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背不出毛主席语录，我坐了牢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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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来的，到李沛街干什么？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一齐质问我。
我说，“老子来买盐的。从来没背过书，背个鬼，背什么语录！”然后我就被抓了。
编者注：
许多人认为，孤寡与我们很远，与我们无关，认为孤寡只是偶然事件，是个人修为。
可事实却并非如此。它像天上的陨石，不知什么时候会落在你身上，砸中你。每个人生，都是一段无法预料的旅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陨石击中的一员。
孤寡老人生存状态调查组用大半年的时间，在湖北、河南采访了七百多位孤寡老人，重点撰写了其中的六十多位，涉及两个省几十个福利院。这些寡居者，他们不是与我们无关的人群。
此文为寡居者的故事第二篇。
口述人：樊孝海，男，1946年生
湖北省咸安区双溪桥镇李沛村人
大半辈子养猪，坐过四年牢，2006年住进横沟桥镇福利院
我坐过四年牢，是个有案底的人。
1972年，刚入夏，趁天气好，我到李沛街买散盐。买盐是必须的，三个月去一回，自家炒菜做汤要放盐，生产队煮猪食也要放盐。散称便宜点，比袋装的划算。李沛街是条十字街，有公社、供销社、农资站，还有集市。农历逢五有集市，赶集时很热闹，街边摊摆满了，农副产品都拿来交易。
那天撞邪了。我走到十字路口，被红卫兵拦住。三个糙伢子，十六七岁的样子，都还没长开，瘦得跟麻秆似的，要不是戴着红袖章，我才不怕呢。
“哪里来的，到李沛街干什么？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一齐质问我。
我说，“老子来买盐的。从来没背过书，背个鬼，背什么语录！”见不得那些小鬼，毛没长齐呢，还一拢一伙的，举着红宝书发号施令，我即使会背语录，也不想背给他们听。
红卫兵本来就是找碴，这下当场扭住我，说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敬，是现行反革命。我又急又气，辩白不过，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吓得心里直打鼓，手脚不敢反抗，就被捆起来抓到公社，在黑屋里关了一夜。
之后，我稀里糊涂进了“李沛公社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待了一个多星期，每天就是开会学习，吸收和领会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精神。学习内容主要是“毛选”，还有《人民日报》社论，也有别的解读文章。
我真不是读书的料，又是背诵“老三篇”，又是谈心得体会。背书心好烦，搞得每天都睡不好觉，三四十人挤在礼堂睡通铺，好多学员说梦话都在背语录。每一段语录，我都觉得很长，总是翻白眼背不全。
学习期满，终于放我回了家。我一寻思，回去肯定没好果子吃。上十天不见人影，队长不扒了我的皮，说我破坏革命生产，弄不好开我的批斗会。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坐土飞机，都不是闹着玩的。
不如跑出去讨米，白白长这么大，还没出过远门，就让他们以为我死在外面了。
● ● ●
我到处游荡，像一条流浪狗，东家讨点吃的，西家讨点喝的。许多生产队在收割麦子，这季节要饭容易，有煮麦粒，有黑面馍。我学机灵了，向人乞讨时，先背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然后向主人家伸手。也许是看我破衣烂衫，可怜得要命，没人跟我打语录仗，多少都会施舍点吃的。
流浪了三四天，我又觉得没意思，就想再跑远一点。就去汀泗桥车站，准备扒上汽车，往北到武昌，或往西到蒲圻。哪里露水不养人呢，当叫花子好像也不难。
没想到一进车站，我就被公安逮住。这个公安也是李沛人，蹲点几天了，正一肚子气，他不知怎么认识我，我却不认识他，当天就把我投进咸宁看守所。
进了看守所，已经是坐牢了。
我的所有侥幸和妄想全部破灭。
我蹲进去的号子已有两个人，一个头发花白的高个老人，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瘦子。他们问我，因为什么问题进去的，我说跟红卫兵打架。我反问，你们怎么进来的？他们苦笑。也是打架，不过是打嘴架，或说打笔仗。
高个老人是个中医，还是院长，被造反派抓小辫子，打成资产阶级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中年瘦子是臭老九，说他贴大字报，“书写反动标语”，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刽子手”。
我被关了三个月，他们说已查明事实，说我没有开路条，竟敢四处流窜，不仅破坏革命生产，而且污蔑伟大领袖的著作。
我被判处反革命罪，可我没看到判决书，但他们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像我这样的小角色，还不够格开公判大会。我的两个狱友应该够格，但我和他们分开了，没能亲见。
定罪之后，我被送到沙洋监狱劳改。
在牢里，主要是劳教劳改。牢饭有得吃，当然要干活，还抓政治学习，就是不挣工分。
我被分在砖瓦厂，一起有几百人。在砖瓦厂四年，我几乎忘了自己是劳改犯，因为除了不挣工分，各方面都不比生产队差。
每餐吃半斤米的饭，大土钵蒸的，每个组派人轮流去食堂挑，还有菜拌饭下咽。冬瓜、南瓜、黄瓜、丝瓜、萝卜、白菜、豇豆、茄子等时令菜没断过。他们做苦力的每天还有一瓢肉，我这不出力气的每个星期也有一瓢肉。逢年过节还打牙祭，筒子骨汤、猪肉炖粉条、辣椒炒肉，什么都有，一餐吃过瘾。
住就不多说了。毕竟是坐牢嘛，睡的大通铺，还有狱警拿枪看守，起夜解手，必须先打报告，否则后脑勺一梭子。
再说政治学习，抓得可真紧。每天雷打不动，学满两个小时。收工回来后，有时夜里，有时白天，专门坐下来，搞思想改造，比公社学习班还认真。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受到深刻教育，觉得不懂知识真可耻。那本红宝书，我差不多背下来了。
● ● ●
1976年10月，上面为我平反。沙洋监狱出了一纸文件，让我交到咸宁县委，国家补偿我五百块钱，外加五百斤粮票，之后让我回老家。
我回到李沛村，拿着县委开的证明，无论见到大人还是伢仔，我都拉着他的手说，“看，我是无罪的，我是冤枉的，上面判错了，完全搞错了！”
樊队长——还是他在当队长，驳斥道，“哪里搞错了？当初判你是对的，现在为你平反，也是对的，上面永远是对的！”
因为我坐过牢，所以讨不到老婆。这些年，没人肯为我说媒。看到适龄的女子，我也不敢有任何念想。时间越往后拖，就越没有合适的了。
我回家时，父母都去世了。老弟结了婚，老三间只够他一家人住，我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没别的手艺，找不到正经事做。有时在横沟给人看山林，有时到贺胜茶场炒茶，都是打零工勉强糊口。好在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我坐牢之前，在生产队当猪倌。算起来，我这辈子没别的本事，最擅长就是养猪。
进福利院之后，黄院长逢人就夸，谁养猪都没我靠得住。我喜欢养猪，看猪崽哼哼抢食，跟一群伢崽一样。养猪不给我另外发工资。还有人自愿种菜园，天不亮就去浇粪水。院民都是做惯了的，几十年勤扒苦做，一下子也怕闲出病来。
我在几岁就打猪草，那个年代的小孩都会。十六岁开始挣全工分，算是正式搞养殖。
那时六畜吃的都是草，家里烧火做饭也要用草，所以柴草不像现在草盛为患，藏得住豺狼虎豹，田埂上、地头旁、旷野里都收拾得很干净，每天想打到一篮猪草可不容易。那个时候，哪有正经读书，放学就挎上竹篮，拿着铲刀满山满岭野，一对眼子就像打猎似的。
我高小没毕业，便接了老猪倌的班。
每年为生产队养十几头猪，大概养了十来年吧。那年头任务重，我养的猪基本交给公社了，队上只留一头年猪，年关每户分两三斤肉，欢天喜地过大年。因为有荤腥呀，一个男劳力每天六七工分，遇上年景好，工分单价也就值四分钱，而一斤肉要七角二分钱，挣的工分换口粮都不够，不是过年哪有肉吃？几个管事的落点猪下水，我能多喝一碗心肺汤，那个滋润呀。
相对来说，喂猪不算重活儿，比犁田耙地轻松得多，我还算是捡了便宜。每天晚上铡猪草，大铡刀明晃晃的，特别在月亮地，看着分外瘆人，跟电影里差不多，敌人用它铡刘胡兰的头，你要一不留神，会被铡断手指。
猪不光圈养，还要放牧。春夏两季，野草疯长，日头又大，照着舒服，我就把肉猪赶到草甸子去。
从大集体给公家养猪，到分田到户自家养猪，我养的猪都是吃猪草长大。不像现在吃的是饲料、泔水，我先前养的猪长得慢，从猪崽断奶到生猪出栏，将近一年时间，从来不用什么添加剂，更没听说过瘦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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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千禧年，我在黑沟养猪场谋到差事。这里养猪规模很大，生猪五个月养肥出栏。
那些年生意也红火。一般年成，生猪存栏有一千多头，行情好时达到两千多头，根本就不愁销路，都是军车来直接拖走。因为养猪供给部队，老板娘对外号称特供，逢年过节宰杀几头，一扇扇猪肉拿来送人情。
那个猪肉呀，城里人不识味，反正我不爱吃——尽管是亲手喂养的。
那些猪怎么养大的，情况我最清楚。跟我在生产队养猪铡草煮猪食不能比，跟我在福利院养猪喂酒糟和剩菜剩饭也不能比。
养猪场有几个工种，总共二十多人，分成三班倒，有产房保育的，有催肥防疫的，我负责配料和清粪。清粪脏了点，臭气又重，人要吃得亏。配料比较轻松，也没技术含量，无非卖点力气。一班有三个人配合，把玉米、麦麸、米糠或秕谷等袋装饲料，按照50%、30%、20%的比例，放进机器搅拌均匀，然后一袋袋装好，每天定量一百袋，有时赶工装两百袋。事情干完，就可以坐着玩。
老板娘人不错，没亏待我们，工资从不拖欠，先是每个月六百元，后来涨到八百元。一直干到六十岁，我进了横沟福利院，当时有两万块存款，至今在这里，我都是最富有的，不过零打碎敲，也花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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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福利院要讲条件的，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我一辈子没成家，也没个后人，才有资格吃五保。我坐牢回来之后，从来没去上访，不给组织添麻烦。所以，打申请比较顺利，村长帮我申报的，横沟桥镇民政办直接收了。
在福利院，我过得不错。黄院长说，你养猪靠得住，再奖励你养个人，每年补你六百块。
于是，我认了瓦片头当干儿子。有个傻孩子陪着过日子，屋里就多个人气，每天为他把屎把尿，算是有点正经事做。有的人笑我，有的人夸我，其实他们都不明白，我养瓦片头是赚了。至少我有个伴，这个伴不是一条狗，也不是一只猫，他是一个孩子，只把我认作亲人。有了瓦片头，我不再像个孤老头子，事实上也有了依靠。我不用对着墙壁说话，还有个人可以偎脚，我们是这个世上最亲的人。
说起来也蛮有意思，我们的父子情分是天注定的。
瓦片头是智障儿，身世很可怜。在他三岁时，亲生父母赶夜路，一齐出车祸死了。原来没那么多监控，肇事司机跑掉了，亲戚只好把他交给国家养。
我进福利院第二年，就正式认领瓦片头。
那时他才十多岁，到现在跟了我八年，吃饭仍然不会用筷子，睡觉不会自己盖被子，有时还管不住大小便，屎尿拉在裤裆里。福利院为了防止他走失，从小到大在他脑门上故意蓄一撮毛发，就像半片瓦盖在头顶，走到哪里都好认，怎么跑都丢不了。
倘若只是有点傻，那还比较好办，可他还有间歇性神经病，不发病时没什么异样，独自闷头玩，连眼神都很温顺，发起病来乱打人，两三条大汉摁不住。一般人不敢靠近，只有我才能安抚，瓦片头只认我，这不是投缘是啥。
瓦片头有学名，不过从来没人叫，只是用在花名册中。大伙都随我叫他阿福，我希望他傻人有傻福。我现在跟他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了。
阿福听力没问题，我说什么他都听得懂，就是不会说话，只会模模糊糊喊声“爸”。这个字儿是我教会的，这么多年也只教会这一句，阿福尿床了，他会叫“爸”，让我给他换洗。阿福做噩梦受到惊吓了，他会坐起来叫“爸”，要我陪他一头睡。阿福在外面看到新鲜事了，他会奔回来叫“爸”，拉我一起去看新鲜，原来是喜鹊在梧桐树上做窝了，或是黄院长的黑子撵到野兔了。
我就是喜欢听阿福喊声“爸”。黄土快埋到我的脖子了，洗白自己是不可能啦。只等哪天腿一蹬眼一闭，好歹有个人给我端灵牌。
再过几天，阿福满二十岁，就是个大人了。我打算给他剃掉瓦片头，留一个平顶板寸，这样好看些，跟正常人一样，像个说得上媳妇的小伙子。
我已经七十岁了，这辈子连女人手都没摸过。老都老了，白捡一个儿子，我也该知足了。
寡居者第一篇：《一辈子只放过一次坏炮的炮手》
本文选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五十四种孤单》，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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