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 东方IC
老苏儿子不断说着的“救救我”，看来并不是给我们说的，而是说给他那个勇猛莽撞了一辈子，还必须在这里装作陌生人的父亲说的吧。
黑船上的白鼠，通常都有一些特质：老实了小半辈子，在家人的冷眼以及周围人的瞧不起中愤然决定，通过“老乡带老乡”的方式来我们这里，狠心干上一两个月，然后回去扬眉吐气。
虽然后来的很多年，我每年都要给老苏的家人通很久电话，将这么多年不断重复的话再反反复复告诉他们，再一次次汇钱过去。但是今年的某一天，国内空气开始逐渐变得寒凉的时候，老苏老婆却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么多年你何必一直骗我，从今天起不会再打扰你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已经离开中国去马来西亚开鱼铺了。
第一次见到老苏时，我还是一个毛头小子，在首尔的花心花植物园，带着刚坐船来到韩国的一帮傻小子游玩，为他们展示未来的美好生活。
没多久，另一名和我同期抵达韩国的男孩带着两个傻乎乎的男人走过来，男孩眼睛一撇，嘴角向上一呶，我回应了一个“我也是这么想”的表情——老张和老苏就算是移交给我了。
我们都觉得，这么大年纪，又看起来不太聪明，大概也就是为了挣点快钱，回去结婚、盖房或者看病，来了也坚持不了多久。
这样的人通常带有一些特质：老实了小半辈子，终于想明白了——没钱就没生活，没钱就没地位。在家人的冷眼以及周围人的瞧不起中愤然决定，通过“老乡带老乡”的方式来我们这里，狠心干上一两个月，回去扬眉吐气。
韩国的灯红酒绿很容易让这些新来的白鼠们迷失。几乎每个人来的时候都一样——第一天晚上不喝酒，也不玩，甚至有些拘束。严重些的，会默默一个人坐在角落，看着大家喝酒自己抹眼泪。
基本到了第三天、第四天，多半都会喝起酒来，呜呜呀呀地诉说着不尽相同的故事，然后将一腔愤恨——对社会不公的抱怨，对自己无能的怨恨——化成力气，狠狠地扎进韩国姑娘的胸脯肉里。
对于我们这些“老人”而言，这些白鼠实在太容易让人轻看了。一次船都没上过，吃了点泡菜、喝了几口低度白酒，就以为自己多了不起似的。
当然，要说我们自己来的时候，哪个都是这德行，要么就是哭完扑到姑娘怀里，要么就是哭完接着喝，喝到直接睡死过去。
但不管怎样，都有“诉衷肠”这一段。很奇怪，没人问，也没人起头，但是每个人都会说上一段，突然的，酒局上就全是眼泪。
只有老张自始至终不喝酒，不闲聊，不扑胸脯肉，也不乱说话。这让我们感到有些意外，甚至私下里还赌了点钱，看他能坚持几天。
事实证明，他一直坚持到船来了。
来船的当夜，我们都会叮嘱白鼠们尽量穿少点，年轻人听话一些，也不会多问为什么。老苏不听，一身毛衣外套，捂得严严实实。
阁楼里门框上的铃铛响了几声，我看看手表，让大家40分钟以后排队站在小楼里。当时的画面有些诡异，看似简单的一栋小楼，散乱地住着杂七杂八的租客。但就在午夜的某一个时间，突然从一楼的楼梯口开始，一个挨一个的中国人站在楼道里，一言不发，甚至因为不允许抽烟，连光亮也没有。
时间精确，准备充足，当面包车一辆辆停在门口的时候，平均40秒左右就可以上好一辆。
夜晚的风很大，很冷。抬头能看到楼道转弯处，那拉开的窗户外黑漆漆的天空，伴有个别零星路灯吊塔的橘黄色灯光，海浪在忽远忽近的地方拍打着岸边，四下里安静得令人心生恐怖，让人在恍惚间无法确认到底有没有海浪的声音。
面包车停下来以后，我迅速拉开一楼的门，红色斑驳的大铁门，只有转弯处的旋钮上润滑油的光亮，这样就不会在不希望发出声响的时候，发出别扭声音了。
门一打开，我第一时间冲到车前，打开副驾驶和后面的车门，同时到驾驶位，拿出两盒烟递给司机——希望他们不至于在遇到检查或其他事情时，对我的同袍们，也就是这些白鼠们过于冷血——因为上了这辆面包车，不论司机将他们带到任何地方，杀了、埋了、卖了，我们都无能为力。
就在这批白鼠来之前，刚有一车菲律宾人被卖到了黑船上。黑船指的是不挂靠任何国家、打捞采购也没有间断的船。在那里，足以让任何一个壮年男人不到十几天就过劳而死。况且，黑船是永不回头的，也没有任何时间计划。今天船走了，下次不一定到浦项（韩国庆尚北道的一个市，东临日本海），说不定从江西（首尔市江西区）或者松亭（釜山市地名）靠岸了，完全随心情。
数着4辆面包车顺利开走，我也踏实了。和老张老苏一起坐在最后一辆车上，老张冻得瑟瑟发抖，老苏则一脸得意：“怎么样，傻了吧。这人，活在世间里，就活一张脸呀。”
老张和在这里的这么多天一样，一言不发，似乎不怎么爱聊自己的事。两人在后面叽叽喳喳没一会儿，被司机扭过头去用别扭的中文说：“闭嘴！”两人这才闭上嘴——说是俩人，其实也就是老苏在那里一直废话没完。
我很快就睡着了，等老苏在我耳边叫：“大兄弟，大兄弟”的时候，车已经到了港口。
说是港口，其实就是一个废弃的海岸边。主要的功能是海船临时下货，处理一些渔网补漏等小问题，更像是一个灰色的垃圾处理厂。
港口的老板姓金，是中介，也是这个地方的建设者——听说这地原本是他老爷子的。金老板总是号称自己是东北的朝鲜族，但他不仅忘记了东北话怎么说，而且我也专门问过东北的白鼠，他的韩语一点朝鲜语的味儿都没有。
大概这家伙是个骗子。
中国人在外面做事，总是比其他国家的人情味都要重一些，或者说只有中国人喜欢做事时，还带点额外的人情。
我拿出一个红包给金老板，希望能把这些人安安全全地带回来，不然我没办法“跟领导交代”。“你都带了这么多回了，干嘛还给红包，人家也说了不用了，都是朋友。总是叫一起去唱歌你还不去，多去几次红包钱不都省出来了。”和我一起的男孩总这么说我。我不爱跟骗子说放心不放心的话，这是道义问题。当然，我也不能这么说。
我能做的，不过就是挤出笑脸，把红包塞进金老板口袋里。只等第二天上了船，我才能放下心来。除了把舵的，船上也就剩下我最大了。
● ● ●
清早从海上起来，似乎让这些白鼠特别兴奋，连老张也走到我面前有些欣喜地问：“这就直接尿海里吗？”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老苏穿着那身厚衣服乐呵呵冲着老张喊：“老乡，身体好呀，昨儿没起夜，没起夜也没听见外面下雨吗？”说完更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事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似乎老苏还说了些其他玩笑话，我记不清了，但回忆里的画面是大家一直那么开心，笑声环绕在整个海面上。
很快，我们就遇到了第一艘黑船，船夫打了招呼后，两艘船靠在一起，我让老张从船底拿出一个水桶，里面放了一些劳保油，又放了几瓶消毒液，扔了过去。
对方也扔过来一个桶，我让人勾了过来，几条烟，还有些皮带。我们要烟，不要皮带；对方是要劳保油，不要消毒液。
随后两个船开始各自拿出货来，用手比划好价格，开始“交换”。
临走的时候，对方船上的亚洲脸孔指了指最后一桶，我叫老苏去看看，老苏说：“嗨，没什么，就是几瓶老干妈。”
“这帮白鼠，这是刚来韩国，泡菜青椒还没吃够呢，不知道老干妈的宝贵。”我心说。那时候，黑船不仅仅是过度捕捞，也有可能运人，运任何可以装得下、换来钱的东西。所以一般见了黑船大家都不说话，如果一方说话，就等于埋下了不好的种子。
同是亚洲面孔时，甲板上尤其安静。
更多的只是抱拳，双手合十即可。对方黑船上刚才交涉的亚洲人，短头发，一脸阳光，单眼皮。船虽然有些旧，但是看得出来很用心保养，穿的是俄罗斯的制式军装，不出意外，就是朝鲜人了。
当年我年纪也不大，对他们非常感谢，因为这些东西完全可以交换到现金，或者其他更好的东西。
当然，他们大概也并不是“黑船”，可能只是假装“黑船”的国营船只。
很多黑船都是好几个月不靠岸的，靠岸也不会超过1天，大部分的交易都在海上完成。
曾有越南人组织做海上妓院，生理需要都解决了。当然，没多久就被黑船抢了，不管是人，是钱，还是船。
我们到海上的第一天夜里，船夫从船舱底部拿出一些运动套装，又拿出一些铁桶，让每个人把除了秋衣秋裤之外的衣物扔进去，然后穿上统一的运动套装。
于是，所有人都在尽量不让自己笑出声的情况下，一起扒了老苏，本来他们还想把老苏的裤子挂在桅杆上，纪念老苏的特立独行，结果被船夫骂骂咧咧地阻止后，又扔到了铁桶里。
大约1天半以后，抵达了交货地点，船上这些白鼠们的热情大都有所减退了，有靠在船舱里睡觉的，有在船边不停呕吐的。而我的老干妈，也已经炒出了天价，有人甚至愿意花人民币750元买去。
当然，我婉拒了。
● ● ●
第3天，晚上9点左右，交易船只远远地出现了，这才是我们此行的目的。远处的船与我们还有段距离，闪了几次灯后，船夫示意我，我随即对老张说“换！”
很快，老张就带着几个年轻人按照白天排练的，将我们的船旗换成了对方的船旗。
两只船很快靠近在一起，接下来就是交货了。船夫打着微弱的灯光，我举着手电筒，看着这些白鼠们一个个从船舱里扛着货品走上来交给对方，对方有专人在另一边检查。
老苏一边搬一边直哼哼：“搬不动搬不动了……太沉了太沉了……”
我轻声说：“少说话多做事。对方是日本人，你刚换旗的时候也看到了，他们可不跟你讲情面。”
整个过程大约将近两个小时，搬一会儿要休息一会儿，对方还要检查、称重。
我和对方的领导坐在船头，也是个年轻人，他给发我根烟，笑嘻嘻地拿出酒壶，闻着味道就知道是正宗的川崎。
喝了没两杯，就听见里面日本人哼哼着喊了两句，日本领导对着我、往我们的船上斜了斜眼，我点点头。和日本人碰杯后，日本人向手下点头示意了一下。
不多会，我听见对面好一阵动静，便对老张喊：“叫几个人过去扶一下。”
我上船的第一天，带我的年轻人就对我讲，因为是同村人担保的关系，很多人都会在日本人整仓的时候躲进船舱里，躲到日本。只要能登陆，被打成什么样子——不管是什么样，都愿意去。
惯常的交货地离日本不是特别远，为了多加些货，日本大部分船的船员都非常少，不像我们，一出船少则八九个人，多则十一二个人。加上都是白鼠搬货，所以同乡的白鼠总会想办法，用货堆起来，或者藏到某处，躲进日本船里去。
那些人有的是想偷渡去日本，有的只是没了国籍到哪都一样，有的是输了家产，骗家人去日本留学，什么样的理由都有。
“小伙子，你要记住，被抓住了，那可是很麻烦的。我们可拦不住。”这是我刚上船，带我的年轻人对我说的。
● ● ●
没多久，我看到老张从对方船上接来一个看起来已是半死的年轻人，如果不是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对不起，求求你放了我”之类的话，真不好分辨这是活人还是死人，是我们的人还是他们的人。
那是我们船上的一个年轻人。很显然，他被发现了。这种人最麻烦。
大家都以为老苏会装起人生导师，说两句嘲讽的话，没想到看着这个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年轻人，老苏一脸沉寂，并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站到旁边，连比划带形容地问船夫要了烧酒。
老苏在自己的包里翻来翻去，发现已经没有任何其他衣物了。看了看抹布，大概是觉得脏，就脱下自己的衣服，一点一点帮年轻人擦拭脸上的血。
一边擦，一边流眼泪，所有人都不知所然。
我心里烦闷，压着声音对老张说：“把旗换回去。”
老张叹了口气安慰我，“别生气，不急这一会儿让人看笑话。”
我点点头。
几个年轻船员在旁边傻坐着全无反应，有的庆幸自己踏踏实实没出什么事，有的则表示后怕，没人走上前，只有老苏一言不发，一边偷偷掉眼泪，一边不停地擦拭着年轻人的身体。
有几次，年轻人好像缓过来了，像是用最后的力气将老苏的手拉住。老苏很紧张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然后继续擦拭。
等我一觉睡起来，天已经有点黑了，老苏看起来相当疲倦，靠着那个年轻人。看我醒了，就说自己要出去解手。
我心中盘算着这个年轻人该怎么处理，这样靠岸一点好处都没有，别说船夫得跟我吹胡子瞪眼，嫌我带的人把船上弄得一股腥味，就是靠岸去了小医院，万一没法治，还必须得去大医院，那就更麻烦了。
突然，老苏又跑了下来，左顾右盼地要对我悄悄说什么，我有点不太高兴，让他有话直说。
“我看见远处有个船呢，但是没开灯。”
“那不废话，这全世界海大了，还只能我们船走了？”
“但是那艘船和咱们旗子一样。”老苏说完这句话我也傻了，偷偷把头伸出去，果然有一艘不大的船，没有开灯，缓慢地向我们这个方向飘来。船夫只顾着打瞌睡完全没看到，我赶紧叫醒了船夫。虽然我韩文认得不全，但我认出那是海岸警卫船。
已经来不及了，我从船舱里拿出枪，给船夫示意了一下，船夫急忙摆摆手，意思是他可以搞定。货物已经交完了，最严重的无非就是看看有没有捕捞证，或者捕捞日志为什么没有写精确，GPS为何报备有偏差等等。
我让大家都蹲到下面的船舱，等待检查。
不一会儿，就听到了韩国人独有的吵吵嚷嚷的声音，这是我在海上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海警。旋即，又听到船夫态度和缓地解释，然后是翻纸张的声音，一切都听上去很顺利。
然而，随即传来了严厉的呵斥声。船舱门被打开，一名年轻的海警看着我们。准备工作早已经做好，我们都在假装睡觉，或者收拾东西，海警走下来，四处看了看，踢了一下睡着的人，挪了挪地方，往里看了一眼我们几个，发现也没什么，又从楼梯上返回。
还好是虚惊一场，因为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
然而，谁都没想到，这个时候，老苏却趴在楼梯上，紧紧地抓住了那位海警的脚腕。我和年轻的海警都惊讶地回过头看着老苏，他脸上黝黑，却泛着泪光。
老苏抓着海警，扑上去就要打。眼见着年轻海警就要按胸前的呼叫器，我跑了过去一拳打在他脸上，然后抱着他就往地上倒去。
能来这船上的，其他的可能不会，凑热闹、伸黑腿则完全不用教。
白鼠们将我和海警团团围住，我转头让老苏赶快从船边下海掌子的地方跳下去——海掌子，民间发明，从船上甩出一个类似于铁爪子的东西，便于勾起因为海浪飘出去或者对方投递过来的物品，以及靠近陆地时快速抓住岸边栓柱。便宜的二手船通常都会如此改造。
老苏非要带着满身是血的年轻人一起走，我异常愤怒。再不走，那边的人就该过来了。海警收红包检察，这时间也够长了。我命令老苏赶快跳船。
老苏犹豫着往下跳，可右腿却挂到了海掌子边缘，被卡在了船边，半个身子都挂在那里。
老张跑到船边，看着老苏说了句：“你可别怪我，你不走，我也走不了。”
老苏点头说谢谢，眼泪止不住地流，老张拿起海掌子往回一拉，钩子从老苏小腿处出来，老苏跳进了小船，很快就漂走了。
老苏应该从来没有开过船，也没有看过海上的天，逃了前半辈子，没想到后半辈子也要逃。这都是后来老张告诉我的。
老苏年轻的时候有些狠劲，名声传到十里八乡，你家占我家的地了、你孩子打我孩子了，这些琐事大家都喜欢拜托年轻的老苏去搞定。
也是因为这样，老苏才讨到现在的老婆。
二十七八岁时，老苏整天无所事事、喝酒打牌，可老苏老婆却不一般，背地里偷偷攒了很多老苏通过各种正当或者不正当的途径要回来的钱。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当那些年轻的流氓已经不认当年横行乡里的老苏时，老苏自己都不知道该做什么，怎么挣钱了。
靠着老苏老婆早些年攒下的钱，老苏的儿子上了市里最好的学校。可就在儿子大学前夕，老苏没架住脾气，又和年轻的流氓干了起来，被打了一顿不说，还因为自己先动了手，家里坐满了流氓。赔了不少钱，也赔掉了儿子的未来。
痛定思痛，老苏想起认识的一个老乡，在海外做跑船的生意，便也打起了主意。自己怎么样都可以，只要能让儿子出去。
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带儿子出海，一路上都谨慎地伪装成陌生人，再难受也不能互相照顾，最终却换来这样的结果。
大家就这样上了船，赌上最后一点希望，唯有作为父亲的老苏，坚定的目光只能偶尔和儿子交汇一下。
● ● ●
而就在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前，老苏的儿子去世了。
那白净的脸庞是老苏一次又一次，小心翼翼地用酒精和海水擦干净的。老苏不断念叨自己的厚外套不应该烧了，孩子自小身体不好，特别怕冷。
具体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并没有人知道。是在我们插科打诨的时候，是在换旗的时候，还是在老苏惊慌失措上厕所的时候？没有人知道。
那个时候，老苏儿子不断说着的“救救我”，看来也不是给我们说的，而是说给他那个勇猛莽撞了一辈子，还必须在这里装作陌生人的父亲说的吧。
很多年过去了，那张年轻的脸庞在我记忆中依旧清晰如昨。
当年的那批白鼠走了又来，也有的来了没能再回去。可我却始终忘不了这对奇怪的父子。儿子在日本人船舱躲避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呢？那个夜晚，老苏一遍又一遍流着眼泪擦拭儿子脸庞的时候，又在对不起什么呢，对不起自己这前半生，还是对不起自己的这个决定？
“人活一张脸嘛！”我想起老苏在去往海岸边的面包车时说的话。
那件事情过后，我在电话里对着老苏的老婆含糊不清地解释，老苏和儿子如何在去日本的途中，因为翻船出了事故。那个一生谨慎，一直在自己丈夫身后小心翼翼为自己儿子和家庭攒钱的妇女，在电话里用我听不懂的方言泣不成声。
● ● ●
在许多年以后，我在巴黎的街头吃饭，发现饭店老板一直微笑地看着我，才认出来是老张。
因为老张并不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我也并不希望我们有什么交往，对彼此都不好。有缘的时候相见闲聊，就是这段缘分最好的归宿。
当我站起来非要买单时，老张说：“后来你把老苏弄走以后，听说老苏去了马来西亚，虽然腿残疾了，可人家现在比我做得大呀。”
再到后来，我辗转得知，在马来西亚，残疾的假票推销人员老苏巧遇了在黑餐馆做老板娘的老苏老婆。不知道那天太阳如何，海潮如何，老苏有没有吃很多。
至于当年的那艘海警船。当我们其他人被枪顶着，推到甲板上的时候，看见他们甲板上的清酒和白头山烟，就停下来笑了。虽然对方还在不断用韩语呵斥着，但我就是忍不住捂着肚子笑了起来。
韩国海警是不会害怕烟熏坏了船舱的天花板，而在甲板上吃饭喝酒的，韩国海警更不会抽朝鲜的白头山烟。
是的，那晚我们被朝鲜的黑船冒充的海警“黑吃黑”了。不过还好，黑船要钱不要命。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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