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再做一回又吃又拿的外孙狗
图 | 关斌斌
姥娘不在意我听不听她的话，也不追问我考试的分数和名次，只一味把珍藏的好吃食盛到我碗里、递到我手上。有时我拿了吃食在炕上啃，姥娘就说：“儿，躺着吃不消化，会肚子疼。”
开了春，日头一天比一天明亮。
教室里糊在木窗棂上挡寒的粉连纸早被我们戳破，从外面射进一孔一洞的暖光。田里萎靡了一冬的麦苗被早前融化的雪水滋润着，渐渐支楞起了叶片，春风拂过，在日光下闪出一片墨玉般的光泽。就连干硬的羊粪也变得温润柔软起来，含着干草味的淡臭从羊圈飘到院里。
每年到了这个时节，姥娘就会扫净面缸，借来小石磨，开始准备做馒头大酱。
那时，馒头还不能任由着吃，大多数人家都吃“两和掺儿”（白面和玉米面混合）的卷子。用来做酱的馒头是姥娘一口一块省下来、攒在竹筐里的，怕老鼠偷吃，用布巾盖了，高高地挂地房梁上。
春日里，姥娘爬上高凳，颤颤巍巍直起腰身，伸长双臂摘下竹筐，我在下面接着。已经干裂的馒头被放进锅里蒸透，重新饱满起来。姥娘把每个馒头掰成四瓣儿，投入面缸，蒙一张塑料纸在缸口，用草绳扎紧，把热气蓬在里面。
好东西不会一口就能吃到，总是要等着。过了十多天，姥娘掀开面缸，我闻到一股浓浓的酸臭味，探头去看，只见那些馒头块浑身长满了挺吓人的绿毛，像一匹匹小动物。
姥娘挽起斜襟的蓝布衫子的长袖，把它们捡出来，用扫帚逐个扫净毛，再拿到院子里摆在石板上凉晒。又过了四、五日，馒头块儿完全风干了，变得又酥又脆，一脚踏上去就能使它们粉碎。
馒头块被浸入早已熬好的半盆花椒水里，姥娘用铁勺打着旋儿搅拌，待到馒头和水混成了浆糊，就可以开始磨酱了。右手握紧小石磨的木柄，一遭遭地拐磨，左手执勺，盛起浆糊灌进磨眼，大酱便在两个小石盘的缝隙里流淌出来，金灿灿地集在盆里。最终，大酱被装入一只双耳瓷坛，放在了窗台上。
多少年后，我在一个夜晚突然想到：如果后来的际遇配合，我小学的那一班学生里一定会产出几位艺术家，因为我们的课堂就是一座艺术殿堂。
教室的窗棂是村里的木匠手工制作，随随便便砍削而成，没用刨子刨光，带着原生的疤瘤、粗糙的木刺。窗外有一株合欢树，校长用他黑瘦细长的手指去量，有三扎半粗，枝上开满合欢花，如无数粉红色的小伞，秋天花朵纷份飘落，铺满了窗前那一小片土地。
田老师是全校唯一的音乐老师，他教我们唱黄梅调《夫妻双双把家还》，“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至今我仍唱得来。田老师扬起四方脸，鼻孔使劲向上翻，鼻翼扇动着。
马老师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录音机，有时会拿到教室做教具。他把一张磁带卡进带仓，摁下播放键，迟志强便在里面凄凄惨惨地唱起了《铁窗泪》。
还有一位张老师，是个年轻姑娘，她喜欢教我们唱罗大佑的《童年》，那是极美妙、极新鲜的曲调。
我和我的同学们在这样的艺术氛围里熏陶了五年，如果不是后来大部分都辍了学，说不定现在还能有人成个明星大腕一类。
临近“六·一”儿童节，镇上组织各村学校联欢，我们选送的节目是我的独唱《冬天里的一把火》，是费翔在春晚唱火的一首歌。那时候，费翔热情的歌声席卷全国，连男人都被他那双梦幻的蓝眼睛迷倒了。
为了这场演出，娘拆掉了爹的一条不太旧的旧裤子，给我改做了一条新裤子。演出前的几天，我一闲下来就唱那首歌，听得姥娘都会唱了。
一天下午放了学，我在路上挣着脖子边走边唱，班里的赵大头跟在我身后怪腔怪调地模仿。见我不理睬，他又很大声地唱起一支村人自编的童谣，村中人凡是残的傻的笨的，都被编入谣里，我的姥爷和舅舅都在里面占了一句词。
大头一唱，就有另几个伙伴跟着起哄，我愤而转身，与他对峙。他长得大头大耳、身子粗壮，高年级的同学见了都犯怵，我也只能怒目而视了。
可小伙伴们都希望好戏往激烈里演，带头的旺泽捡来一块土坷垃，按照惯例在我和大头之间的地上找了一条分界线，他拍拍手喊道：“谁过这条线谁是公鸡，不敢过的是草鸡（母鸡）！”
大头立刻跨过那条决定性别的界线冲撞过来。我挥动胳膊抵挡，却被他箍住肩膀，控制了我的双臂，紧接着用腿一别我的下盘，三两下就把我撂倒了。这还不肯罢休，又在我耳根处给了一记重拳。
我拍掉身上的泥土，走进姥娘家的院子，伤处还在火辣辣地疼。战败的痛苦比疼痛更叫人难受，我一看到姥娘就忍不住湿红了眼睛。她不问我原由，只是不声不响地给我擦去眼泪，转身回屋拿出半块馒头，馒头上涂了一层过年时熬制的猪大油，又到窗前掀开双耳朵瓷坛，抹上一层大酱。
我其实并不觉得饿，但那猪油和大酱的香气直灌进口鼻，立刻使我满口生津，三口两口就吞下了肚子，接着又去唱我的歌了。
夏日，屋里院里四处都伏着、飞着恼人的苍蝇。吃了两口，我自己去坛里取酱，竟看见里面有几个白色的小虫在蠕动，我向姥娘喊道：“姥娘，酱里生蛆啦！”
姥娘拿根筷子走过来，把蛆虫一个个挑出去，说：“井里的蛤蟆，酱里的蛆儿。都少不了的。”
爹极少打我，但他周身散发着一种强大的气场，隔着很远就能感到威压，身处其中，不必打骂，我会自守规矩。可一到姥娘家，我总会变得肆无忌惮，一切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姥娘不在意我听不听她的话，也不追问我考试的分数和名次，只一味娇惯我，把珍藏的好吃食盛到我碗里、递到我手上。有时我拿了吃食在炕上啃，碎屑都洒在被褥上，姥娘就说：“儿，躺着吃不消化，会肚子疼。”我不听她的。
我担忧自己眉角上的那颗痣，常常拿着镜子端详，吃饭的时候也不时往镜子里瞄。姥娘就说：“儿，吃东西时不能照镜子，会把小馋鬼儿勾出来。”我驳斥她：“世界上没有鬼，你是老迷信。”
可我还是喜欢往姥娘家跑。
每到我要回家的时候，姥娘或灌一瓶大酱、或兜一碗水饺，让我捎给爹娘。我不肯拿，她就说：“外孙是姥娘家的狗，吃不了拿着走。”
● ● ●
乡村的学校，每天的课程分为三晌：早晨、中午、下午，早晨六点半就点起煤油灯开始晨读，迟到者往往会受到残酷的对待：柳条做的教鞭，狠劲往屁股上、手心里抽，一鞭一道血红印子，皮肉很快就肿胀起来。
女生的待遇好些，一般是罚站，也有用书本在头脸上扇几下的时候。有位男老师，拧了迟到女生的耳朵，被女孩的爹闯进课堂指着鼻子骂。从此，女生受到的惩罚就更轻了。
老师们都有手表，卡着点上课。晚上睡觉前，我总会告诉姥娘：“明天一定早叫我，可不能迟到。”姥娘家没表，她凭着天色估摸时间，竟然很准时，我很少受那鞭打之苦。
仅有的几次失灵都发生在冬天。
冬天的早晨六点和五点没有多少分别，窗外都是黑乎乎的一片。姥娘唤我，我不耐烦嫌她吵，翻个身又把脑袋缩进热被窝，回回得唤上三五遍我才恨恨地起身。姥娘从炕席和褥子间抽出暖着的厚棉裤，帮我穿好。炉台上烘了一晚的馒头已经焦黄酥香，姥娘用布巾包了放进我的书包。
我摸着黑跑到学校，不消说迟到要遭大罪，太提前了也会在上了锁的教室外受寒冻之苦；放学回家后我就要埋怨姥娘，嫌她估摸不准时间。
多年以后，我才想到：睡着是不能估摸时间的，不知道姥娘每个夜晚何时就把自己唤醒，等待她以为的六点钟。
姥爷和舅舅都不会赚钱，甚至不认得钱，田地里的精细活也不上手，姥娘家的日子一步一难。播种时得求人家把耧，浇地时得请别家的后生摆弄机器，压场、打麦得借人牛马。都凭着姥娘四处张罗。
姥娘矮瘦，穿着肥大的衫子和扎脚裤，身子单薄得像一片玉米叶子。她迈着小脚匆匆走出院门，去告求人家的帮忙，虽然步子迈得紧，却也还是走不快。
为了维持生活，姥娘卖过瓜子。姨夫从外地捎来葵花籽，姥爷用大铁锅炒熟了卖，赚些零花钱。那个时期，我早晨去学校时口袋里总是鼓鼓的，是姥娘头天晚上装好的瓜子。
时间不长，这小生意就做不下去了。
姥娘的斤称实诚，秤杆子高高地翘着还要再添上一把，仔细用旧报纸包好，递到人家手里。虽然村人都愿意来姥娘这里买瓜子，可那时大家手里都缺活便钱，常有人赊账，小本生意欠账一多，也就撑不住了。
有几个半大孩子，摸准了窍门，专等姥娘不在家时才来买瓜子，因为姥爷虽认得称，却认不清钱的面额大小，舅舅干脆连钱和花花绿绿的硬纸都分不清。
尽管姥娘出门前反复叮嘱两人不许卖瓜子，可他们都架不住人家的缠磨，每每会“卖”出一些。姥爷在家时还好，至少不会“卖”得太多，也能收回点本钱；舅舅自己在家时就等于白送了。
有一回，刚过完年，姥娘带我走亲戚回来，见那簸箩里盛着的瓜子凹下去一个大坑——早晨还是满满的。她呆住，脸上变了色。舅舅从门外走进来，手里攥着几张彩色的硬纸片，递到姥娘面前。
那“钱”大概是从年画上剪下来的，剪成了纸币的形状。姥娘没去接，眼睛里满是无助的神色，慢慢地迈步走进里屋，躺到炕上去了。
过了一会儿，屋里传出哭声，一开始是低低的呜咽，后来渐渐变成了拖腔的长哭，声音单调、苦涩，过了很久才停住。
姥娘对我纵容矫惯，有多嘴的婆子看不下去了，说：“外孙是喂不熟的狗，你多疼他都没用，长大了还是跟他那姓的人亲。”
姥娘说：“我儿懂事哩，几岁的时候就知道疼我。见我家用地排车去拉煤，我儿说‘姥娘，我长大了用大汽车给你拉煤来’。”
我长大成人了，姥娘还常向人絮叨这句话，可是直到她去世我也没想起去给她送车煤。
去城里读中学以后，我就很少见到姥娘了。假期回去看她，她仍然拿出吃食，让我吃，让我带着。可我已经对她那些吃食不感兴趣，带在包里都嫌麻烦了，急得她“唉唉”地连声叹气。
舅舅不到三十岁就死了。出殡前，姥娘哭道：“我的命咋这么薄呢？连一个憨儿都担不住。”
姥娘七十六岁那年，头发还挺黑，只杂了不多的几缕白发，可是牙齿全掉光了。姥娘说：“老天爷谁也不偏向，让你掉了牙，就不让你白发头了。”
姥娘的身子骨也还硬朗，一直在那所旧宅院里独自生活，自己照顾自已。我以为她还能活好多年，可就在那年冬天，姥娘去世了。
那天晚上下着雪，两位邻居老太太来串门，和她聊天到很晚。姥娘忽然觉得身上发冷，不住地颤抖，想是受了风寒，发起烧来了。我爹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两个同伴就提议去叫我爹娘，姥娘说：“这大晚上的，怕是都睡下了。也就是个头疼感冒，不碍事，说不定睡一觉就好啦。”
第二天清晨，邻居去叫门，却没人应声。喊了人来破门进去，见姥娘只穿着薄衣，蜷缩在冰冷的地上，嘴唇被冻得青紫，已经奄奄一息。或许是她夜里从炕上掉了下来，或许是她下来方便晕倒在地，再也没能爬上炕。
我爹赶来，给她打了退烧针，可是已经没用了。挺到下午，姥娘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姥娘下葬时，积雪仍未融化，我跪伏在坟前的雪地里，长声哀号。
编辑：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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