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两个男人成天守在我家门口等饭吃丨人间·再见8
古大和潘四像两棵消息树，放学后，我背着书包走到院子的巷道口，如果望见他俩站在我家门口，就知道有干部或师傅到我家搭伙吃喝了。
配图 |《白鹿原》剧照
再见8丨连载10
1978年开春，公社干部和大队的9个社长在我家开了两场会。后一场会，他们在我家醉了酒，10斤装的酒壶子，吃了两壶后，就听见有人醉着哭喊：“要单干了！社会主义要变天了！”
在我家门口守嘴（四川话，守着别人要吃的）的古大和潘四也喝醉了。凉意依在，他们身着单衣在石阶上睡得吹噗打酣。
麦子还没有收割，大队就分完了地。我、二弟和外婆，跟着父母，去看了我家分到的水田和旱地，马槽丘一块，兵棚山一块，大燕子山还有一块，零零碎碎的。我看见社里其他家的人，也在四处望自己的地，在田坎上指指点点。
暑假里，谷子黄了。家家户户的老人，都提前去自家的稻田里，摘了早熟的稻子，用小磨细细地研磨，侍弄出两三碗新米。又洗整出很久没有用的、蒸干饭的木甑子，蒸出干饭来，到院子里向老天爷“献新”——这是打搞了人民公社后，农民第一次向老天爷敬献自主种出的粮食。
有一天，外婆吩咐我说：“潘大娃，去把大门拆来洗了。”
我看看木门上的两个人影子说：“人家古大和潘四还要靠着它守嘴呢，洗了也要弄脏。”
外婆说：“他们不来了，你这一阵见他们来过没有啊？”
我仔细想一想，确实，我家栽秧子拈门板肉时，古大来守了一趟，潘四没有来，这半年的确不见了他们的影子。
我有些犹疑，但还是将门板一扇一扇拆下来，吃力地扛到河边，撒上洗衣粉，用猪鬃刷子刷了半天，刷到显出了木料的本色。把门板晒到落日，又取回来装上。第二天一早大太阳，我在院子里漱口，回头看见我家的金黄色木门和黄色的土墙，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
我突然有些可怜我家的双扇门。我回忆起之前的数年里，它们被守嘴的古大和潘四霸占着，任由他们油腻的身子往上面靠、往上面蹭痒，任由他们将鼻涕和清口水抹在上面，以至于被掩盖住了本来的木纹。他们守嘴的画面，像那些年代看过的电影，在我脑子里一帧帧播放。
父亲任大队支部书记那些年，只要是县里的干部来了，公社和区里的干部来了，放电影的师傅来了，帮大队企业运煤炭和运耐火石材料出山的师傅来了，古大和潘四一定准站在我家门口，像两棵消息树。放学后，我背着书包走到院子的巷道口，如果望见他俩，就知道又有干部或师傅到我家搭伙吃喝了。
半下午，我往院子背后的放影场来回跑了6趟，在放投影机的方桌前安置了4只条凳、4只篾凳。条凳侍候的，是姑母家的老表表嫂们，以及远房的表叔和表叔娘们，外婆、祖母、四舅婆、姑母坐了舒适的蔑凳，正用叽里咕噜的广东话拉家常。
天暗了下来，几千人坐在麦收后的野地里，还有许多人挂在油桐树杈上，大家的说话声，在旷野里像蚊虫一样嗡嗡发响。吃了午饭就挂好的宽荧幕，在夜色里只剩下一个意象，大家一等二等，停放在我家堂屋里的电影发电机，还是没有传出“哒哒哒”的欢响和那橘黄耀眼的光亮。
有人怂恿我：“潘大娃，快回去问问，电影师傅好久（四川话，多久）喝得完酒。”
那时我八九岁，因为电影机放在自家屋里，应该是有些得意的。我像是得了圣令，飞叉叉跑回家去——其实也就几十步路——然后我有些突兀地出现在围坐吃酒的客人面前。
我没有理睬父亲懊恼的眼色，上气不接下气，问端坐在八仙桌上位的电影师傅：“‘南征北战，胖娃打战，越打越好看’啥时开演呀？”
电影师傅认得我的，偏了头说：“你是忘了电影名字了吧？就叫《南征北战》啊，快了快了，你爸再南征北战一圈就完了。”
我知道不会快了。大人们在喝酒猜拳，一定是我爸要再当一圈“酒庄”。桌子上大队干部和电影师傅，六七个人，一人九拳之上，再敷三拳满上月月发财，有时各六战平，再分一拳胜负，一路神仙拳下来，起码要一节课的时间。
我有些沮丧，转身靠到堂屋的一扇门上，另外一扇门，早靠着守嘴的古大和潘四，古大十来岁，潘四十三四岁，他们挂着鼻涕，光着黑黢黢的胴胴（四川话，指没穿上衣），就像两尊肮脏的门神。我家的大黄母狗蹲在屋外的石阶下，可能是看见我也靠在门上，双眼望着我，有些吃惊。
古大和潘四面带笑意，斜着眼，每人嘴里叼着半截纸烟，故意深吸一口，四只鼻孔朝我喷出一阵浓烟。他们一定是在看我的笑话，也许在他们看来，电影算什么，什么事情比吃重要啊？
我无处泄气，瞟了一眼饭桌上的父亲，他正在专心猜拳。于是我突然提起右腿，一脚踢去，正中古大破摇裤儿里露出的黑卵子，又趁他蹲下的瞬间，抢了他的烟屁股，和大黄狗呼啸而去。
古大和潘四自家的屋，与我家的屋，成直角三角形，我家就在直角上，他们的屋，各自距离我家不过300米。
古大和地主陈子斌的婆娘陈表叔娘，住在牛栏冲院子，那个院子青砖砌的山墙上，画着很多图画。潘四家在踏水桥院子，那院子里有我们潘家的祠堂，祠堂的牌匾上写着“家声上溯闲居赋，门第前临踏水桥”。这些字许多年以后我才读懂。
我家的院子叫槽坊头，但我出生的地方叫新油坊，是祖母的房子。外婆没有儿子，我小姨出嫁后，我爸就把我妈和我带到槽坊头，和外婆住在一起。外婆说过，咱家的房子，是外公在泸州卖“油大”建起来的。
（编者注：早前物质匮乏时，四川人吃饭很难见到油荤，而一般请客吃饭少不了肉菜，所以，四川人就把请吃酒席形象地描绘为“吃油大”，而“油大”后来也就代指酒席上的剩菜了。）
每次我家来客人吃饭，都是我妈负责为那些人煮饭弄菜，有时陈表叔娘也被安排来帮忙。我妈到房檐下抱柴火从大门口过，或者到井边洗完了菜提着篮子进大门，总之每过大门一次，古大就喊一声“大宝宝好！”，潘四立即更响亮地喊一声“三嫂好！”。
我妈不情愿地“唔嗯”一声，顾自进了厨房，坐在门口搓麻线的外婆不得不“嘘”一声说：“你们小声点，干部在开会！”古大和潘四方住了口，不过下次依然喊得响亮闹热。
他俩这一喊，客人们都以为这两个守嘴狗是我家亲戚，可我们玉佛大队，就一古一潘两大姓，要都认亲戚，咱家屋子怎么放得下？恐怕到时候，我们三姊弟不仅守不到嘴，连一个住的窝也被挤占了吧。
客人下桌后，我家青花瓷碗和双鱼大瓷盘里那些油汪汪的剩菜汤沫子，最后都会被古大和潘四吃掉。一直蹲在炉灶烟囱旁观看我妈做菜全过程的灰猫，偶尔才能吃到一点——我负责烧柴火时，看见过母亲用锅铲铲过油沫子到猫碗里。
这些吃的，我们三姊弟一口都没有落着，其实我们三姊弟，也多么想在自家守嘴啊！一开始，父亲的客人来了，我们三姊弟也像平时家里来亲戚朋友一样，搭上高板凳低板凳，高高矮矮巴在灶头边，和灰猫一起守灶头。后来，我们被父亲驱赶了几次，再后来，我和二弟还被父亲用黄荆棍打过一次，大家这才绝了在家守嘴的念想。
我家大黄狗也有过一样的想法，一开始它很自然地到饭桌下捡骨头，可被父亲莫名其妙踹过几脚之后，也只好蹲到石阶下，等吃客们下了饭桌，再左右看看，厘清了形势，才敢夹着尾巴，小心去饭桌下捡拾。
有一次，我和二弟看见古大和潘四得意洋洋地站在饭桌子边，津津有味地吃油大，于是也端了碗到桌边去，却被父亲一脚把我连人带碗踹到地上。
我伤心地寻捡地上的碗筷，父亲在头顶上大骂：“剩菜剩饭是讨口子保命的，你们不吃要死呀？我没有给你们吃穿啦？”
我和二弟被揍后，跑到屋后的檐坎上蹲着哭。
捞柴火回家的麻子表嫂李万芬，背一大背筐松毛从一旁路过，问：“两个小老表哭什么呢？”
二弟老老实实答：“我爸不要我们守嘴呀！他偏心呢！他只让古大和潘四守嘴呀！”
麻子表嫂就说：“我要回家烧火做饭了，到我家守嘴去吧。”
二弟信以为真，擦着眼露水要跟去，我说：“你个麻子表嫂诨鬼呀，你家铁锅都生锈了的，有什么嘴守头！”
冬季的傍晚，牛栏冲院子、踏水桥院子、新油坊院子，和我们槽坊头院子，远远近近的院子，都没有人家生火做饭。家长们算计着：冬季农活不重，就不用吃晚饭了，粮食要留到开了春吃呢。乡村所有的活物，都蜷在土屋里，就像冰面下的小鱼被冻住了一般一动不动，为的是保住那口活气。
有时我家生了火，但火头不是煮给我们吃的，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心里比没有生火还难受。我和二弟跟着外婆，早早地躺在床上，用被盖捂住头，避免听见堂屋里的声响。
外婆的火笼要加炭了，我不得不提起火笼去厨房。经过堂屋，看见古大和潘四在大门口搓手顿脚、牙齿咯咯发抖。我把火笼给了外婆，外婆把它掩进被盖下才问：“古大潘四还没有走吧，去铲一锅火笼给他们。”
于是我又经过了一次堂屋，偷偷瞥一眼饭桌，见饭桌上已经有人吃醉扯噗酣了。我回来缩进被窝，高兴地对外婆说：“快了，快了，公社张书记喝醉了。”
我心里想，虽然没有能够像古大和潘四一样守到嘴，可躺在被窝里，多暖和啊。
正幸灾乐祸，外婆突然说：“你爸说剩菜剩饭是讨口子吃的，他骂得对，也骂得不对。”
我问：“啥子对不对呀？”
外婆叹息一声，讲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外公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你大外公、三外公几家是铁匠，可你们不知道你外公其实也是铁匠啊。”
我说：“我知道哇，我听见你说过呢。”
外婆显然忘了她说过的话：
“就算我说过吧。日本飞机轰炸泸州的时候，你外公正在泸州卖菜刀。有一天飞机来了，你外公就跟随逃难的人，逃啊逃，逃昏了头，把背筐和菜刀弄丢了。你外公不敢回家，怕你外祖祖打啊，他就流浪在泸州成了讨口子。
“有一天，你外公讨口到了望江楼大饭店，正好碰见买过他菜刀的大厨师，大厨师去后厨里舀了一盆油大给你外公吃，里面鸡鸭鱼肉全有。大厨师看见你外公穷吃饿吃的样子，就说，老古啊，我看你也是个勤快人，我给你个营生，还借你两块大洋，你肯不肯干？
“你外公高兴还来不及呢，大厨师就说，这两块大洋，一块拿去码头边赁一间屋，一块拿去买一只大锅、一挑水桶，你每天天不亮，就把望江楼的水缸挑满，我去向东家讨个面子，把饭店的剩菜剩饭和恩锅汤全给你。你把它们挑回赁来的屋子，倒在大锅里，用大火煮一遍，就成了大家说的‘油大’，一文钱一碗，就卖给码头上的苦力吃，我保证不上5年，你也要成地主呢！
“你外公听了大厨师的话，每天天不亮，就把望江楼的水缸挑得满满的，得空，还帮望江楼择菜洗碗，望江楼打了烊，你外公按照大厨师说的法子做油大——你外公还在油大里面加了老菜叶，有时还加些碎米。大天亮了，苦力们在码头上四处寻活，正饥肠饿肚，闻到你外公大铁锅里传出的香味，都跑去，一人掏出一文钱，都吃上了一大碗油大。”
我问：“为什么是一文钱一碗，不卖两文钱一碗呢？”
外婆说：“人家正规餐馆，一碗猫猫头干饭，才两文钱一碗。不过猫猫头里没有油，也没有盐，更没有菜，吃了也没有多少力气。你外公卖的油大，不仅有盐有味，里面的油水还大呢！你外公说过，他从望江楼带回来的剩饭剩菜里面，有时会有一筷子也没有动过的明参鸡，一筷子也没有动过的烘肘子，一筷子也没有动过的葱烧大鲤鱼，后来，还有穿长马褂的人去吃他的油大呢。”
我听见外婆咽了一泡口水，接着说：“想一想，你外公卖两文也应该的，这些东西好多人都没吃过啊。”
二弟吞着口水嚷：“我也要吃外公做的油大！”
外婆在被窝里嘿嘿地笑，“外公的油大你们都吃不到了呢，那阵子你妈还在我的脚肚子里，而你们，还在你妈山那边的脚肚子里呢。”
我问：“外公卖油大成了地主吗？”
外婆叹口气：“地主没有成，可置了几亩地，解放时成中农呢！”
听完外婆的话，第二天开始，二弟开始偷油汤泡猫饭吃了。后来家里吃肉，二弟也不吃，就吃篦菜碗里的油汤泡饭。
电影师傅、区县及公社干部到我家里吃饭，毕竟只是偶尔的事，但有两年，自贡光明公社的两位拖拉机师傅，因为要运输大队煤厂和耐火石材料到富顺自贡，一月两月地寄宿在我家里。我经常陪两位师傅去生产队的水田里捉泥鳅和黄鳝，每次他们都能够抓上大半笆篓。
他们捉的泥鳅，被母亲油酥好，盛在我家的双鱼盘里上桌；双鱼盘旁边，还捂着一瓷碗激胡豆；如果没有激胡豆，必定有一碗盐黄豆，跟泥鳅一齐供拖拉机师傅们下酒。金灿灿的泥鳅上，撒的是细细的鱼香叶，激胡豆上面，撒的是捣烂的藿香叶——即使我没有上饭桌，我也知道，因为所有作料，都是我去我家的自留地里摘的。
那时潘四不经常来守嘴了，他已经是生产队里的放牛娃，不敢擅自跑开，又或许这不是他想要讨的“生活”，毕竟油水不似有干部吃喝时多。
可古大已经学会讨酒喝了，拖拉机师傅想看一个小孩醉酒的样子，于是给古大半碗酒。古大坐在门坎上，光脊朝外，一手持酒碗，一手油糊糊的，掌里不是两只泥鳅、就是一把激胡豆或盐黄豆。
我父母亲和外婆，似乎都不喜欢拖拉机师傅给古大酒喝，因为古大喝醉后，几次摔烂了家里的瓷碗。有一次我放学归来，正行到石阶下，看见古大一个倒栽葱翻到地上，酒碗摔碎了，头也碰破了。我对着堂屋里大骂一声：“狗日的拖拉机司机，喝你妈的庇！”骂完转身就逃。
我曾经因为打架骂人被父亲三天两头地揍，有时他会用大头针从我脸上扎进去，我耳朵里还能清晰地传来大头针哧进肉里涩涩的声音。
父亲问：“还骂人不？”
我嘟哝着说不出话，父亲以为不认错，抽出去要再扎一针，我趁针尖还没进到嘴里，吐出血沫，大喊一声“不骂了”，父亲才住了手。
但这次我当着父亲骂了拖拉机师傅，父亲却并没有揍我，就像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一般。
古大名叫古模海，他爹叫古光禄，和我妈古光仙一个字辈；潘四的名字叫潘国有，和我爸潘国祥一个字辈。
古大的妈在生古二妹时死了，那时古大四五岁。古大的爹是生产队长，听外婆说，古光禄年轻时经常斗争地主陈子斌，后来看在陈表叔娘照看古大古二的份上，才没有斗争了，但没有几年，也许是1974年左右吧，古大八九岁时，古光禄也死了。
我爸1972年至1978年，任古佛公社玉佛大队支部书记。1978年春，生产队分地了，分地前公社干部和社长在我家喝酒，我爸和他们大吵了一场，就没有再任支书了，公社安排他到什么经管站任职，他没去。
那以后，古大和潘四就再也没到我家守嘴了。
古大守嘴的地方转移到了相近街上的餐馆里。三六九，他赶古佛场，二五八，他去天洋坪，这都是“逢场（有集市）”的日子。
外婆说，古大并不笨，也不憨，甚至还有些小聪明。生产队干活歇稍时，古光禄曾经当着社员们说：八字先生算过，古大长大了要当官，最孬也要当个支部书记。于是古光禄就把儿子当干部孝敬着，七八岁了，还不干活路。
当时我就想，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每年两块五的学费，都是我捡煤炭卖、挑小箢篼给拖拉机上煤挣的呢。那时农村上了五六岁的小孩，谁不干活呢？打猪草、打柴、走十几里路到亲戚家赶信，都是小孩子的本职啊。
1988年，我调回老家的区公所工作。古大知道了，农历一四七，区公所所在地的童寺逢场，天刚亮，他就走二十几里到童寺了。也不急着到餐馆里守嘴，而是守在我住的邮电招待所门口，见到我开了门，就向我讨半斤粮票和一块钱。不多久，古大竟然可以冒我的名义，在餐馆里赊酒账了——好在我只在老家工作了一年多。
大概在千禧年前后，古大到古佛场讨酒喝醉了，半夜倒在槽坊头到牛栏冲院子之间的一块水田里，淹死了。
1978年土地包产到户后，潘四学会了驶牛犁田，他吆喝着生产队的大水牛，到各家各户犁田耙田。因为成了驶牛的匠人，他被庄稼户们喂得一肥二胖。
潘四后来与我没有多少交集，1988年秋我回老家工作期间，一天他因为到一户人家帮工打谷子，喝了酒晚上没回家。第二天天刚亮，他戴着一副断腿的墨镜走在田埂上，被严打队当坏人捉住，押到区里。他告诉看守的人说我是他侄儿子，我得了信，赶去把他放了。
2018年，我回家参加潘氏清明会，在踏水桥正碰见潘四。我敬一支烟问：“四叔你不参加清明会呀？”
潘四说：“没有满60岁要交钱吔。”
我说我帮你交吧，潘四说：“算啦算啦，我在幸福院有肉尕尕吃呢。”——潘四是个孤人，50岁时进了镇上办在踏水桥的幸福院（养老院）。
我上月在潘氏微信群上得知，他也走了。
编辑 | 沈燕妮
亢 龙
也许我的人生就应该是：
从警察，到酿酒师，再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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