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开尸体的胃，发现两片还未消化的吗啡，这说明他是在痛苦中死去的。也许当时正孤身一人，手忙脚乱地抓着药瓶。
前言
全世界只有百分之0.0012的人在36岁就患上肺癌，天才神经外科保罗·卡拉尼什是其中之一。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他已经不在人世。
2013年，即将抵达人生巅峰的保罗，忽然被诊断出患有第四期肺癌。自此，他开始以医生和患者的双重身份，记录自己的余生，反思医疗与人性。
你也许会觉得，第一次解剖尸体，大概会觉得有点滑稽。然而，奇怪的是，我觉得一切都特别正常和自然。明晃晃的手术灯，不锈钢的解剖台和戴着领结的教授们都带着一种庄严的礼节。即便如此，从颈背一直割到腰背的第一刀，也是永生难忘的。
手术刀很锋利，感觉不是割开皮肤，只是拉开一个顺滑的拉链，皮囊包裹之下本无从得见的筋骨展露在眼前。就算之前做了很多准备，你仍然会有种出其不意的感觉，羞愧与兴奋并存。
尸体解剖是医学生的重大仪式，但也侵犯了圣洁的神明，令人刹那间百感交集：嫌恶、愉悦、恶心、沮丧与敬畏。然而时日长久之后，这只不过是枯燥沉闷的课堂练习。一切都仿佛在跷跷板上忽高忽低，有时悲痛感伤到无以复加，有时又想些琐碎平常的小事。
你看看你，违反着最基本的社会禁忌，但手术室里的甲醛(手术室一般需要甲醛蒸汽消毒)能让人胃口大开，所以又特别想吃个玉米卷饼。最终，当你解剖了正中神经，把骨盆锯成两半，割开心脏，完成任务之后，心里想的就完全是那些小事了：侵犯圣洁的神明又如何？这就是医学院课堂的常态啊。
很多人认为，正是尸体解剖，将有着正常人悲欢情绪与恭敬礼貌的学生，转变成冷酷无情、傲慢自大的医生。医学这种“罪大恶极”的道德使命，让我这个满怀崇高理想的医学院新生经历了一个急速下坠的过程。
尸体解剖之前，第一天是心肺复苏训练，也是我的第二次训练。第一次是在本科的时候，当时场面很滑稽，很不严肃，大家都嬉皮笑脸的。教学视频粗制滥造，用来练习的塑料模特连手脚都没有，真是假得不能再假了。
然而，现在，这些东西我们某一天可能真的用得上，气氛完全变了，人人都跃跃欲试。我不断用手掌按压着一个塑料小孩的胸，耳边是同学们有一搭没一搭的笑话，但仿佛还是听到这个孩子的肋骨被我一个不小心弄断了。
尸体解剖则恰恰相反。心肺复苏用的假模特，你假装那是真的，而尸体解剖用的真尸体，你却要假装是假的。但第一天的时候，你完全做不到。我面对的属于自己的那具尸体，有点发青，有点肿胀，但他曾经是个活生生的人，已经死亡，这样的事实无可否认。一想到接下来的四个月，我将用一把钢锯给这男人的脑袋做个对角线平分，我就觉得良心受到深深的谴责。
这就轮到解剖学教授出场了。他们建议我们，好好看一眼尸体的脸，然后用布盖上，这样更容易下手。我们不断深呼吸，眼神里带着认真与热切，准备割开尸体的头。恰好一个外科医生过来聊天，他斜着身子，手肘就撑在尸体的脸上。他指着光溜溜的尸体躯干上好几处瘢痕和伤疤，为我们构建了尸体的病史。这条伤疤，来自腹股沟疝气手术；这条是颈动脉内膜切除手术；这些瘢痕，是他不断抓挠留下的；病人生前可能有黄疸，胆红素很高；他可能是得了胰腺癌去世的，不过没有相关手术的伤疤，也许还没来得及动手术就死了。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我的眼睛却离不开他的手肘。每说一条新的医学假设，教一点新的医学词汇，他的手肘就在尸体被遮住的脸上挪来挪去。我在心里默念：脸盲症，一种神经障碍疾病，患者对人脸会失去辨别能力。很快我也会得这种病，手里拿着钢锯，心里轻松无比。
因为，几个星期后，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就逐渐消散了。我发现，跟非医学生聊天，讲有关尸体的事情时，我会强调这事有多怪异，多可怕，多荒谬可笑，好像要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看，虽然我每周六个小时都在切割尸体，但我是正常人。
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讲，有一次上课，我回过身，看到一个平时用的马克杯上都会有大团大团彩漆的女同学，正开开心心地用锤子和凿子凿进一具女尸的脊椎骨，碎片在空中四处飞溅。我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和这样的人划清界限。但我身在其中，无处可逃。毕竟，我刚刚不是才拿一对断线钳拆解了一个男人的胸腔吗？就算切的是死人，脸也蒙上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你还是会感觉他们身为人的特性扑面而来。我打开尸体的胃，发现两片还未消化的吗啡，这说明他是在痛苦中死去的。也许当时正孤身一人，手忙脚乱地抓着药瓶。
当然，活着的时候，这些病人是自愿免费捐献遗体的—我们面对这些尸体，用词也很快变成这种现实的反映。教授告诉我们，不要再“尸体尸体”地叫，最好说“捐献者”。当然，如今的解剖课堂比过去那些黑暗的年代进步很多了。（首先，现在的学生不用像十九世纪那样，自己带尸体来。医学院也不再支持去挖人家的坟找尸体。）
然而，知道个中细节最多的人，也就是医生们，几乎很少捐献自己的遗体。那捐献者们到底又知道多少呢？一位解剖学教授对我说：“如果血淋淋的过程细节会让病人不同意手术，那你一个字都不能说。”
不过这只是一个解剖学教授说的话，捐献者们知道的信息应该还是足够多的。不过就算他们知道了，真正感到屈辱的，不是这些最终被解剖的人，而是他们的亲属。你想想，你的母亲、你的父亲、你的祖父母，被一群插科打诨的二十二岁医学生给大卸八块。每次我读实验前的计划，看到“骨锯”这一类的词汇，都会想，这堂课上我是不是会最终吐出来。
然而，真正走进实验室，我却很少烦恼，就算发现此前令我坐立不安的“骨锯”不过就是一把生锈的普通木头锯子。有一次我真的快吐了，但离实验室很远，是祖母去世二十周年，我去纽约给她扫墓时的事。当时我情不自禁地弯下腰，几乎要哭了，不停地道歉，不是对我曾经解剖过的尸体，而是对那具尸体的孙辈。事实上，就在我们实验的过程中，有位儿子就希望把她母亲解剖到一半的尸体要回去。是的，母亲是签了同意书的，但儿子接受不了。我觉得我也和他一样。（尸体最后还给他了。）
解剖实验中，死者被具体化，真正被分解成器官、组织、神经、肌肉。第一天，你的确无法否认尸体身上的人性。然而，等到你给他们的手脚剥了皮，割开碍事的肌肉，拿出肺脏，剖开心脏，摘除一片肺叶，你很难再说这一堆东西是“人”了。最终，你会觉得，与其说解剖实验是对神明的冒犯，倒不如说这是欢乐时光中一件不那么愉快的事情。这种意识令人产生挫败感。很偶尔地，我们可能会反思，大家都在默默地向尸体道歉，并非出于罪恶感，而是出于我们没有罪恶感。
然而，这也不是简单的罪恶。不仅尸体解剖，医学的一切，都是对神圣的冒犯。医生们以一切可以想象到的方式入侵人体。他们看到的，都是人们最脆弱、最恐惧、最私密的时候。他们治愈病人，护送他们重新回到滚滚红尘，自己却转身离开。将尸体看作平常的物体和机器，恰恰是为了缓解人类最深的痛苦。同样地，人类最深的痛苦，也仅仅是一种教学工具。解剖学教授大概是这种关系的最终端，然而他们仍然与尸体保持着割不断的联系。
刚开始不久，我在我的捐赠者横膈膜上划了长长的一刀，就为了快点找到脾动脉，搞得在场的学监既生气又惊骇。不是因为我破坏了重要的组织结构，没搞清楚基本的概念，或者搞砸了未来的解剖，而是因为我做这一切时如此漫不经心。他脸上那种表情，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忧伤，比任何讲座都更深刻地让我理解到医学的真谛。我解释说，是一个解剖学教授让我这么做的，学监的悲伤变成狂怒，一些教授突然涨红了脸，被学监拖到走廊上去了。
其他时候，这种割舍不下的联系要简单很多。一次，教授给我们展示捐献者罹患胰腺癌之后留下的满目疮痍，问：“这人多大年纪？”
“七十四。”我们回答。
“我也是。”他说着，放下激光笔，走开了。
● ● ●
医学院的经历，让我加深了对意义、生命与死亡三者关系的理解，变得更为敏锐。我亲眼见证了自己读本科时写下的那些与人性关联的文字，在医患关系中变成了现实。作为医学生，我们要直面死亡与痛苦，我们以后的工作就是照顾病患，同时又暂不会感受到责任带来的真正冲击，这些充其量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医学院的头两年，基本就是上课、社交、学习和阅读，就是在继续本科的生活而已。然而，我在医学院的第一年认识了女友露西（就是我后来的妻子），她能看透学术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她内心的爱几乎无穷无尽，这也教会了我一些东西。
有一天，她在我公寓的沙发上，研究着心电图的那些波动起伏，经过冥思苦想后，她正确地指出了其中致命的心律不齐的状况。然后她忽然明白过来了，并在一瞬间流下了眼泪：从这张不知从何而来的“练习用”心电图可以看出，这位病人已经不在人世了。纸上这些弯弯曲曲的线条，不只是简单的线条，而是从心颤再到心跳停止的全过程，这些会让看懂的人心痛落泪。
我第一次见证出生，也是第一次见证死亡。当时我刚刚通过医师认证的第一阶段考试，整整两年，高强度的学习，埋在书山之中，在图书馆独坐到深夜，在咖啡馆聚精会神地看课堂笔记，躺在床上也不忘看自制的学习卡。而接下来的两年，我将奔波在医院和诊所，终于可以把那些理论知识付诸实践，去缓解真正的病痛。我的首要关注对象，终于要变成病人，而不是那些抽象的知识了。我的实习从妇产科开始，会经常上大夜班，在病房目睹产妇分娩、孩子出生。
日落时分，我走进医院大楼，努力回忆分娩的各个阶段和相应的子宫颈扩张程度，孩子在往外钻时各个位置的名字，反正只要关键时刻能派得上用场的，我都要想个遍。我这个医学生的任务就是观察学习，不要碍手碍脚。我的老师们，主要是那些已经读完医学院，并且选好专业、完成培训的住院医生，以及有着多年临床经验的护士。但我心中仍有恐惧如影随形，如同不安分的小鸟扑闪着翅膀。我害怕万一有什么意外情况，或者谁满怀期待地让我自己去接生，然后我失败了。
我来到医生休息室，见指导我的住院医生。走进去后，看到一个深色头发的年轻女人，躺在沙发上，大嚼着一块三明治，同时一边看电视，一边读着期刊上的文章。我做了个自我介绍。
△天才医生保罗·卡拉尼什
“哦，好，”她说，“我是梅丽莎。需要我的话，到这儿或者值班室来找我。嗯，你最好注意一下那个叫加西亚的病人，二十二岁，早产宫缩，怀的还是双胞胎。其他人都还挺正常的。”
梅丽莎一边大口咬着三明治，一边向我简要介绍了一下情况，信息真是很密集：双胞胎还只有二十三周半大；希望能尽量帮她保胎，不管能保多久，以便让胎儿发育得更成熟一些；至少要超过二十四周，这是培养胎儿生存能力的关键时期，之后的每一天都会好很多；病人在吃很多控制宫缩的药物。这时，梅丽莎的呼机响了。
“好，”她双腿晃荡着从沙发上落了地，“我要走了。你要是愿意，就在这儿待会儿。能收到很多不错的有线电视频道。要么你就跟我来。”
我跟着梅丽莎来到护士站。一面墙上全是显示器，显示着密密麻麻的遥测曲线。
“那是什么？”我问。
“子宫分娩力计输出的图像和胎儿的心率。我带你去看看病人。她听不懂英语。你会说西班牙语吗？”
我摇摇头。梅丽莎把我带到病房，很昏暗。准妈妈躺在床上休息，很安静，肚子上缠着各种各样的监控带，检测她的宫缩情况和双胞胎的心率，将信号传输到我刚才在护士站看到的屏幕上。准爸爸站在窗边，握着妻子的手，忧虑地紧皱着眉头。梅丽莎用西班牙语朝他们小声说了几句话，然后拉着我出去了。
● ● ●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天下太平，一切顺利。梅丽莎在休息室睡着了。我努力辨认加西亚病历上那些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跟读天书似的。我最终还是看明白了，她全名叫艾琳娜·加西亚，这是第二次怀孕，没有做产前保健，也没有医疗保险。我写下她正在服的药，提醒自己待会儿要去查一下。我在医生休息室找到一本课本，了解了一点早产的知识。早产儿如果活了下来，还是有很大概率会遭遇脑溢血和脑瘫。不过，三十年前，我哥哥苏曼早产八周，现在已经正式成为一名神经内科医师了。
我走到护士身边，请她教我看显示器上那些弯弯曲曲的图像。在我眼里，这跟医生写在病例上的字一样难以辨认，但显然可以预测接下来是平安无事还是大难临头。她点点头，开始指导我看宫缩数据和胎儿心跳对宫缩做出的反应：“这边，仔细看看，就能看到—”
她停下来，神情非常忧虑，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冲进艾琳娜的病房，然后又冲出来，抓起电话，呼叫了梅丽莎。一分钟后，梅丽莎赶到了，睡眼惺忪地看了一眼图表，也冲进了病房。我急匆匆地跟在她后面。她打开翻盖手机，给主治医生打电话，连珠炮似的说着各种术语，我只能听懂一部分，也大概了解了情况：双胞胎情况很危险，唯一能保住的办法，就是紧急剖腹产。
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一大群心急火燎的人进了手术室。他们让艾琳娜仰卧在手术台上，药物注入她的血管。一个护士手忙脚乱地往她隆起的腹部抹了抗菌溶液，主治医生、住院医生和我用酒精冲洗了手和前臂。我模仿着他们迅速的动作，默默地听着他们低声咒骂。麻醉师给病人插管，而主刀的主治医生则烦躁不安。“快点，”他说，“我们时间不多，动作要更快！”
我站在主治医生旁边，看他用手术刀划开那女人的肚子，在她的肚脐下面留下一道弯弯曲曲的长切口，就在她那隆起的子宫顶端的下面。我努力跟上每一个步骤，迅速在脑子里搜索课本上的解剖示意图。手术刀所到之处，皮开肉绽。医生满怀信心地切开韧性很足、包裹着肌肉的白色腹直肌筋膜，接着用双手掰开筋膜和下面的肌肉，甜瓜一样的子宫开始出现在视野里。他把子宫也割开，一张小小的脸蛋出现了，接着又被淹没在血泊中。医生伸手进去，拉出一个，又拉出另一个。
两个婴儿浑身发紫，几乎一动不动，双目紧闭，像过早掉出窝的小鸟。他们的皮肤是半透明的，能看到下面的骨头，似乎不是两个真正的孩子，更像谁信笔画的素描。他们太小了，比医生的手大不了多少，抱都抱不住，立刻被交给在一边待命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医生，迅速进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燃眉之急算是解决了，手术的步调慢了下来，大家都趋于平静，没刚才那么混乱了。电刀烧灼切口，止住了小规模喷溅的鲜血，皮肉烧焦的味道缓缓飘散开来。子宫缝合，缝起来的伤口如同一排牙齿，咬合在一起。
“教授，腹膜需要闭合吗？”梅丽莎说，“我最近读到资料说不用闭合。”
“上帝造物时闭合的，不要人为去分开，”主治医生说，“至少只能暂时分开。我喜欢把东西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们还是把它缝合了吧。”
腹膜是包覆腹腔的一层薄膜。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错过了刚才腹膜被切开的过程，现在也完全找不到它在哪里。在我眼里，这伤口就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组织，然而在外科医生看来，这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如同雕塑家看一块未经雕琢的大理石。
梅丽莎要了腹膜缝线，把钳子伸进伤口，扯出肌肉和组织之间一层透明的组织。突然间，腹膜和上面的大洞就这样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她缝合了腹膜，继续处理肌肉和筋膜，把它们用一根粗针和套环缝法缝合起来。主治医生走了。最后，皮肤也做了缝合处理。梅丽莎问我想不想来缝最后两针。
我颤抖着双手，将针穿过皮下组织。拉紧缝线时，我看到针有微微的弯曲。皮肤被扯到一边，一团脂肪挤了出来。梅丽莎叹了口气。“不平整，”她说，“你弄到皮层了—看到这条薄薄的白色东西没？”
我看到了。看来亟待训练的不仅是我的头脑，还有双眼。
“剪刀！”梅丽莎剪开我笨手笨脚打的结，重新缝合了伤口，贴上带有伤口敷料的胶贴。病人被带去了康复病房。
梅丽莎之前跟我讲过，在子宫内存活到二十四周，是培养胎儿生存能力的关键。双胞胎坚持了二十三周零六天。他们的器官已经形成，但也许还不足以负担起维持生命的责任。他们本应该再在子宫的保护下安稳地发育将近四个月，接受脐带运送来的含氧血和营养素。现在，他们必须靠脆弱的肺部吸入氧气，而小小的肺还无法进行复杂的扩张和气体转移，也就是呼吸。我到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去看他们，两个双胞胎各自待在一个透明的塑料保温箱中，周围巨大的机器嘟嘟响着，显得他们那么小，几乎淹没在缠绕纠结的线和管子里。保温箱边上开了个小小的窗口，父母可以伸手进去轻轻摸摸他们的腿或者胳膊。对于小宝贝们来说，这种来自真人的触碰，是生死攸关的。
太阳升起，我的轮班结束了。我可以回家了，但双胞胎被从子宫中取出的画面让我难以成眠。我感觉自己也有点像一个未发育完全的肺脏，还没做好维系生命的准备。
那天晚上我去上班，被派给一个新的准妈妈。大家都觉得这个孕妇没什么问题。一切都按常规来，而且今天刚好就是她确定的预产期。我和护士一起跟进这个妈妈四平八稳的生产过程，宫缩频率稳定上升。护士不时报告子宫颈张开的状况，从三厘米到五厘米再到十厘米。
“好，现在可以开始了。”护士转身看着我，“别担心，快生了我们呼你。”
我在医生休息室找到梅丽莎，过了一会儿，妇产团队被召集到产房：要生了。梅丽莎在门外递给我一件长大褂、一双手套和一双很长的靴套。
“很脏的。”她说。
我们走进产房，我一直有点尴尬地站在旁边，直到梅丽莎把我推到产妇的两腿之间，主治医生的前面。
“使劲！”护士鼓励产妇，“再来一遍，就像刚才那样，不过不要尖叫了。”
尖叫当然停不下来，很快血和其他不明液体也随着尖叫一起喷薄而出。清晰整齐的医学图表完全无法表现自然的天性，不仅尖牙利爪会见血，生命的诞生也是一样。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病房里真刀真枪地学做医生，和在教室里做医学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
读书和做选择题，完全不像身负重任采取行动。你也许很明白，自己要头脑清醒，往外拉孩子的头，好让肩膀一起出来，但真正干起来又是另一回事了。万一我拉得太狠了呢？（我脑子里响起一声咆哮：那会造成无可挽回的神经损伤！）产妇每使劲一次，宝宝的头就出现一点，但歇口气的间隙，又缩回去了。每次往外三步，缩回两步。我等待着。
人类的大脑承担了这个生物体最基础的任务，而生育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就是这样的大脑，想出了阵痛和分娩部门、子宫分娩和心率监测、硬脊膜外麻醉和紧急剖腹产这样的主意；同时，也是因为这样的大脑，以上这些都有必要进行。
我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确定该干些什么。主治医生口头指导我，伸手抓住露出的头，接着产妇再次使劲时，我轻轻扶住宝宝慢慢钻出来的肩膀。是个个头挺大的女孩，胖乎乎的，浑身湿透了，至少是昨天晚上那两个小鸟一样的宝宝的三倍大。梅丽莎夹住脐带，我伸手剪断。
宝宝睁开眼睛，张嘴哇哇大哭。我又抱了她一会儿，感觉到她实实在在的存在，接着把她抱给护士。护士把她抱到妈妈身边。
我走到等候室，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产妇的家人。聚集在那儿的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全都欢呼雀跃，一阵纷乱的握手和互相拥抱。我就像个伟大的先知，从山顶带回新契约的欢乐消息！
生产带来的一切肮脏与混乱消失了。站在这里的我，刚刚抱过这个家庭的最新成员。她是这个男人的侄女，那个女孩的表妹。
回到产房，我兴高采烈地跑到梅丽莎身边。
“嘿，昨晚的双胞胎怎么样了，你知道吗？”我问。
她的脸色瞬间黯淡下来。昨天下午A宝宝去世了，B宝宝坚持了不到二十四小时，在我接生刚才那个宝宝的时候也走了。那一刻我满脑子都是塞缪尔·贝克特的隐喻，正与这对走到生命尽头的双胞胎相合：“有一天我们诞生，有一天我们死去，同样的一天，同样的一秒钟……他们让新的生命诞生在坟墓上，光明只闪现了一刹那，跟着又是黑夜。”我现在就站在“掘墓人”的旁边，他的工具是医用的钳子。这些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这你就接受不了了？”她说，“很多母亲胎死腹中，还是要经历分娩和生产。你想象得到吗？这些人至少还有过希望。”
就像火柴闪动微光，却没有燃烧起来。543号病房里，母亲在饮泣，父亲眼眶通红，泪水默默滑落：这真是和那边的欢乐形成鲜明对比；出乎意料的死亡，是那么不公平，令人无法忍受……你能去劝他们什么呢？你能说得出什么安慰的话呢？
“紧急剖腹产是正确的选择吗？”我问。
“绝对是，”她说，“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如果不做，有什么后果？”
“他们会死。胎心追踪的图表显示，胎儿正遭遇酸血症。不知道是脐带出了什么问题，还是其他地方出现了很糟糕的情况。”
“但你怎么知道追踪图表的糟糕程度呢？出生太早或者生得太晚，哪个更糟糕？”
“要自己判断了。”
这个判断也太难了。我这小半辈子，最艰难的决定，也就是三明治到底要法式蘸酱还是鲁宾蘸酱。而这样的判断，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又怎么可能安心做呢？医学实践方面，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但在生与死悬而未决之时，单凭这些知识够吗？光靠脑子聪明显然行不通，道义上也需要明确的思考。
不知何故，我必须坚信，这个过程中，我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智慧。毕竟，一天前我刚刚迈入医院大门时，生与死还不过是抽象的概念而已。现在，我已经近距离地直面二者。也许贝克特笔下的波卓说得对，生命就是转瞬即逝，太短暂，容不得多想。但我必须集中精力去扮演好迫在眉睫的角色，一心一意投入到死亡的全过程中。我就是拿着钳子的掘墓人。
不久，我在妇产科的轮转结束了，立刻就转到肿瘤外科。同期的医学生玛丽和我一起轮班。轮班了几个星期，在一个无眠的夜晚之后，她被分配去协助一台“惠普尔手术”。这是很复杂的手术，需要调整腹部的很多器官，以便切除胰腺癌。在这种手术里，医学生一般都要连续站上九个小时，通常只是旁观，顶多帮忙拉拉勾。被选中去协助这种手术，是医学生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过程极度复杂，能够主刀的至少也要住院总医生的级别。但这也是会累垮人的手术，是对普外科医生技能的终极测试。手术开始后十五分钟，我看到玛丽站在走廊里哭。惠普尔手术开始时，医生要从小小的切口放进一个小小的摄像头，看有没有转移瘤。因为如果癌细胞大面积扩散，那手术就没用了，需要取消。玛丽站在手术室里，想着要站上整整九个小时，心里一直在默默地祈祷：“我太累了—上帝啊，一定要有转移啊。”的确有。病人被重新缝合，手术取消。玛丽先是松了口气，接着心灵就不断被愧疚侵蚀，越来越深，痛苦不堪。玛丽冲出手术室，她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而我恰好出现在那里。
那些集合了生命、死亡与意义的问题，那些所有人在某个时候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通常都发生在医院里。当一个人真正遇到这些问题，这就变成了实践，有着哲学和生物学上的双重意义。人类是生命体，遵循自然法则，很遗憾的是，这些法则就包括一条：熵总是在增大的，生命是无常的。疾病，就是分子的顺序打乱了；生命的基本要求是新陈代谢，而死亡，就是新陈代谢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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