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优秀企业家的下坠十年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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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优秀企业家的下坠十年丨人间

Original 西方无海人间theLivings 2020-08-27

最大的心里依托没了之后，舅舅紧绷的那根弦断了，太多的负债终于让他感到了疲倦和麻木，同时涌来的还有深深的无力感。他忽然明白其实自己不必死守在这里，过去那些因为面子和底线带来的执著，顷刻间烟消云散。

配图 |《温州两家人》剧照

年前，我正在上班，母亲突然打电话过来，声音里带着哭腔：“儿子，你大舅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呢！”

我大惊，忙放下手头的工作，寻了个僻静处打电话回去询问，舅舅亲自接起，语调惊魂未定。

舅舅在老家一位熟人的公司看管仓库，他说自己出事之前连上了3个夜班，白天又睡不好，早上开车往家走的时候犯了困，在方向盘上迷糊了一瞬，车子就一头扎进了路边绿化带。半边车头撞得稀烂，万幸的是舅舅毫发无损。

我松了口气，责怪道：“下次可不能这样了，上完夜班困得狠就打车回去，别再让家里人担心了。”他连连称是。

其实我想说“别心疼那两个钱”，但话到嘴边，还是改了口。我知道，他不可能不心疼那两个钱。

年过半百的舅舅一生3次创业，最后一次创业将他送到了人生的巅峰，也将他打到了谷底——前两年，他一度成为“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赖”。

舅舅1967年生人，年轻时就是个不安分的人。

他早年在我们镇上的砖厂销售科做业务员，工资加上提成，一个月三四千，好的时候甚至能上万——90年代，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舅妈在厂里的食堂也有工作，一家人虽不富贵，但也远远超过了温饱线。

1998年，舅舅迷上了赌博，牌九麻将无一不沾，甚至一度跟风挪用厂里的砖款做赌资。有一天晚上，舅舅半夜归来，关上房门之后，给舅妈打开自己随身的黑色公文包，3摞钞票沉甸甸地躺在里面，把舅妈吓了一跳。舅舅说这都是他的“战果”，一共3万块钱。舅妈比他冷静，告诫道：“赌来的钱还不算是你的，除非你以后再也不赌，否则，早晚要还回去。”

舅舅虽然满口称是，但其实心中不以为意。一个礼拜之后，他便又上了赌桌。这一次他跟着那一帮狐朋狗友在我们县城里的一家宾馆，赌了三天三夜，期间给他呼机传消息也不回。舅妈连同我妈和我姨父，开着小车满城寻他，翻遍了县里所有的宾馆，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冲到了舅舅最铁的一个哥们儿家中，谎称我外婆已经卧病住院，这才逼着对方说出了舅舅的下落。

姨父把舅舅从宾馆里揪出来时，他双目充血，眼皮耷拉着，胡茬子布满了下巴，低垂着脑袋不敢看人。那几天，他不光把赢来的3万块钱输得一干二净，还倒输进去6万块钱。

“我跟你舅妈当时就在宾馆门口狠揍了他一顿，他连手都没敢还。”我妈后来跟我说。

这件事情发生的半个月后，厂里财务查账发现不对，报了警。经管大队很快找到我家把舅舅揪走了。因为当时厂里挪用公款成风，经管队顺着舅舅这根藤揪出了一大片，被挪用的公款数额不小。厂里的财务主任为洗去渎职之嫌，不想把这事儿闹大，便告诉舅舅他们，只要能及时凑够钱来补上，既往不咎。

舅舅东拼西凑，加上自己的积蓄，还上了这笔欠款，才免了牢狱之灾，只被拘留了几天，从此再没碰过麻将纸牌。

我家在江苏的一个小城，背靠阳澄湖。2000年前后，大闸蟹一下兴旺起来。在县政府有意的扶持之下，镇上不少人都投身其中，有的赚了不少钱。

舅舅看得眼馋，到了2002年，厂子效益不好，他没多想，便匆匆辞职，买了一辆小货车，开始十里八乡收螃蟹倒到外地去卖。为此，外公气得扔拐棍敲桌子，直言他是个败家子：“好好的铁饭碗不端，搞这些乱七八糟的鬼东西。”

舅舅从不跟外公正面冲突，点上根烟，任亲爹吹胡子瞪眼他自岿然不动。外公一来二去也不再管他，算是默认了他的事业。

舅舅的贩蟹生意做了一个秋天，期间钱赚多少我已没法考证，只知道有一次撞死了别人一头猪，有一次开车翻下了桥毁了一车蟹，这两次都赔了不少，想来应该是不赚钱的。

第二年开春的时候，舅舅卖掉了小货车，正式宣告自己第一次创业失败。别人旁敲侧击地问他挣了多少，他总是嘻嘻哈哈地回答：“不多不多，刚能买一山头水牛！”

那时，我妈妈在做倒卖水泥的生意，邀舅舅入行，舅舅随即开始了第二次创业，给工地供应水泥沙土。这生意挣的钱安稳，牢靠——那几年经济不错，很少有人赖账，舅舅只做了大半年，手上便有了一小笔积蓄。

2003年下半年，舅舅联系上了淮安的一处正在施工的铁路工地，给他们供应沙子。货源是舅舅从安徽找来的，用船从淮河送过去。

淮安有我们家的亲戚，舅舅为了省事儿，便请了他自己的小叔在那边的码头接应，顺便代收货款。这位小叔是我外公最小的弟弟，几十年前淮安闹饥荒，他拖家带口跑到了我外公这里，在我外公的接济下才不至于被饿死，有这份恩情和亲戚关系在，舅舅很放心。

然而，一个礼拜之后，舅舅打电话过去询问货款时，小叔告诉他对方还没有给钱，说是要再缓两天，舅舅信了。又过了3天，还是没有消息，舅舅这才感觉不对劲。

他没有通知小叔，自己直接坐车来到淮安，找到工地负责人。对方听他说完显得很是诧异：“钱当时就结清了啊，我们这边从不赊欠的。”说完，还拿出了有小叔亲笔签字的收据。

舅舅的脑袋“嗡”地一声，赶忙往小叔家中跑。快到的时候，远远看见小叔家原本的破房子已经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幢正在施工的楼房，第一层已经盖好了。

这笔货款一共7万块钱，被小叔一分不落地昧了下去。舅舅怒火中烧去找他理论，却只见到了自己的堂姐弟。他们听了舅舅的话也显得非常吃惊，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自己的父亲了。

那位小叔在舅舅进屋之前就从后门溜走，后来的一两年时间里都鲜有露面。舅舅和我妈妈多次上门讨要说法，却都被一帮亲戚挡了下来：“算了，就这么一门亲戚了，以后还要处，他现在确实没钱，你打死他也没用啊！”

我妈妈想过去起诉，就是不让这个小叔坐牢，也起码把钱给要回来：“他盖了房子就收他的房子，总不能这么不明不白就便宜他了！”

可在亲戚们的斡旋之下，舅舅心软了，最终没有照我妈妈说的做，将这桩冤枉事硬生生咽了下去。两年以后，我的外公去世，那位小叔终于露面前来吊丧，舅舅依旧好生招待，对这笔钱只字未提。

2004年，舅舅看中了建筑材料行业的前景，于是停掉了手上的沙石生意，转而在离我们老宅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块地，办了一个制砖厂。砖厂占地15亩，前期大概投了五六十万元——其中一条配套的生产线便价值四十多万。厂里除了他自己之外，我妈妈和大姨也占了部分的股权。

就这样，舅舅的第三次创业，开始了。

厂子主要生产各种水泥砖块，多孔的，实心的，加起来大概有四五个种类，每块的利润在1毛至5毛之间（按大小），主要供应本地和周边几个县城。

建厂之初，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客源。舅舅隔三差五地往周边的城市跑，甚至一度跑到安徽寻找销路。他不会使用电脑，出门便背着那个以前上班时背的旧黑色公文包，里面装满了厚厚的资料。后来客户说没有实物，看不出所以，舅舅便索性在包里揣着两块砖头样品去给他们看。舅舅背着这两块砖，在大夏天里不知道跑了多少地方。公文包的肩带很快被磨得没法再背，不日便光荣退休了。幸亏那时的车站查得还不像今天这样严谨，否则不知道他要被扣下多少回。

一个月后，之前他拜访过的一家公司终于给他回了电话，说他们最近要开发一个新楼盘，需要空心砖，让舅舅给他们先送一批试试。

舅舅喜出望外，连着加班了好几天，赶出一批货来。送过去后，客户非常满意，于是舅舅顺利拿到了自己砖厂的第一笔订单。那时厂子里只有一个工人，舅舅跟他承包了所有生产、垒堆（砖产出来之后需要堆在阳光下暴晒定型）、装车的工作。舅舅每天早上4点就起，中午11点钟回来匆匆扒一口饭，睡上半个小时，便又赶往厂里。一个夏天下来，舅舅整个瘦了一圈，人也黑得跟碳似的。

舅舅砖厂的砖头质量很快在业内传了开来，厂子里接的订单越来越多，赶紧又招了几个工人。可正当工厂开始有起色的时候，我们家却横生变故——我外公病重住院，不久便去世了。

外公走的时候只有61岁，他生前的身体一直不好，临终的最后几天已经说不出话。他没留遗嘱，只对自己的墓地有一个要求：要建在能看见儿子工厂的地方。后来家里人在后山选了一块地，依山傍水，那里一眼就能将舅舅的工厂看得清清楚楚。

出殡那天，舅舅作为长子，捧着外公的照片默默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垂首不语。然而，等棺椁入土的那一刻，舅舅突然疯了似的扑到了坟前，泪似泉涌，声如裂帛，家里人好不容易才将他拉开。

后来我才知道，舅舅一直以来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外公有生之年能搬出老宅、住上新房，这个没实现的夙愿，成了他之后数年里心中最大的遗憾和隐痛。

处理完外公丧事后不久就是新年，按着农村的规矩，家里有至亲去世，3年之内不能放烟花爆竹，因为会惊走寻家的亡魂。舅舅这一年除夕的夜里一个人在院中抽烟发呆，第二天吃完午饭，家里人突然发现没了他的踪影，电话还关机。直到傍晚，他才醉醺醺地回来——原来他一个人买了烟酒、烧鸡去了外公坟前，陪外公说话了。

舅舅的眼光果然很精准，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国内的房地产业开始井喷式发展，建筑材料的需求量随之激增。砖厂的订单雪花似地涌来，舅舅每天忙得像个陀螺，索性在工厂办公室放了张床，若是遇到下雨天没法开工，舅舅才能歇上一会儿。

砖厂稳步壮大，在2007年达到了顶峰——舅舅又进了一条生产线，和原来那条一起，总价值超过百万，工人也请了20多人；除了雨天之外，机器终日不停，砖块源源不断地销往各处。一年下来，利润大概有30多万。

舅舅的荷包终于鼓了起来，他给自己买了一辆十几万的越野车，出来进去，风光无限。还有位客户在结账的时候用一套商品房的首付作为抵押，黄金地段，价值不菲。

时年正值我们老家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镇里将舅舅作为优秀企业家给报了上去，并成功当选。电视台特意派人前来专访，舅舅西装革履，在一摞摞的青砖之前缓步走过。这条1分钟的片子在我们地方台滚动播出了好几天，为舅舅挣足了面子。

2007年下半年，我外婆发现自己耳后有了鹌鹑蛋大小的疙瘩，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腮腺瘤，良性的，经过手术，很快便康复出院了。但这件事让舅舅又想起了外公给他留下的遗憾，于是，一年之后，他便叫来了一队铲车，将家里的老宅推倒了。

舅舅没有跟我妈妈和大姨商量，等她们接到外婆的电话赶回去时，老宅已经是一片废墟，只留了一小间前屋给外婆暂住。看着舅舅脸上止不住的得意之色，我妈妈和大姨也没有说太多，只怪了他两句做事专断，便不了了之了。

新房子很快盖了起来，完全没有了之前破旧小院的模样——3层高的小楼红墙红瓦，玄关前竖了两根洁白的大理石柱。院落被黑色栅栏围成了一圈，20多级台阶下，还立了两头石狮子。这幢房屋虽然称不上雕梁画栋，但在当时的农村还是显得分外扎眼。有人在背后酸言酸语：牛什么，看着吧，他们家不会好太长的。

这些话传到舅舅的耳朵里，舅舅一笑置之，好像是为了故意气他们似的，隔年外婆的70大寿，舅舅更是铆足了劲儿地办：先是从南京请来了最贵的司仪作为主持；又在院中搭了一个小小的舞台，请了变戏法的艺人、县艺术团的歌手；晚上鞭炮在院子外绕了两圈，和着烟花连放了小10分钟。除此之外，舅舅还给外婆准备了1万块钱，分别装在了100个红包里，分发给前来磕头的小辈。

流水席办了3天，远房的亲戚、周围的邻里尽数邀请到场，那段时间，就连镇上的人也知道这里有个周老太太，70岁了。

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居然是我们周家和舅舅共同的运势顶点。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新闻报纸都在渲染一种经济低迷的萧条气氛，人心惶惶。

舅舅起先并没有在意，他始终认为，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影响的都是那些真正称得上富豪的人以及各行各业的龙头，像他这样的小企业很难受到波及，怎么看，经济危机都和我们这里相距甚远。

砖厂一切如常，一直到了2009年末，经济危机的余波才显现出了威力。

首先是好几家工地的货款都结不下来，工程方的说辞一致：没钱。

舅舅几乎每天都要去各个地方要债。有些地方好言好语，让舅舅再缓缓，说等自己上头给了钱立马就结；也有的地方态度强硬，搬出一副“我就是没钱，你能拿我咋地”的无赖模样。舅舅虽然气不过，但也无可奈何——好在之前砖厂效益一直不错，还能勉强支撑。

2010年五一之前，舅舅又去一家工地要债。那个楼盘的开发商是我们县的首富，家大业大，身价过亿，工地负责人是浙江的一个包工头，人高马大，据说是退伍军人。

他们欠的款其实不多，区区三四万元，可是包工头仗着身后有靠山，言语十分蛮横。舅舅着急，说话也冲了些。一来二去，二人都有了火气，包工头直接踹了舅舅两脚，舅舅不是对手，放了狠话之后仓皇离去。

回到家，舅舅觉得咽不下这口气，便找到县里一个混社会的朋友，纠结了一群20多岁的混混，带着铁棍板砖，冲到工地。那个包工头一开始看见舅舅来势汹汹，慌忙躲进了自己办公室里，任舅舅如何喝骂砸门，就是一声不吭。两分钟后，周围的工人闻讯赶来，包工头隔着窗户一声令下：“给我打！”双方便混战成了一团。

随着对方的人越来越多，舅舅这边渐渐落了下风。包工头显然也是动了真怒，大有不死不休之意，怒吼道：“把门给我关了，今天把这些人弄死在这儿！”

见那些工人就要去关工地大门，舅舅大喊了一声“快走”，一群人便边打边撤，千钧一发，总算逃了出来。

这一架打完，舅舅连同两个小年轻挂了彩，受了些皮外伤；对面倒下了3个工人，事后诊断，均是不同程度的骨折。好在工地里有人报了警，警察及时赶到，才没有让事态恶化。

两拨人都被警察带走，受伤的送医，没事儿的拘留。舅舅去医院给额头缝了两针后，也被拉走去做笔录了。我妈妈和舅妈听到消息，被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赶去警局，担心之余，少不了对舅舅又是一阵数落。

“能不怕么？当时你舅舅缝针的那家医院都是那个开发商的，我们是真担心多留一会儿就来人把他架走了。”我妈妈现在提起来这事还心有余悸。

这件事情后来处理了近一个月，最终对方不予起诉，选择和舅舅私了。舅舅除了拿不回货款之外，还倒赔了对方14万多元。

到了2011年，工地的货款越来越难要，舅舅手头的余钱也渐渐难以为继。雪上加霜的是，银行在那两年对民营中小企业放贷的管控也严格了起来，舅舅的砖厂一下子变得举步维艰。

砖厂机器一开，光是电费每天就得近2千元，更不提还有一众工人的工资。用电是“预存制”，电卡里面没钱之后会立马断电，舅舅为了保证工厂正常运转，想尽了各种办法，把能借来钱的人都借了个遍，见天就往各样的地方商业银行里跑，请客送礼，陪吃陪玩。

但饶是如此，也是收效甚微，批下来的贷款寥寥无几。

一个周末，我放假回到老家，看见舅舅待在家中，院子里空空荡荡，那辆他最珍而重之的越野车也不见了。

“抵押了，这阵子过去能拿出来的，不用担心。”舅舅吸了一口烟，眼中满是疲累。

舅舅的车果然很快拿了回来，但再接下来的一两年内，这辆车又被抵押出去七八次，几乎是隔俩月就要消失一段时间。

除了车子，舅舅拿去抵押的还有各种产业：县里的那套房子给别人抵了债；早年他承包的1万多颗树也没能幸免，靠林业产权证换了15万资金——那曾经是他最大的底气，他以前常常跟我的表哥念叨：“等这片林子再过几年成材，我养老和你结婚的钱就都有了”，然而如今情势艰难，他也不得不忍痛割爱；厂房和新楼就更不用说，先后被他抵押出去换了贷款；到最后，他甚至借了高利贷，从1分利到5分利，加起来有50多万元。

2012年，我妈妈的水泥生意也损失惨重，欠下一屁股外债，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躲了出去，远走他乡，另谋生路。而舅舅却一直在苦苦支撑，想熬过这场寒冬。他始终坚信，“凤凰浴血，不破不立”，这难关如果能过去，我们家才能真正算得上飞黄腾达。

然而，事情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2013年初，家里的多项贷款纷纷到期，与之一齐到期的，还有各种舅舅向私人借的款项。年关将近，大家都等钱过年，债主们纷至沓来，堵在门口，举着借条向舅舅要债。

“周老板，上次那笔款子给结了吧，家里年货都没钱买了。”

“周老板，之前那笔钱你说几天就给的，现在都过去两个月了，你看我也没催。你多少给点吧……”

“周老板，小孩明年学费都没钱交了……”

……

舅舅把这些债主聚集到一楼的客厅，好酒好饭招待，腆着脸赔不是：“都理解下吧，今年大家都太难了……”

他话音未落，有人突然一把摔掉了桌上的酒杯，怒道：“你难？你大房子住着，小车开着，我前两天听人说你跟人打牌就输了好几万，你怎么不想着先给我们把账还上？”

舅舅慌忙摆手：“谣言！绝对的谣言啊！我都不碰麻将好多年了……”

然而，债主们的情绪已经被煽动起来，再不听舅舅解释，嚷嚷着让他还钱。有几个脾气不好的冲上楼去，把舅舅的卧室翻了个稀巴烂，顺带着还把二楼的花瓶桌凳给砸了不少。表哥和舅妈躲在外婆房间，安慰着抹泪的外婆。

这群债主在舅舅家闹了好几天，期间吃喝不提，到了晚上还要开了空调拿了棉被让他们在客厅过宿，直到大年二十九，这些人还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在我们那里，除夕债主不走和初一就被人上门要债，都是极丢人的事情，舅舅没有办法，决定再出去碰碰运气。

浙江金华有一位姓严的承包商还欠舅舅5万多元，舅舅思来想去，觉得他这里最有希望，起码要回一部分解了燃眉之急再说。他一路风尘仆仆赶到了浙江，凭着之前的一点信息找到了承包商的家。那是一个高档住宅的别墅区，一看就是有钱人住的地方。舅舅精神一振——有戏！

然而进了门以后，舅舅傻眼了：只见别墅内的场景和自己家里如出一辙——沙发、凳子、楼梯上坐满了男男女女，面色阴沉，一看就是债主。舅舅粗略算算，足足有40多位。

开门的像是女主人，神情疲惫，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瞥了舅舅一眼便淡淡道：“老严已经半个月没回来了，你愿意等就在这等吧。”

舅舅坐了半个小时无果，告辞了。回到县城，舅舅又去朋友处好说歹说，磨破了嘴皮才算东借西凑了一点钱，回到家里分给了债主。这笔钱很少，跟欠下的总数比起来九牛一毛，拿到手的人，有的叹了口气，拍拍舅舅的肩膀走了；有的则骂骂咧咧，嘴里不干不净。但不管如何，总归是把这些人给打发了。

一家人总算能够坐下来吃顿年夜饭，然而桌上冷冷清清，大家都没什么胃口——那时我在广州和母亲一起躲债，过年都没有回家；小舅和大姨两家也在外地，好几年除夕没有回来了。家里的人气一下子少了大半。

晚上，表哥打来电话，先是给我们拜年，说着说着就哽咽了起来：“老姑，我们家可能真的要散了。”

过完年后，情况依旧没有好转，反而有愈来愈糟的迹象。

舅舅上门要债，却发现很多工地都已经烂了尾，比如我们县里一个知名的酒店，两年前就开始翻新，年前还有一大票工人在哼哧哼哧地干活，可是等到年后蓦地不见了踪影，半截新的酒店就这么生硬地嵌在路边，往后好几年都不见开工的动静。很多债主家里都已经人去楼空，更甚者还被法院贴上了封条，舅舅站在这些债主门口，茫然无措。

砖厂订单也开始减少。那两年，市面上水泥砖开始走了下坡路，红砖又重新抬起头来，而舅舅生产的都是水泥砖，现在再换生产线肯定不太现实，也没那个资本。

这成了压死舅舅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粗略算了算自己手中的债务，别人欠自己有100多万，而自己欠别人的已经高达了300万。仔细想来，那两年家里盖房子、做寿、买车、购置新的生产线，一桩桩一件件，其实并没有余下太多存款。而舅舅总觉得先把这些置办好了，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简单的。可他万万没想到，大厦将倾，事前真的不会有一点预兆。

舅舅陷入了深深的焦虑和自我怀疑之中，愈发感觉自己可能真的挺不过去了。身边又有哪个老板跑路的消息一直不断，舅舅开始动摇了。

那年清明过后不久，厂里的生产线已经近乎停工，工人也被辞退得所剩无几，舅舅整日除了出去要债，便是躲在家中，楼都没下过几趟。家里的生活开支完全靠着舅妈在外面打一点零工的收入，舅舅在家里的声音都不自觉地小了许多。

一天中午，刚从厂里回来的舅舅正摊在床上看电视，门外忽然传来了敲铁门的声音，住在一楼的外婆去开门，不一会儿领了几个警察来到舅舅卧室：“儿子，他们找你。”

“周生强是么？有人去警局报警，说你涉嫌非法集资和诈骗，请跟我们走一趟。”

舅舅愣了几秒，然后便默默地下床穿鞋更衣，在外婆一脸忧色和邻居的指指点点中坐进了警车——原来当时舅舅好几笔欠款已经到期，几位债主气急败坏，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联合到了一起，去警局报了案。

这件事情惊动了在外地的我妈妈，她连忙联系关系，找各种中间人说情，让债主们再缓上几天，而后警方也认定这属于民事纠纷，建议债主去法院起诉，关了舅舅几天后，便将他放了。

这几天舅舅在拘留所里如何过的，我不得而知，但他回来后腿上长了不少湿疹，“里面太潮了”。

一大堆的债务仍旧还要面对，舅舅东奔西走，可是收回的钱寥寥无几。债主依旧频频上门，好几次还差点动了手。弄得全家都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舅舅欠钱最多的一位债主，是我妈妈的一位朋友，当年舅舅经我妈妈牵线，陆陆续续向她借了不少资金周转，算下来已有近150万。她看我舅舅山穷水尽，提出一个办法：“厂子转到我儿子名下，作价100万，这样既能抵掉部分欠款，另外法院也没法动了。”

那时去法院起诉舅舅的人很多，封掉砖厂只是早晚的事情，厂里的机器使用了这么多年，折旧不止一点半点，夸张的说，“如今只能当作废铁去卖”。我妈妈的这位朋友算仁至义尽，舅舅心中虽然感激，但想到多年心血就要落入他人手，还是不免郁闷了好几天。

形势不由人，舅舅最后还是同意了。清空办公室的那天，他在厂里的空地上坐了很久，那里本该堆放着成千上万的砖头和轰然来去的货车，如今却只剩青青野草和浮灰。

心里没了依托之后，舅舅紧绷的那根弦断了，欠债终于让他感到了疲倦和麻木，同时涌来的还有深深的无力感。他忽然明白，其实自己不必死守在这里，过去那些因为面子和底线带来的执著，顷刻间烟消云散。

“这年月因为欠债逃出去的多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这句话成了往后几年他自我安慰的口头禅。

于是，他想通了、逃走了。

2013年6月份，我接到外婆电话，说舅舅和舅妈离开了老家。

他们的第一站是兰州，舅舅不知道从哪儿听到的消息，说兰州有个新区亟待开发，有很多项目在招商。他觉得是个机会。他在临行前做了不少准备，又一次挨个光顾了自己的债务人一遍，把能要的钱都要到了手里——不多，6千块，加上一辆别人抵给他的、极破旧的桑塔纳。

舅舅不敢坐火车，因为害怕会留下乘车信息，从而被人顺藤摸瓜地找到。结果这一趟的花费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光是油费和过路费就花了5000元。他到了兰州两天后就匆匆卖掉了车，换了2000块钱生活费。

投标也不顺利，一个政府的项目，门槛还是比较高的。他如今身无分文，又拿不出证明自己能力的东西出来，人家根本不会理他，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等待。

他和舅妈租下了一套小小的屋子，准确的说是个车库，大概六七平，堪堪能塞下一张桌子，一张床，空余的地方放双鞋都显得拥挤。灶台是钉在墙上的一块木板，离它不远处就是马桶和淋浴，真正的“厨卫浴”三室一体。有个窗户可以透气，窗外两棵繁茂的树木挡住了所有的阳光。

房租每月只要300块，但舅舅仍觉得有些贵了，“比拘留所好不了多少”。

安定下来的舅妈找了一份洗碗的工作，工资每月1500，一天8个小时，做6休1。舅舅一直在等开发区的消息，始终没有找份正经工作。会有人请他去面谈，但最后往往都是客气地说下次可以合作。

西北的天气干燥，舅舅和舅妈过去没多久皮肤就开始出了问题，抓心的痒；嘴唇干得厉害，每天喝多少水都无济于事；饮食也是个老大难——我们老家人吃饭讲究清淡鲜甜，舅舅虽然平时没那么精致，但也实在吃不惯西北的羊肉和面食。不出两月，两个人双双瘦了十多斤，舅舅调侃：“倒是把你多年减不下去的肥给解决了。”

舅妈没有这份苦中作乐的心思，只能苦笑。

舅舅“跑路”的消息没过几天就在老家传了开来，债主们纷纷前来堵门，要我外婆告诉他们舅舅的下落。外婆是个刚强的女人，她端上茶水打开空调，凳子不够就去楼上搬，该尽的礼数分毫不差，可关于我舅舅的行踪，一问三不知。（事实上她确实也不清楚我舅到底去哪了）

债主们气急败坏要拿家里的东西去抵债，外婆闻言冲角落的立式空调努努嘴：“家里唯一值点钱的就这个了，你们要就拿去吧。”众人寻思这么热的夏天要真把老太太热出个好歹也说不清楚，况且那么多人，一台空调也不够分，便作罢了。

还有人报警，但警察来了也无可奈何——毕竟这是民事纠纷，况且那几年逃出去躲债的人太多，警方早已习以为常，警告了两句“别闹出事来”，便回去了。没办法的债主们在门口骂了两句，只好悻悻离开。后来日子久了，债主们都明白我舅舅确实是跑路了，因此很少再来。

那段日子，外婆不仅要担心自己的一双儿女在外如何，白天还要在人前挺直腰杆，保住周家仅有的一点尊严：她照常出去打牌串门，没有一点落魄样子，只是在回来的路上看见路上的易拉罐时，会不动声色地踩扁踢到路边，等第二天凌晨再来捡走。大姨和小舅都提过把外婆接过去住，但外婆很倔，觉得离开老宅子是件丢人的事情。好在她每月有退休工资，虽然不多，但吃喝足矣。

10月份的时候，法院忽然上门贴了封条。在外面躲了大半年的舅舅不得不偷偷赶了回来，趁夜从后门溜进了家中。这次执行，是因为太多人去法院告舅舅欠债不还，法院只好冻结了舅舅的账户，强行封掉了家里的新楼。

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县城里的那套房子抵押出去以后，家里的新楼已经成了舅舅的“唯一不动产”，法院无权拍卖，因此，外婆好赖算是还能有个容身的的地方，她第二天就揭掉了贴在前后门的封条，每天照常出入。有人提醒她这是犯法的行为，她平静地说：“我撕的，要抓就来抓我吧。”

舅舅安抚好了外婆，没敢逗留，第二天乘着夜色又回到了兰州。他比上次离开时还要拮据，只能坐30多小时的火车，还是站票。

下车的时候，舅舅腿一软，虚脱着跪在了站台上。

在2013年底到2016年初这3年时间，舅舅一直在甘肃、陕西附近辗转，包个工程东山再起的梦没有实现——毕竟没有正经学历，想再做生意也找不到门路和本金。他心灰意冷，终于也出去做活打工。做过泥瓦匠，给人开过铲车，还去应聘过清洁工人，但扫了两天马路便不干了。

家里的债务他回去处理过几次，有些三角债通过债务转移偿还了一部分，剩下的高利贷，利滚利下早已翻了数倍之多，他无论如何也还不上了。他找到中间人，勉强还上了本金，剩下的，协商着写了还款合同，每月少量归还。还有些债款他无能为力，只能让它们烂在那里。

我们县城的那个首富跳了楼，据说是因为投资不慎，资金链断裂。舅舅听到这个消息后，常常念叨：“你看，我当初如果一直留在家里，说不定就是和他一样的下场。”

2016年初，绍兴有一家舅舅老朋友开的饭馆招厨师，经过联系，让他去了，工资5千，没休息。

他跟舅妈从甘肃回来时，特意走了一趟常州，看望我表哥。临行前，表哥不忍他们再受绿皮火车那份颠簸之苦，想给他们买动车票，谁知在手机上一查，舅舅和舅妈双双被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舅妈之前也帮舅舅贷过款），动车高铁飞机这些高消费的东西，他们都坐不了了。

得知自己已经成了“老赖”，舅舅苦笑一声，对表哥说：“没事儿，就大巴吧，也挺舒服。”

在浙江待了一年，饭店经营不善倒闭了。舅舅听别人说跑网约车能赚到钱，又用表哥的名义“零首付”买了一辆国产SUV，总价值11万元，分两年还清。然而几年没有开车，他交通安全意识早已淡薄，时不时压线、超速、违停，一年下来，违章扣掉的分数加起来有110分。表哥气得跟他大吵：“现在是没年审，年审一到，你最少要被罚款一两万，谁有钱给你还？况且现在你被抓到就是无照驾驶，赶紧消停下来吧！”

2018年春节之前，小舅在南京给舅舅张罗了一处店面，主卖板鸭、海带丝等冷菜，舅舅欣然前往。生意起先还不错，但后来也慢慢淡了下去，勉强够舅舅两口子糊口。舅舅想去接着跑网约车，被小舅和表哥喝止：“南京市省会城市，这方面的管理力度很大，抓到你无照驾驶，谁都帮不了你。”

后来舅舅找了一份夜间保安的兼职，工作不算太累，有床可以休息，工作只要起来开开门便可。从此他白天在店里帮忙，晚上就去值班，总算安定了。

这年9月，家里的房子要拆迁，舅舅回去处理，折腾了1个多月，最后补偿了72万。因为负责拆迁的人跟我们家还算有点关系，稍加运作，留了20多万给我外婆盖新屋，其余的钱，没经舅舅的手，就被法院收走还给各位债主了。

拆迁之后，外婆被接到南京，我小舅和舅妈两边轮流照顾，每每提起老房子，外婆便会快速哽咽起来：“我无能，没给你们把窝守住啊！”

用拆迁款还掉了欠款后，舅舅“老赖”的身份没有了。他在心里算算，发现自己的债务好像已经所剩“不多”——欠银行的贷款几乎都被担保人扛下，只要还给这些担保人钱便可，公家是不会起诉了；有些债主自己也欠了大笔外债，跟舅舅一样逃到了外边，音讯全无；至于剩下的寥寥几家债主，舅舅就只能寄希望于他们察觉不到自己已经回来了——是的，他想回家了。

离2019年元旦还有几天的时候，舅舅转掉了南京的店铺，跟舅妈一起回了家。他们在县里租了一套两居室的小房子，和我外婆同住。一个老朋友给舅舅提供了一份看管仓库的工作，每天12小时，两班倒，工资3000多元。老友知道舅舅这些年的经历，也知道他至今仍然欠着不少外债，有心袒护，并未对旁人多说什么。

可纸里包不住火，舅舅回来的消息还是传了出去。今年5月，舅舅上班的厂里突然来了3个检察院的人，找到舅舅之后，不由分说，直接将他押走了。

“不知道是谁出卖了我爸，通知了那些债主。债主们去法院起诉，关了我爸30多天。” 我表哥说，顿了顿，又道，“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只要有一个人起诉，最多可以关15天，而且可以累加，也就是说只要债主够多，能一直关到你死！”

舅舅在拘留所的1个多月里，每天只有饭团可以吃，早中晚3顿见不到肉、菜的影子。出来之后舅舅一直喊着胃疼，舅妈给他熬了几天的小米粥才有所好转。

“我记得当年进去还是有烟可以买的，现在啥都没了。”他说。

债主们最终撤诉了——舅舅从原本该给外婆盖新房子的20万里拿出了几万块钱先还了一部分债，并且效仿之前的做法，拟定了一份还款协议，这才令债主们作罢。

为了这篇文章，我特地找舅舅聊了很久，临了，我问他：“咱家现在到底还欠多少钱，有100万么？”

他沉默了一下：“没有一百也有七八十吧，算不清了。”

我能感觉的到，舅舅上了年纪，去年的车祸可能也让他的脑袋有点糊涂了，又问：“那再有人起诉怎么办？”

他这次回答得很快：“那还能怎么办，该还的还，该关的关，反正外面，我是再也不想去了。”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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