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妈妈》剧照

一个同事说，在政策放开的第二天早上，他打开房门，赫然发现父母俩各拿个小板凳就坐在门外，见他们夫妻醒了，兴奋而焦急地问：“知不知道昨晚二胎放开了？”

1

女儿出生的时节，正是那年最炎热的夏季，按照我们浙南的习俗，丈母娘给我们运来了两箩纱面，两缸黄酒，两筐鸡蛋，将饭厅挤得半只脚也伸不进去。

那个夏季正逢频繁的拉闸限电，早上八点钟，整个小区就没电了，一直要捱到晚上六点。丈母娘与我妈二人挨着坐在沙发上，呼呼地扇着各自的蒲扇，就讨论着一件事：

“兄弟姐妹终归得要有的，等他们长大了，遇到什么事，也能有人商量。”

“是啊，两个总是起码的。”

“好事成双，第二胎要是生个儿子，不就正好凑成个‘好’字嘛。”

“说得太对了，我们这辈人的想法都是这样的，这个‘好’字……”

没电不能用空调和电风扇，让妻子的月子坐得燥热难耐，我将冰箱制冰室里的冰一块块搬出来，放到妻子与女儿旁边。

“听见了吗？你妈跟我妈在商量着二胎呢。”我戳戳妻子。

 “谁要谁生，我才不生！”

女儿的到来，让我们家兵荒马乱的同时，也让我们满心欢悦，只觉得整个世界温馨而美好，再无任何缺憾。而我和妻子都觉得，两位母亲的想法，已是跟不上时代了——丈母娘一共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为此，老丈人义无反顾地从体制内辞职。

女儿渐渐地长大，在亲朋好友中，她有着一堆同龄玩伴，家长们也时常组织各类活动，聚餐，郊游，露营，热闹而开心。但作为独生子女，在更多时间里，她不可避免地总是一个人独自玩耍。每每看到她坐在一堆玩具当中，自言自语，自娱自乐，我也会一阵莫名揪心，感觉亏欠了她点什么。

这时候，我会想，如果她有个兄弟姐妹的话，他们一定会形影不离地一起玩耍，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就不会有这样的孤单场景了。

  ●  ●  ● 

女儿上幼儿园后，我很少下班时间能赶得上去接她，这使她对我有了“很大很大的意见”。于是，一天下午，我特意早早去幼儿园接她。

女儿见我，蹦跳着牵着我的手，叽叽喳喳地说着乐事。一大一小两个男孩，兴奋地呐喊着，从我们身边跑过。女儿突然双手拉住我，问：

“爸爸，我有哥哥吗？”

“没有噢。”

“哪我有弟弟吗？”女儿长长的睫毛扑闪着。

“也没有噢，”我蹲了下去，“你想有个弟弟吗？”

“想啊，很想很想的。”

“为什么呢？”

“他们都有哥哥、弟弟的，就我没有。”

“你不是有李子哥哥吗？”

“可李子哥哥不住我们家，我要住我们家里的哥哥。”

“那——你，想不想有个妹妹呢？”

“我……我最想最想有个哥哥，第二想有个弟弟，第三想才是有个妹妹。”

——这次跟女儿对话的情景，如3D电影般时常会在我脑海中回放。在温州，人们普遍认为生育二胎是必须的，没有两个子女的人生简直“不能接受”。

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只是约束住了在体制内工作的人，我周边的人，但凡不在体制内的，都是二胎起，三胎、四胎也是常有的事，搞得温州历年来的计划生育工作，在浙江省常常是倒数第一。

当天晚上，我跟妻子说了女儿的“要求”，还有我内心开始萌动的二胎梦想，妻子没有否定我，只是说了下我们的处境：“我们都是公职人员，怎么可能呢？”

是啊，怎么可能呢？二胎与公职，只能二选一。

按照当时的政策，公职人员如果生育二胎，面临的处罚只有一种：开除公职。直接、简单、粗暴，没有任何余地。所以，对我们而言，“二胎”是毫无意义的，它只存在于偶尔的遐想或者父母的唠叨之中。

但我清楚，心底的某个坚硬外壳剥开了，意识中的某道闸门也已经打开。自此以后，在我与妻子的日常话题中，二胎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高频、重要的内容，我俩时常探讨着：要不要生二胎？怎样生二胎？

对第一个问题，我俩在第一次探讨中就迅速地取得一致，并在以后的讨论中一次次地强化：二胎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无论从孩子、父母、家庭，还是从社会、国家而言，二胎都是合情合理的。这种认识的转变，也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人生经验的重要与不可替代——就连父母们恰似闲聊中透露的关于二胎的真知灼见，在我们看来，都是在验证他们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饭还多。

而第二个问题，却如一面竖立在我们面前的铜墙铁壁——开除公职，这代价，我们难以承受。

2

有了想要二胎的想法后，我慢慢发现，其实身边很多体制内的人，竟然都生了二胎。

我对他们如何在保住公职的情况下，还能要第二个孩子的方法与途径，产生了极大兴趣。经过耐心、深入地了解，我发现大致有这么四种可行的方案：

A方案：把第一胎鉴定为“病残者”，以此特批生育二胎。我粗略算算，身边有十来个这么操作成功的。病残鉴定，真真假假，谁能辨认？我的老同事李主任，多年前就成功地证明了女儿的“智力低下”，然后特批了二胎。现如今，听说他女儿刚在全市奥数比赛中获奖，让那些智力正常同学的家长们仰慕不已。

B方案：妻子需不在体制内工作，夫妻俩办理离婚手续，然后远离众人视线，“悄悄地进村，悄悄地打枪”，十个月一过，悄悄地生下来，不到非用不可的时候不登户口，即使要登户口，也登在亲戚朋友名下。如此，在两道防火墙的隔离下，即便万一有知情者举报，惩罚的大棒无法打在体制内的丈夫头上。

这个方案成功实施者或许比上一个还要多，在了解了这种操作手法后，一天，我听说体制内的一个朋友与恩爱的体制外妻子关系破裂，离了婚，我心里便明白：他们终究是勇敢地迈出要二胎这一步了。几个月后，我试探着问他，二胎大业进行得是否顺利，着实把他吓一大跳。

C方案：直接生双胞胎。操作成功者，我仅知道一例——我的同学李铁军，虽然结婚比大家都迟，但这家伙一结婚，就拿着不孕不育的医疗诊断书，做了试管婴儿，一胎双胞，一劳永逸、一次性解决问题。根据他的自述，这都是他那老谋深算的父亲未雨绸缪的结果，要不然，以他的心无城府与精力旺盛，既想不到“妙计”，也早就自然怀孕了。

D方案则是以更复杂的手法，来钻政策的漏洞，创新力度有点大，操作成功者，我只有耳闻，无缘亲见。此方案可分为“三人组合”与“四人组合”两种办法：“三人组合”是夫妻离婚，然后妻子与事先用钱谈好的某单身男子办个结婚证，再以新夫妻的名义合法审批生育二胎。“四人组合”是于千万人中寻觅到另一对想要二胎的夫妻，然后，两对夫妻分别假离婚，重新办理结婚证，换妻换夫，以两对新夫妻的名义，各自合法审批生育二胎，之后再经过一次离婚、复婚，把人“调换”回来——这需要双方精诚合作，才能团结共赢。

在了解这些要二胎的方案之后，我与妻子对先驱者们大开的脑洞惊叹不已。同时，也不停地比对自身实际情况，反复研讨复制这些方案的可行性：于我们而言，夫妻都在体制内工作，已生育，首先方案B和C已无操作可能；A方案看似风险最低，但问题在于，怎能忍心给健康聪明的女儿无辜地安上一顶“病残”的帽子呢？这给女儿造成的影响将是伴随终身、无法估料的。

那么，对我们而言，具有可能性的只有D方案了。考虑到“三人组合”涉及到钱和第三方男子，即使最后能合法地生育二胎，也在该男子处留了把柄，人心叵测，我们无法预料以后人家会不会以此再来要挟。倒是“四人组合”，若实施成功，大家都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没有后患之忧，难度只在于找到一对有相同愿望的夫妇。

于是，自此以后，我和妻子的生活中多了一件事：在所接触的人中暗暗探询，如同谍战片中被打散的潜伏者寻找接头人一样，希望能寻觅到志同道合的另一对夫妇。

我们很快就跟一对教师伉俪接上了头。男方姓孙，我们四人时不时地在一起喝茶吃饭，热烈讨论所有生二胎的事，为财产问题、户口登记及迁移问题而反复推敲、认真研讨，感觉已是万事俱备，只待付诸实施。

2011年年中，就在我们四人准备勇敢而坚定地迈出第一步的时候，突然风传国家会放开二胎生育，并且会先在浙江省试点。这让我们心潮澎湃，赶紧就把钻政策漏洞的小心思收敛了起来。

但等啊等，望眼欲穿，一直到年尾，啥新政策也没有。

我又找孙老师喝茶，但他们两口子见风转舵，已可耻地背叛了革命事业——孙老师的妻子年方三十，且是独生子女，他们开始相信“单独”夫妇将会更早地享受到生育二胎的机会。

而我和妻子都不是“单独”夫妇，这一年，我俩都三十几岁了，人的生育年龄是有限的，可没几年时间虚耗了。

3

我开始琢磨其他的生二胎的办法。

首先我想，能不能让妻子离开体制，然后采用B方案来生育二胎，这样付出的代价相对少点。但这个提议遭到妻子的否决，她对体制内的工作充满感情，况且，她年龄还没超过四十，可以再等个三五年看看。

接着，我又想，既然不允许生育，那去福利院领养一个咋样？我跑到民政局咨询，发现法规早就预料到我这一手，“凡已生育者，都不符合领养条件”。

最后，热心的丈母娘给我指了一条打擦边球的途径：农村里有人为了生儿子，会把刚生下来的女婴送人，你只要一说要抱养个小孩，明早开门准会发现个女婴。她又举例说某某家的女儿是从外省抱养来的，现在既懂事又孝顺，比亲生的还好。

于是，我把思路好好地捋了一遍：这种私下抱养最大的麻烦是登记户口，虽说户口必须登记在他人名下，也可以迟点登记，但一到上学的时候，必须要有户口。而要有户口，就必须得有出生证，而有出生证，必须要接生医院出具……或者，能不能拿钱去买个来？

我上网四下搜索，还真搜索到了贩卖出生证的网站，五千元一本，先付一半定金，拿到证件、验明真实有效后，再付另一半，这买卖听起来倒是公平靠谱。

我想着货比三家，继续搜索着，一不小心，搜索到了刑法的条文：“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我大吃一惊，仔细又捋了下思路——这弄不好真会跟贩卖人口搭上边的。我幡然改悟，打消了“抱养”的念头。

所有能想到的办法，我和妻子都一一推演或尝试过了，但仍然找不到有效的突破口。而时间嗖嗖地过去，二胎的梦想犹如已起飞的飞机，虽然还在视线范围内，却在渐行渐远。

  ●  ●  ● 

2013年11月的一天，一个同事突然问我：“你们夫妻有人是独生子女吗？”

“不是，怎么了？”

 “‘单独’可生二胎了。”

孙老师夫妇期盼的政策终于来了，可我们两口子不在享受之列。孙老师兴奋地打来电话，要请我们吃饭。原来，他们夫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已怀上了二胎。孙老师在饭桌上喜形于色，唾沫横飞，一边自我表扬，一边不时在妻子的肚皮前方空气中虚抚着弧线，仿佛胎儿已壮大到了那个位置。

我当然原谅了他的背叛与炫耀，并给予真诚的祝福与羡慕。但在内心，我还是忿忿不平：凭什么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就可以生二胎，而不是独生的却不行？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呢？

政策松动后，有关最终会放开全面二胎的预测多了起来，有人口专家信誓旦旦地说，两年内必定放开全面二胎。我认真地搜集、整理、分析了这些预测，感觉还是比较靠谱的。全面二胎迟早会放开，关键是什么时候放开？放开的时候，我们的年龄还赶得上吗？

我心里有点焦急，与妻子商量，最后议定了个期限：等到四十岁，到时候，如果还没放开全面二胎，我们就实施B方案。

做完决定后，我反而心平气静下来，两个人开始锻炼身体，我每天去慢跑六公里，妻子则走路半小时，认真地为未来的那个孩子做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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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9日，这个日子我一直记着。

当天晚上，新闻里说，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我激动地在家里走来走去，心情难以平静：我们终于等到了生二胎而免于被开除公职的这一天。

二胎立即成为所有场合的热门话题，饭桌上、办公室里、车上、会议前，我身边的人都在热烈地讨论着。一时间，“你生不生？”成为体制内朋友见面时的标准问候语。这些人里面响应最积极、最有意愿的，就是我们七十后这代人，大家摩拳擦掌，纷纷表示：“事不宜迟，今晚就该采取实际行动。”

而比我们这代人更心急的，是我们的长辈们，他们恨不能亲自出马，立刻实施儿孙大计。一个同事说，在政策放开的第二天早上，他打开房门，赫然发现父母俩各拿个小板凳就坐在门外，见他们夫妻醒了，兴奋而焦急地问：“知不知道昨晚二胎放开了？”原来老两口怕他们不知道，把政策给错过了，就早早地天没亮守在门口，“一定要生，不能放弃”。

还有同事突然发现银行卡上多了一大笔钱，疑惑间，父母打来电话，说：“这笔钱是生二胎前的营养费，把身体养好，把二胎生好；二胎生下后，我们会再打抚养费来。”同时还叮嘱她不要担心没人带小孩，需要的话，他们可以立马扔下生意，跨越千山万水，回家带小孩。

4

我也开始为生二胎付诸行动。

我们得谋定而后动，所以先到医院做检查。医院生殖中心里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一看就是二胎政策的效应。

万万没想到，检查结果让我火热的心凉了个透：妻子的生育功能完好，而我竟然精子活力不够，A级精子数量太少。

“跑不动，跑不快，很难怀孕。”医生解释道。

我沮丧得像是刚发现自己被阉了一样，难道我的二胎梦就此终结了？

医生开了药，宽慰我：“精子活力不够的人多着呢，况且，你都快四十岁了，正常的，吃点药，就会好。”

“真会好？”

“你先吃吃看，两个月后再来复查，别急，现在科技发达，手段多的是。”

从医院回来后，我决定加强锻炼强度，从每天六公里提高到十公里，既然小蝌蚪跑不快，我就言传身教地示范它、带动它。每当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时，我不断地给自己打气：“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坚持才有二胎。”我总是心理暗示自己，亿万个小蝌蚪中，怎么着也会有一个，能咬牙跑完全程马拉松，胜利抵达终点的吧？

在吃药、跑步的同时，我们夫妻俩遵从医嘱，认真地在规定的时间段、按规定的间隔同房，毫不松懈。这感觉犹如动物配种，疲惫之余，我常仰天长叹：“原来二胎，不仅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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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是我们如此努力，两个月后复查结果一出来，还是让人沮丧。从数据上看，A级精子多了一点，我刚有点高兴，医生就瞄了一眼，鄙夷了我，“这点变化可以忽略不计”。

“那怎么办？”

“吃药，两个月后，再来复查。”医生递给我一份资料，“你先看看。真不行，试试人工授精，按你们的情况，成功率会有20%，概率很大。”

我想起兽医朋友跟我描述过的给公猪人工取精、给母猪配种的场景，难不成我们也要体验一番？我有点发怵，感觉屁股凉凉的：“人工授精，我们行吗？”

“行得很，你想想看，帮精子省略掉二万五千里的路程，直接来到陕北与卵子会师，多方便啊。”

人比人气死人，身边陆续有人怀上二胎，几个四十来岁的女同事，纷纷挺着大肚子，骄傲地跟我解释：“我们夫妻很容易的啦，一碰到就会怀上的。”

而我仍在咬牙切齿地每天跑十公里，亲朋好友见我们迟迟没出成果，多少看出了点端倪，都开始支招：什么三贴药解决所有问题的老中医；什么泰国两家医院的试管婴儿非但成功率高、而且可以选择性别；什么按某种农历日期表来办事、可100%把握生男生女；什么改变身体酸碱度也可把握生男生女等等……千奇百怪，眼花缭乱。

而我全部的心思也都聚焦在自己的小蝌蚪上了，忧心忡忡于自己到底还行不行？

我才发现，政策放不放开，二胎生不生，对我而言，都不是件简单的事。

5

纷纷扰扰中，突然峰转路回。有一天，妻子告诉我，她可能怀孕了。

我大喜过望，功夫不负有心人，亿万个小蝌蚪中，总算还有个小兄弟替我争了这口气。

但孕检报告一出来，就兜头来了一盆冰水，“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数值有点低，这次怀孕有点难说，试着保胎吧”。

我不懂什么是HCG， 用手机一搜索，再一对比数值，马上明白了：HCG数值过低，意味着胚胎发育不正常。

我有点不知所措，妻子眼眶发红，就要落下泪来。

我万分不甘，恳请医生尽最大努力保住这来之不易的果实。这之后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们夫妻俩忐忑不安，奔走于医院间，重复着挂号、抽血、B超、检测、拿药的过程。

但所有努力都是白费劲。到了5月初，最后的诊断书明白无误地告知：“胚胎停止发育”。

至于胎停原因，医生列举诸多可能，“精子质量不佳”赫然在列。我黯然无语，刹那间，我有点后悔，干嘛去做该死的精子检查。

医生见多不怪：“第一胎生了这么久，就好比种地，你这块田抛荒多年，当然要先锄锄草松松土，下次就会茁壮成长了。”

这件事后，或许是感觉自己的二胎梦没戏了，或许是认识到自己有点偏执，也或许只是一段心理疗伤期，我要二胎的念头反而平淡了。有时候，觉得只有一个女儿也很好，何必搞得这么累呢？在日常闲聊中，我与妻子也开始探讨起不生二胎来。

但内心深处始终还是不甘，没有二胎，总感觉人生有一份亏空。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不生二胎也行”只是自我安慰而已，根本的原因还是我的精子活力低下，让我们失去了信心。

想明白这点后，我捶胸顿足，到头来，是我自己耽误了自己的二胎大业。

  ●  ●  ● 

快要国庆放假的一天，我与妻子又聊起二胎的事。这一次，我们默契地说到了人工授精，既然医生说成功率很高，何不试试呢？

我们又去生殖中心找上次的医生，医生二话不说，开出一叠的单据，让我们一项项的检查。检查一直持续到下午，所有项目都检查完毕，唯有一项X光胸透，医生前几天出差去了，要国庆后才能回来。

国庆假期很快过去，我提醒妻子明天要去把最后的项目检查了，妻子神秘地对我笑了：“先去买支验孕棒来吧。”

“什么？有了？又有了？”

我又惊又怕，惊的是这么快又怀孕，怕的是上次胎停，这次又会怎样？可千万不能再来一次。

验孕结果以及更进一步的正规检测，都明白无误地证明了孕情。而且，我心有余悸的HCG数值非常正常。

妻子严肃地叮嘱我：“记住了，三个月内，都不能告诉任何人，上次就是说的太早，所以没保住，老人们都这么吩咐，很灵验的。这三个月里，不准对外说半句。”想了想，她加了一些内容：“还有，整个孕期，我都不能见坐月子的人，不杀生，不拿剪刀……”

我满口应承。对于这些迷信的说法，我从来都不信，但这次，我决定尊重它。这样做，也是为了给有身孕的妻子以安心和支持。

狂喜中，我万分庆幸那个X光胸透医生在国庆节前的外出，同时，我也觉得，冥冥之中，这小小的胚胎竟能神奇地避开凶险的X光照射，或许真有天意，大概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第二个孩子了吧。

在整个孕早期，除了我们双方的父母，我俩没告诉任何人怀孕的消息。我们隐蔽着内心的欢喜与担忧，在神奇的迷信护佑下，平安地度过了这三个月。

随着月份的增加，妻子的肚子也日渐隆起，她企鹅般蹒跚着走路，遇到相熟的人，会抚着肚子，骄傲地说：“我们夫妻很容易的啦，一碰到就会怀上的。”

我们把所有的医学检测项目一个不漏地做了，每次去检测，到报告单出来前，我们的心都七上八下的，生怕哪个项目不正常，报告单上的每个数据，我们都详细地询问与搜索，搞得清清楚楚才放下心来。

我们心里明白，这一次的怀孕，再也经不起任何的差错，再也不能有其他的闪失，否则，这二胎梦就是永远的别了。

万幸，所有的检测结果都完美，所有的担忧都烟消云散。在这场为期十个月的通关游戏中，我们跋山涉水，一步一步地通过，终于胜利地抵达了分娩室。

2017年6月10日，我们梦想的二胎，女儿想要的弟弟，以6斤9两的体重、哭声响亮地来到人间。

妻子从分娩室里第一时间打来电话： “准备好了，我们的生活，将正式进入复习模式。”

编辑：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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