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被“骗”上开往新疆的列车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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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被“骗”上开往新疆的列车丨人间

Original 2017-06-28 耿全惠 人间theLivings

《北风那个吹》剧照

如今我身患神经性耳聋，已到人生暮年。想想刚来新疆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本以为三五年就回湖南了，没想到在这一待就是大半辈子。

前言：

1950年，毛泽东命令20万驻疆战士“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依靠屯垦来戍守边陲。

为解决部队屯垦官兵婚姻问题，大批内地女青年应征进疆。1951年到1952年， 8000湘女志愿参军进疆，随后是一万余名山东女兵，加上全国其余各省，到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7.5万人中，女性就有4万多人。

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她们应着“有志青年到新疆去，为祖国大西北贡献青春”的口号，背着父母家人，走进了茫茫戈壁。

我以为自己三五年就能回湖南，结果一待就是大半辈子

口述：龙玉英（1937年出生，80岁）

1952年，15岁的龙玉英寄居在长沙伯父家，听说新疆来人招女兵，还在读中学的龙玉英穿上军装就去了新疆，成了一名戈壁滩上的女勘测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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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的3月，我同其他一些湘妹子被“骗”上了开往新疆的列车。

我已经记不起来，招聘团是怎样在湖南招女兵的，反正那段时间，今天听说这个师姐参军了，明天听说那个师姐报名了，大家都无心上课。

后来又听说，新疆一年四季都吃穿不愁，还说这批女兵在新疆想干啥就干啥，可以继续在学校学习，可以进工厂做工、挣钱，还可以当驾驶员开拖拉机。

于是，瞒着家里人，我和几个要好的女同学都偷偷报了名。走的时候也只有嫂子和姐姐知道，姐姐说：“你要真想去，就不要告诉妈，要不然，肯定不让你去。”我就没给我妈说，自己偷偷收拾了个小包袱就上火车了。

车到西安后，我才给妈妈写了一封信，后来听姐姐说，妈妈收到信后哭得很厉害。而我当时还沉浸即将去往异乡的兴奋中，心想趁年轻到外面去闯一闯，三年五年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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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火车还只通到西安，此后转乘汽车，一路走一路休整。车到酒泉，分队长告诉我们，后面可能会遇上土匪，没想到，真让分队长不幸言中了。

一天，天快黑时，在哈萨肯附近，我们与乌斯曼土匪交上了火。

领队的武装部队领导命令我们全部下车。新兵里面，除了分队长和小队长外，其他人都没有枪。新兵中胆子大的也跟着武装部队一起打土匪，胆子小的全都吓哭了。因为我们都穿军装戴军帽，土匪在远处也看不清男兵女兵，我们人多，土匪也不敢到跟前来，最终还是被我们赶跑了。

清点人数时发现，死了一个司机还有一个女兵。

司机是与土匪对打时不幸中弹死的，可那个湖南妹子死得的确真有点不值。原来，分队长命令我们全部下车时，女兵因为害怕就没下车，躲在一辆汽车的最前面，蹲在角落里，双手抱头，头深埋两膝之间。土匪的子弹本来没有打中她，而是打在了车厢板上，不料经车厢板一反弹，恰好打中她的脑袋。

那时还不知道那个女兵死了，后来土匪骑马跑远了，其他人都上车了，有人见她埋头不起，就拉了她一下说，“哎，土匪已经走了，快起来坐好吧！”没想到，一拉，她就倒过来了，拉她的人吓了一跳，其余的人围上来细细一看，头发上还沾着鲜血。

部队把牺牲的司机和女兵一块安葬了。后来，还追认了她为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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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凶险，汽车终于开到了迪化。我先是被分配到农九师的托儿所，恰逢1955年农九师与农七师合并，又被调到乌鲁木齐，进了戈壁荒地勘测设计局，搞起了勘测。勘测队分几十个队，我的主要工作是制图。

当时的勘测队在野外，条件相当艰苦，春天去，冬天才回来，我们队主要在南疆，库尔勒、轮台都走遍了。每天，天还蒙蒙亮，就背上干粮，带上水出发了，晚上月亮都升起来了才能回来。

沙漠地带，汽车根本过不去，来回几十公里全靠走路，有时候走得远了，天又特别热，带的水不够喝，有人就用水壶接自己的尿喝。

在沙漠边缘，日常吃的菜和粮都靠汽车运送，尤其是菜，常常供应不上。有一年,因为塔里木河发洪水，汽车过不来，我们被困在沙漠中好几天。司务长急得头发都白了，后来新疆军区派飞机空投食物，才解决了食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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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短缺，天气恶劣还可以克服，可是戈壁滩上的野外勘探工作最怕的就是遇到狼。尤其是黑漆漆的夜里，独自面对一头饿狼。

一次，将近下午了，天突然刮起了大风。眼睛睁不开，嘴巴张不开，狂风夹起的碎石子打在脸上生疼。黄风一吹，漫天风沙，两三米之外就谁也看不清谁了。我们一组也就七八个人，虽然离得不太远，但也都没在一起。

我索性在地下趴了一会，等风渐渐小了，我爬起来一看，远处有若隐若现的火光，心想准是先回到帐篷的战友点着，引我们回去的。

可即便知道帐篷在那儿，我一个人也不敢走回去。这会儿天已经黑了，一声声狼叫吓得我毛骨悚然。那时候，我守着个大三角架，于是赶紧支好三角架，爬上去。

刚爬上三角架不久，就有一只狼寻着人味过来了，我看它先是围着三角架转了好几圈，几次试图爬上来，还好没成功。我双手紧紧抓着架子。心想这下完了，说不定要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与狼同归于尽了。

狼很快跑开了，我更害怕了，心想它不会是去叫其他狼了吧。可不一会，它又独自回来了。

独狼不知转了多少圈，最后坐在那里，眼睛直盯着我。狼爬不上来，我也不敢下去，我们就这样对峙着。不知过了多久，狼终于恋恋不舍地走了。

可我还是不敢下来，也不敢睡死，直到第二天天亮，几个队友来找我，才从三角架上下来，回到帐篷。想起那晚上的事，我腿肚子就有点发软。

其实遇见狼是常有的事。记得一次勘测队搬迁时，眼看天黑了，勘测队还在路上，只能在路边找了个放羊人搭的破房子过夜。

睡到半夜，远处传来了一阵狼嚎，不出几分钟，十几头狼就出现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幽绿色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队员们吓得把头蒙在被子里，只留一道缝向外观察动静，狼群就坐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想，如果狼真的扑上来，就一跃而起把被子往狼头上一蒙，蒙倒了打，打死几只算几只。

僵持了十几分钟，头狼终于带着它的队伍撤走了。等狼一走远，勘探队的队员赶快爬起来，收拾东西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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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该婚嫁的年龄，有人劝我找个当官的。

我不干。职务再高，也不能找个“老爸爸”。当时，当官的都是营级以上干部，可是他们都是抗日过来的老八路，个个都比我们大好几岁。

眼看岁数一天天混大了，协理员沉不住气了，说女孩子大了该考虑了。我就问协理员，你认为哪个合适？她说：“小江。” 小江就是我后来的丈夫江洪伟。

我们俩在一个测量队，虽然不在一个组，但互相认识，根本用不着别人介绍。1959年3月，我和小江结了婚，在现在的沙雅县。结婚之后，一间平房，一张双人床，把两人的行李卷往一块儿一并，新房就出来了。

我丈夫是1955年从四川招干来的，他一生为了工作，在新疆整整干了36年，直到1998年3月死于癌症，先后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14次。

如今我身患神经性耳聋，已到人生暮年。想想刚来新疆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本以为三五年就回湖南了，没想到在这一待就是大半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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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什么恋爱经过，组织就是我们的经过

口述：曹金妹（1936年出生，81岁）

曹金妹进疆后，被分配到南疆二军六师十八团任文化教员，1953年经组织介绍与劳改大队专员蒋和魁“一半自由，一半不自由”地结婚。

1954年，曹金妹转业到孔雀团场，1959年，随丈夫分配到农五师师部大营（驻哈密）。一年之后，调到八木敦农场，其间病重住院数月，病愈后随师部迁至博乐，在九十团教语文。

“文革”期间，曹金妹因丈夫历史问题进入牛棚，1974年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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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县曹家街，一条街都是姓曹的地主，我们家也是地主，但也不过是一个破落地主，不怎么“顽固”。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去世了，那天她上午还去看人家结婚，下午不知怎么就死了。母亲的死对父亲打击很大，父亲病倒，嫂子当家。嫂子的脾气大，孩子多，也就不管我了。

那时候，二姐对我很好，常常给我做鞋子衣服，每天早晨喊我起床上学。1946年，二姐出嫁后，早上连个喊我的人都没了。

1952年新疆兵团到我们学校招女兵，说到新疆以后，工作自愿，报名考试，没有文化的还可以学习。

我瞒着二姐报了名，但还是被知道了，怎么说都不让我去。“新疆那么荒凉，你到那儿干啥？家里不好也有工作啊。还有我，还有咱舅咱姨，全家都没饭吃了也不会让你饿着。”

我说，那毕竟不是咱家，特别是咱姨长得像咱妈，我一看见就想哭。姐姐劝不住，只能坐在旁边流泪，“妹妹你想的太多啦。”

当时年龄不满18岁的不能走，和我一起报名的还有刘素珍、卢秀琴。我们仨的身世差不多，也都没有妈。刘秀素当时才16岁，她虚报说18岁，我和卢秀琴就给她作证，才让她报上名。走之前，有些老太太哭着说：“这些丫头都疯了，要到西北去，那里狼啊、野兽啊什么都有，你们以后还想不想回来？”

我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呢，人家能去我也能去，狼只吃我不吃人家？

走的那一天，人家有父母的都来送，父亲患病不能送，嫂子也没来，只有二姐跑来送我。她给我一床被子，还有一块钱，含着眼泪嘱咐，“在外面不比家里，家里有亲戚家人，遇事有人帮着。外面只有自己，得自己看着自己。”我哭着回她：“没事没事。”

政府领导也来送行敬酒，哭着说：“到了新疆，努力工作，不要丢山东人的脸。”所有的人都哭成一片，连带兵的也都眼睛红红的。

到了泰安，我们被编成十一个中队，经过一星期的集训才出发。

乘的是汽车，敞篷子的。在路上，走到哪里都欢迎我们，吃饭时用脸盆打饭打水，大米白面随便吃。什么都好，就是纪律太严。不许穿花衣服，连花裤头都不让穿，只能穿统一发的白裤头和绿裤头。

我们洗的花裤头都不敢晒在外面，不然领导看见了就要批评，说：“你们是军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发的鞋，有的大有的小啦，不跟脚，也得穿。你提意见，他们就说你们是军人。

一路上越走越荒凉，一直出了玉门关，汽车才打起篷子。出了玉门，过六盘山时，汽车挨着悬崖走，我们吓得连歌都不敢唱，躲在敞篷里，不敢向外看。车子开得虽不快，晚上也睡不着。

走了两个多月终于见到了房屋，到了迪化，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大家高兴坏了，车停了大家都东望望西望望。有句话叫，“乌鲁木齐三件宝，马粪牛粪芨芨草，维族丫头满街跑。”那时的迪化就差不多这样。

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我们发了一套装备：帽徽、胸章、裙子、军装和皮鞋。一周之后，我被分到南疆二军六师十八团，离迪化不下1000多公里。汽车又接着往前走了近一个月，这一路就全是戈壁和沙漠了，连个人影都见不着。

有一天，汽车停了，只听到一个人喊：“同志们，到地方了。”

“欢迎你们来到团部！” 不知从哪儿钻出几个人。我们往外一看，这儿到处都是沙包、草堆，只有一杆红旗在那竖着。大家都呆了，这就是团部？大家高兴不起来了。

到了没几天，一个晚上下起了大雨。大雨冲垮了宿舍，其实就是地窝子，是用席子和红柳铺的，上面就盖上层土。苇席子、红柳枝全都给冲跑了，我们就都抱着被子哭鼻子。

整个团部，除了中队部的房子，其余的都被冲得一塌糊涂。雨一停，政委马上号召大家修整地窝子，把地窝子上面的盖全部揭开，让太阳把地窝子里面晒干，晒干后又加厚了许多。

那几天我总想，我们哪辈子才能把这儿建设得“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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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迪化集训的时候，指导员常表扬我们说，“你们这群山东姑娘是好样的。希望你们能够服从分配，扎根边疆。”

可我们最受不了的，就是“扎根边疆”，找对象也要回去找，谁呆在这鬼地方？还有人说，这么多老头子，都是大胡子，可不能在这儿找对象。

1953年，大队部的干部开始给我介绍对象。于基振政委说，现在部队里的男同志和你们几乎都是一代人，都是受过许多苦的。和谁过日子都一样，他们比你们大不了多少嘛。况且要建设边疆，要扎根，必须安家，就不要想回家了。你看我们这里，火车修通还要多少年啊，在这里找个对象安家就行了。

我说，我不想找，家里已经有对象了，有感情。你们介绍的那个湖北的，我对他不了解。政委让我回去考虑考虑。没几天，于政委问我，“小曹呀，考虑得怎么样？结婚以后，工作不在一起我们可以调动嘛，你不要担心。只要结了婚，一切组织给你安排。”

我被通讯员接到劳改大队，见到了组织介绍的对象，也就是后来的丈夫蒋和魁。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俩，他让我坐下，问，“你看我们的婚姻自由不自由？”

我说，“半自由。”

他就说，“你把这个解释清楚，我们是朋友是战友，如果不同意就不要勉强，感情是慢慢建立的，如果强迫，以后生活也是痛苦的。”

我说，“说自由，是因为我也同意，说不自由，因为又不是自愿的，组织上逼我必须同意。”说完就趴在桌子上哭。他一看我哭，慌了，急忙说，“不要哭，你不同意就算了，明天就送你回去。”

第二天，我没起床没吃饭，心想，你想结婚你自己结去吧。于政委听说后批评我不听从组织安排，最后说组织已经批准，今天下午结婚。

我一看，组织都批准了，还能有什么办法。组织的批条就是结婚证。当时条款规定如果自己找对象，必须有固定工作，三年军龄，年龄28岁以上，经组织研究批准后才能结婚。

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结婚证，就一张批条。

下午，举行婚礼，大家让我谈一下恋爱经过。我赌气说，“有什么经过，组织就是我们的经过，就是我们的介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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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就调到劳改大队当文化教员，教扫盲班。先后生了三个孩子，艰苦年代，孩子也受了不少苦。

1955年8月，大女儿出生，7个月大就送全托了，一个月看她一次；1957年，老二出生，当时丈夫还在喇嘛庙修路；1960年5月生了老三，老三都一岁了还不会走路，坐骨神经打针打坏了，亏得遇上苏联专家，不然就残了。

当时经济条件不好，全国都在挨饿，新疆的粮食都支援内地了，吃的是骆驼刺和苞谷种拌起来的面，这样也吃不饱，所以几个孩子的体质特别差。

1960年，为了备战的需要，农五师迁到博乐，我们一家也随之迁到农五师九十团。当时九十团啥都没有，全是芦苇湖，人还住地窝子，当时人编了个顺口溜来说芦苇湖：“一进苇湖犯了愁，蚊子牛虻爬满头，盼着清风来解驾，清风下来刮倒牛。”领导来视察，穿着白衣服进来，视察完以后都变成黄衣服，上面都是蚊子牛虻。风来了，房子一下刮倒了，连根木头都不剩。

九十团是农五师最穷的团，不生产粮食，靠其他的团场来救济，有时一个月才见一点儿白面，团领导换了一个又一个，还是没改变。吃救济不能吃一辈子，大家就拼着命开发芦苇湖，把芦苇割掉，把水放干，开荒种地，九十团又变成了农五师的模范团了。

那时我们团只有18个学生2个老师，我教他们语文。没有桌子，学生就坐在小板凳上写字，直到1983年，桌子椅子才配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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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文革”的时候，我老伴被打成“走资派”给抓了起来。他们让我揭露他的罪行。我说，交待什么，我们两个是组织介绍的，谁知道他以前是国民党。

他有历史问题，组织上为什么还把他介绍给我？

他们看我不交待，就让我和他划清界限。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愿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于是，他们就说我出身地主，剥削人民，把我抓了起来，停发每月工资和生活费。1969年9月21日我被送进牛棚，大女儿当时11岁，高小还没上完，老二8岁了，老三6岁，都抓在一个房子里，关了起来，就这样，我们一家“大牛”、“小牛”都被关在了牛棚里。

光关在牛棚里还不算完，你还得干活分任务，当天完不成第二天就得加倍。冬天割芦苇，湖里的芦苇每人一天80捆，24小时不停地干。当时我可真想死，可一想我从山东跑到这儿就落个这下场，我不能死。

但不死我怎么过，住一辈子牛棚？

后来一个二团职工安慰我鼓励我，总有一天会好的，咱们不能白白死去，多不合算。我想也是，就一直撑着，终于到了1979年，我出来了，平了反，还是教书。

退休后，我就常常琢磨，人活这一辈子真不容易，有这条命不简单。所以只要我一有钱有时间，我就回内地去，到老家山东、湖北逛逛。

三个孩子我也很少管。大丫头赶上“文革”，1984年自己上了成人大学，现在在博乐司法局。老二在保险公司，老三和几个朋友闯广东去了。

他们干什么我们没干涉过，管也管不完，他们有他们的活法，怎能总和上辈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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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恋和我的恩人

口述：陈晓辉（1935年出生，82岁）

为了有自己的一份事业，17岁的陈晓辉来到新疆最北的阿勒泰，成为一名水利工程师。

当家乡的昔日恋人万里来到阿勒泰时，陈晓辉已经为了报恩嫁给他人；可是此时，丈夫却为了成全妻子悄然离去。

第二次结婚，她终于嫁给了自己的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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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相信，女子一定不如男子。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成就更大的事业。

我的家乡是在湖南湘潭市马家河乡，祖父曾经当过县衙，父亲也是有名的乡绅，我们家在地方很有名望。父亲虽是个旧派人物，但重视知识，送两个哥哥去了国外留学，我也被送到衡阳市的堂伯母家里去上学。当时没有女校，女子上学的很少，只好在男校读书。

我的两个哥哥都留过洋，见识广，我从小就不服输，怕输给他们俩，就选择了地理。

可不久，父亲的田地就被土改了，我一无所有，两个洋派的哥哥也自身难保。看到报纸上登载了招收女兵去新疆的消息，我便报了名，没有和家里商量，只告诉了他一个。

他是我的初恋，和我同班，也同住在堂伯母家的弄堂里。上学、放学，他都等着我一起走，路上他常请我吃槟榔，谈各地的名山大川，渐渐地我们萌生了爱意。

他听说我要去新疆，支吾着半天没吐出一个字来，我实在等不及了，说着就要走。可他却忽然拉住我的手说：“晓辉，嫁给我吧，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新疆那么苦，你一个姑娘家怎么受得了。”我希望他支持我，和我一起走，可他却说他不能去，“我们家就我这么一个男孩，我走了家里怎么办？”

难道女人一定要嫁人才会活下去吗？听了他的话，我下定了决心，偏要去闯出一片天地来。

报了名之后，我才寄了封信给家里，坐了从长沙到西安的火车。临行前他来送我，塞给我一包东西。里面是我最爱吃的槟榔，还有一个红绸子包的玉佩和一封信。信上说，“晓辉，这块玉佩是母亲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槟榔留着路上吃，你放心，将来我一定会去新疆娶你的。”我把信放胸口，眼泪夺眶而出。

从西安到甘肃，再从甘肃坐汽车到乌鲁木齐，一路上吃尽了苦头。到了迪化，没有停顿，三辆汽车被分配到了新疆的最北端，阿勒泰地区。

从乌鲁木齐到阿勒泰，路上走了20多天，其实根本没有路，全是戈壁滩，一路上连户人家也没看到，更别说有人声了。只有夜晚时长时短、时远时近的狼声伴我们一路前行。尖厉的狼声常让我们心惊胆战，就连队长和几个护送我们的男兵也都面带惧色，枪栓始终是开着的。

一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汽车停到了一个离山不远的地方，领队说，到了，这里就是阿苇滩。我还没下去，就听见先下去的人喊，这是什么鬼地方啊？眼前真是一片荒芜，哪有人，只是一丛丛一人多高的芦苇和矮树。刚下车没多久，就听见“啪、啪”的拍打声，这种又大又黑的蚊子，咬人特别疼。

有几个吵闹着要回去，领队发火了。这个三十多岁的山东汉子，一路上都像细心的大哥哥一样照顾我们，却第一次讲了粗话，“我操他奶奶的，你们以为这是闹着玩吗？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到这里来费了多少劲，你们知道吗？这里苦，可也得有人来呀！”

这时，不远处的地下冒出来一个一个的男兵， “你们来了”。就这么一句话，他们便搬起了我们的东西。走了没多远，就看见那几个人往一个向地下斜的洞里钻。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地窝子。后来我们还编了几句词：“上面看不到，下面一大间，冬暖夏凉，赛过神仙宫。“

四下打量一下这“新”家，里面是黑乎乎的，仅有一个小煤油灯照明，看东西时，要睁圆了眼睛才能看清。靠东墙的地下铺的是木板，木板上又铺了层草，大概可以住七八个人，可我们却留下了12个人。睡觉只能侧着睡，连翻身都很困难。

一个妹子扑到床上就哭了起来，边哭还边用被子捂住嘴。我当时心里想，走了这么多天，就到这个鬼地方，以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回去了。

我开始后悔了，对恋人的思念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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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的秋天，我17岁，开始了新的生活。领导说我文化高，让我先参加一阵劳动，然后就派我到乌鲁木齐去学习。

休息了几天后，我们被编成了小分队，开始了白天干活，晚上站岗的生活。修坝是为了防止春天山上的雪化后的洪水把河道冲垮。修坝用的是河里的草皮，要把草皮从河里的草地背到河道边上修坝的地方，距离将近一里地。挖下来的草皮不仅有水，而且有泥。一块草皮湿漉漉的，背在背上，水和泥就顺着背往下淌。有些草皮还带着些冻土，压在背上冰凉冰凉的。一趟背过去，背都冻麻了，冷气飕飕地直往上冒。再走回去，差不多刚暖过来，又要背一趟过来，背又冻麻了。

那时刚干活，晚上倒在铺上就爬不起来了，身上的水和泥也顾不了了，连饭也不想吃了。第二天，衣服上的泥结成块，特别沉。过了几天后，我有了经验，干了的衣服，用棍子打一打，成块的泥就掉下来了，这样衣服就又可以穿了。

白天干完活，晚上还得站岗，一起站岗的有四个人，两男两女。男的在远处巡逻，隔着有一百多米，女的就靠在地窝子附近值勤。

站岗要带枪，一防土匪，二防狼。一次，轮到我站岗，中间想方便一下，就把枪交给另一个妹子。转头就看见突然闪出两团幽绿幽绿的光。我知道，那是狼。于是连气也不敢出，我当时想，它要是扑上来，我就跟它拼了。我抓紧了一块石头，摆出随时要和它拼命的姿态，相持有半个多钟头，我一直蹲在地上，脚都麻了，两团绿光闪了一下就不见了。那是我和狼距离最近的时候，连它踩断枯枝发出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当晚，我给他写了封信，信中我没说我很苦，也没有提遇狼的事情。信发出去后，我天天摸着他给我的玉佩，可每封信都石沉大海。我慢慢适应了这样白天干活，夜晚站岗的日子。一个月后，坝终于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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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阿勒泰河流多，兴建水渠的需求大，我念过地理，对水文勘测得心应手。修完坝，领导就派我去乌鲁木齐去学习。

乌鲁木齐的学习是艰苦的，不光要学习，还要到各地考察水资源与勘测地形。这时有老乡给我介绍对象，是个31岁的老兵，没有成家。我拒绝了。

有河流的地方，才有我的用武之地，我毅然回到阿勒泰。1959年，我就调到了一八三团进行地质勘测。在那里，我又遇到了老乡给我介绍的对象王连生。我根本不认识他，虽然他对我很照顾，每次到野外工作，总在不远处保护我，吃饭时，也总帮我打好。可我没有表态，我知道我是在等恋人的回信。

直到有一年春天，到山上去伐运木头，我们的关系才发生了转折。

当时修建大渠需大量的木材，这里的木材很多，但运输却很困难，山上没有路，为了把木头运下山，我们利用山涧的水流落差，往山下送木头。

木头顺着上游漂下来，我们就在河边上捞木头，捞木头用的是一根带大铁钩子的长木杆，木头漂下来时，对准木头使劲一钩，就把木头钩住了，钩牢后再慢慢往回拉。

可没想到，我刚把钩子钩住木头，没等拉木头，就被向下冲的惯性拉到河里，河水湍急刺骨，我喝了两口水，头就晕了，眼看着一根一人无法环抱的圆木从上游冲下来，束手无策，吓得在河里直扑腾。

这时一个人跳进了水里，拉住我的手，拼命往岸边划。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使劲往上爬，终于上了岸，呛水的我长舒了口气，才看清王连生还在水中。

我伸出手来拉他，可我浑身没力，眼看木头就要砸向他的头了，我大叫了一声，他好像有了力气，奋力地抓住岸边的植物往上爬，可是迟了，木头撞到了他的腿，来人把他拉上岸来，他昏了过去。腿保住了，可也跛了。

我嫁给了王连生，为报恩，那年我24岁。

我把被子跟王连生的搬到了一起，就算是一家子了。王连生告诉我，其实在乌鲁木齐他已经喜欢上我了，我有文化，性格又刚强，这次调干到北屯来，他是主动提出来的，为的就是能和我近一些。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这么好一个人，我嫁给他也算是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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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新来了一批技术人员，其中有个叫李洪涛的，是他。

在食堂，时隔多年，我们相见了。他讲了这几年的遭遇：父亲去世了，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可他从来都没忘记我。1954年，他把母亲托付给堂兄，也加入了进疆队伍。这些年他奔波于新疆各地打听我的消息，这次调到北屯，也是为了找我。

“知道你在北屯的时候，高兴得我一晚上没睡”，他说，连结婚报告都写好了，就等我点头嫁给他了。

看着他激动的样子，我心里刀割，把伴随我度过困难时期的玉佩塞回他手里：“洪涛，我已经结婚了，丈夫对我很好，你再找一个比我好的姑娘吧。”说完这些话，我转身走了，我怕他看见我夺眶而出的眼泪。

洪涛病倒了，滴水不沾，高烧不退。听到他病了，我心急如焚。连生也知道了我和洪涛的关系，他炖了鸡汤让我给洪涛送去，也让我照顾洪涛。我衣不解带地伺候了洪涛三天。他终于有了好转。病愈后，洪涛提了瓶酒和王连生喝了个通宵，我没有在场，我知道这是男人们之间的谈话。

自那以后，连生不再跟我同床，我以为照顾洪涛让他脸上过不去，我开始抢着干家务活，可连生还是对我躲躲闪闪的，我终于忍不住了，想和他谈谈。没等我开口，连生就先开了口：“晓辉，离婚吧。”丈夫突如其来的话像一闷棍打得我两眼发花，“离婚？王连生，我跟洪涛是清白的，没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要和我离婚？”

沉默了很久，他不说话，而我只是抹泪。“晓辉，”他终于开口了，“我对不起你，其实在库车我结过一次婚，我们一直没有孩子，她又得了肝炎病死了。我可能有病，不会有孩子。你心里还有洪涛，他心里也有你，他为了你从湖南到新疆来，对你是真感情，咱们还是离婚吧！”

听完连生一连串的话，我不知所措了，一个男人对我有恩，另一个男人对我有情。那晚，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连生走了，走的时候做了早饭，留了字条，交了离婚报告。他要去库车参加水渠建设，他希望我和洪涛幸福。我们的离婚成了队里的新闻，许多人说是我和洪涛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吓得白天不敢和别人交谈，晚上只躲在房子里看书。

洪涛却大模大样地搬进了我的房子。“晓辉，让我照顾你好吗？”听到这个男人的话，我 “哇”的一声我扑到了洪涛怀里，并用牙狠狠地咬着他的手，“我心里有多苦，你知道吗？”

洪涛没有吭声，只是抚着我的肩说：“晓辉，结婚吧。”

1963年，我结了第二次婚。第二任丈夫是我的初恋。等了多年，我终于嫁给了他。

王连生再也没消息，我往库车寄了几封信，都被打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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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修渠的工作中。1965年，加入额尔齐斯河的什巴堤二干渠的修筑工程。额尔齐斯河是新疆惟一一条外流河，为了修渠，我们先挖去渠底淤泥，铲除渠帮杂草，堵塞渠壁渗漏。还要到几里外的地方拉片石，从拉片石到修渠的工地全长有30公里，每天拂晓就要出去，傍晚才回驻地。

男同志不够，女同志就一起上。我们拉着装片石的车跑，脚都磨起了水泡，水泡又被磨破，感染化脓，晚上脱鞋子的时候，都痛得直咧嘴。袜子是不敢穿了，光着脚穿着军用胶鞋，脓水把鞋子都打湿了。大家怀里都揣着冷馍，饿了就咬几口，多拉快跑。由于路程太远，运石的速度远远不够工程的需要。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和部分职工也加入了运石的队伍。直到1966年初，什巴堤才竣工。

以后，我又参加了多个水库、大渠、大坝的建设，多数时间我都吃住在工地，洪涛不但毫无怨言，还主动承担了家里的一切活，我觉得事业稳定，感情也很富足。

1967年，大批干部打成“反革命分子”。洪涛由于出身不好，加上又“抢夺”革命红人的妻子，被专案审查，关进“老牛班”。

白天，他要从早到晚干苦活重活，劳动定额是一般职工的1.5倍到2倍，每周挨一次大批斗，每天田间地头休息时，分到各班轮流小批斗。晚上，他还要检查交代，稍“不老实”，就要受皮肉之苦，遭刑讯逼供。我当时也被赶进“五七”干校学习，一边劳动，一边批斗，与洪涛根本没法联系。

洪涛没有留下半句话，在“老牛班”上吊自杀了。当时他的罪名是“死不悔改，畏罪自杀”。

那个年代，所有人都跟我保持距离，惟恐祸及自己，前夫王连生却出现了。他找到了我，鼓励照顾我，帮我劳动，让我走出洪涛的阴影。他也因此受到批斗，背上 “阶级界限划不清”、“斗争不坚决”的罪名。就在这种政治压力下，王连生始终坚持照顾我，一直到1975年我平反。

要是没有连生的照顾，我恐怕早就不行了。

这是王连生第二次救了我。恢复政策后，我主动提出跟连生复婚，当时连生已经52岁了，一直是单身，我也40岁了。

经过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我们又结合了，希望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有个做伴的人。我和洪涛没有留下孩子，我们就把洪涛的母亲从湖南接来，给她养老送终。老人生前常说，连生比亲儿子对她还好。

来新疆转眼有50年了，连生也在去年过世，我现在也退休了，身体挺好。空闲之余，就看报读书，有时间写写东西。我常看一些关于水利的资料，新疆近几年发展这么快，水利建设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也算是实现了我自己的理想。

编辑：董俊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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