们可以喝十几、二十瓶啤酒。”说完他对我眨眨眼，笑了。
● ● ●
托马斯刚刚回国过了圣诞，有3个多星期不在工地。
刚回来，他就放下东西就戴上安全帽，要去查看安装状况。可走了没多久，他又返回来，“沈，你跟我去一趟，帮我翻译。”
我连忙起身往工地走，可他站在原地不动，睁大眼睛瞪着我。
“怎么啦？”我问。
“你掉东西了，非常重要的东西。”
见我摸不着头脑，他说：“Safety！你把安全丢掉了，沈，这个非常重要，你没有经过安全陪训吗？”我这才想起来，我忘了戴安全帽。
我来的时候，恰逢安全经理休假，我还没有经过工地安全培训考试，也没有领劳保用品。按照QSHE法则（质量、安全、健康、环保），我是不能上工地的。
托马斯跑进办公室，拿出QSHE细则，一条条的跟我解释，每解释完一条，他都会问我听懂没。
就这样，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上午，我听得昏昏欲睡，结束之后，我还经历了一个绝非走过场的安全考试。
此后没几天，托马斯又让我长了见识。
那天很热，一个工人在工地里没按规定配戴安全帽，托马斯立即就要求他停工半个月。
“沈工，你能不能帮我说说情，停工半个月不就等于让我走吗？就是帽子的扣子没扣好而已，又不是没有戴。”工人有点委屈。
我也觉得托马斯有点小题大做了，就问他：“能不能减轻处罚呢？如果停工半个月，相当于把他的饭碗给砸了。”
“不行。这次他忘记正确配戴安全帽，如果我不处罚他，下次他就会忘记别的事。安全无小事，我这是在保护他和其他人。”
我把托马斯的话转告给工人，工人一改之前唯唯诺诺的态度，把帽子砸在地上,“他妈的，明摆着欺负中国人，我不干还不行。”
“他在说什么？”托马斯看到工人生气了，一脸错愕，“我是在保护他啊！这次让他停止工作，下次他就会记得注意安全。”
托马斯一回来，工地上的进度明显就慢了许多。
比如，监理王总此前认为，稍微差一点问题也不大，可给予验收通过，但到了托马斯这里，就全都不合格，他动不动就要求返工，工人们叫苦连天。
每次验收，不管问题大小，托马斯总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我劝他，“你为什么不好好说，这样工人们更容易接受。”
“我也想好好说，但看到他们犯那么低级的错误，我就很生气。这么简单的活都做得乱七八糟，这和他们进工地时的考试水平完全不一样。这是工作态度有问题。”
没多久，工人越来越抵制托马斯下达的指令了，当面诺诺，背后骂娘。见他们做事慢慢腾腾，托马斯也察觉到了异样，“我是不是对工人们太严厉了？”
“要不，今晚我请工人吃晚饭，你也去，不然我们没法交流。”托马斯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
我很诧异他这么快就学会了中国人办事的路数，于是选了家还不错的餐馆，叫了几个骨干工人，下了班一行人就浩浩荡荡地“杀”了过去。
工人们本来就喜欢喝酒、劝酒，托马斯兴致高，来者不拒。不一会儿，旁边就堆了好几箱空酒瓶，我提醒他：“你钱带够没，我们已经喝了好多酒了。”
“够了，放心！”托马斯左手搂着来敬酒的工人，右手端着酒杯，一饮而尽，看上去，他越来越像中国的包工头了。
到了结账的时候，托马斯拿着计算器一阵乱按，然后对我说：“沈，每人300元。”然后他就掏出300块钱给我。
我顿时傻眼了，立马跟他解释：“在中国，你叫人吃饭，一般都表示你请客，不能AA制，和德国不一样。”
“你不早说，对不起，我带的钱不够，你问工人借点，我明天带给他们。”
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向工人借钱，可他们也没有带，最后我把身份证押在餐馆里。相熟的工人开玩笑：“沈工，老外请客吃饭，钱都不带，没诚意啊。”
我尴尬万分。
这顿饭之后，虽然托马斯在发现质量问题后依旧不给人留任何情面，但是工人们基本会按照他的要求去改，“老外请我喝酒，我不能给脸不要脸，总要对得起酒钱吧。”
可这种短暂的“和谐”，很快就被一起质量事故给打破了。
那天，一个工人神色紧张地找到我，“沈工，你能不能到工地上帮我翻译一下，也不知道什么事，老外好像非常生气。”
我到了工地，只见托马斯怒眼圆睁，满脸通红，额角的青筋一鼓一张。他看见我来了，说：“沈，你过来，这焊接质量根本不行，全部返工！”
我忙低头钻进管子里看了下焊缝，果然成形很差，也未融透。管道对接的地方没有按图纸的要求打坡口，而是直接焊接，将来设备运行时，这样的焊缝容易破裂，造成重大事故。
“怎么回事，你们进工地的时候不是通过焊接考试了吗？怎么会焊得这么差。”我质问道。
焊工没说话，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沈，你告诉他们，这些要全部返工，要把已经安装好的也全部割开重新焊接。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们这么做，这是谋杀！”托马斯吼道。
我吓了一跳，把所有已经焊好的管道割开再返工，至少要耽误一个月。
“以前也是这样焊接的？”我问。
焊工点头，我才明白，为什么此前催着安装公司提供探伤报告，他们老是推三阻四的。“你这样焊，将来运行时会出大问题的，再说探伤（用射线探测焊缝的裂纹或缺陷）也通不过啊。”
“你以为我想这样焊啊，我也知道这样焊将来要出事的，但老板是这样安排的，我端的是他的饭碗，我有什么办法。”焊工哭丧着脸说道。
托马斯很生气，他马上回办公室召集安装公司和业主开会。会上，他大发雷霆，蹦出了好几个“shit”、“fuck”。对此，安装公司的负责人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业主很生气，在会上直接把他赶了出去，把包工头叫了进来。
“怎么回事，我们不是把焊接标准要求都发给你了吗？”
“我们承包这个工地的时候，安装公司和我说的要求就是按水管道的标准焊接，也是按个标准给的价，并没有说要按你们的标准焊接，如果按你们标准进行安装，我还不赔个倾家荡产。”
托马斯听不懂中文，我给他翻译了一遍，他感觉很奇怪,“难道现在安装的人不属于当时签合同的安装公司吗？”
我和他解释，安装公司只是把工程接下来，再划成几个包分包出去，他们只派了几个管理人员而已。
“怎么可以这样，这不是乱套了吗？这如何控制质量。”托马斯一脸气愤。我告诉他这样的分包，在中国很常见。
“中国式的方法不可理喻，简直不敢相信。”
而实际上，我都没好意思告诉他，在中国工程项目中，层层分包很常见，2次分包都算好的，很多工地3、4次分包都有。只分包1次的企业，绝对算得上是“业界良心”。
会开了一下午，托马斯为了保证质量，要求工人们今后在焊接前必须由他先检查，合格后签字才能开始焊接。如果焊缝没有他的签字，就要割开重焊。
刚开始，业主和安装公司都不同意，因为这样工作量会加大，项目工期没法保证。但托马斯一再坚持，甚至威胁要上报总部，三方才勉强达成了一致。
这次的焊接质量事故，让托马斯对整个项目的施工质量极不放心。
他除了在每道焊口焊接前要检查，还会时不时叫工人停下手中的活，亲自去看——这极大地延缓了工程进度。
工人们是按工作量来计算工资的，这样一来，拿到手的钱就少了。工人们忍了一个月，就跑到项目部投诉，“托马斯干扰正常施工，本来一天能干完的事情，现在两天也干不完。”
王总本来就不赞同这种做法，他找托马斯商量，“能不能取消这道程序？”
托马斯坚决不同意：“取消这道程序，施工质量无法保证。”
王总沉默了一会，要求把我加到检查人员中去，“如果所有的焊口都由你检查，太慢了，两个人可以加快安装速度。”
托马斯同意了，但我隐隐觉得这件事不会这么简单。
● ● ●
果然没过几天，王总就来找我，“你能不能在检查的时候加快一下速度，不然这个项目到年底都不能竣工，我交不了差。”
“王总放心，我会尽量加快速度的。”
“能不能再快一些？”王总笑着说，“我的意思是来不及的时候让工人先焊，再由你补签字。”
我省悟过来，“这样会不会出问题，到时出了问题我就麻烦了，以前他们焊接质量很差。”
“哎呀，不会出问题的，全部焊缝100%探伤，到时会有探伤报告的。”
我没有吭声，心里盘算着怎么拒绝他。
“你放心，有问题也是先找我这个项目经理，再找现场经理，怎么也轮不到你的。你在工地上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项目部不会忘了你的好处，但耽误了工期上面怪罪下来，你也脱不了关系。”
最后，王总拍拍我的肩，“放心吧，项目结束会论功行赏的，沈工。”平常，他都是叫我小沈的。
业主之一的合资公司迫于年报的压力，要求这套装置必须在夏季需求高峰之前投入使用。算算只剩下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整个项目部如临大敌。
托马斯得到消息，就要求王总增加人手，王总笑了笑，“不用，三班倒就行了。”
“三班倒？就是晚上也得上班？”托马斯问我，我点点头。
“在德国要完成这些活至少要5个月，你们2个月就完成了，速度太快了，质量没保障的。沈，这段时间你得辛苦下，多到工地转转，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质量。”托马斯担忧地对我说。
“这就是著名的‘中国速度’。”我得意地向他介绍。
“你们让工人白天晚上都工作，在德国是犯法的，工地的负责人都要坐牢，包括我。”
“没事，那都是安装公司的人，处罚也不是处罚我们。”
托马斯摇了摇头，“随意压缩工期，我干了那么多年，闻所未闻。我真不敢相信，你们连法律都敢不顾，晚上通宵干活，很容易出安全事故。”
后来，不幸被托马斯言中，一个工人在晚上加班时一脚踏空，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所幸人无大碍，只是脚受了伤，活干不了。
这件事若按QSHE法则，算是一起重大的安全事故，整个工地从上到下都知道了，唯独托马斯被蒙在鼓里。
王总发过话，“谁要把消息泄露出去，谁就离开工地。”
现场经理托马斯被彻底架空了，虽然他每天忙得不亦乐乎，但已经没人听他的话了，都只是面子上维持着。项目部也一直在寻找机会想让他走人,不久之后，机会就来了。
工地上安装重大设备，公司内部的安装误差标准为0.1mm（只是建议执行，不是必须），而国家标准要求稍低一些，误差控制在0.5mm以内即可。
工人们按照国家标准安装完后，托马斯验收，发现误差在0.5mm左右，于是拒绝验收通过，要求重新安装。
此话一出，工地上的人都傻眼了，重新安装要把基础全都砸掉，虽然耗费的工时不多，但经济损失至少在百万以上。大家都怕担责，没人敢动手，托马斯操起钻头，把基础打出了一个大坑。
安装公司当即向王总报告，王总脸色阴鸷，没有说话，也没理会在一旁喋喋不休的托马斯。
他发邮件问我，“设备安装允许的误差，国家标准是多少？”我如实回答，没想到他就以此为由，给总部写了一封邮件。
“托马斯做如此重大决定，没有知会业主及项目经理，他随意提高安装标准且违犯QSHE规定，没有特种设备操作证书却违规操作……”
此外，王总还附上了一张excel表格，上面罗列了重新安装所需的材料费、工时费等（全部按照德国标准结算），最后得出的金额高达900多万元。
当然，在这封没有抄送托马斯的邮件中，王总还“顺带”要求总部更换一名现场经理。总部很快就回了邮件，要求托马斯回国。
他的高标准严要求，被附件中所列的一项项金额彻底击垮了。
托马斯告别时，王总的一番中国式的挽留，差点就让我相信了。
“沈，没想到你也想让我走，我看到你的邮件了。”临走时，托马斯对我说。
“我没有。”我嗫嚅着想解释，但又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沈，你要严格按图纸执行，不能一直按中国的方式，不要做Mr.差不多。”
托马斯走后，我问王总这次更改是否真的花了900多万。
“你傻啊？真花了900多万，我这项目经理还能继续做？”
“那到底花了多少钱？”
“一分钱也没花。”说完，他哈哈大笑。
后来我去问安装公司的人才知道，基础根本没有重新安装，他们只是用水泥把托马斯破坏的地方重新填平了。
“强度差了，出了事，谁负责？”我很吃惊。
“‘德国要求’简直就是浪费钱，我们安装了那么多一模一样的设备，这算是安装质量最好的了，绝对不会出问题。”然而，安装公司口中质量最好的，在托马斯眼里，连及格都算不上。
“这样做，现在运行没有问题，但过几年也许会出问题的。”
“哎呀，我们的安装验收能通过就行了，过几年就过了保质期，谁管它呢。”安装公司的负责人又补充道，“你担心得太多了，王总是你们公司的设备专家，有没有问题他还不清楚啊。”
王总是设备专家？我吃了一惊，心想，那他怎么还发邮件问我设备安装的国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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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回国后，发了一封长长的邮件给项目部的所有成员。他事无巨细，把接下来应该做的工作及注意点罗列了几十页。
“要不要开个会，把托马斯提到的问题讨论下？”我问王总。
“讨论啥，按他的，黄花菜都凉了，我们的工程还要干吗？”
没有了托马斯的“羁绊”，效果立竿见影，工厂如期在夏季需求高峰来临之前投产了。经专家评定，这项工程被评为某市当年的示范工程之一，集团领导很高兴，召开了隆重的表彰大会。
王总兑现了他的承诺，我获得了项目部“年度最佳职工”的荣誉称号，当然，他也被评为集团的“年度项目经理”。
大会开完，自然有一番推杯换盏。在酒酣耳热之时，在场没有一个人提托马斯，这个曾经的现场经理，仿佛他从来都没有在工地上出现过。
● ● ●
后记：
前年，我去总部出差遇到了托马斯。
托马斯很高兴，他没有按德国人的习惯先问候我，第一句话就是——“项目现在运行得怎么样，还好吗？”
我一愣，“从2010年运行到现在，各项参数都好，没有任何问题。”
“那就好，我就放心了，你不知道我一直很担心出问题。”他顿了顿，抿着嘴，“沈，你不知道，那个项目其实可以做得更好的。”
我一时无言以对。
“我还有很紧急的会议要开，过几天再联系你。”托马斯说完就走了，连告别的话也没有说。
可直到我回国前，托马斯也没有再联系我。
编辑：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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