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00米暴雪封山，15人生死一刻
作者供图
1990年2月9日，阿尼玛卿山突降大雪封山，致使一辆载有15人的班车被困10天。我们面对的是寒冷、是饥饿、是高原反应……还有不知何时会到来的死亡。
死亡1人，失踪2人，活着的12人脸、耳严重冻伤。其中有6人的一只耳朵被冻掉，5人截去脚趾，7人眼睛视力严重受损。整个班车被破坏，用来焚烧取暖。
1990年2月8日清晨5点，我迎着寒冷的晨风，揣着一个月前买好的车票，来到班玛县运输站准备坐班车回西宁。此时院中已有几个人爬到车顶放置物件，还有几个人在车前徘徊，等待司机开门。焦虑的气息在半明半昩中涌动。
6点半，司机穿着皮大衣从招待室里出来，打开车门发动车预热，大家鱼贯而入。我按号坐了下来，旁边是位藏族男子。他用生硬的汉话问我：“去西宁吗？”不等我回话，便把头缩进皮袄里，双手合十开始吟颂六字真言。
我环顾了下车厢：前排坐的是县医院的外科女医生和她的小女儿，女孩站在她的怀里不停扭动，正好奇地看着大家，乌黑的眼睛像水一样光亮；坐在后面的是班玛中学的物理老师吴研究，以及知钦乡的董书记，他戴着一顶水獭皮的藏式帽子，目光炯炯有神，书记旁边是县武警中队的一个战士；后排是数个民工，他们正热烈地讨论着到西宁后的火车票。
司机伸着脖子，看着车内乱哄哄的人群，问道：“人都到齐了?”民工们高声说道：“都到了！”班车这才像是睡醒了，摇摇晃晃地在冬日的晨曦中驶出县城。
班玛县坐落在青海省南部，果洛高原的大山缝隙里，挨着玛柯河。交通十分不便，去往西宁的600公里路，班车需走上3天才能抵达。
那时的公路还是砂石路，数10条河流上没有搭建桥梁，需要淌水而过；不仅如此，还要在满掌山、阿尼玛卿山、河卡山、日月山……这些海拔5000米的、著名或是不著名的山脉上蠕动数十个小时。
班车在如海涛般的雪峰丛中行走，空中不时传来鹰隼的叫声，回荡在山谷之中。
1小时后，我们驶进了阿尼玛卿神山主峰，那段著名的由多个Z字弯道组成的半坡上。班车像是个走不动的老人，吱吱呀呀，艰难地滚动着车轮。不仅是车，面对阿尼玛卿主峰6200米的海拔，头晕、耳鸣，高原反应也随之而来。
此时，小女孩早已安静下来，伴着车的摇摆在母亲怀里睡着了。童音在寒冷中消失，身旁藏族男子吟诵的六字真言便清晰了起来，他头抬得笔直，合起双掌，来回晃动着身体。
我在悠长的吟唱中闭上眼睛，想着班车很快就会翻过这座神山，明天下午便会到达西宁，开始新的生活。
我终究未能睡去。缺氧使我头疼难忍，只能张大嘴巴，努力去呼吸那本就稀薄的氧气。
无意中，车窗外出现了一团层层叠叠、数十米高的十万面五色经幡。在十级飓风中，发出“轰轰轰”惊心动魄的呼喊。
如此悲壮的震慑让我倒吸一口气，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忙请司机停车，想仔细看一下。“为了小孩子的安全，必须快速下山。”他冷冷地说完便闭了嘴，全神贯注地握着方向盘。
班车在狂风中快速下降。到4900米时，骤然而起的黑云，挟持着巨大雪片，伴着比刚才强烈十倍的风，顷刻之间，把正在行驶的班车吹掉到了旁边的路沟里。
车身剧烈甩动，小女孩一下子便碰倒在椅下，额头立即鼓起一个小包，她停顿了一下，旋即痛哭起来。我伸出手拍了拍她梳着马辫的头发，“不怕，来，叔叔抱。”
司机下车看了下，上车说道：“除去母女二人，所有人都下来帮着推车。”
斑驳的积雪路面在风中若隐若现。大家在司机号召下手推肩扛，终于将班车推回到花吉公路上。
就在我们低头推车的时候，丝毫没有留意到，那场突如其来的黑风暴，如大海涨潮般瞬间掀起足足30公分的雪花，淹没了唯一一条通向西宁的狭长道路。
风暴此起彼落，积雪逐渐增厚。此时已然分不清公路和山体，四处唯有白雪茫茫。班车进退两难，如孤岛般瘫在雪原中。
司机站在车门口，叹了口气：“看这样子，今晚上要‘团长（在山上过夜）’了。”
他看着窗外，继续说道：“明天可能会放晴。只要走出这段狭谷，到花石峡就没事了。”
我们按他的意思纷纷上车。小女孩卧在母亲怀里，时断时续地哭泣着；外科医生抱着她，轻轻地唱着歌、拍着她的后背哄她入睡；身旁的藏族男子不停地吟诵着六字真言，像是念着咒语；后排的民工东倒西歪在位置上，一派静寂。
外面纷扬的雪片像是数亿根钢针，掉落在班车顶部，发出清脆的响声。
身旁藏族男人突然停下了六字真言的吟诵，转身对我说起他们民族过神山的习惯。我没多理会，但他仍在用汉藏交杂的方言不停地说着。
我裹紧棉衣，看向窗外阿尼玛卿神山的黑色主峰，白色夜晚中，显得更加巍峨、庄重。
我突然意识到，也许这个藏人说的是对的，是我们犯了错误。没有按照藏人的传统，在神山之巅抛洒“风马旗”，高呼神山名字，让他知道我们对英雄是多么的尊重和崇拜，并渴望得到他的庇佑。
阿尼玛卿神山是一位将军的化身。在平定混沌之初，因其斩妖除魔的功绩而被封为佑护安多玛域的神山之宗。但他毕竟是军人，对荣誉是敏感的，如果在过神山时，不按传统念叨他的丰功伟绩，他便会施展一些小手段。
当汽车压过他6200米高的额头时，竟悄无声息地在风雪中一溜而下，直到4900米处的狭谷深处。于是他生气了，便吹了口气，搅起雪花掩埋了道路。
手表指针指到了7点，天亮了。天空中风雪依旧，丝毫没有停顿的意思。
司机回过身，对着所有乘客说道：“这雪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前面后面的运输站都还不知我们被困在此处……”
还没等他说完，大家便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我汇总了一下大家的意见，说道：“眼下我们必须要组织两个身体健壮的年轻人，徒步去距我们最近的，120公里外的花石峡邮政所，打电报向果洛州政府报告这边的情况。”
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最快的通讯方式就是去邮电局发电报或打长途电话。但在冬季，果洛通向外界的电线杆子常常会被狂风吹倒，造成电话线路不通，所以电报就成了唯一的手段。
知钦乡的党委书记老董，我后来知道他的名字叫董民卿，坐在后排冷静地说道：“我有些经验，可以带着这位武警兄弟走一趟。但是我不知道是否能走到花石峡，大雪淹没了道路，方向只能靠感觉，还可能会遇到饥饿的狼群……你们留下的人也要另备方案。”
“在这个时候大家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克服困难。大家把随身带的干粮全部拿出来集中一下，统一分配。先保障董书记他们，在路上有足够的体力，我们才有获救的希望。”我开口接道。
事实上，所有人原本都觉得沿路的各运输站上都有白饼粉汤可以吃喝，再加上三天后就能到达西宁，所以只带了极少的食物，有人甚至什么都没带。
我集中了大家贡献出的8个白饼、4个馒头、10块沙琪玛、几块酱牛肉和羊肉手抓，还有民工拿出的一瓶江津白酒。女医生把给孩子吃的糕点递给我：“拿去给报信人吧。”我扭过头，不去看她：“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了孩子，照顾好她就是。”
在车下跟老董和那个至今都不知道姓名的战士分别时，我往他们的口袋里塞了十来包各个牌子的香烟和打火机，说道：“拿着吧，都是大家凑的。我们13个人都在这里等着，等着你们将消息送出去……”
雪片在空中飞舞，越下越猛。
司机把油门踩得老大，想让发动机产生些热量，让我们暖和一点。但大风在热气飘起的一瞬间，便哧溜一下将其吸走了。
实在冷得不行了，车上的人就跳下车活动活动，但最紧要还是粮食。极少的食物已按人头分配了一次，还有一次就要告罄。
除了寒冷就是等待，而饥饿，也即将降临。
第二个晚上，吞咽完拳头大小的馒头后，我便蜷缩在寒冷中，睡意朦胧。
刺骨的寒冷像是一把刀子，一刀一刀地切开尚有温度的皮肤。一滴血流了出来，瞬间被冻成一个血块，第二滴还来不及流出，就已经冷却在血管中。接着血管被冻僵，“啪”的一声便碎成了几截----这是在极度寒冷中，刚睡着就立刻冻醒的感觉。
我下车打算跑跑步暖和一下，吴老师愤怒地喊我上车：“你要养精蓄锐，不能消耗体力，要不等不到救援就会死掉。”女医生也道：“在4900米高的海拔上，不停运动会让你的心脏爆炸的。”我只好上车。
车上，小女孩的声音已没有了昨天的嘹亮，呼吸也缓若游丝。我叹了一口气，转身对司机说：“把油箱打开放点油，让小女孩烤烤火吧。”
随后便把身上的棉大衣脱下来投入火中，藏族人把放在车顶上的包裹取下来，还有吴老师也把带给儿子结婚用的新毛毯拿出来，相继投入火中。
第三天，民工们把他们全部的被褥都投到了火中，可是小女孩依然抽着微弱的气息，没有丝毫好转。
到了第四天凌晨，女医生突然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我知道，最担心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
我站起身，走到她旁边。这时的她与其说是在哭，倒不如说只是一个僵硬的动作——她已三天没吃没喝，并且还在照顾高原反应的女儿，但最终她还是被死神领走了。
“把孩子给我吧。”她像是没听见，我又说了一遍，她仍然无动于衷。我直直地站着，由于缺氧，猛地有些头晕，忙扶住椅背，对她说：“她虽然是您的孩子，但她也是雪山的孩子。既然如此，就让她去吧。”
女医生的眼角挂着一颗被冻成冰的眼泪，咧着嘴似笑似哭。我弯下腰，从她的手里抱起已经冻得冰凉的小女孩，走到车下。
所有人都从车上走了下来，翻出一些剩下的行李，取出一部分点燃，给小女孩送去人间最后的温暖。
司机把发动机上的护垫拿了过来，裹起已经永远安睡的小女孩。我踉跄地走到十米开外的平坦雪地，手脚并用刨了个足有三米深的雪坑：那将是女孩的墓穴，是她纯净灵魂的最后归宿地。
我们把这个幼小的、纯洁如格桑花般的灵魂轻轻地葬在雪洞中，又寻了一块黑色石头当花圈摆在雪冢上。默默地在墓前站了良久。
安息吧。
我已三天滴水未进，超支的体力活动让我精疲力竭，饥饿更让我难以忍受。
突如其来的无力感，让我猛地倒在班车旁的深雪中，膨松的雪花淹没了我的身体。司机忙把我拉起来，扶到车上坐下。
车上的剩下的12个人已全没了来时的生气。藏族老翁不再吟诵六字真言，而是垂下头闭目养神；后排的民工们横七竖八地倚在座位上，张大嘴巴喘气；前排的女医生因为失去女儿，嘴中还在不时发出痛苦的尾音。
我已没力气再去理会她了，只能伏在座位上喘息。我望着窗外的飞雪，突然间，一个美丽的女子从天而降，曼妙的身姿旋转着来到我的眼前。黑色的花朵片刻盛开，那分明已经死去的小女孩，此时正在花瓣上跳跃、摇晃着小小的手臂。
“死亡之花。”我惊讶地喊出了声。女子笑着答道：“直视死亡，方可重生。来吧，所有人都会在这朵花瓣上看到归途。”女子向我伸出手指。
恰好这时藏族男子又开始吟诵六字真言，我急中生智也跟着吟诵了一句，不想那女子便一下子就隐退在茫茫白夜之中了。
是司机叫醒我，说道：“已经五天了，没吃没喝。有十来人全身冻伤，耳朵冻烂，淌起血水。也不知道董书记和那位战士走到120公里外的花石峡了没，不能再有人死了……”
他说到这停了下来，我迷迷糊糊，心里还在想着那个翩翩起舞的死神，在这雪夜中引诱我们走向万丈深渊。
司机接着说道：“我和这位藏族老伯已商量过，打算一起动身往反方向走，去150公里外的岔玛尔河居住点报警。他熟悉这里的地理环境，我们去了，就等于又多了半个希望。你留下来，组织大家做好被营救的准备。”
此时我终于清醒过来，随即便应了下来。
司机和藏族老人朝我们身后走去。我看着他俩在雪地深处努力前行的身影，心中不由得一阵悲凉。
到了第六天，也许是第七天。
在经历了连续几天的寒冷、饥饿之后，我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此时，我又一次看到了那个从阿尼玛卿神山深处飘来的女子，手持黑色之花，跳着妖冶之舞。
我不由得被她若有若无的笑意吸引，身体如雪花般轻盈地向她飘去……
就在她要握住我的手指时，突然，就像牧人甩出的石子击中领头羊般的精准，直升机从山峰侧翼突兀地出现在头顶，巨大的轰鸣声和气流搅乱了雪夜的寂静，风雪乱作一团。
生死一刻，飞机上的聚光灯笼罩了下来，女子、黑花骤然消失，我轻飘飘的灵魂又重新负上了沉甸甸的重量，跌进冰冷的肉体。
“得救了……”我在混沌中呢喃道。
我与死神擦肩而过，但仍没彻底清醒。这时我听到了有个声音在急切地呼唤着我的名字，还轻轻地拍着我的脸，我费力地睁开了眼睛，是班玛中学的吴老师正蹲在我面前叫我。
“我还以为你被冻死了呢！”他笑着看着我。
“我好像看见女神和黑花了。”
“中魔了？哪来的女神，是死神吧。”他幽默地说道。“直升机又飞走了，大雪把车都掩埋了，它肯定是因为找不到我们，就又飞到别处去了。”
我坐在位子上，抓紧面前的座位靠背，好一会才缓缓清醒过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汽车轮胎扒掉，把能烧的都烧了，制造黑烟，越浓越好，它会成为信号。”我抬头说道。
吴老师招呼后座上的几位民工一起，下车剥轮胎，又用司机的备用铁扛把汽油箱砸了，取出了冻成冰块的汽油。
由于温度太低，汽油一直点不着。一位民工急中生智，把冰块汽油揣进怀里，硬是用体温溶化了一茶杯的量，浇在一件棉衣上，塞进轮胎，浓烟便开始在充满莽莽雪雾的山谷中冒了出来。
第一只，第二只轮胎相继烧完，在第三只快要烧完时，巨大的马达轰鸣声隐约从远方传来。
直升机在雪雾中盘旋，一圈一圈地把雪片打得粉碎，试着降落下来，但狂风把它吹得飘曳不定，地面上也没有任何坚实的落脚点。无奈之下，只能在抛下两袋食物和十来条毛毯后，在我们的注视中飞离。
我拿了一些食物放在小女孩越积越厚的雪冢尖上，她本应和我们一起享受这些……女医生坐在车上看向我，随后又把眼光转向那个和山峦一样的雪冢。我知道她在怀念被大雪带走的女儿。
第二天，也就是被困的第八天，直升机从雪雾深处再次穿出。
此时，我们几乎把这辆班车拆得只剩下三分之一，所有能烧的东西都变成了一道滚滚浓烟。
风雪使盘旋于空中的直升机摇摇欲坠，但最终还是稳住了机身。在风雪减慢的间隙中甩出一根绳子，从上滑下两名军人，极利索地把保险拴扣在女医生的身上，在她大声的呼喊声中慢慢升空，爬上机舱。接着，军人又迅速地扣上第二个人，第三个人……
风在短暂停顿后，又开始狂暴地吹起飞雪。营救在第六个人之后戛然而止，剩下五人，和从直升机下来的两名军人。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了数圈后，又一次消逝在厚重的雪雾中。
第9天夜晚，虽然仍是风雪交加，但剩下的人已不再有任何恐惧，因为我们知道直升飞机一定会回来的。
军人用固体汽油烧开了一锅的雪水，我们围在一起，就着压缩饼干吃了个饱。
此时车上已然不暖和，我便在小女孩的雪冢旁挖了一个很深的洞坑，用两床毛毯把自己裹起来，钻进雪洞，安稳地睡了一个晚上，直到翌日清晨军人将我叫醒。
中午时分，已是第10天。
我们把班车的剩余部分拆散，将一堆皮革和座椅全部堆积起来，在微弱的火中燃烧成一道浓重的黑烟，等待直升机的再次到来。
在风雪缝隙中，生命的绳子终于甩了下来。
坐在直升机上，回想起这10天的生死经历，我再也忍不住，酸涩的眼泪一下子肆无忌惮地涌出。旁边的军人看见了，拍了拍我的肩膀：“不再会有危险了，一切都好了。”
我知道，我即将离开这个梦魇，回到阿尼玛卿风雪之外，那是人间，是充满了炊烟和烦恼的人间，是班玛、是西宁、是北京、是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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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翌年春天，当我返回班玛县时，才知道是司机和藏族大叔最终走到了岔玛河牧业点，而董书记和武警战士却消失在了茫茫雪原中。夏天时，雪山乡人民政府曾组织人力搜索，终无结果，多年间一直杳无音讯，成为悬案。
多年后，我重返西宁，在书店买到一本《果洛藏族自治州概况》（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文后附有从1952建政年至2000年间的大事记。
其中 “1991年”一栏中记载道：1990年月2月9日，阿尼玛卿山突降大雪封山，致使一辆正在途中行驶的班车被困10天，15人危在旦夕。当事者冒死在雪原中徒步150公里报警，惊动州、省二级政府，后经兰州军区派直升飞机营救，无一人伤亡，全部脱险。
而我经历的情况却是：死亡1人，失踪2人，活着的12人脸、耳严重冻伤。其中有6人的一只耳朵被冻掉，5人截去脚趾，7人眼睛视力严重受损。整个班车被破坏，用来焚烧取暖……
编辑：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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