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打工者的出路

《厚街》剧照

那个女孩子死后，工厂管理人员拿一份文件叫我们签字，我问他们合同上面是什么内容，他们说，不要管是什么内容，签字就可以了。我一看，原来是要我们保证，若在工厂干活期间出了事，跟工厂无关。

按辈分算，我儿子杨力行算是丈夫家庭第三代中最小的一位。

在婆婆的葬礼上，八岁的儿子和小他半岁的涛涛追追打打——涛涛是二姐女儿周婕的儿子，在大人的教导下，涛涛非常自然地叫力行“舅舅”，几十年前大家庭的人伦秩序，毫无违和感地在现实中上演。 

第四代的出生，让我猛然意识到：兄弟姐妹的孩子们终于长大。在我们日渐衰老的同时，另一个群体正依照自然规律，一个个从泥巴中的幼童，长成今天的翩翩少年。

我还记得2005年第一次去丈夫家的情景，最令我震撼的，不是丈夫家的贫穷，而是多到让人难以置信的外甥、侄子。逼仄的房间，到处都是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女孩子打打闹闹、不得安静；男孩子追追赶赶、跑上跑下，生命的活力冲淡了家庭的黯淡，但养育孩子的艰辛，显然成为压在姊妹身上的重担。哥哥、嫂子要对付将近三十人的饭食，为了减轻劳动强度，吃饭的时候，直接从镇上买了很多一次性的碗筷。 

到今天，算上我儿子杨力行，大家庭一共有十五个孩子，女孩十一个，男孩四个。具体说来，每个家庭的子女如下 : 

从年龄分布看，以上十五个孩子，出生于1980年代的有六个，出生于1990年代的有八个，出生于2000年代的一个；从成长环境看，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有十个，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有五个；从身份看， 除了妹妹家女儿帆帆和我儿子力行获得了城里人的身份，其他孩子在户籍上依然在农村。 

从以上概况看，他们所处的年龄段、身份、成长地，都凸显出社会急剧转型期的时空特征。他们的成长和出路，命运和未来，与中国农村最广大范围内的孩子，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同构关系。

从广义范围而言，上面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中，外出谋生的都可以归结在打工范畴中。尽管其中有五个孩子念过大学，和他们舅舅考上大学即进入体制内比起来，他们依然可以归入打工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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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婕：帮着爸爸一起送哥哥念书 

访谈时间：2006年7月15日（周婕21岁）

访谈地点：中山大学488栋403室 

第一次去丈夫家，我唯一没有看到的孩子就是周婕。直到2006年7月，她和小果两个人从厂里辞工，一起约定到广州来看舅舅，我才第一次看到她。当时她二十一岁，自十三岁外出打工，已经在南方断断续续待了8年。

周婕的妈妈1999年就去世了。母亲的早逝，让周婕和别的孩子比起来，显要懂事很多。听家里人说，周婕在念初中时就很有主见，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写信给当地的政府，反映学校存在的问题。妈妈去世后，爸爸常年在外打工，哥哥读大学，家里基本上没有人，因此，她如果从外面回家，也主要是待在姨妈和外婆家，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大姐的女儿小果生得极为漂亮，皮肤白皙，一脸的稚气，一副没有开化的懵懂模样。

2006年和她聊天时，她还不到十九岁，尽管已在外打工多年，但依然是一副没有历练的样子。当时她跟我们说不愿再进工厂，恰好我有一个做美容的朋友要招人，我们就建议她不如趁年轻、一心一意在一个行业待下去，积累点经验，再找机会自己干。和她聊过以后，她也挺有兴趣，于是我们决定送她去学美容，再怎么样，至少环境比在工厂好。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和丈夫送她去美容院的情景。她一个星期来我们住处一次，但做了几个月，并没有坚持下去，此后就在广州、武汉等地辗转。 

那时候，周婕、小果对我这个舅妈明显不设防，毕竟是孩子，一离开工厂压抑的氛围，生命的雀跃和灵动就表露无遗，她俩坐在舅舅宿舍简陋的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给我讲她们打工的故事。

一年后，周婕彻底回家，两年后，经人介绍结婚生子，嫁给了一个在外打工的本乡青年，开始了侍奉婆婆、养育孩子的人生。小果则继续在不同的地方打工，坚持要和一个家里非常穷的男孩在一起，十年过去了，她已经不如当初那般稚嫩，但依然一脸懵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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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中还没读完，1998年，十三岁就出来打工了。因为年龄太小，就办了假的身份证，现在假证很多，什么都是假的。刚开始在中山，第一次进的工厂，是那种连哑巴都会要的工厂。

工厂也知道我们拿的是假证，知道我们是童工。所以，每次劳动部门来检查，厂里就会叫那些十八岁以下的矮个子员工，到他们宿舍躲一下。劳动检查部门一般会问，“工厂待遇怎么样？一天工作几个小时？有没有加班费？”这样的问题，工厂也会专门教员工怎么回答。有些人不老实，什么都说，说真话；有些人胆子小一点，被厂里一吓唬，就不敢吭声了。

要是问到我，我肯定实话实说，要开除就开除，我也不怕。一般比较正规的厂，会按《劳动法》来，一个星期上六天班，一天八个小时，但这样的厂子很少。 

在中山做了不到一年，妈妈病得很厉害，我就回去了。妈妈去世后，爸爸外出打工了，哥哥还在念书，我在家待了大半年，又去了深圳。最开始在一家鞋厂，后来又去电子厂。后来我还去深圳一家商场做收银员，工资不是很高，包吃住，一般一个月只有六七百块钱，不包吃住的话是一千块钱左右。相比工厂，商场的环境要好一点，但后来实在太想回家了，所以在深圳待了三年，就回来了。

妈妈去世后，家里也没有什么人，我去姑妈家、小姨家各住一段时间，有时候也到外婆家里去住一段时间，也没有别的合适的地方去。 

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鞋厂工作。我和小果在同一个鞋厂，鞋厂的胶水有毒，没有用粘胶，用的胶水。厂子后来效益不好，也没有什么收入，有个女孩子太累了，想请假休息，工厂不批，她就在厕所喝了工业盐酸，出来的时候晕倒了，被送到医院洗胃才好起来。

还有个女孩子，生了病去请假，厂里不批，第二天她没有去上班，躺在床上，等到别人去喊她时，身上已经硬了，眼睛都翻白了，工厂赔了几万块钱。然后那个厂就开始闹鬼，厂里面为了平息，每年还在车间给她烧纸钱。她所住宿舍的那个楼层，都没人敢住。

在工厂，有时赶货，连续三四个月，工厂都不给工人休息，经常加班到一两点。那个女孩子死后，工厂管理人员拿一份文件叫我们签字，我说给我看一下，他们说，“看什么看，签个名就可以了。”我说：“名字是可以乱签的吗？”他们说，“你们的名字当然是可以乱签的。”我问他们合同上面是什么内容，他们说，不要管是什么内容，签字就可以了。我一看，原来是要我们保证，若在工厂干活期间出了事，跟工厂无关。他们想推卸责任，我就没有签字。有些老员工在工厂干了十几年，工厂也没给他们买任何保险。 

我待过的工厂，大的有几千人、甚至一万人，最大的有两万人，但也有小作坊式的工厂，几百人甚至几十人。有的鞋厂从头到尾，一条龙生产线。那些打工者从全国各地来，人也比较单纯，十几岁的有，三四十岁的也有，有的甚至拖家带口。

那些年龄大的打工者，小孩一般就在家里读书，没有办法带出来跟在身边。一是费用太高，二是无人照顾，放在老家，好歹有父母照看，留守儿童放在家里，可能比带出来还享福一点。

下班后，特别爱玩的人会跑出去跳舞、滑冰、上网。我喜欢看书，在我们这儿卖得好的杂志有《佛山文艺》、《读者》等。《佛山文艺》在打工族中还算比较畅销吧，但我不喜欢看那些，我比较喜欢看《读者》，因为它可以教育人，《佛山文艺》上面的文章都是写打工的生活，我认为自己有这个体会，没必要看这些书了。 

厂里蛮多谈恋爱的，有的是在工厂认识的，有的是在家里认识然后一起出来打工的。我家里也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但现在分手了，是家里亲戚给我介绍的。我和他接触过几次，发现不合适，他性格太内向、太老实了，显得懦弱，我和他在一起没有安全感。比如说，他不会去欺负别人，可是别人欺负了他，他也不会怎么样，我和他在一起觉得很窝囊。我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去欺负别人，可也不应该怕别人，可他总是怕别人欺负。 

尽管我很早就出来打工了，可也没存什么钱。当初出来的目的，是想和爸爸一起，供哥哥念书。但断断续续出来几年后，发现开支也挺大的，不多的工资，自己要花掉大部分。我不像爸爸，他跟着大舅在北京，应该可以存一点钱吧。 

我感觉他们那个年龄段的人不需要很多钱，不像年轻人，好像很多东西都要买，买这买那的。女孩子喜欢打扮，主要买一些护肤品，每个月还要买一二十块钱的书看一下，好像开销特别大。平时没有多少机会到外面去玩，主要是上班，有时间就想休息一下。

哥哥念书时，我以前给哥哥寄点钱，但现在他也不让我寄，不过我也没赚到什么钱，糊到自己的开销，就差不多了。一年能够存三四千块钱就不错了。哥哥是学化学的，也不知道好不好找工作，听爸爸说，他准备考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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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果：我渴望自由，在工厂被管怕了 

访谈时间：2006年7月15日（小果18岁）

访谈地点：中山大学488栋403室 

我学习成绩不好，不想读书，十六岁初中没读完就出来打工，两年多都没有回去。开始是和二姐蓓蓓一起，后来二姐回去了，我一个人待在深圳，她走了几个月后，我就到了广州。 

我最先去的城市是深圳。2004年到深圳后，去过电子厂、钟表厂、鞋厂。第一次去电子厂，做了一年零几个月，工资最高的一次是800多，平时一般500—700之间，有的时候还拿300，拿300的时候，一般是不赶货，也就是不加班的时候。

2005年，第二次进厂，是做收音机的机芯，平时一般800—900，工作环境好一些，加班的时候能拿1000多。做长了就乏味，这个厂对技术要求不高，只要能按规定做好要求的事就可以了，产品既销国内也出口。 

第三次到了黄埔，在美盈鞋厂，和周婕在一起。打工三年，没有存多少钱，在外面开销太大，第一年和蓓蓓姐姐寄了一万块钱回家，后来每年能寄几千块钱回去。大姐小敏、妹妹媛媛、弟弟小招在家里读书，都要花钱的。后来我和蓓蓓姐姐分开了，消费就高了，就寄少了一点，我的日常开销主要是用在衣服上，衣服一般就几十块钱一件。蕾蕾姐姐没有和我们一起出来，她主要待在武汉，在制衣厂，和幺幺(小姑)离得近些。 

我刚刚出来没多久时，特别想家，一想到回家就禁不住要哭，很想妈妈，但工厂里面总是不准假，要回家就要扣一个月的工资，只得经常给家里打电话，后来就慢慢习惯了。由于车费贵，人多，过年回去不方便，在路上又累，怕很多人挤在一起，我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都是跟姐姐一起过。 

过年时，工厂里人也不是很多。等熬到今年请了假，没想到2006年7月15日，买好了回家的车票，却碰到了百年不遇的大台风，只得放弃。 

2004年在电子厂打工时，经常用有毒的“天拿水”。有些清洗工用乙丙醇清洗机器，他们也知道有毒，还是直接用手碰，整天都泡在那个水里，用浸在水里的棉签去清洗机器，不戴手套，厂里好像也没发手套。

工厂里没有好玩的事，也没听说有稀奇古怪的事。有一天，听说厂里一个经理上吊了，我们感觉很奇怪，后来才得知，总经理总是问他一些问题，他没有办法回答，随后总经理叫他辞职，他感觉没面子不想走，有一天喝完酒回来，就自杀了。关于他的死，现在还是个谜案，不知道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这个经理有三个儿子，听说他老爸也开了一家工厂，他真是太想不开了。不过在工厂干活，确实很累，真的很累，谁都不想干了。

厂里经常有工伤，很多人的手指“咔”的一声就没有了。不过幸亏我干的活不需要直接碰到机器，主要就是负责点数。我们车间也有气味，但也没人戴口罩，我们也不知道有毒。工厂噪音特别大，但没发耳塞，就算应付检查时发一下，事后也要收回去。

在电子厂，我一般一个月拿700块钱，有时要工作16个小时，晚上十二点下班，早上八点钟上班，基本上整天都待在厂里。工作时间长，睡眠时间根本不足，每天就是吃饭、上班两件事。如果没有按时上班，就会被骂死，那个厂一般都是蛮赶货的，不能请假。

在厂里，最让人难受的是工厂规定员工不准挂蚊帐，也根本没有办法挂蚊帐，但广东一带蚊子很多。厂里没人管后勤，也没人管工人的利益，员工也懒得反映，觉得反映了也没什么用，也不知道和谁反映。 

2005年，我换了一家工厂，到深圳一家钟表厂焊机芯。我记得焊锡放出来的烟好臭，工厂好像有吸烟的机器，可以将烟吸过去，但有时烟太大，机器不管用。有些人开始不知道可以用机器吸，也没有人教他们，烟都喷到脸上了。我开始去的时候，也不知道机器可以吸烟，后来看到别人去吸，才学着用吸烟机。

工厂的工作根本不用培训，很简单，只要是个人都可以上班。钟表厂工作时间不是很长，一般一天12个小时，一个月700块钱，中间若稍稍偷闲了一点，就会被骂死。晚上十二点睡觉，早上八点起床，中间可以休息一个多小时，一般按二十二天算，另外八天就算是加班。感觉一天的主要事情，就是吃饭、上班。厂里的伙食，天天萝卜白菜，青菜就是白菜，也有一点点肉，但肉量很少，早餐吃稀饭和包子，天天如此。 

我没有留在电子厂，我好像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做不长，待久了就会烦，就想要离开。我觉得换一下环境也不错，可以多学一些东西，多见一些世面。

两年了，我胆子好像大了一些，话也多了一些。以前妈妈总是担心我不爱说话，有一次过年，还特地把我送到城里的四姨家，让我去玩，和表妹们在一起。我在工厂也有一些好朋友，现在分开了，她们好像都没有离开工厂。我一般喜欢跟单纯、年纪小的女孩交往，不喜欢跟城府深的女孩来往，好像随时都会上她们当似的，感觉心累。 

按规定，工厂一个月可以放一天假，但我来这个厂两个月了，都没放过一天假。我休息过一天，但不是放假，主要是因为赶货，我前一天通宵加班。尽管厂里董事长规定礼拜天晚上不准加班，但是一赶货，礼拜天晚上照样加班。有的人胆子比较大，不来，要是赶货不是特别紧，有一两个人不来也没什么，要是赶货特别紧，线长就会狠狠地骂人。我劳动的付出，肯定不止现在的工资，我的加班费太少了，一小时才一块五毛钱，深圳那边要高一点，一小时有五块。 

2006年，我又换了一家工厂，离开深圳来到广州黄埔，进了美盈鞋厂，和周婕姐姐在一起。在鞋厂做工的时候，要黏胶水，厂里通风不好，鞋厂气味很大，但工厂也没发口罩给我们。

按照规定，在工厂上班时，是要戴耳塞的，但是厂里没有发，大家也不要求戴。也许习惯了那个噪音，感觉就会好一些。和深圳那家电子厂一样，每到要检查的时候，厂里就会把耳塞发给员工，检查一结束，就收上去了。

工厂发生了一些事情，瞒着不报，每次听说上面要派人来检查，工厂就将员工集合起来，每人发一张表格，给出要回答问题的答案，要求我们将答案背熟，如果不按表格提供的答案回答，就会受到处罚。奇怪的是，每次听说上面要来人检查，可是我从来没有碰上检查的人。 

我感觉没有人愿意很认真地干活，员工和老板之间基本上是一种对立关系。在鞋厂，很多人将车间的原材料（比如牛皮）拿出来，其实这种损失是无形的，老板如果能够对员工好一点，他们也不会这样。

我感觉大家都挺冷漠、自私，好像不自私就会吃亏，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更是这样。

这么多年来，我发现每个厂都会死人，有了病也没人管，工厂也不给他们请假，于是只好忍着。其实有些病根本就不是大病，而是身体太累了，身心疲惫，得不到休息。

我们的工资是计件的，计件工资都是瞎算的，有的人到处玩和混，拿的工资比辛辛苦苦工作的人多得多。我的工资是配合我开机员工的百分之八十，因为他比我辛苦得多。我是管点数的，我一般不会多点数，因为后一个程序还有品检员。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品检的人搞好关系，让他们把我的产品多算一些。

厂里管我们的人，好像是大学毕业生，从农村考出来的，骂起人来比较厉害，他的上级骂他，他就骂我们，我们也会骂他。做管理的人，一般靠关系进去，有的靠老乡关系，还有的靠一些当官的弄进去。有时候，我们厂还要帮别的厂做些事。 

△姊妹们的孩子们2006年合影  作者供图

周婕姐姐主要检查鞋子的质量，工作要轻松一些，拿的工资也少一点。我和周婕住一层楼，但很少见面。周婕喜欢看电视，但厂里连电视都没有，只得跑到厂外面的一个小店去看，那里经常很多人。一般吃完晚饭离上班还有一个小时，有个台刚好在五点半到六点半时段放连续剧，周婕就会跑过去，一天看一集。这个时候她看得正入迷，自然不好找她说话，等到下班，一般到了晚上十一点多，有时还要到十二点或者更晚，这时候，大家都筋疲力尽，也不想说话，所以看起来和周婕住一层楼很方便，但实际上和她说话的机会很少。 

我蛮喜欢做生意，喜欢做生意是渴望自由，我在工厂被管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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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声：建筑业倒了，我们就没饭吃了

访谈时间：2016年3月1日（振声26岁）

访谈地点：湖北孝昌县丰山镇丰三村家里 

振声是第三代已成年的三个男孩中，唯一没有念大学的孩子，也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孩子。

1997年，哥哥在四姐夫的食堂干活，忙不过来，便将留守家中的嫂子也叫去了北京，开始了夫妻同时外出的打工生涯。两个孩子则托付给了老人，当时，儿子振声七岁，女儿时春四岁。

直到2008年，因为四姐夫的工地出现问题，夫妻俩才陆续回到家中，儿子已经十八，女儿十五。振声勉强混完初中，在哥哥的强烈要求下，上了两年职校，学习数控。职校毕业后，在武汉妹夫的安排下，去了杭州一家机床厂，从此开始了打工生涯。从老家到杭州，辗转多次，他终究无法在工厂立足，最后还是回到父辈的老行当，当了一个泥瓦匠。 

我第一次看到振声时，他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父母都在北京工地打工，只有每年春节时，才能和父母见面，一家人得以团聚。从七岁开始，振声和妹妹一起，与祖辈生活在村中，成为典型的留守儿童。进入青春期后，在哥哥、嫂子的描述中，振声是一个叛逆、倔强、不懂事的孩子，不知道体谅父母的艰辛，脾气暴躁异常，更不懂得节约。

2014年，通过手机QQ聊天，振声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在父母和亲人的张罗下，仅仅几个月就从单身走向了婚姻。

 今年过年回家，问到他打工几年的经历，才发现振声并不如嫂子叙述中那么幼稚、简单，作为一个普通的农二代，振声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常人没有经历的苦楚，也面临很多只有他们这一代才能体会的困惑。

在父辈眼中，他不懂事的烙印也许难以祛除，但在我眼中，他身上也具备很多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素质。

时代在变，获取信息的方式在变，伴随而来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变，唯一不变的是 父辈沿袭下来的农民身份。在现有条件下，父辈有限的能力，自然无法给振声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个体的成长，伴随着时代转型过程中的很多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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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去北京时，我七岁，妹妹四岁，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奶奶当时身体还好，但毕竟是老人，管不住我们，当时奶奶最担心我们出事，要求挺严。

妹妹学习不好，总是留级，念了好几个一年级，但她能说会道，在村里名气很大，明明自己读书不行，还说老师不行，给老师取外号叫“喷粪机”。

我的成绩也不是很好，念初中时，班上没有学习风气，学生打老师是经常的事情。课堂上，想听课的就听课，不想听课的就打牌，或者走来走去，反正念了书出来，也是打工，当时大家都这么想。

到初三时，我每次测验成绩都不是很好，就放弃了好好读书的念头，上学就在教室里混日子，反正就是混，总认为拿个毕业证就行了。老师拿我没办法，家里人也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叔叔挺希望我念书，像他那样，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但我成绩不好。

随着我和妹妹长大，爸爸妈妈不在家，奶奶越来越难管住我俩。我们整天和她斗智斗勇，奶奶叫我和妹妹去捡棉花，可憋在棉田里实在太热了，人都透不过气来。第二年，为了逃避捡棉花的农活，我和妹妹趁棉花刚长出来，偷偷跑到地里，将棉花全部扯了。当时家里没有种田，农田一部分承包给了别人，一部分被村里统一承包给了老板，其实没有太多的农活干。奶奶的主要工作就是给我们做饭，我们吃了饭就去上学，天天都是如此。奶奶喜欢喂鸡，家里到处都是母鸡、公鸡，我们吃了很多鸡蛋和鸡肉。 

那时，整个村里只有一部电话，爸爸妈妈打电话来，我们就接；不打电话来，我们就不联系，一般一个星期来一次电话。为了方便联系，后来家里装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问我们的学习情况、表现情况、是否听话。我们在电话里提要求，提得最多的就是希望他们回家时多带好吃的回来。事实上，因为每次回家都是春运，行李不好拿，火车也不好坐，爸爸妈妈从没有从北京带吃的回来，都是回来以后，带我们到集市上买。

我从来没有问过爸爸妈妈在北京的生活状况，我记得十八九岁那年，有一次，老爸跟我发了很大的火，我说他们整天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丢下我们在家也不管，大概是当时我的话触到了老爸的痛处，他就骂我，说你到时候出去就知道了。我当时也不懂事，想着他们在大城市，毕竟比农村好，但没想到，农村人到大城市，比家里过得还辛苦。 

2006年我初中毕业后，爸爸一定要我去上职高，于是就学了两年数控专业，其实在学校也没学到什么。从职高毕业，第一份工作是我们学校介绍的，在昆山富士康实习，有学校的车子接送。

一到富士康就上流水线，安一些电子产品的插销，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一看就会。第一次做工，感觉特别累，坐在流水线上不能动， 手就来来回回地按那个电器的按钮。工厂的情景和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去的时候，我们还在车上聊，以后出去了 到哪儿玩，上班后，发现根本就没时间玩。每天下班，人都累得要死，那年我十九岁。当时我们学校和富士康签了合同，如果干得好，可以留下来，但那一年正好赶上公司裁员，我们实习生就全部回来了，一个都没留。 

回家后，我武汉的姑父将我弄到杭州机械厂上班，去杭州打工是我第一次单独出远门，当时也不觉得害怕，还挺兴奋。

到工业园后，一个经理才出来接我。因为我职校学的是数控，工厂就安排我开机床。但我念书时，根本就没学什么东西，老师也没教实质性内容，我甚至连机床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师傅叫我在旁边学，主要就是等他们将东西做好后，我打打下手，负责擦干净。

有一天，趁没人的时候，我很好奇，就壮起胆子，去开了一下机床，没想到将机器弄坏了，当时特别害怕，怕厂里找我麻烦，当天就拎着一个包，偷偷跑回来了。跑了那么远的路，只在厂里干了一个星期。

跑回家的时候，我坐车到了武汉，身上仅剩一百块钱，又被别人骗了。一个人向我推销东西，我说不要，他说我乱扔垃圾，如果不买他东西的话，就把我送到派出所关起来。我一听就很害怕，将一百块钱给了他。钱一给，我才发现自己身无分文，只得打电话给我爸爸，叫他送路费过来。当时碰到骗子，压根就没想那么多，只想着快点回家，等到发现身上没钱了，才知道面临真正的麻烦。

尽管当时小姑住武汉，但她住得也挺远，我压根就没想到让她来接，第一个想到就是爸爸。第一次出远门，我的感觉是，如果没有文凭，又是农村人，在城里很难立足。

回家后，没有找到别的事情干，姑父又将我介绍到了杭州那个厂，上车间坚持了两年，最后还是决定回来。在厂里，我收入不高，一年存不下多少钱，和周围环境也格格不入，同事的生活方式和我完全不同，我总感觉自己低人一等。另外，毕竟自己基础差，不懂的东西太多，比如别人拿一张图纸过来，我不知道上面画了什么，当时也没有其他想法，只想着一定要去学会，但基础不好，学起来挺难的，那个时候，真的很后悔没有好好读书。 

回来后，我打算转行。我首先想着开车，就考了驾照；拿到驾照后，家里七凑八凑，给我花了将近一万元，买了一辆二手车。因为刚刚开始学车，学得不怎么样，开得也不是很顺手，加上买的二手车早就报废了，经常要维修，感觉维修费用太高，后来别人出两千块钱就把车卖掉了，开车的想法不了了之。思考了很久，我最后还是决定跟着堂哥到工地去，从提灰干起，像爸爸一样，当一名泥瓦工人。我想明白了，既然没有文凭，需要知识的事情干不好，就只能靠力气吃饭。

到工地刚开始干的时候，我们是用斗车送灰，送到电梯里面去，我记得有一个很陡的坡，怎么推都推不上去，当时人都推哭了。别人个子比我高、力气比我大，轻轻地就把车推上去了，我怎么都使不上劲，硬是推哭了。我堂哥看见了，可怜我，从2012年开始，就将我带着，教我抹灰，从那时起，我一直坚持抹灰到现在。抹灰就是砖砌好后，在上面抹一层灰，也要靠力气，但比推车好一点，劳动强度没那么大，工资也要高一点。比如，推车一天我最多只能拿一百，抹灰可以拿两百。

抹灰有一定技术含量，需要学习，毕竟将灰抹上去，平整度要达标。回头看去，杭州两年，我根本就没有入行。抹灰的工作，我差不多用了一年时间，才慢慢进去，刚开始学的时候，也就是打打杂，师傅一会儿要你干干这，一会儿要你干干那，一年以后，掌握了技巧，就可以自己独立操作，不用师傅在旁边看着。拿到第一份工资时，我挺开心，非常珍惜，舍不得花。

抹灰的活，我一直干到2014年，也就是我结婚那一年，整体看来，在建筑工地干活，工资也不是很好拿，但前两年工地很好找活，不像现在，没有事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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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开始，也就是 2015 年，很多人待在家里没事做。 

我是四月份出去的，到六月份才做事，出去两个月，上了一天班。我感觉从2015年九月以后，找事做就变得难起来了。抹灰也不是固定跟着谁，谁有事就跟着谁，像我老表，认识一些老板，别的老板叫他时，他顺便就把我带上。

我去年主要待在山东，听老板说，工地建筑资金匮乏，上面也不给贷款，很多时候，连生活费都没有。更让人失望的是，老板不但不给我们生活费，还要我们干活。饭都没得吃，怎么干活。于是大家就在工地睡觉，有的员工出去搞点别的事做。外面的合作方找公司催要工程款，公司没钱，合作方就拉闸，这样大家都没法干活，一玩就是半个月。有时一个星期就拉一次闸，去年在山东，相当于浪费了一年，根本就没有挣到钱。 

我在哈尔滨、长春、山东、新疆、内蒙古、武汉、北京 都待过，跟着工程队，带一些衣服、被絮到处跑。有时候是老板买火车票，有时候是自己买火车票，每天奔波，人都麻木了。到一个新地方，也没什么感觉，反正大家要走，就跟着一起走，最大的感受就是累，特别是刚刚住进一个工地，没多久又必须赶往另一个工地时，更是感觉累。

买的生活用品如被子、衣服、水桶什么的都得带走，若扔掉，到另外一个地方又得买，浪费钱。搬家的时候，东西太多，根本就没法一次拿走，一次拿不走，就拿两次，坐火车时，只得先叫一个人帮我守着，送一趟行李上火车后再来拿一次，大汗淋漓，狼狈不堪，感觉挺辛酸。最害怕的就是这种折腾，又累又烦。那个时候，才体会、理解爸爸妈妈当年在外面的状况。 

我记得在内蒙古时，早上三点就得起床，那边日出早，晚上八九点就开始睡觉。中间都在干活，一天最少干十五个小时，干一段时间就休息一两天。再累也没有办法，不干就没有收入。

在工地上，大家的状况都差不多，有时候，也会互相交流一下，总的感觉就是钱不好挣，工作累，工资低，而且活也不好找，只能跟着工程队，有活干就干，不会想太多，想也没用。没事时，洗洗就睡，天天如此。

现在最怕的就是建筑行业倒了，一旦倒了，我们更没活路，那就更麻烦了。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这种担忧，毕竟像我们这一行，如果全部失业进厂的话，没有多少厂能容下这么多人。 

实际上，我这几年基本上没挣什么钱，工地换得多，没有持续做事，路上开销很大，除了生活，基本上没有太多积蓄，只能过一年算一年。碰到大事，就麻烦得很，比如结婚，要不是我小叔叔帮衬一点，根本就过不去。 

我唯一感到庆幸的是，顺利找到了对象，结了婚，生了孩子。我和东东是聊QQ认识的。2013年，我妹妹出嫁，我就在家里帮忙。有一天没事，就上QQ玩，正好发现有人加我，就点了接受，随后开始聊天。我问她哪里人，她说是湖北人，我说我也是，我又问她湖北哪里的，她说孝感的，我说我也是，两人越聊越近，后来发现两家隔得不是太远，竟然是同一个县城的。

东东说她很喜欢山，一个星期后，我就约她到我们那儿山边的水库玩，两人见了面，好像一切就顺理成章了。我记得去见她的时候，两个人拿着电话走到了一起，还互不认识。她当时从外面打工回来，刚好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做。我平时很少上QQ，也没有时间上，那次真是鬼使神差，偶尔上QQ玩，没想到正好碰上她，如果我在工地，或者她在外打工，就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种缘分了。 

妹妹结婚时，我爸爸妈妈对我的婚事挺着急，到处托人给我介绍对象。在农村，男孩过了二十五岁，就会被视为大龄。妈妈知道我交了一个网友后，我才和东东见第二次面，她就要求我将东东带回家。

一见面，我妈一看，挺喜欢的，说要去找媒人说亲，让我们结婚，我这才意识到，两个人的关系有点微妙。于是，我就问东东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她没有说话，没有说话就代表默认。

从认识到结婚，三四个月，中间见了四五次面，确立关系也很快，两人互相之间不怎么了解。不过，在农村，相亲的话，若合适，结婚也会很快，一般第一次上门后，互相觉得合得来，家里就会慢慢操办婚事。

我们这里，十七八岁生孩子的都有，在农村结婚都很早，不会考虑太多，婚前大都没有太多了解。性格都是结了婚后，才慢慢磨合。我和东东也是结婚以后才慢慢了解的，她不爱说话，有什么事问她，她都不说。 

东东不和别人攀比什么，也挺能干，我对她很满意。刚结婚的时候，她挺勤快的，我妈妈的衣服什么的，她都拿来洗。现在我妈妈如果在地里干活，她还是帮我妈妈洗衣服，也挺难得。

2014年结婚后，不久她就怀孕了，我让她待在家里生孩子、带孩子，现在孩子都一岁多了，开销也大了，她今年准备和我出去，一起到新疆打工。 

现在想起来，和今天相比，我结婚花费十来万，真的算很少。我当时只给了女方三万彩礼，给她爸爸的，算是最低了。现在结婚的话，一般彩礼都是六七万、甚至十万，女方拿到彩礼后，爱给男方买什么由他们决定，也可以什么都不买，彩礼送过去，就是女方的。除了彩礼，还有鞭炮、烟、酒水、菜、红包等等，房子装修、买家具更是结婚花费的大头。

在彩礼上，我和东东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原本说好三万，她听了她家人的，要五万，当时我家里不可能在短期内多拿出两万块。她将家人的意思转告后，我就火了，我说这婚我不结了。我是正月初八结的婚，到正月初七了，她还是坚持要五万。我知道这不是东东的本意，肯定有人在里面撺掇，在农村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女方的亲戚认为这是最后的机会，一般会怂恿女方临时提出额外的要求。

结婚当天也闹了一点别扭，按照风俗，我们这边先杀猪，男方家一半，女方家一半，可东西还没有送过去，她就打电话来，说不嫁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是彩礼的事情闹得她心里不舒服，她只是在电话里哭。我听她这么一说，也火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我说你不嫁就不嫁，把我的东西退回来。然后她三姨就在那边劝她，她就嫁过来了，可能她当时也挺矛盾的，心里有很多顾虑，这些情况我爸爸妈妈都不知道，我叔叔他们也不知道，我都没和他们说。 

结婚时，我家里根本就没有多少积蓄。当时我小叔给了三万，我大姑借了两万，大姨借了两万，加上我打工多年的两万工钱，最后找村里借一点，才勉强将婚礼办好，可以说，结婚的费用基本都是借的。

我爸爸妈妈跟随四姑父在北京打工十几年，当时的想法就是存钱给我结婚，四姑父如果不欠父母的工钱，我结婚的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也不用借那么多钱了，但我知道四姑父自己的工程款都没有结清，根本就不可能给我们钱，他们在外的日子也不好过。

到现在，我结婚的账还没有还清，还欠大姑妈两万，我小叔给的钱不要我们还。说起来，叔叔婶婶对我帮助还挺多的，要不是他们支援了三万块钱，我婚都没法结了。东东也知道这些状况，她也没说什么，她妈妈在她一岁不到的时候就疯了，她小时候吃了很多苦。她嫁给我后，我妈妈总是要我对她脾气好一点，多哄一下她，妈妈心疼她，说她也是一个吃过苦的姑娘。 

我们现在和爸妈住在一起，结婚欠下的钱，也没有明确说谁来还，谁有能力，谁就还。不过爸爸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了，婚礼欠下的债，我会来承担。如果在外面干得顺利，两年之内，我可以还清结婚欠下的债。但问题是，从去年开始，工地上的活就不好找，今年出去，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就算找到了活干，也担心工钱好不好拿，事好不好做。

今年我们村里搞建筑的很多年轻人都没有走，都留在家里，要是在往年，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我堂哥昨天将我身份证号码要过去了，可能是要买票，具体什么时候走还不知道，等老板买好票了，就会通知我们，随时都可能出发。搞建筑这一行就是这样，依靠的是乡里乡亲的关系网。 

对于将来，我没有多想，现在就想好好在外面干，挣点钱，然后回来发展，看能不能在家做点别的，养养猪什么的。 

我不会种地，养猪也不会，小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外面打工，家里没有农活干，地都给别人种了，我也没学会干农活。事实上，就算回到农村，我现在也很难在农村生活下去。我对未来挺担心的，就想着外面要是建筑业倒了的话，那我们都没饭吃了。 

●  ●  ●

念书以后 ：另一种打工 

在第三代中，类似于周婕、小果、振声的经历，还有蓓蓓、蕾蕾、时春、沈晴和沈北，他们长到十几岁，就离开村庄或家里，到东莞、深圳、广州、中山、武汉、北京、上海等城市打工。

女孩子几乎都有过进厂的经历，在流水线上干活，有时也辗转到餐馆、超市、美容院等服务场所。我记得周婕说过，在广州打工，还需要有广州户口的亲人担保，并交一千多块钱的押金，如果是自己辞工，这些押金一般都拿不回来。

时春2012年从深圳一家厂子辞工后，到了广州，找到了一家拉肠店，在那儿当服务员，每天都要站着上班十几小时，干了几个月，最后走时，店主拖欠了她一个半月的工资。

我曾带时春去找过那家店，但店主态度强硬，不了了之。反而是侄女的态度让我感叹，在维权过程中，她总是安慰我看开一点，不要想那么多。也许，对刚刚十八岁的侄女而言，她的经历让她早已看透了世界的坚硬，也在生活中学会了顺服和自保。本就不多的工资，真的要去维权，只会让人脱一层皮，更关键的是，店主根本就没有和她签订劳动合同，真较起劲来，也不见得就能获胜。 

周婕、小果、振声的讲述，很多时候让我触目惊心，他们都提到每天的劳动时间，大多达到十五六个小时。在三个孩子共同的感 受中，疲惫和劳累是他们对打工生活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还有工厂里面随时受伤和死人的状况，都给他们留下了心理阴影。 

我记得周婕曾和我提起，若晚上一个人外出，必定将自己打扮得不男不女，故意弄得丑一点。还有振声，通过和他聊天，可以发现，他根本就不是哥哥嫂子口中所叙述的那么简单的男孩子。

对一个留守家中十几年的男孩来说，安全感的匮乏、性格的暴躁、学习能力的欠缺、与人相处的生硬，等等都作为留守孩子的深深烙印，在他长大成人独自面对社会时必然会日益凸显出来，并影响他的发展和社会竞争力。

对他而言，读书改变命运的路径已无法走通，父母外出打工的现实，也剥夺了他在生活中学习具体劳作技术的可能，并不扎实的基础教育，压根就无法让他获得更好的自我认知。对一个心理脆弱、能力欠缺的个体而言，除了延续父辈的命运，重复父辈遭遇的辛酸和挫折，已不可能找到更好的生存路径。 

但这就是现实，摆在这些孩子前面的现实。

对他们而言，父母收入有限，家里尚有求学的兄妹，早早走出家门，承担一定的家庭责任，也成为家庭成员之间一种传统的互助关系。以二姐女儿周婕为例，在多年的打工生涯中，尽管她认为和她父亲相比，自己乱花了很多钱，但实际上，她和爸爸的大部分收入，支援哥哥周唯一直念到了研究生。大姐家的女儿小果、蓓蓓、蕾蕾同样如此，念书的姐姐小敏、妹妹媛媛、弟弟小招，若仅仅依靠父母的收入，根本就没有办法维持生活。

咬紧牙关在外面坚持，帮助父母分担重担，成了这几个孩子唯一的选择，在共同的家庭生活中，支援能读书的兄妹，是家庭成员之间共同的默契和期待。

我不知道，这些孩子的选择，是否潜移默化受到了丈夫求学经历的影响。客观说来，尽管丈夫大学毕业后，并没有特别高的收入，但每逢家中碰到大事，诸如二姐生病、哥哥建房，丈夫还是有能力伸出援手。

现在的问题是，对考上大学的农村孩子而言，要顺利完成学业，往往需要举全家之力，但大学毕业后的客观前景，不要说回馈家庭，能够自保都不容易。在现有条件下，兄弟姐妹这些念书的孩子，能否复制丈夫的命运，通过读书改变个人的命运、同时回馈乡村的家庭，还是个问号。 

小敏是大姐的大女儿，也是所有孩子中，第一个念大学、第一个走向社会参加工作的。她出生于1984年，2005年考上我任教的大学，学习会计专业。小敏上大学那几年，我因为结婚生子，生活整天被一些琐事绊住，根本没有多少时间过问她的事情，只是在上课的时候，偶尔去她们宿舍看看。

三年以后，小敏毕业，因为手头资源有限，我和丈夫甚至都没有能力给她找一个好单位。经过多次面试，反复折腾，和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一样，她只能进一家很小的公司。为了减缓经济压力，小敏白天上班，晚上就住在我们家，下班回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广州一家公司搞内勤，每天早早出门，晚上忙到八九点，每月工资大约两千块。

小敏很快跳到一家拓展公司，主要负责联系业务、带团，经常在外奔波，平时没有任何空闲，收入也只有两千多。当时，我和丈夫最大的希望，就是她能找一个条件好点的男朋友，两人一起在广州奋斗，或许还能改变现状。一年多以后，情况依然如此，也看不到任何新的可能，恰好武汉有个公司招人，而且能够回到本行做会计，小敏考虑到待在广州的生活压力实在太大，毫不迟疑选择了回武汉，一直在新的公司坚持了三年。

尽管这份工作的工资也只有两三千元，但武汉消费比广州低，而且离家也近，心理压力还是缓解了很多。但若说到在武汉成家、买房，依然难以实现。 2014年，经人介绍，小敏认识了当地一名青年，并很快结婚。丈夫和她一样，也是念了一所二本院校，在广州一家公司打工，他学的计算机专业，工资比她要高一点。怀孕后，小敏辞了职，丈夫在家里支援下，在孝感郊区买了一套小房子，她待在家中带孩子，丈夫在广州上班，依赖工资供房、养家，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小敏的妹妹蕾蕾和她在同一个小区买了房子，蕾蕾的丈夫是泥瓦匠，因为经常外派国外做劳务，收入还不错。两姐妹尽管受教育程度完全不同，但最后的结局、命运并无太大差异。这种结果，完全出乎大姐、大姐夫的意料，小敏当初通过高考进入大城市念书，但最后在现实的压力下，还是一步步退回到了家乡，生活境遇和自己小学毕业的妹妹相差无几，唯一不同的是，妹妹因为早年外出打工，一直和父母供养尚在念书的兄弟姐妹，而小敏因为年龄已大，必须面对自己的生活，暂时还无力回馈家庭。 

媛媛是大姐最小的女儿，通过高考，上了浙江一所二本院校，学了热门的电信专业。媛媛长相出众，聪明伶俐，性格活泼，念大学时，颇受男孩关注。她和温州的男朋友最后走到了一起，男方家里经济条件不错。毕业后，她得以进入当地的移动公司，待遇超出了大姐和姐夫的想象。在所有念大学的孩子中，媛媛是唯一通过念书、经由婚姻得以改变命运，并能切切实实回馈家庭的孩子。 

小招是大姐最小的儿子，在所有孩子中，他被寄予了最高的期待。不仅因为大姐为了生个男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因为小招的成绩自小到大，确实不错，和前面读书的哥哥姐姐比较起来，小招终于破除了只能考上“二本”的魔咒，当年的分数线超过了“一本”4分。

不过，因为湖北考生竞争激烈，小招尴尬的分数，并未让他进入像样的一本，从武汉科技大学毕业后，他早早规划，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大姐不希望小招像周唯那样，远走新疆工作，对于家中的独子，他们认为就算不待在武汉，至少也要选择一个交通方便的城市。当讨论到在武汉立足的成本时，大姐对那儿的房价显然没有任何想象力。

周唯是二姐的儿子，1983年出生，是所有孩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个。 

二姐1999年去世时，周唯刚上高中。通过高考，他来到了黄冈师范学院，选择了化学专业，考虑到家庭经济状况，周唯原本想早日工作，但地方师范院校的就业选择非常有限，对很多孩子而言，最好的结局也就是在乡村当一个有编制的教师。

被逼无奈，他决定考研，为此，还询问过我们的意见，我们自然支持他。周唯很懂事，能吃苦，应届就考到了一所石油学院，毕业后，为了获得更好的收入，他果断选择了边疆地区，目前供职于克拉玛依一家油田。因为路途遥远、路费太贵，他工作后，从来没有回过家，我也没有看到过他，对他在新疆工作的情况了解不多，但听二姐夫说，他在克拉玛依经人介绍，找了一个做生意的湖北女孩，已经结婚生子。虽然远离家乡，但因为他有研究生文凭，过得还算可以。令人担忧的是，二姐夫前年中风，有一段时间生活无法自理，经过治疗休息，尽管情况好了一些，但儿子远走他乡，女儿也已出嫁，他只能独自生活。 

沈亮是四姐的大女儿，2008年高中毕业后，考上了桂林一所旅游学校，四姐夫的破产直接改变了沈亮的命运，让从小衣食无忧的 她第一次直面人生的残酷和压力。大学毕业后，她就留在桂林当导游，认识了公司一个开旅游巴士的同事，并很快结婚，在桂林附近 的乡村安了家。沈亮的丈夫是家中独子，父母都是农民，生了孩子后， 沈亮从旅游公司辞职，待在家里带孩子。

面对沈亮的选择，四姐总是感叹，“都是我们连累了孩子，从小带她们离开农村，到城市立足，最后还是嫁到了农村”。尽管相对父母风雨飘摇、毫无安全感的生活，单纯的沈亮对乡下生活并没有太多不满，但四姐始终觉得愧对孩子，城乡之间，在她心中，始终有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与振声、周婕、小果、时春这些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相比，念了书的孩子，可以避免从事一些繁重的体力活，不用到流水线上打工，但他们的生活，如果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大显神通，如果不在地域选择上妥协（最大顾虑就是无法照顾父母），或者通过婚姻在经济发达地区立足，仅仅念了大学，凭借个人能力，已不可能顺利进入体制，获得一个收入过得去、稳定而体面的工作。

至于像他们的舅舅一样，通过个人努力，在大城市买房成家，几乎成为海市蜃楼般的梦想。光是城市的高房价，就足以让他们对工作机会较多的城市望而却步。

三十年前，通过高考，丈夫走出农村，不但获得了更好的自我成长，也切切实实获得了在城市立足的资本。今天，这一切都不可能重现，哪怕是户口迁徙，考上大学也不意味着获得了户口迁徙至大城市的自由。小敏毕业时，我才知道，根据规定，农村的孩子，学校压根就不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 

事实上，从念书的成本来看，第三代远远超过1990 年代考上大 学的那一批人。在对兄妹生存境遇进行考察时，我发现，一个家庭若有孩子念大学，除了父母要外出打工外，其他没有念书的孩子也必须外出打工，才能和父母一起供养念书的兄弟姐妹。这种互助模式， 几乎和丈夫念大学的时候一模一样。

不同之处在于，丈夫从大学第二年开始，完全可以通过勤工俭学养活自己，不再依靠家里的供养，而且一毕业就可以获得干部身份，进入大学教书，进入社会的精英阶层，而到第三代已无这种可能。

对女孩子而言，就算读了大学，若不能依赖婚姻改变命运，所能过的也无非就是进入一家朝不保夕的企业，过着一种紧紧巴巴、毫无安全感的生活。

四姐最难接受的就是，因为家庭的变故，她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女儿，最后不得不嫁到一个落后省份的农村，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轮回。 

本文选自本文选自理想国《大地上的亲人》，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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