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唱着日本歌，谁知那是君之代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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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野的日本小孩捧起土，往走路的人身上扔，扔到了姥姥身上。她那时候学了些日语单词，就看向小孩的身后，大声喊了一句“哦卡桑！”小孩被吓到，慌张跑开了。
事情起于年前，姥姥突然想起一首日语歌。我按她“毕业时唱的”提示找到一首歌。她听着手机里播放出的音乐声，很快跟着唱了起来，沧桑的女声和手机里的伴奏完全融合。
她说自己学这首歌时不知道意思，也不知道叫什么。
“这是什么歌啊？”她皱着眉头问我。
“……是日本的国歌，《君之代》。”
皮口镇夹心子小学建于1932年，现已和葛镇铺小学合并改建。老校的旧址在一处矮坡上，空地上立着的三根旗杆和篮球架子，能让人依稀分辨出这里曾是操场。而一长排涂着长方形蓝色漆块的墙，则显露出学校窗户的模样。
我的姥姥曾经就读于这所学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四个月后，东北全境沦陷。溥仪进入新京，演奏的是日本所出的满洲国国歌。姥姥出生时，她家的所在地全称为“关东州貔子窝夹心子会朱家屯”。同时有了皇帝和天皇。
我从大连市区前往夹心子会，回到姥姥娘家的旧宅。动车驱行一小时，却并没有走出当时的关东州。姥姥娘家的院子离旧站台很近，院子里留着一些植物干枯的根，一侧的房间看起来格外古老，院子却早已没人居住，闲适地安于无山无景的平地上。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人殖民野心的产物。日本人以关东州为落脚点，意图将这里打造为规划完美的殖民地。满铁在大连存在近40年，涉及工农商学医各业，进行工厂、港湾和城市建设。
关东厅在满铁附属地的教育，除少数由地方乡绅等人士集资兴办外，其余都由满铁经营。日本人开办的让中国乡人念书的学校被称为“普通学堂”，是四年制小学。
在夹心子会，总共建设了三所学堂，分别建在夹心子、赞子河和崔家窑。姥姥念的那所，就建设在一片单独开辟出来的地上。四周没有住户，都是日本人种植的果园。
姥姥说，当时家里穷，住着的泥房下砖上泥，有面墙还没抹平整。家里没钱，一双鞋都用得非常仔细。村子里的孩子天热的时候都光脚走路，夏天脚上起毒包。
平日里，老爹去盐场晒盐，老妈去地里干活，经常是姥姥抱着小她七岁的妹妹。爷爷却重视教育，他叮嘱过要学写字。年长三岁的哥哥就去私塾馆学汉字，背古诗，回来教姥姥怎么写“春眠不觉晓”。这成了她唯一会的古诗。后来私塾馆成片被关，私学严格被禁，老师也不知所踪。
1942年，姥姥正式入学。去学堂报到那天，她的哥哥领着她，两个人走了二里多地。
当时学堂前面立着高碑，刻满了会里乡绅富家的名字。周围是成排的松树。学校只一层，但木质的地板锃亮，玻璃大扇透光。每一个大房间都是木板分隔开的教室，教室通向厕所的路建着廊厢。
姥姥记得，一位老师坐着让她过去，要考考她的学问。“会数数么？”老师问。姥姥点头，然后开始数了起来，还没有数到20，老师就让她停下。“可以了，来上课吧。”
学堂分两期入学，春季和秋季。学堂老师都自日本学校毕业，并没有姥姥同屯里的人。老师们从皮口过来，每天坐着通行小火车，来学堂里持着板子教课。拿着教板提问，谁不听话就要结结实实地挨上一下。
姥姥念书时，教科书已经全部是日文的了。
“走步做操全都是日本话。上课也叫说日本话。从你这个人叫什么，这个手叫什么，手指叫什么，鼻子眼所有人体。都先用日本话把它背下来。一开始在小仓库里上课。来年才上大教室。”
姥姥回忆，一二年级的老师管得严，考不过的也要打。上课更不许溜号，谁的头转着看了下窗外，老师的大板子就在桌前狠狠敲上三下。
“啊大麻，啊大麻……”姥姥告诉我，那时候教的“头”叫 “啊大麻（ad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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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定，学校每天举行朝会，学生必须向日本宫城、建国神庙和伪皇宫遥拜，全体列队肃然静立，背诵国民训，做建国体操。每年7月15日的建国神庙创建日或其他法定节日，还要进行繁杂的祭祀仪式：向日本天皇、伪满皇帝行礼，升日满两国国旗，唱日满两国歌，宣读《回銮训民诏书》在内的各种诏书。
朝会结束，分班拉队边唱歌边走回教室。
姥姥就是在这些规定里念的书。她早上起来，给菜园子浇水，给鸡喂食，吃过饭，走上二里地去学校。路上同行的多是同一个屯里的孩子，有些还带着辈分。学校朝会，学生静静地站在操场上，校长和老师在一旁督看。日本的旗子在学堂里升起，体育会操，走步时每个人手里还拿着一面。
“国旗扬扬扬，红蓝白黑满地黄。”伪满洲国的国旗出现在东北使用的日语课本第一课的插图中。
姥姥对国旗印象很深，那些色彩在她的脑海里形成对比，“旗子是红蓝白黑黄满地。我还会画那个旗子，红蓝白黑，一杠一杠，然后全是黄的。”她接着说，“现在咱一解放，咱们是五星红旗，是代表性的。为什么？那是代表先烈们的鲜血。”姥姥说着，手指在桌子上敲了两下。
朱家屯是近海小村，并无日本士兵驻扎，只有日本技术工人和一些占地垦植的日本果农。技术工人在盐厂工作，住着几排平房，人不多。村子里，日本果农则是四五户，掌握种苹果的技术，都比较有钱。日本果农会卖苹果。姥姥说，她还记得靠近学校卖苹果的那户人家叫阿部。
据1935年人口统计，关东州103万人，其中日本人近17万。日本政府鼓励国人外迁，为其国内的农村人口谋求生存空间。截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日本移往中国东北的农业移民总计10.6万户，31.8万人。但这一数据根据不同发表者并不准确，一说为35万人。
这些日本农人在战争之后，大多不知所踪。最后回日本的不过一万八千人。我问姥姥是否会对这些日本人产生恨意。姥姥的讲述常常是平淡的，“那都是老百姓。”
因为铁路，老房子当时已经通电，家里有电灯，就会有人来家里收电费。有一次，来收电费的是个带着小孩的日本人。姥姥家人给小孩子递枣，小孩和日本人都不收。
1928年，奉天高等女校校长，安藤基平发表文章说：“对中国人的教育，要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通过教育取得中国青年的信任和理解，坚信与日本互相提携共建王道乐土。”关东军东条参谋长第六次日本移民指导员训话也说：“将日满关系得有正确把握……则王道乐土之建设，可期而待之。”
然而姥姥说：“那个时候，中国人的命都不当命。”朱家屯附近有座山头，埋着朱姓故去的人。许多流民有饿死的，累死的，无名无姓，更无坟无碑。屯长出面看一眼，就叫人给抬到乱坟岗埋了。日本人不会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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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给日本孩子念书的学校，设立在皮口。
他们平常在员工宿舍的院子里玩，乡人很少能见到。果农的孩子心比较野，经常在街上晃。朱家屯的孩子们往学校的路上走时，能碰到穿着木屐的日本小孩。
心野的日本小孩捧起土，往走路的人身上扔，扔到了姥姥身上。她那时学了些日语单词，就看向小孩的身后，大声喊了一句“哦卡桑！”（日语里“妈妈”的发音）小孩被吓到，慌张地往四处看看，马上就跑开了。
日本果农的孩子们却不知收敛，老来惹事。姥姥说她带上几个人，围起果农的孩子们，动手将他们揍到地上。日本孩子大声叫着，姥姥和伙伴一群人就飞快地跑到苞米地里去。苞米地他们轻车熟路，没人能追得上。果农的孩子被打之后，就再也不敢来惹事了。
姥姥六岁时，跟着母亲去黑河探望她的大爷。战火纷飞，日本人在黑河边上修筑工事，强征中国人做工。大爷那批工人被集结在马家窝棚。瓦匠不会做床，人都睡在山坡上。木匠来时才有床，日子十分艰苦。
在黑河，姥姥第一次看见日本部队进行演习。装甲车轰鸣驶过，重装压车，卷起暴尘，在地上甩下车印。日本步兵列队经过，背着刺刀，往山坡上进发。三八大盖枪的刺刀在山坡上被太阳照着，反光似乎能刺到人眼睛。
姥姥说，她在母亲身边，边看边抖，后来见多了，就不抖了。
日本在关东州下设了两套教育体系。针对关东州的日本人，进行了完备的学校设置；而对于中国人的教育，主要停留在初等教育阶段，进行德育，普及日语，让学生产生亲日心理，鲜少给予高等教育的机会。
姥姥的小妹出生于1945年。她后来在同一处学校念过书，但已经是建国后的事情了。她喜欢农村的安静，经常从北京回到老宅。她当过教师，嫁给了一名军人。
“那姨姥您有听说过《君之代》这首歌么？”我问她。
姨姥想了想，回答：“没有。”
姥姥却学透了这首歌。1943年，在木质教室里，她板正地坐着，听老师上课。为了上音乐课，教室里的几个木隔板被取下，拼成一个大教室。正前面摆放着两架木制风琴，女老师的脚踩着踏板，“呼恰呼恰”的声音先冒了出来，紧接着琴键后面就有了音乐声。
女老师先唱了一遍，接着说，“谁唱的好，就到前面来”。乐声很悲凉，以后却在开会的时候，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唱过很多遍。
姥姥不知道意思，可是她的声音好，音节也准确。老师让她到前面唱。
“当时知道是日本的国歌么？”我问姥姥。
“不知道，就说要唱。他们也不知道。”姥姥说。
这首歌的歌词，经由陈东生翻译的版本为：“吾皇盛世兮，千秋万代。沙砾成岩兮，遍覆青苔。长治久安兮，国富民泰。”（最后二句为其意译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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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秋，日本战败。在关东州的日设学校被关闭，日本人溃逃返国。乡人去日本人的店里、家里“拿”东西，后来又被收走。再之后，夹心子会的学校被点上火，木材建造的校舍付之一炬。
火是夜里发起来的，因为学校周围无住家，并无人员伤亡。整个夹心子会的人都陆陆续续知道了这件事，但却不清楚究竟是谁点的火。这场大火延续为今天的悬案。
我的姥姥，从此以后再也没认真上过学。在学校被烧之前，她就已退学回家，抱着妹妹干活了。国民党进入村子后六个月，动员学生去念书，姥姥没去。之后解放，半文盲班里，姥姥也只短短念过几周。十九岁那年，姥姥嫁人，离开了自的家，去和她丈夫，也就是我的姥爷过日子了。
姥姥的两个妹妹，都念完了书。一个姨姥说：“你姥姥是个脑瓜子厉害的人，就是可惜没多念书，实在是太苦了。”
姥姥老了，她的妹妹们老了，甚至我的父母辈也都渐渐老去了。似乎只有村子不老，它像一块安静闷沉的泥巴，不会演唱自己的歌。
编辑：侯思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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