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生活，穷并快乐着
图 | CFP
那时候，我哭着闹着要去上学，背着书包跑出去。我妈拿着根棍子在田埂上截住我，指着我的鼻子，“今天你敢走一下试试。”我没敢试，在瓜棚里哭了个天昏地暗。
我是一名农村八零后。
1990年，我入学读一年级，也不知是什么原因，那年上学的孩子特别多，150多人足足分成两个班。在我们学校，往届从未有过这种情况，之后也没有。
被约束在教室里，我难受极了。所以当我妈说：“耽搁几天，在家帮我们放水牛吧。”我就愉快地答应了。
一年级下学期，当时，家里正割麦插秧，还有一个不满一岁的弟弟需要照顾。我就在家连续耽误了一个半月。
我妈让我在家带弟弟，可我情愿放水牛，“你怎么不让我姐在家看弟弟？”
“你姐上四年级，你才上一年级。高年级的课耽误几天就跟不上了，你一年级有什么要紧？”
“那要我看弟弟，我就一直在家看，以后农闲也不上学啦。”
“中，不上就不上。”我妈信誓旦旦地说。
我很高兴，每天，我学母亲唱儿歌，哄他入睡，他醒了我就在稀饭里撒白糖，一勺一勺地喂他，把屎把尿，擦屁股，换尿布。
原以为从此就不用再上学了，谁知道等大人们忙罢，我爹不顾我哭闹，又要把我送到学校去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在教室外面，一个同学指着我大声嚷嚷：“张安又来了，你们看，张安又来了。”
教室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同学们围过来说：“我们还以为你不上了呢，你咋又来了？”
我也不知道我咋又来了。整个一年级，我在家总共耽误了三个多月。所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我最早获得的第一条老师评语。
我家离学校四公里左右。上学先要走上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再经过一大片田野，最后还要穿过一个三百多亩的林场，方能到达学校。
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直达淮河岸边，有很多拉沙子、拖砖的拖拉机从这里经过。一路上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一上坡，拖拉机的速度就慢下来，我们这群孩子不顾车后扬起的灰尘，成群地扒在车斗后面，把脚跐在车斗的边沿上。还有扒不下的，就扒在两边大轮的后面，把脚跐在车弹簧上。我们像一排包袱挂在车后，左右摇晃。
司机发现了，大声呵斥我们，但也没用，他不跳下来打我们，才没有人下来。车行到一个很陡的上坡，车头冒起了黑烟，上不去，我们还扒在后面不松手。
司机怕车往后倒太危险，急得直叫唤：“快他妈的滚下去……”
我们不理他。最后，我们这群扒车小孩逼得往来的司机们在车斗后面抹粪便。
被车子反复碾轧的路面起了厚厚的一层浮土，踩在上面，噗噗直冒烟，车跑在上面，就像喷气式飞机一样。
这个场景给了我们启发，让我们找到了新的乐趣。
男生们拖着一大把柴草在路上跑，身后腾起阵阵的灰尘，如同一只只遇到危险释放烟雾的章鱼。后来玩法升级，柴草增至三到五把，串成串，这样扫起的烟尘更大。再到后来，我们把所有的柴草连在一起，几十米长，像一列火车。
我们在前面合力拉着跑，后面扬起厚厚的灰，时间一长，路两边的树叶都是厚厚的土黄色。
我家没有表，也没有收音机。所以我从来都不知道具体的时间。
早上看太阳，天刚亮，爹就起来煮稀饭。我们起来喝一碗，就去上学。中午看学生，学生放学了，就是该做午饭的时候了。
夏天我们可以准时到校，到了冬天就不行了。我们起床就一人捞一碗稀饭放在院子里凉着，稀饭刚开锅，米都没烂，我们围着滚烫的稀饭急得团团转。端起来吹，稀溜喝上半碗，就匆匆忙忙往学校赶。
总是刚走到村子东边的土岗上，就隐约听到上课铃声传来。我们便撒开腿跑起来，书包拍打着屁股，按住书包，继续往前跑。等跑到学校，第一节课也快下了。
每当这时候，姐就让我先走，看她班里有没有老师。如果没有，我就摇摇头，她便赶紧跑进教室里去。而我则要独自去面对我的老师。
下雨天上学，一路泥泞，我们都没有靴子穿，只能打赤脚。爹会叮嘱我们，“路滑的时候要用大脚趾抠着地，别滑倒了。”
下雪天，自然是不能再光着脚了，爹为了防止雪灌进我们的鞋里，就拧了六根又细又长的稻草绳，缠在我们三个的腿上——从脚脖子缠起，一直缠到膝盖下面，跟红军打绑腿一样。
△作者曾就读的小学
快走到学校时，我们怕同学看到难堪，就把稻草绳解下来丢掉。回家的时候稻草绳还在路边，但我们缠不好，就只能穿着单鞋踩在雪里。
到了家，换上旧棉鞋，把湿漉漉的单鞋放在火盆边烤着，第二天再穿，再缠稻草。
● ● ●
有时候，我们会在路上找一些吃的。
春天，我们吃菜苔。野油菜不能吃，苦的，我们喜欢吃胖胖的油菜苔，一人一次可以吃十几根。一群孩子看见油菜田就欢呼着冲进去，每人掐上一大把，去掉枝叶，剥皮，一边走一边吃，像一群羊。
夏天，我们会在树林里找棠梨。棠梨很小，只有黄豆那么大，又苦又涩。我们把一串串棠梨采下来，放到麦缸里，等棠梨变黑了再拿出来吃。
冬天快下雪的时候，我们就去林场的小松林里找“松糖”。松糖在松树的针叶间，一块块，白白的，吃起来很甜，后来有人说这是一种虫子拉的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小时候想问家里要两角钱买支铅笔，也要磨半天嘴皮子。所以清明节过后，我们一群孩子就开始捉蜈蚣——一条大蜈蚣可以卖两角钱。
我们拿着棍子，在田埂山坡上到处撅，撅出一条，就赶快用棍子摁住，防止它钻到草丛里。
蜈蚣挣不脱，头尾乱摆，张牙舞爪，用锋利的弯毒牙不停地咬棍子。我们一伸手，就捏住蜈蚣那红色的扁脑袋，拿掉棍子，蜈蚣那多爪的长身体就紧紧地搭在人手上，所有的爪子都拼命地往人皮肤里抠，身子也不断往后缩，想把脑袋挣出来咬人。
蜈蚣弯钩状的毒牙在手指的挤压下往两边张开，牙后部粗大，呈黄肉色，越往前越细，颜色也变为亮黑。用指甲掐掉毒牙，就可以松手，任它们在身上爬了。
有时候，收购者要求我们留下毒牙，“掐了，就降低了蜈蚣的药性。”于是我们只能把蜈蚣的身体放进小药瓶，再猛地松开手指，蜈蚣不愿意下去，被它咬伤手指的事也时有发生。
一年级时，我还不敢徒手抓蜈蚣。一次我挖出来一条大的，有个同学想出一角收购。
我不卖，他说：“不卖拉倒，大家都别帮他捉，看他怎么搞！”
我踩着蜈蚣，扭头看见一根稻草，就把稻草挽了个环，放在蜈蚣前面，待蜈蚣钻到环里，我捏住稻草的两头一拉，就把蜈蚣系住了。
那同学见难不住我，就出价一角八分，“算啦，让我赚两分钱吧。”
虽然他们最大不过十三四岁，可已经像一个老练的商人了。
卖了蜈蚣有了钱，除了买学习用品，我们有时候也要阔气一下。所谓的阔气，就是自己调制汽水。
糖精和色素，一角钱一小包，一条蜈蚣可以换两包。以前我们喝的水，都是用废酒瓶在校外的一口井里打上来的。现在我们在水里加一粒糖精，再加上些色素，摇匀了，看着还真像汽水。
色素有红、黄、绿三种，大家的汽水也是花花绿绿的。我们还去村诊所外的垃圾堆里翻，找到脏兮兮的输液管，在池塘里洗一洗，就插在汽水里当吸管用。不洁的饮食让我们一个个都面黄肌瘦的，爹忧心忡忡地对妈说：“孩子们肚里可能长虫了。”
不久后，爹递给我们一小包圆锥形的糖果，让我们分吃。糖有一股怪味儿，不好吃，可我们还是高兴地吃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有起床，两个姐姐就大哭起来，“床上有虫。”
乡村学校的老师，大多是些中学都没毕业的农民。
我二年级的数学老师姓郭，五十多岁，偏胖。我们表面叫他郭老师，背地里都叫他郭老歪。因为他的嘴巴总是歪向左边。
他在黑板上出几道数学题，挑一些学生上去做。他则拿着一根柔韧的竹根站在旁边。
学生做完了题，不能下去，要等他检查，如果题做错了，他就会拿竹子根敲打学生的头顶，语重心长地说：“要好好搞呀！你爹妈在家像老黄牛一样种田，你还在这瞎混。”如果全做对了，他同样会用竹根敲得人龇牙咧嘴的，“不能骄傲呀！不能因为这次做对了，小尾巴就翘上了天。”
我的语文老师姓窦，四十出头儿，身高体壮，整天笑眯眯的。他喜欢摆治人，和外表看起来不一样。
我们班里有两个男生，喜欢模仿土行孙的土遁术。他们会“嘟——”的一声，蹲下身子，爬过几排桌子，从另一个地方“嘟——”的一声钻出来。
有一天，他们的这个“爱好”被窦老师发现了，窦老师就命令他们不停地钻，“不是喜欢钻桌子吗？我让你们钻个够！”
他们钻了一会儿，停住了。
“怎么不钻了？继续钻，我不说停，就不能停下来！”
整整一节课，他俩就一直在课桌间钻来钻去。一会儿从这冒出头，一会从那冒出头，一身的灰。有的男生趁他们钻过身边时，还绷住笑脸踢他们。
下课时，窦老师笑眯眯地问：“咋样，瘾过足吧？”
他们不出声。
“回答我，瘾过足了没？”
“过足了。”
从此，他们再也不钻桌子了。
窦老师还有很多整治我们的方法。一天，班里有同学上课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窦老师并没叫醒他，而是把两支粉笔插在他的鼻孔里。
很快，他就被憋醒了，一抬头，粉笔像两只象牙，逗得全班哄堂大笑。
● ● ●
班里还有个男生叫方宝，他长得纤细白净，说话轻声细语，像姑娘一样喜欢花花草草。春末的一个下午，窦老师走进教室，发现方宝没来，就问：“方宝跑哪儿去了？”
有知情者回答：“他去老鹰山上掐金银花了。”
上课十多分钟后，方宝两手空空，满头大汗地跑到教室门口，他底气不足地喊了一声“报告”。窦老师看看他，“怎么迟到啦？”
方宝低着头，不吭声。那天，他穿一件夹克。天气很暖和，他的夹克的拉链却拉得严严实实，肚子鼓得像个孕妇。
窦老师走过去，掀开他的夹克，一大把金银花就掉在地上了，“哟呵，你还怪爱美的呢。”
△校园围墙的内壁上印有小学生守则
窦老师捡起那把金银花，分几枝别到方宝的耳朵上，分几枝插到他的领子里，把他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他拉着方宝的胳膊，往讲台上走，“来来来，坐高点儿，让大家都看看，排场不排场？”
他抱起方宝，让他坐到讲桌上，又伸手揉了揉他那花丛中的脸，“你看看，小脸儿红扑扑的，多漂亮啊！”
方宝哭着跳下来，扒拉掉头上的花儿，窦老师又拉住他，给他插上去。那堂语文课，就在方宝的哭声和同学们的笑声中过去了。
三年级期中考试后不久，一个同学对我说：“我在办公室看到了你的数学试卷，你知道你考了多少吗？”
“应该及格了吧？”
“及格？是一个扁担挑两零，一百分！”
“不可能，我的成绩一直都是一般般的。”
可几天之后，数学老师宣布成绩，我果然是一百分，是一百多人中的唯一一个。
现在的学生考一百分很正常，可那个时候，农村的小学生能考个八十多分就相当不错了。那段时间，老师把我从最后排的角落里调到前排，我的作业，他也一定要单独收上去批改。
小孩子就是这样，越表扬，就想做得更好。我那经常不及格的语文成绩也直线上升，很快我就进了前几名。
我开始爱上学了，天天都想上学。但我妈没变，她还是跟以前一样，“怎么样，在家看几天西瓜吧。”
“你怎么不让我姐看？”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你姐上五年级（姐本该上初一的，因学习不好，留了一级），就要考初中啦，能耽误吗？”
我想起自己上一年级时，我妈也这么说，就反驳她：“我现在上三年级，不也是高年级吗？”
“三年级离考初中还有几年呢，你急啥子。”
“你向偏！就算我上五年级，你还是会说我姐上中学了，她永远比我的年级高。”
我哭着闹着要去上学，背着书包跑出去。我妈拿着根棍子在田埂上截住我，指着我的鼻子，“今天你敢走一下试试。”
我没敢试，在瓜棚里哭了个天昏地暗。
由于学生大量流失，四年级时，两个班合成一个班。分数不够上不了初中，所以五年级的课程就紧张起来，每个星期天都要补课。而我基本不去。
数学老师姓李，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他把我叫到他的小屋，痛心疾首地说：“我三令五申，星期天一定要来补课，而你，十个星期补课，八个星期不来，你还想不想升初中？”从此，我再也不敢缺课了。
五年级下学期，学校不但要星期天补课，晚上还要上自习。我们被要求住校，我带了一张小竹席，一床被子，就在学校里安顿了下来。
女生住在教室后面的瓦房里，男生住在教室里。我们从来没有集体住宿过，都很兴奋。大家没有表，不知道时间。也不知是谁第一个带头起床，大家都跟着起来了。我们点了一支蜡烛，在教室里围坐着。
不一会儿，老师像一阵风一样跑进了教室。
“他妈的，谁让你们起来啦？”他用手指着自己的腕表，破口大骂： “都他妈给我接着睡，你们看看，还不到两点！”
我们大气都不敢出，赶紧把竹席放下，被子铺好，又重新躺下了。
教室里没有电，我们晚上都是点蜡烛上课。全班四十来个学生，只有七八支蜡烛。家里条件好些的能点一支，如果同桌两个都不点，那几乎就看不清字了。
我没钱买蜡烛，我的同桌也没钱买。但我们的桌子中间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小灯。它乍看像古代的油灯。一个小铁碗，碗边躺着一根棉线，棉线上头有一个小小的火苗，随着我们的呼吸微微晃动，像极了一粒滚来滚去的黄豆。
这是我的同桌的发明，那个小碗，其实是一个自行车的铃铛盖。只要有机会，他就拿着削笔刀，去刮人家的桌面上的烛泪。收集到烛泪，他用一根细棉线放在铃铛盖里，点燃后，烛泪慢慢融化，凝聚在一起。
就这样，我们没花一分钱就点上了蜡烛，我们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居然还攒了满满一铃铛盖的烛泪。
“这够我拿回家点一个月的啦！”他把铃铛盖收进书包，得意地说。
班里还有同学让我记忆犹新。
五年级时，班里的李勇已经十五岁了。他留了两级，个头儿窜了一大截，比李老师矮不了多少。
一天，李老师叫一个男生起来回答问题，那个男生没答出来。
“答不出来就站着吧，什么时候答出来再坐下。”李老师不高兴地说。
李老师的话音刚落，李勇“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昂首挺胸大声说道：“老师？”
“什么事儿？”
“给我个面子，让他坐下吧。”
所有同学都笑了起来，包括那个男生，也包括李勇自己。但老师没笑，他铁青着脸盯着李勇，快步朝他走来。
李老师边走把边手中的书卷成筒状，走到李勇跟前，他对着他的头“啪啪”地打起来。他一边打，一边说：“我给你个面子！我给你个面子……”
● ● ●
后记
临近毕业的时候，教室后面的座位已经全空了。我把还能记起来的同学挨个想了想，没有一个人让我觉得讨厌，他们都是那么善良可爱。
写到这里，我真的好想他们。只是如今，班里绝大多数同学我再也没有见过，就算见到，也只怕是认不出了。
你们现在都过得好吗？我的小同学们。
编辑/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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