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岁回到父母的襁褓 | 人间

 《烈日灼心》剧照

外婆家吃饭，为控制食物消耗，还有分食的习惯，每人碗里的饭菜提前分好，桌上的菜碗不准再动。但大舅仍不管不顾，不断伸出筷子，大舅的手时常被抽打得红肿。即便如此，他依然会一边哭着说“我就要吃，我就要吃”，一边和着眼泪把嘴里的菜嚼下去。

1

按外婆的说法，大舅是她求来的。

过门三年，外婆仍然没有身孕，她听从民间迷信，每当逢年过节，去给那些没人祭拜的坟头烧香。这么坚持到1963年，大舅终于出生了。

外公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在县城的农业服务站当机械维修工人，吃着公粮，每月还有十元工资补贴——这还不算他在工厂的额外福利，以及家里自留地的收成。按照外婆的换算，当年在村里参加公社劳动的壮年劳动力，一年的工分结算下来，也就值十块钱。

但外婆说，“有钱也是买不到东西的！”那时买东西都在供销社，队里批条子，按计划分配。

大舅出生时，幸运地躲过吃野菜、树皮的极度紧缺年代，然而，当时家里的规矩仍然是，每顿正餐之后，不可以再吃东西。

每顿饭后，外婆都会清点饼的数量，若发现少了，势必要严厉追查。大舅从小就贪吃得要命，一个小孩子，饿起来，是什么都顾及不得的。外婆藏起来的饼，总是会被大舅偷吃，尽管她事先已经严厉告诫，但仍挡不住大舅饥饿的肚皮。

外公家吃饭还有分餐的习惯，外婆在开饭前将每人碗里的饭菜提前分好，桌上的菜碗不准再动。但大舅仍不管不顾，不断伸出筷子去夹别人的饭菜，这个时候，外婆就用筷子狠狠抽打，大舅的手时常被抽打得红肿。即便如此，他依然会一边哭着说“我就要吃！我就要吃！”一边和着眼泪把别人的菜塞进嘴里嚼下去。

大舅的二姑住在隔壁村，二姑父是村支书，物质宽裕许多，大舅跟外公去过人家家里一次，就把路记住了，隔三差五地往那边跑，就为了蹭一顿好吃的饭。久而久之，二姑家里的四个孩子特别讨厌大舅，一天趁大人不在家，将来蹭饭的他狠狠揍了一顿——贪吃挨打，大舅早就习惯了，只好滚在地上，抱着头，让他们打个够，就是不肯离开，坚持要蹭到饭。多年以后，那些已经人到中年的表兄弟们，依然会拿这个事情开大舅的玩笑。

不过大舅因为贪吃挨过最重的打，出自外公亲手。

文革开始后，技术工人外公因为站错队，连夜请了病假逃回乡下避祸。过了几年，县里开始推广拖拉机，附近的公社大队都要请外公去操作、维修拖拉机。每次忙活完，招待吃喝时，大舅总是会非常蹊跷地出现在饭桌上，这让外公很是尴尬。

那时大舅不到十岁，还在读小学，他非常机灵，知道整个县总共两台拖拉机，拖拉机在哪里，外公就可以能在哪里。每当外公有活外出，大舅就会逃学，他一路问着走，知道找到拖拉机就有吃的，屡试不爽。后来，外公要护面子，就把大舅强行关家里，但还是阻挡不当这个饥饿的孩子。

外公自己上大学时，学费是割草挣来的，老师给他一捧炒黄豆能撑三四天。在极端匮乏中长大的外公，崇尚节俭、吃苦、耐劳，不贪口腹之欲，不好吃懒做。而他竟生有一个如此贪吃的儿子，在那个吃苦耐劳、忍受贫苦成为唯一美德的时代，大舅的行为让外公特别难堪、羞耻。怒恼之下，他将大舅打得满地爬滚，外婆冒险袒护，大吵一架才将大舅保下来。 

因为贪吃，外公打大舅成为家常便饭，他用管教的暴力，将儿子的口腹之欲强行压制，每次外公打大舅，都严厉地命令，不准反抗，否则打得更惨。

大舅就是因为贪吃，被生生打怂了。他跟人起冲突，从来不敢还手，打过他的人一出现，他就吓得不敢出门。外公曾教大舅要以牙还牙，挨了打要揍回去，可大舅无论如何都做不到。他们只好亲自找别家孩子的家长，让他们不要再欺负大舅。

2

在大舅的荒诞性格里，如果懦弱是拜外公所赐，那么他变成一个自私、贪婪、偷奸耍滑的人，则是外婆的功劳。

大舅十六岁那年，因为学习不好干脆辍学了，家里有人在大队工作，给他安排了件轻松差事：买菜员。

那时赶上大队里组织“人工扒河”：苏北农村的河床浅，雨季常发洪水，冬季农闲，专门组织人挖河道。

零下二十度的天气，冷风刮在人身上像刀子割，参加劳动的人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衣，拿着铁锨、锄头走向结冰的河边。大舅则留在后方，买买菜，搞搞采购，在这里，他第一次体会了那个他信奉一生的真理：傻子才卖力干活，真正聪明的人都是坐着指挥别人，吃香喝辣——这是外婆从小给大舅灌输的道理。

大舅早就听闻队里的干部分东西时，总是向着自家，多拿私分。买菜是个肥差，大舅谨遵外婆教诲，很快学会克扣资金，将剩下的钱买额外的好酒好菜，私下开火大吃。他还学会讨好干部，克扣下的东西时不时跟他们分享。

母亲还记得当年大舅在大队里春风得意的样子，他总是说，乡下人太可怜了，辛苦不说，还没钱，“我将来绝对不要和他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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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顶班”制度即将取消，所以老辈人纷纷提前退休，继续领退休工资，让子女顶替上来，拿个一辈子的铁饭碗。

外公的接班问题摆在面前。他是大学生，思想先进，信奉的是在五十年代就已传遍大江南北的格言，“妇女能顶半边天”。他想把机会给我母亲，女儿学习优秀，勤劳踏实，要是得到机会，肯定会有更好的发展。而儿子胆小怕事，好吃懒做，传给他只会浪费机会。但外公的想法遭到家人强烈反对，叔伯们重男轻女，认为男人才能传家。为此事，外公外婆大吵好多次。外公的决定迟迟没有做出，让大舅坐立不安，开始抢夺接班人资格的攻势。他先做外婆的工作，用克扣的钱买漂亮的衬衣孝敬。外婆不断给外公施压，吹枕边风，劝他提早“退位”。一次，外公被逼得烦了，准备偷偷骑自行车回县城躲清净，正要跨上车，一扭头发现外婆竟站在身后，吓得他推着自行车就开跑。

为了得到顶替机会，大舅甚至对我母亲恶语相向。有天外公不在家，大舅忽然吓唬我母亲说：“小妹，你最好不要去顶爸的班，你如果执意要去的话，我就把你杀了！”听到这话，外婆也看不过，直骂到：“你是要死了吗？那是你小妹，你怎么说出这种不是人的话来！”

母亲仍然记得，当年大舅红着眼睛对她讲话的神情。

最终，外公妥协，机会给了大舅。他想了很久，应该将这个身无长技、胆小怕事、又爱偷奸耍滑的儿子安排到什么单位。最终找了关系，将大舅塞进供销社。

大舅十八岁那年，正式接班上岗。

3

八十年代初的苏北小城，供销社的工作仍像一个永远不会摔碎的铁饭碗。

大舅在供销社当售货员，负责卖酱油，他延续着买菜员的作风，不操心业绩，偷奸耍滑多占便宜，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他天天趾高气扬，眼睛长在后脑门，说话不看人，没耐心，脾气大，对客户爱搭不理。不仅学会了那种体制内人的倨傲态度，还沾染得势阶层的虚荣做派。爱显摆，花钱大手大脚，要“体面”：吃饭要四菜一汤，衣服要买牌子货，出远门不能坐公共汽车，要租小轿车，每年要出去旅游。

有一次，我母亲回家要学费，外婆让大舅出，他直接从零钱里抽出一张十元钞票。那时，母亲一个学期的学费不过五毛钱，她拿着十元钞票去学校，老师根本找不开，反而弄出一堆麻烦。大舅听了，反而很得意——他就是想让母亲拿着“大钱”出去显摆的。

在朋友和同事面前，大舅尤其喜欢摆阔，在外喝酒吃饭，每次都抢着付钱，甚至要跟人红脸，以至于到后来，吃饭的人都默认由他买单。

有了钱，大舅自然要在最爱的吃食上下大力气：吃螃蟹的季节，他买大闸蟹，做蟹黄豆腐；他将鸡肉煮熟，花时间撕成一条条，塞进猪肚里做“猪肚鸡丝”；夏天时，他去水库捉螺蛳，做“麻辣螺蛳”，他自己调成的味道，我母亲从来没学会。

这位寄生在体制里的小职员，早就过上如今我们称为有小资情调的生活。他也兑现当年的毒誓：一辈子不当吃苦的乡下人。外公在乡下种地，他从来不回去帮忙，顶多穿着白衬衫回来看一眼，或者送些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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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那年，在供销社同事介绍下，大舅谈了一个女朋友，是县里一个局长的女儿。恋爱如胶似漆，两人整天腻在一起。我母亲说，这个差点要成为她嫂子的女人“有些像高圆圆”。

可好景不长，变故很快发生。本来，供销社小职员攀上县城局长，已算不错，但外公找到了更大的靠山——邻近省级行政区航空局长的女儿也看上大舅。这是外公通过以前的工作关系牵上的红线，外公还得到承诺：若婚事成了，岳丈还可以想办法将他们全家弄去大城市。

航空局长的女儿有些黑胖，还比大舅大几岁，大舅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反抗，跟外公外婆大吵大闹，早已成年的大舅再次遭到外公狠打，外婆则气得用纳鞋底的锥子，狠戳儿子大腿。外公下手很重，大舅在家里躺了好几天。

对这个普通家庭来说，大舅的婚事是“升天”的机会，所以外公实施了冷酷而强硬的行动，他直接找到跟大舅谈恋爱的姑娘家，说明事情来龙去脉，要对方死心，不要再跟大舅往来。对方家庭感到受到冒犯，异常恼怒，一气之下，也把女儿关起来，不准她再出去丢人。

知道外公的所作所为后，大舅大哭了一场，但他不敢去找那姑娘，只是托媒人去向姑娘表达歉意，当着媒人，又是一顿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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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外公的如意算盘却落空了。原来，那个航空局局长向外公许诺时，因为政治问题还在监狱，承诺里有个前提是“出狱平反之后”。后来，局长确实出狱了，却失去实权，大舅转户口的事，好多年都没落实。后来，这个航空局长死后财产被几任“遗孀”瓜分殆尽，大舅作为女婿什么都没有捞到。

岳父死后，心态失衡的大舅开始频繁地家暴，明目张胆地出轨。外公外婆觉得在婚姻大事上很对不起大舅，这也为他日后那荒唐的“病退”埋下了伏笔。

4

进入九十年代，市场经济起来，供销社解散了，大舅的人生进入了动荡期。

他下海学做生意，起先在供销社租一个铺位，因经营不善，又换成街边普通商店。他卖衣服、鞋子、玩具，保持着在供销社时的懒散：快到中午才开张，午饭店铺准时“关门”，让妻子回家做饭，自己则出去闲逛一通，或者坐到麻将桌上。一出现滞销他就大发脾气，根本不会跟人博弈抬价，见钱就卖。到最后，他的店铺还是家里亲戚给他盘走了，卖不出去的衣服、鞋子、玩具全塞了过来。

大舅又接着开饭店，倒是乘机满足了他的口腹之欲：我每次去，都看到大舅跟一群酒肉朋友吃吃喝喝——当然，都是免费的，买来做生意的食材，经常就被他们自己吃掉了。

苏北连港口城市的经济都不如苏南如火如荼，所以家乡镇子就更萧条了。本来在小地方三餐回家吃才是常态，客源稀少加之大舅监守自盗式的经营方式，到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饭店再也撑不下去，关门了事。

饭店关门后，大舅就向外公申请了“病退”：他说自己时常头晕，半边身子走路打飘，可能得了遗传性脑血栓，不能出去工作了。外公因为自己得过脑血栓，爱子心切，便将这个荒唐的提议接受下来。那时年近古稀外公还领着一份不错的退休金，又和外婆在乡下种植大片田地，有着稳定的收入，养活大舅一家人。而即便如此，大舅仍改不了偷奸耍滑的习惯，他找各种理由，不肯下田地。

大舅在家吃饭仍然要四菜一汤，穿衣服得去专卖店买，出行必须出租车，寒暑假要去旅游。

一家人心安理得地拿着外公种地的钱和退休金，过着和从前一样的逍遥生活。大舅将自己做不成生意归于他运气不好，命中无财，做不了生意是自己身体不行。他说，“命是天定的”，又开始买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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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外婆早起贪黑地劳碌，慢慢竟然成了“万元户”。本来，外公想把这笔钱存银行，不知屋后的邻居从哪里得到消息，就来借钱，说打算买一辆货车，跑运输，承诺借一万，年利两千。外公前思后想，同意了。

然而，货车运输的市场行情远不如预期，说好的利息，迟迟不能兑现。这个时候，外婆着急了，钱拿不回来，宝贝儿子家里就无米下锅。她将导致儿子一家困窘境地的责任都推到外公身上。外公被外婆骂得羞恼，只好硬着头皮隔三差五地上门要钱。在讲究人情脸面的乡土社会，外公此举，虽然理所应当，但也容易把别人逼得太急了扫面子，失了厚道。

借钱的邻居被催得急了，有一次竟然跟外公对骂起来，情绪亢奋还动了手。年近七十的老人哪里打得过邻居家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身上便挨了好几记拳头。

当时大舅也在老屋，听到屋后起争执，也赶了过去。外公好强，年轻时打架，从来没输过，现在被打，哪里咽得下气。他命令大舅替他出战，将这顿打还回去，然而，大舅的表现却让外公失望极了——他站在那里远远地骂几句，最终也没敢冲上去。

5

钱没要到，面子扫了，自己还挨了打，疼爱了一辈子的亲生儿子竟然也不敢为自己出手。外公心里窝了一肚子火，后来的好长一段时间，外公都是一副低沉忧愤的模样，心里拧巴得厉害。

有天，我见着外公拿着一瓶农药出门，往废弃的自来水厂方向去了。我跟过去时，他已经把农药放下。他没有自杀，不是因为我忽然出现，而是废弃厂房里当时有很多人洗澡，外公一辈子要面子，死在那么多人面前，他怕丢人。

可外婆还是不依不饶，整天在家里骂骂咧咧。曾经爱说爱笑的外公，再没心思讲笑话。他开始表现反常，对他的女婿、我的父亲，变得格外热情——之前从未如此。

喝农药自杀未遂后，没过多久，外公竟突发心肌梗塞，在送往县城医院的路上就去世了。

办丧事时，整整三天都在下雨，前来吊丧的人都说，外公一辈子都是好人，他的葬礼上下大雨，是老天可怜。大舅哭得很厉害，他自己承认，外公的病，是被他气的，老子被欺负，他都不敢站出去。大舅哭喊着，他对不起外公。

邻居的钱也还了，但没再提给利息。除了这笔钱，外公还给大舅留下十几亩木材。那是十几年以前外公提前退休后，回乡承包了土地，在上面种树，一棵一棵，都是亲手栽的。他曾对儿子说过：“你一辈子没出息，不能赚钱，将来等我没了，你要是缺钱，就把这些树卖了，到时，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的。”

“这树绝对不能卖！”站在湿泞的院子里，大舅说话时显得大义凛然，他的意思是，树是外公留给他的最后回忆。

外公去世后，家中收入锐减，唯一固定的收入，是作为遗孀的外婆每月领来二百多元的生活补贴。不过这笔小钱，大舅也全都接手过去了。

6

大舅仍然相信，未来发大财的人都是做生意的。他让自己17岁就辍学的儿子不停地做生意，一次次失败——表哥跟大舅太像了。为了维持往日的体面生活，大舅开始频繁地借钱，将手伸向亲戚、朋友，甚至去借高利贷。债务越累越高，一年到头，他们家都有人上门要债。

他的女儿成绩好，考上了县城的私立重点高中，学校给她免除了学杂费，但是表姐一个月200块钱的生活费大舅都掏不出来。

大舅妈此时已年近五十岁。多年来，她一直待在家里，受丈夫影响，她头脑中的观念跟大舅没什么两样。他们觉得，自己是城里人，是受体制庇护的上等人。但当女儿的生活费都成问题时，大舅妈终于放下身段，去街上租了小门面卖馒头和大饼。

打麻将时连五十块钱都掏不出的大舅也只能默默接受这种你“不体面”，但是除了送饭和伸手要钱之外，大舅绝对不会对馒头和大饼动一根指头。

他仍然没有忘掉那偷奸耍滑的本性，我母亲如果上街买菜，他就跟在后面，然后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小林（大舅妈）喜欢吃虾，小宇（表哥）喜欢吃牛肉……”母亲闻弦知雅意，也不说他什么，就给他买东西。

我上了中学，苦苦央求母亲给我一千元办理无线网。大舅知道这个消息，说可以帮我办理，骗走了那一千元。我知道他贪财，可没想到他连外甥的钱都讹。我将事情告诉母亲，母亲只是说：“这个要不回来了。”

母亲一辈子对这个哥哥仍然保持了足够的仁慈，她常说的一句话是，“大舅小时候吃的苦最多”——她指的是，当年，大舅为了吃饱肚子而被打得满地滚。

7

后来大舅家又扬眉吐气了，她的女儿嫁了个好人家，得了笔启动资金，做珠宝生意，发了小财。表姐还说，要在县城里，给大舅和表哥各买一套房。

但就在这个时候，大舅却彻底瘫痪了。击倒他的不是当年所谓的脑血栓，而是帕金森综合征。就在前几年，表姐的生意刚刚有些起色时，他便查出患病，从一条腿，到另一条腿，然后继续向全身蔓延。老年的大舅明确要求家里人，“倾尽一切也要给我治病！”

他要求，在视线所及的范围内，摆一台电视机，要每天观看关于“帕金森”的新闻，只要有一些关于治疗的信息，他便马上要去。若家人有任何的迟疑，他便破口大骂。

他的病情持续恶化，每天都得躺在床上，翻身，坐起，吃饭，大小便，都需要人帮忙。他的消化系统已经严重退化，医生嘱咐要全部吃流食，但他还是要人给他买来牛肉酱、爽口小菜，捣碎成糊糊，喂给他吃。结果消化不良，胃胀气，疼得他呜呜哭，大把眼泪。后来，最后除了躺床上动动眼珠子，“呜呜”地说话，他什么也做不了。

这个时候，家人商量，决定将他送回农村的老家。听到这个决定，他忽然很激动，强睁着的眼睛都快爆出来——他说过，一辈子不回农村的。家人没有在意他的抗议，他只能继续发出呜呜呜的不满。

在乡下时，村里一个风水先生说当年外公种下的那些树跟大舅命里犯冲。大舅当天就闹着让人将树砍了。树砍光了没多久，大舅也走了。那几天，他回光返照，家人放松没有守夜，他走时，谁也不知道。

编辑：朱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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