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散的“定时炸弹”
图 | 东方IC
公安机关既无权免去他的医药费，也没法帮忙与医院讨价还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徐征只能继续待在社区里，做一颗“定时炸弹”。“你们把他枪毙了吧，我不管了。”老徐说得到，却做不到。
前言
精神病人管控不易。在社区警务交流会上，我和同事打趣：“只要张革命躺在马路牙子上晒太阳，小豪走街串巷捡饮料瓶，阿强在汽车站唱歌，常娥坐在家门口玩纸盒，今天就平安无事。”
“不然呢？”
“不然”我笑了笑，“你忘了那年冬天，咱俩在武汉满世界找精神病人的事了吗？”
聊着天，我就突然想起徐征。
2011年4月的一个晚上，五七夜市杨家烤鱼店的老板报警：“派出所吗？快来人啊，徐疯子又来搞事了！”
“徐疯子”本名叫徐征，39岁，人高马大，一表人才。如果他是正常人，凭借长相应该就能迷倒很多女人，可他从小就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直到现在也无法正常工作，没有结婚。
我和同事抓起防暴钢叉就往夜市赶，到了烤鱼店，杨老板和他的妻子站在店门口。杨老板脸上带伤，身上的衬衣被扯得不像样子，一众食客在店门口围观。
“人呢？老杨。”
“在屋里呢，你们快把他弄走，幸亏刚才老子跑得快啊，妈了个X的！”
我和同事赶紧进屋，只见徐征握着一把菜刀正在砍电冰箱，周围桌椅横倒，吃食撒了一地。看我们进来了，徐征二话不说，提着菜刀就迎了上来，我心里一惊，伸手要摸枪，同事大喊一声：“小李，用钢叉！”然后猛地冲了上去。
同事的伸缩警棍甩开，徐征稍一犹豫，警棍正砸在他右手腕，菜刀“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我赶紧用钢叉把徐征叉住，同事扑上去，按住他的双手，掏出约束带，把他牢牢地绑在了暖气管上。
徐征瞪着眼睛，面目狰狞，张开嘴“啊啊”地叫。他挣扎了没一会儿，就放弃了抵抗，同事爬起来，蹲在一边喘粗气。
一直站在门口的杨老板看徐征被控制了，才走了过来，顺手拾起了一个酒杯，要砸徐征。
“老杨，别动手！” 同事赶紧制止他。
“你看看，他把我和我店里搞的！”杨老板怒气冲天。
“别给自己找麻烦，他是精神病人，砸伤了他，你还得赔他钱。”同事赶紧站起来。杨老板气得直跺脚，“他是么斯（什么）精神病人，我看，他就是蓄意报复，这次必须赔钱！”
杨老板的烤鱼店前，原有一台“抓烟机”（类似于娃娃机）。3天前，徐征连投五个硬币都没有抓出一包烟，当场就犯了病。他捡起石头把抓烟机砸个稀烂，烤鱼店的伙计推了他一把，被闷了一砖头。事过三天，1000块钱的财产损失和医药费还没给，徐征又把烤鱼店砸了。
二十分钟后，徐征的父亲，老徐，赶到了烤鱼店。
彼时，徐征仰在地上，正歪着头舔自己吐在地上的口水，看到父亲来了，他双脚乱蹬，又兴奋地“啊啊”叫起来。
老徐瞟了儿子一眼，扭头问：“杨老板，这次又是多少钱？”他语气漠然又无奈。
“两次加在一起三千块。少一分也不行！”杨老板怒气冲冲地朝老徐吼。
“先别说这个，老徐，你儿子现在怎么办？”同事打断了他们。
“还能怎么办，你们把他枪毙了吧，我不管了。”
多年来，徐征一直是我们派出所的常客，几乎每位民警都处理过与他有关的案情。
有时是他砸破了烟酒店的玻璃；有时是他划了小区里的私家车；有时是他追打路人，最严重的一次，他把桥头卖水果的摊主打成了轻伤。打人事件发生后，徐征被送到沙市精神病院强制医疗了三个月。虽然打人时他正处于发病期，不用负刑事责任，但民事赔偿还得出。
三万元的赔款几乎压垮了老徐，那段时间，曾有人看到老徐在武汉光谷地铁站乞讨。
长期以来，老徐的生活就是在“去派出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骂儿子、送精神病医院”的圈子里兜兜转转。
后来，他骂不动儿子了，只是去派出所给受害人道歉赔钱，再把儿子送进精神病医院。
再后来，老徐没钱了，就只能频繁地来派出所领人，低声下气的给受害人道歉。
遇到脾气好的、损失小的，看老徐可怜就算了，有时遇到不好说话或损失太大的，老徐还是免不了到处筹钱。
“你们把他枪毙了吧，我不管了。”老徐说得到，却做不到。
经过两个小时的调解，杨老板走了，手里拿1000元的赔偿金，这是当时老徐能筹到的全部钱。
处理完赔偿，我们才再次注意到徐征。他还在派出所后院绑着，疯劲已经过去了，老徐跟我商量：“他现在好点了，能不能让我带回家？”
我劝老徐赶紧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但老徐无奈地摇头，“等等吧，明天他姐姐回来，我们商量一下，这会儿家里实在是没钱了。”
我把他们送到派出所门口，告别的时候，老徐问我：“李警官，现在还有精神病人强制送医的政策吗？”
“有是有，但那是出大事儿以后，你可别盼着啊！”
“哎，算了。”老徐嘴里嘟囔，带着儿子走了。他们的背影在暗夜的灯光下，拉得老长。
老徐快70岁了，每月只有不到2000块的退休工资。他妻子的身体不好，需要常年吃药，好在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在本市上班，每月能拿些钱回来贴补家用。
徐征不发病时，像正常人一样，见了人会打招呼，有时也帮母亲做家务。有段时间，他连着半年没有发病，老徐便托人在市机械厂给他谋了一个看仓库的差事。
可后来，徐征发病打了厂里的职工，被送去精神病院治疗，虽然事后老徐一再保证“已经治好了”，但厂长死活也不肯再雇他了。每个月几百元的收入也没有了。
精神病人管控是社区民警的一项职责，需要每月按时调查情况，做好记录。我刚接管社区工作时，就去了徐征家。他家住在一座旧家属楼上，两室一厅，陈设还是90年代的风格。
老徐说：“儿子刚吃了药，正在卧室睡觉。”说着，他便把卧室的门关了，拿张椅子坐在我对面。
家访的内容无非是“目前病人情况怎样”、“是否按时吃药”、“有什么需要民警帮助的”之类的话。了解的差不多了，我准备告辞，送我出门时老徐还不住地说：“徐征没有工作单位，每次去精神病医院都是自费，本地医院不接收他这种有暴力倾向的，沙市精神卫生中心一个疗程（两个月）要一万多，武汉的更贵，确实是送不起了。警官你看，派出所有什么办法没？”
我感到很为难。
市场经济时代，公安机关既无权免去他的医药费，也没法帮忙与医院讨价还价。后来，我曾试图帮徐征办理社会医保，但由于种种原因，也一直没能成功。
徐征只能继续待在社区里，做一颗“定时炸弹”。
2011年5月，市里召开重要会议，上级要求做好社会面管控，务必不能发生重大治安问题。然而怕什么就来什么，当天有群众报警称，辖区内有人打架。
我和同事赶到现场，看到徐征正把一名收废品的外地人按在地上殴打，周围有不少群众围观，却没人敢上去拉。
我们赶紧上前，想把徐征拽开，不料这时老徐突然冒了出来，他手里拎着一根钢管，举起来就要往徐征头上招呼。同事见势不妙，上去阻拦，钢管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身上。这一下的力道不轻，同事当场就疼得说不出话来。老徐吓坏了，顾不得儿子，不住地道歉。
一众人等被带回了派出所，在办公室里，我怒斥老徐，问他想干嘛，老徐低着头半天囔出一句话，“刚才，我真想一棍子打死徐征。”
“杀人偿命呢。”我冷冷地说。
“我70了，偿命就偿命吧，都解脱了。”
最后，老徐出了500元的赔偿金，收废品的外地人骂咧咧地离开了。这次，我再也不听老徐的了，坚持要将徐征送往精神病院，老徐原本还想把他带回家，但可能是觉得自己误伤了民警，有愧，最终默许了。
去精神病院治疗，费用问题依旧逃不过去，老徐给女儿打了电话，那边不知说了些什么，老徐的脸色很不好看。我问怎么了，老徐没说话，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点了一根烟。
半小时后，徐征的姐姐、姐夫来到派出所，虽然他们很不情愿，但最终还是答应把徐征送往精神病院。
他姐夫说：“我要开车，一旦他反抗，我怕老婆和岳父在路上控制不住他，希望你能陪我们一起去。”
在去往沙市的路上，我用约束带把徐征绑结实，老徐给他吃了一些药物，徐征昏沉沉地睡着了。
车内寂静无声，只是徐征的姐姐不时从倒车镜里看一眼弟弟。眼神复杂。
回到家中，老徐问我：“李警官，徐征这种情况除了送精神病医院外，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出院后只要按时吃药，一般可以控制住病情。”
老徐摇摇头，“警官你不知道，那些药物并不能根治徐征的病，而且副作用很大。”
精神类药物中的镇定剂成分让人整日嗜睡、无精打采。一些成分也会伤害人的肝脏和肾脏，很多精神病人晚年会面临着严重的肝病和肾病。老徐担心儿子的身体，就经常自作主张减少药量，结果导致徐征频繁发病。
“1978年，我有个朋友也得了疯病，家里被折腾的没办法，就把他送到新疆种树去了，一家人也就安生了，现在还有类似的路子吗？”老徐问。
“把亲生儿子送到新疆去种树，你真舍得啊。”我笑。
“年轻的时候真舍不得，徐征小时候，我有个亲戚在西藏，劝我把儿子交给他，自己再生一个。我知道他的意思，但总想着‘生养生养’，既然生了他就得养，得了病，就得给他治，但现在看来，唉……”
我以为老徐是为了钱发愁，便劝他，“现在精神病人的治疗费用报销比例在提高，经济上的压力会越来越小的。”
老徐摇摇头，“不只是钱的问题，我今年70了，身体也不好，万一哪天不在了，他该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安慰他，“好在徐征还有个姐姐，可以帮忙照应。”
谁知老徐听到这话，眼泪就掉了下来：“这些年，我已经太对不住女儿了。她从小就因为有个精神病弟弟被人欺负，结了婚还要负担弟弟的医药费，我女婿虽然不明说，但我也能看出他的不满。之前，我曾打算把女儿变更为监护人，想着我百年之后，徐征还有个依靠，但女婿说如果那样做，他就马上离婚。我真的不想因为儿子，毁了女儿的一生。”
两个月后，徐征出院了，尽管我一再嘱咐老徐一定要按时按量给徐征吃药，但一切还是沿着“发病、打人砸物、报警、赔偿送医”的老路行进着。
后来，我要调任刑警支队，最后一次进行精神病人家访时，我问老徐：“有什么需要民警帮忙的？”
老徐说：“我打算下个月带徐征去湖南一趟，给你报个备。”
“干啥去？”
“有人说那边有个神医专治这种病，我带儿子去瞧瞧。”
谈话间，老徐的眼神有些闪烁，我不禁有些担心，“你可问清楚了，千万别被骗了，徐征这种情况出门很危险，我建议最好别去，但如果你坚持要去，那也一定要把药带足。”
老徐点点头。
● ● ●
2012年1月，徐家父子出发。
2月，原派出所同事突然打来电话，让我赶回派出所，说要了解徐征的情况。我有些诧异，赶回派出所后，发现所里有两名湖南警察。
湖南警察告诉我，徐征父子死了。我吃了一惊，连忙问是怎么死的，他们说是车祸，随即又补充道：“确切的说，是老徐制造了这起车祸。”
他们递来的材料里，详细地记述了那场车祸的过程。
2月7月下午，老徐骑着一辆踏板摩托车载着儿子在长沙某水库旁徘徊，三点多，老徐突然加速，与儿子一起，连人带车冲进了水库。水库旁的监控，记录了整个过程。
湖南同行说，原本是要按交通肇事立案的，但老徐的行为有故意杀人的嫌疑，虽然他已经死了，但还是需要来居住地了解情况，看是否是受人唆使。
我终于明白了老徐跟我报备时，那个眼神的含义——治得好就治，治不好就带着儿子一同赴死。
我赶紧带湖南同行前往徐家查看，他们的亲人们早在屋里哭作一团。看我们到了，徐征的姐姐拿出一封信，是2012年2月6日由长沙寄出的。信中的内容，如今我还依稀记得：
宝珍、小夏：（徐征的母亲和姐姐）
我带小征走了。原谅我这样做，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这次来长沙本想最后试一次，结果那个神医也没有办法。其实来之前我也没抱什么希望，毕竟这么多年了，我也知道小征的病没办法好……
宝珍，对不起，我不能陪你了。孩子是我们生的，孽是我们做下的，就让我来还吧。我们老了，照顾不了儿子了，我不能让他再毁了小夏的人生……以前听人说，家里有个精神病人，这个家就完了，我不相信，但现在我信了。我带小征走，我们一家都解脱了，有我陪着，到了那边他也有人照顾着。
小夏，原谅爸爸，好好过日子，孝顺你妈妈。爸爸没有能力给你留下什么积蓄……
● ● ●
我把信交给了湖南同行，他们默默看完，拍照取证，我就离开了徐家。单位同事问我：“之前，你真的没发现过什么苗头？”
我说没有，同事说：“那是你的工作责任没有尽到。”
“你有何妙法呢？”我问。
“没有。”
编辑：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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