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能走到今天，完全是父亲咎由自取丨人间

在他的一生中，父亲一路从进国营单位，到不切实际地学别人做生意、做领导，遭遇了挫折就一蹶不振，生活恢复常态后就耽于享乐，最终，他有了如今的结局。

配图 |《红色康拜因》剧照

我读小学的时候，家住在粮食局家属院。

那个年代，粮食局尚有接班制度，1984年，父亲接了爷爷的班。为了多吃几年“商品粮”、多领几年工资，高中毕业的父亲在申报年龄时，刻意报小了几岁。可惜不过10年，这个“终身大计”就失算了。

父亲一生追求安稳。青年时期，顶着人人羡慕的“商品粮”身份，游山玩水，种菜养花；中年下岗，他也曾想努力翻身，但终究没能享上“安逸”；如今，即将年迈的父亲因肥胖身患各种疾病，每天也只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听听戏曲，聊以自慰。

有时候我也会想，这是否也算是一种“安逸”，我不知道。

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总爱唉声叹气，在家里没日没夜地睡觉，消沉度日，不断地抱怨自己当年报小年龄接班，导致比常人晚几年领退休工资。

但我却觉得，这一切的根源并不是因为什么改年龄。

自我有记忆起，父亲脸上总是挂着一副“恨恨”的表情，倒也不可怕，只是十分令人厌烦。

在我看来，父亲本性懦弱，但有时又很固执，大概和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父亲的左腿有点跛，那是他小时候上树为我姑摘枣时摔下来造成的。其实按当时的医疗水平，父亲的伤完全能够治愈，只是那时候大家都很穷，一听说要还做手术，爷爷奶奶就放弃了，日后才留下了后遗症。

为此，父亲直到高中毕业都非常自卑，就咬着牙告诉自己：“一定要学会开车。”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并没有任何逻辑关系。但在那个年代，学车可不是普通家庭能承受的——不但光荣、收入高，而且能学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时，整个黄湖县城只有四辆车，还都是在政府机关下辖的运输部门。

父亲在学车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决绝，这极大地震动了爷爷，几经周旋，成功送父亲去学了车。

跟了半年车后，父亲拿到了驾照，遂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开车为粮食部门运输小麦，从黄湖县下的望镇一路开到100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市。父亲说，那时候路况很差，路上行人也很恐惧车辆的速度，所以车速很慢。而且在任何地方遇到迎面走来的汽车，双方也都会闪灯——毕竟车少、司机更少，大家都引以为傲。

在成为一名光荣的司机之后，父亲很快就结了婚，姥爷的家住在县城的林业局，父亲也有亲戚在林业局，有人搭了根线，姻缘就成了。

我想若父亲不是一个司机，恐怕因他的跛脚，这段姻缘着实难成。后来，从家里老相册中看到，新婚不久，父亲就带着母亲到全国各地旅游。这在那个年代，实属一件不易的事。 

1988年寒冷的深秋，我在望镇卫生所出生，随后不久，父母调动工作，去了黄湖县粮食局。我们在直属的家属院里一直住到2002年，住到大院都拆光了。

当时，单位分的是土地，大家在院子内自己建房。起初，我家是一套三室一厅，门前是一大片菜地，砖瓦与倒落安插的树枝保护着菜地。后来，在门前的菜地基础上，父亲又加盖了厨房与厢房，还有一条窄走廊，左右两侧垒上了围墙，还在空地上种了一棵樱桃树，搭了一个葡萄架子。

对于父亲而言，那也许是他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有一个小家庭，有我和两个姐姐，家庭经济状况稳定。在老旧的相册内，有一张照片让我印象深刻，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父亲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大姐和二姐在他的面前玩当时流行的呼啦圈。父亲看着她们，笑容轻松幸福。

那时候的父亲很瘦，显得精神抖擞。不像日后家境衰落，反而肥胖了起来。

92年之后，父母决定用攒下来的几万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数额相当可观的钱了——租下我家门前东侧上千平方的大仓库，做麻油生意。

父亲买了许多推香油的大锅和设备，又从老家请来众多乡亲们做帮工。

可惜，麻油厂持续的时间并不长，那时，父母所用的芝麻都是外贸进口的，等香油熬成之后，恰逢国内芝麻大丰收，导致香油成品价格大幅下降。

粮站退休的爷爷说，他可以找些外地粮食部门的朋友帮忙打开销路，但母亲却因为与爷爷家的亲戚们有矛盾，非要拒绝。那些年，母亲一直掌管着家里的经济与决策权，懦弱的父亲也别无他法。在拒绝爷爷不久后，麻油厂就歇业了。

一年不到，几万元积蓄就全亏完了。

往后的几年，父亲的工作似乎就愈发不顺了。1998年，下岗大潮涌至黄湖县，粮食局首当其冲。

其实，早在几年前，直属仓库的工作人员就已经无事可做了。那时，家属院后面的几个大仓库已经空置多年，一些租给了印刷厂，我们大院的孩子们经常去那里捡五颜六色的废纸条玩。

仓库闲置荒废的同时，家属院对面的白酒厂也倒闭了，右侧的面粉厂也停了工，唯独东侧的供电局家属院依旧繁华，一栋栋新楼拔地而起。

那时候有一种说法，鼓励各个单位“自救”。粮食局领导也响应号召，做出了一个个“重大的抉择”。只是，在这些决策落实之后，总经理的肚子就越来越大，头上的发油越来越亮，走路也更昂首挺胸了。可单位职工们却越来越忧愁，发下来的工资也越来越少。

那时，第一个决策就是成立粮食局馒头厂。

先是改装空置的粮仓，拉进去各种设备——那时候，馒头厂各种设备都很齐全，即使放在如今也绝对可以领先。在上千平方的厂房里，立着众多一人多高的不锈钢抽屉，雪白的馒头一排排摆放着，机器轰鸣，香气满溢，水蒸气漫在厂房内，让地面显得无比洁净。按规模来说，这个厂生产的馒头量足以应付半个黄湖县城，这就像长江里驶来一艘航空母舰。

馒头厂起初的“格局”很高，只做批发，不零售。但这种不切实际的热情的确不符合厂里的现状，没过多久，现实就让大家低了头。于是，任何人都可以拿着一枚硬币走上馒头厂门口的斜坡，大摇大摆地进去买几个馒头。

销量停滞，包括母亲在内的工人们只能穿上白色齐膝大褂，蹬上三轮车去大街上卖。三轮车后面有个白色的大箱子，箱子侧面用红漆书写着楷体大字“幸福馒头”，卖给自己的工人一元5个，骑车出去就卖一元4个。 

馒头销量一时大增，工人们都十分积极、自觉加班，经常工作到夜晚9点多，收入也相当可观。可是，仅仅一个多月后，就被几个中年妇女的一个小作坊打败了。

几个中年女人自己造了几个相同的箱子，也同样骑着三轮车走上街头，不同的是，箱子上写的是“大众馒头”——虽然口感与色泽都不如“幸福馒头”，但一元5个，而且那些中年妇女每天都能在大街上溜达十来个小时，这显然不是朝九晚五惯了的工人们都接受的。

相比之下，“幸福馒头”的成本却怎么都降不下去了。厂里人工多、领导多，不论白天夜晚都灯火通明，也无人理睬。很快，馒头厂就被击败了。

那年春节前，单位发了一个草灰色的大箱子，箱子上写着“黄河大枣”，还有200元的现金，父亲说这是这么多年发得最少的一次。那天，邻居们都聚在我家厨房门口，议论总经理和会计他们暗地里捞了多少钱，这样的窃窃私语每次都会持续很长时间。

很快，第二次“自救”就开始了。馒头厂的设备全部变卖，改建方便面厂。

这一次，局领导们豪情万丈，即便是父亲都被其深深感动了。在迎接方便面厂设备的那个“光荣”的早晨，父亲站在家属院大院门前的仓库门口，骄傲地告诉我，这一次，单位做的方便面，不但要比当时风靡一时的“幸运”方便面更大，而且还要更便宜，“我们一定能超越‘幸运’！”

方便面的流水线很快就安装完了，可我没来得及去厂里看一眼，它就倒闭了。

那时，厂里产的方便面分量的确比市面上的都要多一倍，而且还比“幸运”方便面便宜了3毛钱。不过，后来父亲给了我一包，我没有吃完就扔了——这是我吃过最难吃的方便面，没有之一，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调料——没有盐、没有辣、没有油，只有一小袋干瘪的不知道什么味道的粉末。

方便面厂迅速倒闭后，单位终于没钱折腾了。所有工人都回家待了业，自谋生路。大家纷纷从大院里搬走后，单位领导就把原先的仓库和大院里自盖的平房全拆了。很快，原先空旷的大院就盖满了6层楼房——粮食局开发起了房地产。

等2003年新房盖好后，我家也分了一套，6楼送半层，160多个平方。只是房子刚到手就被父亲卖掉了，价格很低，只卖了6万元。

这钱是用来救急的。那时候，家里已经好久揭不开锅了，父亲也因四处欠债蹲了一周看守所，法院多次造访，卖新房也是不得已。父亲担忧万一房子被法院查封了，连6万都卖不了。

回到1998年，父亲也赋闲回了家，只能重新做起生意。本金全是借来的，所幸，父亲这么多年大手大脚惯了，金玉其外的表象还能勉强迷惑些亲戚朋友。

这一年，父亲在两县交界处一个叫盐桥的地方租了几间仓库，开始大量收购周围乡镇的玉米，粮仓里用草席围成的粮食垛一个接一个。

然而，尽管前期雄心壮志，但父亲似乎很少关注商业信息的变化。等他终于囤了20多万斤玉米后，玉米的行情却从5毛钱一路跌到了1毛多，玉米的存储时间有限，不得已只能亏本全卖了。

玉米这条路走不通，父亲又与一个广东人达成了协议，替他收羊——父亲负责在当地收羊，广东人负责安排车来拉，一只羊称完重量后给3元利润。当然，把羊收过来到待运之前，羊增加的体重产生的差价，也都是利润。

父亲在仓库门前找人围上了羊圈，收羊的工作就浩浩荡荡开始了。

那时候，父亲并不会直接去农户家收，而是等骑着摩托的羊贩子走家串户收了羊，再送到父亲的收羊点。在被羊贩子用打水、打沙子、或者用将死的羊坑了好几次之后，父亲才摸出规律——羊如果被捆住后蹄，灌水后它不会排泄，倘若松开后蹄的绳子，羊就会在半小时内迅速排出体内的多余水分。

我至今仍记得在那几平方水泥地上，一只只羊躺在地上，无力地喘息，黄色的液体不停地从体内排出，向地势矮处流淌，空气弥漫着膻气。

有一天，羊圈遭了窃。那天，父亲去了县城，母亲则在羊圈后面的平房里住着。夜深了，母亲听到羊圈里有动静，她知道那是人捂住羊嘴，羊发出的“呜呜”声。可母亲不敢出门，方圆几里地只有她一个人居住，“呜呜”声持续了许久才停。

第二天早晨，母亲清点损失，总共损失了十几头大羊。盗贼应是捂住了羊的嘴后，用刀抹了羊的脖子，然后带走了死羊。羊圈里的水泥地上全是斑斑血迹。

这次损失虽不致命，但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加上父母的管理不善，导致羊的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而只要羊是在未运到广东前死亡的，都需要父母来承担成本。

就这样艰难持续了一年多，收羊生意也被迫结束了。前后两次生意的失败，导致我家彻底进入了贫困状态，连基本生活保障都难以维持了。

那时候，母亲从一个热情乐观的人，迅速变得歇斯底里起来，不停地抱怨生活，把怨气全撒在周围亲戚身上，导致我家很快就彻底成为了一个孤岛，往年大小节日大家都挤在我家的热闹场景再也不见了。父亲则每天躺在床上无所事事，除了上午蹬自行车去买点菜，别的任何事情都不做，下午一直在床上卧着，晚上看看电视，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不久，二姑父实在看不过去了，就邀父亲一起去开出租。

那时候的出租车就是开没有出租牌照的桑塔纳，每日在黄湖县城的最热闹繁华的桥头等待着急用车去市区的人。两人还分了工，二姑父开白班，父亲开夜班。

没过多久，父亲就遭遇了抢劫。

那天傍晚6点多，有人打电话给父亲，说自己出高价，着急去黄湖县最近的一个火车站。父亲很高兴，接了电话草草扒了口饭就出门了。 晚上父亲回来的时候，我和姐姐们都已经睡了。

待早上起床，母亲才沮丧地告诉我们父亲昨天被劫了。那天，亲戚们都带着礼品来看望父亲。父亲依旧躺在床上，我躲在另一个房子，把几个姑姑和父亲之间的对话听了个清楚。

姑姑们问父亲身体有什么不适么，父亲有气无力地说也没有什么，就是脖子上被勒的还有痕迹，别的也没伤到哪里。

他说自己开车行到黄湖县西30公里、双龙镇桥头时，后排的人忽然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他心里害怕，一个急刹车，直接撞上了桥头的大树——劫匪似乎也是新手，因为如果当时父亲车速再快一点，运气再差一点，很可能就直接冲进河里了。

车停了之后，副驾驶的人就掏出一把手枪（事后发现是打火机枪）指着父亲，要父亲把身上的钱掏出来。父亲身上只有200元加油钱，毕竟，他认为乘客到了火车站就给钱了，不需要带多少钱。父亲向劫匪讨饶，说自己家里还有孩子要养，让劫匪拿完钱就走吧。那段时间，周边市被劫杀的出租车司机一年有好几起。

然后，劫匪把父亲用绳子捆好，扔在了附近的麦地里，就匆忙跑了。

父亲在月夜下，好不容易才从麦地里爬起来，踉跄地走到附近的村子，借了电话。母亲接到电话后就哭了。

父亲当真被吓坏了，往后出租车也不开了，整个人更一蹶不振了。那段时间，单位一点工资都不发，只给大家开了一个“下岗待就业证明”，但对于那时父亲而言，就是废纸一张。

家里严重入不敷出，连基本的维持生活都困难，面桶里经常见底，买米也不敢买多。我和姐姐们的学费也是舅舅偶尔接济的。但对于整个家而言，这几千元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有时候，人不自救，外人是很难帮助到你的。

在家“苦思冥想”了一段时间，父亲忽然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决定——他要做官。

当时，在市里工作的舅舅百般告诫父亲，大意也就是父亲真不是那块“料”。舅舅在机关任职多年，还是大学毕业，无论经验还是阅历都远在父亲之上，大家都觉得舅舅说得有理，唯独父亲愤怒了，觉得舅舅是在羞辱他。此后，舅舅也就不敢再多言了。

在百般恳求某位亲戚帮忙后，父亲谋到了粮食局位于周边乡镇一个粮油商贸公司的经理职位。而父亲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公款给自己配了一部诺基亚，当时那部手机要卖7000多元，远超我当时对钱的认知。要知道，当时在银行柜台工作的邻居一个月工资才300元！

刚上任的时候，父亲意气风发，每天都笑容可掬，连我们的日子都跟着轻松了起来。

商贸公司有一个下属的养狐厂，养了1000多只狐狸。狐狸养殖的成本高，日常都是以鸡架和包菜当饲料，这是笔大开支。不知为何，父亲上任不久，公司就逐渐停止向养狐厂拨款了——当然，这是父亲的说法——很快，就有狐狸饿死了。

父亲还没来得及风光太久，就陷入了焦虑。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在家翻账本，眼神恨恨的，人也很阴沉，我和姐姐都不敢与他对话。

一天晚上，我和姐姐吃完饭出去散步，在回家属院的路口就遇到了父亲。父亲向西走去，我和姐姐向东往家走，父亲一脸阴沉地问我们去哪里了，姐姐说我们去散步了，原本是件很寻常的事情。没想到父亲听后顿时雷霆大怒，大声训斥了姐姐一顿，又转身向我逼近，我一直后退，看着父亲的表情，意识到他可能要打我了。尽管这并没有任何缘由，但父亲还是一步步逼到了我面前，一脚踹在了我的肚子上，把我踹倒在地后，就一言不发地走了，留我一个人在地上哭泣。

日后，父亲也向我道了歉，说自己那段时间压力比较大，可我只觉得这不过是他个人能力的问题。

此事发生不久后，养狐厂就彻底倒闭了，父亲被单位调到了附近一个乡镇任了一个闲职，从此又过上了拿不到工资的日子。

自此，父亲的“当官”生涯彻底结束了。

这些年，母亲一直都没做事，等父亲又在家过起了每天睡觉买菜做饭的日子，家里的经济来源也就又一次断了。生活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和母亲商量了一下，父亲再一次四处借钱，买了辆14座的中巴车，跑黄湖县到省会之间的客运。中巴车运营还不到一年，就有竞争对手借口我家车太小，伙同管理单位取走了那块锃亮的线路牌。在这件事情上，父亲终于爆发了少有的勇敢，转头就借钱买了24座的亚星客车，拉了当时管理单位局长的小女婿一起入伙，把线路牌又夺了回来。而中巴也只能无奈低价转手了。

尽管大巴车的运营尚且可以，但其中股份众多，每月除去正常开支，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仍无法偿还债务和与日俱增的利息。

终于，到了2003年，我入伍参军，父亲卖掉了亚星客车，又和姑父去无锡经营汽车配件店和半挂车运输。赶上那几年经济发展迅速，我家里的经济状况才稍微好了些。

只是，在店里的生意逐渐好起来之后，父亲耽于享乐的性格又浮了出来，他每日在店里上午看电视，下午躺在椅子上睡觉，有心情了就跟停车场内无聊闲逛的司机聊聊天，晚上天一黑就入睡。这样一过就是好些年。后来，他还希望拉我去一起过这样的生活，我赶忙拒绝了。

等到2010年左右，市里房租增高，停车场也增多了，父亲这才急躁了起来，轻信了停车场管理方的垄断协议：即交几万元，停车场就保证只有父亲一家销售汽车配件。在给了停车场管理方几万元之后，停车场一方也确实履行了协议，但这样举动激怒了众多汽车配件店，他们纷纷在停车场门口的附近店面开了多家配件店。

很快，那些善于变通的摩的师傅也发现了新商机，乐于为停车场内的车辆提供配件代买服务，往往一个机油滤芯和一桶油来回才收30元路费——摩的师傅赚得不亦乐乎，停车场也无所谓，唯独“一家独大”的父亲吃了大亏。

2017年，父亲盘了店，卖掉了半挂车，又回到老家农村，在舅舅单位下的苗圃中挂了份闲职。在一片麦地中，父亲住在3间平房内，养了几十只鸡鹅，种了许多花花草草，还有个二亩地的池塘，养着许多德国无鳞鲤鱼。

原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在郊野田园安享平静生活了，父亲却开始出现断断续续的失忆，在之后一个清晨，左眼彻底失了明，那是父亲多年的糖尿病导致的。眼睛手术后没多久，父亲又突发了一次脑梗。

此后，我家基本上就搬到了医院的病房里。起初，日常起居都需要护工和母亲辅助完成，等病情稍好了些，父亲也能拄着拐杖、缓慢地在医院的楼道里行走了。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今年过年。

除夕那天，屋外小雨连绵，黑夜如墨，热闹的家族聚会即将结束的时候，父亲从一旁的沙发上起身，拄着拐杖缓缓走到了圆桌前，身体重重地坐在塑料椅子上，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要说两句。”

饭桌上，三个姑姑，我的姐夫、外甥、堂兄弟们都围在一旁，注视着父亲。父亲的声音哆哆嗦嗦的：“今年是咱们一大家聚的最齐的时候，多热闹，等明年，我的腿能走了，明年都去苗圃，都去我那里，明年过年我来摆。”

话音刚落，父亲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父亲依然未到退休年龄，医生说父亲一辈子都得拄着拐杖了，还有医生说，即使情况良好，寿命也不长了。

我总觉得，纵观父亲的一生，一路从进了国营单位，到不切实际地学别人做生意、做领导，一遭遇挫折就一蹶不振，等恢复常态后就耽于享乐，最终，才有了如今的结局。

一个人拥有怎样的人生，很多都是性格使然。这是我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

编辑 | 沈燕妮

蔡 木 木

一个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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