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抑郁的？丨人间

安德鲁·所罗门人间theLivings 2021-03-15

我一直过着不错的生活，对此我很感恩。在外人看来，我也着实过得不错。那我的抑郁到底是来自哪里呢？它究竟来自何处，它是一直存在着，只是之前隐藏在表面之下，还是像食物中毒一样忽然来袭，我必须弄清楚。

配图 |《海边的曼彻斯特》剧照

前言

抑郁对人类的困扰，远比我们想象得更广泛、更久远。一半的人口可能在一生中经历一些抑郁状况，10%会发作一次重性抑郁——这还只是就医确诊的部分。夫妻各向第三方倾吐自己的抑郁，却彼此蒙在鼓里；贫困者、前现代文明的人一样饱受抑郁的折磨乃至社会的苛待，却长期得不到正视。战战兢兢隐藏自己的抑郁患者，可能就是我们的至亲好友，甚至我们自己。作者安德鲁·所罗门既是“资深”抑郁患者，也是擅长写作的心理学博士，还出身药物研发家庭。他在这本《正午之魔：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中，将他本人的经历以及抑郁症的现况与历史等方面都倾注笔端。对于抑郁症的相关困惑，作者都给予了深思熟虑的回答和温情款款的启发。比如，有人不理解为何总有些以社会标准来衡量的幸福、富足的人却患了抑郁症？

我其实是在基本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之后，才体尝到抑郁的。1994年，我的母亲已经离世3年，我也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我那时第一本小说正在出版过程中，跟家人关系也不错，刚顺利地从一段两年的激烈感情中全身而退，又购置了一幢漂亮的新房子，同时还在为《纽约客》写稿。我的生活终于步入正轨，任何陷入绝望的借口都不复存在，就在这时，抑郁迈着轻盈如猫的脚步悄悄潜入，毁掉了所有一切。我深深感到，这种情况下陷入抑郁实在是没有借口。你经历创伤、生活一团糟，这时陷入抑郁是一回事；但你终于走出创伤，生活开始有条不紊，这时却坐等抑郁，会令人非常困扰不安。当然，你可以觉察到一些深层原因：长久以来的存在性危机、本已遗忘的来自遥远童年时代的伤痛、对他人犯了小错而他们已离开人世、因自己的不慎而失去友谊、自己确实不是托尔斯泰那样的文豪、世上没有完美的爱、贪婪与恶意的冲动竟如此贴近你的内心……诸如此类。而现在，回顾所发生的一切，我认为我的抑郁来得既合情合理，也无药可救。

就某些重要的物质条件方面而言，我从未有过艰苦的生活。大多数人如果在一开始能有我这一手牌，都会相当开心。以我自己的标准看，我有过顺境也有过逆境，但这些短暂起伏尚不足以解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假使我的生活更艰难一些，我可能会对我的抑郁有非常不同的理解。但事实上，我的童年很愉快，父母深爱着我和弟弟，我们兄弟之间相处也很融洽。我的家人关系紧密，我甚至从未想象过父母会离婚或发生真正的冲突，因为他们彼此深爱，虽然他们时常也会为这样那样的小事争吵，但从未怀疑过对彼此以及对我和弟弟全心全意的付出。我们的生活从来都很富足。在小学和初中时我并不多受欢迎，但高中结束时我也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和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学业上我也一直表现不错。小时候我是个有些害羞的孩子，害怕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到拒绝——但谁不是这样呢？到我上高中时，我已经觉察到自己有时会情绪不稳，但这对一个青春期少年来说也不稀奇。之后我进了大学，在那里享受了无比快乐的一段时光，认识了很多亲密的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我全力学习，尽情玩乐，情感和智识都拓展到全新的广度。某些独处的时刻，我会突然感到一阵孤独甚至恐惧。这种状况只是偶有发生，倒没什么严重后果。之后我到英国读硕士，完成学业后，我水到渠成地开始了职业写作的生涯。我在伦敦住了几年，有很多朋友，也经历了一些情事。从多方面看，一切都差不多是一如往昔。我一直过着不错的生活，对此我很感恩。在外人看来，我也着实过得不错。那我的抑郁到底是来自哪里呢？它究竟来自何处，它是一直存在着，只是之前隐藏在表面之下，还是像食物中毒一样忽然来袭，我必须弄清楚。

经历了第一次崩溃后，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不间断地、原原本本地记录下自己早年经历的困难。才慢慢从过去的事儿中，找出一些隐伏着的“线索”。我是臀位分娩出生，有些作者认为臀位分娩与早期创伤有一定关联。我有阅读障碍，但母亲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在我2岁时就开始教我一些弥补之法，它就也从未对我造成严重妨碍。小时候，我善于言辞但协调性不足。我向母亲询问过自己最早的创伤经历，她说我学走路并不容易，虽然我学说话看起来毫不费力，但动作控制和平衡发展得很晚，也不太好。她告诉我说我总是跌倒，哪怕只是要我尝试站起来，都要给我很多鼓励。很自然，之后我不爱运动，这也让我在小学里不是很受欢迎。不被同龄人谅解当然让我难过，但我总是有几个朋友，也总是喜欢跟大人相处，而大人也喜欢我。对孩提时代，我有许多古怪凌乱的记忆，但几乎所有都很开心。曾给我治疗的一位精神分析师告诉我，我的早期记忆有一条模糊的线索，但我自己不太体察，在她看来这可能意味着我曾在童年遭受过性侵。这当然有可能，但我从未能串联起这方面令人信服的回忆，也找不到其他证据。即使发生了什么，也一定很轻微，因为我小时候大人检查得很仔细，如果有任何瘀青或伤害，他们一定会看到。不过，我记得6岁时在夏令营中发生的微不足道的一幕，我却忽然毫无理由地陷入恐惧，至今仍历历在目：前方是网球场，右手边是餐厅，离餐厅大概50英尺远有棵大橡树，我们就坐在树下听故事。忽然间，我一动也不能动。我无法自拔地感到有些可怕的事迟早要降临在我身上，而我只要还活着就无法解脱出来。在那之前，生活好像一直都是块坚实的地面，让我立足其上；但忽然间地面变软、塌陷，我开始滑落其中。如果一动不动地站着，我也许还没事，但只要一动，就会再次陷入危险。我该向左、向右还是向前移动，似乎成了异常重要的选择，但我也不知道哪个方向能拯救我，至少当时不知道。幸好有位指导老师走过来，告诉我要抓紧时间，游泳活动我已经迟到了，这才打破了那种情绪，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记得那感觉，只希望它不要再来。我想，对小孩子来说，这类事情不算少见。成人的存在性焦虑虽然可能很痛苦，但通常可以凭自我意识与之抗衡；而第一次意识到人的脆弱，第一次得知人终有一死，对孩子来说是过于残酷和毁灭性的体验。我曾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侄子和几个教子身上。如果说在1969年7月的格兰特湖营地，我明白了我终有一死，这种说法显得太过浪漫而傻里傻气；但我当时确实在无意中、没来由地发现，原来我是脆弱的，原来我的父母并不掌控世界和世间发生的一切，而我也永远无法掌控这一切。我记忆力不好，所以自从夏令营那次事件之后，我总是害怕时光的流逝会带走什么，于是我晚上会躺在床上，尽力记住那天发生的事，这样我就能留住它们——那是一种无形的占有。我特别珍视临睡前父母给我的晚安吻，我一度在睡觉时枕着一层纸巾，我想，如果那些亲吻从我脸上滑落，还会被纸巾接住，这样我就能把它们收好，永远保存起来了。

从高中开始，我就意识到自己在性方面的困惑，我想这是我人生中最难以应对的情感挑战。我用自己的善于交际掩盖了这些事，让自己不必去直面，这种基本的防御方式一直持续到我大学毕业。有几年我不太确定自己的性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与男性和女性都有情感经历，这尤其令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我时不时会陷入一种强烈的焦虑情绪，却没有特定的对象，奇怪地混合着不知从何而来的悲伤和恐惧。这种感觉侵袭我，有时是我小时候坐校车，有时是在大学星期五之夜的狂欢喧嚣淹没了隐秘的黑暗之时，有时我在阅读，有时我在做爱。每次我离家，这种感觉也总会来袭，至今仍是我每次出发的附带品。即使我只是出门一个周末，它也会在我锁门转身的一刹那倏然而入。等我归家时，它通常也会涌现。我的母亲、某位女友还有我们的某条狗，会在我回家时迎接我，而我竟会十分悲伤，这悲伤令我惊惧。我应对的方式就是强迫自己与人互动，这几乎总能分散我的注意力。我必须一直吹出欢快的曲调，才能逃离这份悲伤。大学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我也有过一次轻微的崩溃，但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在欧洲旅行，过着一直梦寐以求的夏天。那也可以算是父母送给我的一个毕业礼物。我在意大利度过了美好的一个月，然后去了法国，接着又到摩洛哥去拜访一个朋友。到了摩洛哥我就心生畏惧。我似乎是从太多惯常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变得太自由了，这让我每时每刻都感到紧张，就像是学校话剧开演前在后台候场的那种感觉。我又回到巴黎，见了几个朋友，愉快地重温了我们的旧时光，然后去维也纳，那一直是我向往的城市。然而我在维也纳无法入睡：到了维也纳后，我住进一家民宿，跟当地的几个老朋友见面，计划一起前往布达佩斯，整晚我们都其乐融融；之后我回到住处，一整夜都醒着，为我以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而惊恐不已——虽然我并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转天，我仍坐立不安，无法在坐满陌生人的房间里吃早饭，但外出后，我感觉好了一些，于是决定去参观一些艺术作品，心里觉得可能是自己之前安排得太满了。我的朋友们晚饭另有了安排，他们告诉我时，我感到心中猛然一震，仿佛告诉我的是一个谋杀计划。他们答应晚饭后跟我见面喝一杯。我没吃晚饭，我就是无法走进一个陌生的餐馆自己点菜（尽管我以前经常如此），也无法跟任何一个人攀谈。当我终于见到朋友时，我全身都在发抖。我们出去喝酒，我从来都没喝过那么多，感到暂时平静下来。当晚我又整夜未眠，头痛欲裂，胃部翻涌，止不住地担忧着前往布达佩斯的航程。接着我又熬过了一天，到了第三个无法入睡的晚上，我整夜害怕，怕得没法起来上厕所。我给父母打电话说：“我要回家。”他们吃惊不小，因为这次旅行之前，我一直在为能多待一天、多去一个地方跟他们讨价还价，希望能尽量延长自己逗留国外的时间。他们问：“出什么事了吗？”我只能说我不太舒服，这次旅行的一切也都没有我预期的那么激动人心。母亲很体谅我，说：“一个人旅行确实不容易。我之前想着你是见朋友；不过即使这样，也会很累人。”父亲说：“如果你想回家，就刷我的卡买张机票回来吧。”我买了机票，打包行李，当天下午就回了家。父母到机场接我。“怎么了？”他们问。我只能说我再也待不下去了。他们的拥抱让我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感到安全。我如释重负地哭了起来。回到我从小长大的公寓时，我很沮丧，觉得自己蠢极了。我搞砸了夏天的重要旅行，只能回到纽约，这里除了一如往常的琐事，没有什么好做。我连布达佩斯都没看到。我给几个朋友打电话，他们知道我回来了都很惊讶。我甚至都不想解释发生了什么。这个夏天剩下的日子我都待在家里，尽管和家人也有一些愉快的时光，但我仍然觉得无聊、厌烦、闷闷不乐。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渐渐淡忘了这些事。那年夏天之后我去英国读硕士，在新的国家、新的大学开始了新生活，并未感到恐慌。很快，我适应了新生活，交了新朋友，学业上也表现不错。我喜欢英国，似乎没有什么会再吓倒我了。之前那个焦虑的我留在了美国的大学，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坚强、自信、随和的我。我要是办聚会，人人都想来参加。我能与那些最亲密的朋友（直到现在还是我最好的朋友）促膝夜谈，非常享受这种深入而迅速建立的亲密关系。我每星期给家里打一次电话，父母也注意到我比以往都要快乐。我感到不安时就去寻求陪伴，我也总能找到。在那两年间，我大多数时候都很快乐，只有在天气不好、难以让每个人都马上喜欢我、睡眠不足、开始脱发等情形时才不快乐。唯一的抑郁倾向来自怀旧：不像埃蒂特·皮雅芙，我对任何事都心怀懊悔，只因为事已不再；早在12岁时，我就已经开始悲叹时光流逝了。即使精神最好的时候，我似乎也像是在与当下角力，徒劳地试图阻止这一刻变成过去。完成硕士论文18个月后，我几乎是心血来潮地决定要做个冒险家。我开始往返于莫斯科和伦敦之间，在莫斯科时，我还与当地的艺术家一起非法蹭住弃屋。一天晚上，我在伊斯坦布尔遭到抢劫，我反抗成功，劫匪跑了，从我这儿没抢到任何东西。我允许自己去考虑性方面的每种可能，把自己大部分的压抑和对情色的恐惧抛在身后。我留长发，又剪短。我和一个摇滚乐队一同表演过几次，也去看歌剧。我已经养成了想拥有各种体验的欲望，只要能负担，我就去尽可能多的地方，获取尽可能多的体验。我陷入爱河，也有了愉快的生活安排。

1989年8月，那时我25岁，母亲诊断出卵巢癌，我自以为无可挑剔的世界开始崩塌。我后来想，假如她没有生病，我的人生会完全不同；假如故事的发展不那么悲剧化，也许我一生都会有抑郁倾向但不会崩溃；或许我会在晚些时候崩溃，让抑郁成为我中年危机的一部分；也或许我还是会在相同的时间以相同的方式崩溃。如果我情绪的第一段历程是前兆期，那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则是触发期。大多数严重抑郁都会有轻微的抑郁前兆，这些前兆很多都未被注意，或者原因不明。当然，也有很多从未患过抑郁的人，在回看他们的人生经历时，能找到一些能称得上抑郁前兆的时段，这些时段之所以被遗忘，是因为它们可能引发的病症从未真正形成。我不想详述一切是怎样一点点分崩离析的。对那些了解这种消耗性病症的人来说，这很清楚；而对那些不了解的人来说，大概是怎样也解释不清的，就像对25岁时的我一样。只消说很可怕，就够了。1991年，母亲去世了，时年58岁。我悲痛欲绝。尽管我流了许多眼泪，感到莫大的悲伤，尽管我长久以来一直依赖的人离我而去，但在母亲过世后的那段时间，我状况都还好。我悲伤且愤怒，但没有失去理智。那年夏天，我开始接受精神分析。我告诉那位女分析师，在开始之前我需要一个承诺：除非她身患重病，否则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会把分析进行下去，直到我们完成它。当时她已年近70。她同意了。她是一位富有魅力、充满智慧的女性，有时让我想到我的母亲。我依赖于我们每天的会面，好持续遏制住我的悲痛。1992年初，我与一位聪明美丽、善良大方的女子相恋。在我们交往的时间里，她既奇妙无比，又很难相处。我们关系动荡，但大部分时候也很快乐。1992年秋天，她怀孕了，做了堕胎手术，这让我感受到了突如其来的丧失。1993年第四季度，我30岁生日的前一个星期，我们协商分手，双方都很痛苦。我生命的齿轮又滑落了一个。1994年3月，我的分析师告诉我她要退休了，因为在普林斯顿的家和纽约之间的长途往返令她疲惫不堪。之前我已经感到自己在和我们双方的合作脱节，也考虑过结束分析；但当她说出这个消息时，我仍然无法克制地大哭了一个小时。我并不是个常哭的人，自从母亲去世后，我还没那样痛哭过。我感到彻头彻尾的孤寂和背叛。之后，在她退休前，我们又花了几个月（她不确定需要多久，结果用了超过一年时间）来完结分析的工作。还是那年3月，晚些时候，我向这位分析师称诉我失去了感受力，某种麻木已经影响了我与所有人的关系。我不再在乎爱，不在乎工作，不在乎家庭，不在乎朋友。我写作的速度越来越慢，最后完全停了下来。画家格哈德·李希特曾写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不明白。彻彻底底。而这样的不幸甚至不会让我感到特别不快乐。”我也一样，发现所有强烈的情感都不见了，只剩下令人躁动不安的焦虑。我一向情欲（力比多）旺盛，还常因此搞出麻烦，但那种冲动似乎完全蒸发了。对肌肤之亲或浓情蜜意的渴求我本习以为常，而此刻却感受不到分毫，无论是街上的众生，还是一度相知相爱的熟人，都不能将我吸引。即使在声色场所中，我也一直走神，想着我还有什么东西没买，还有什么工作没做。我由是感到正在失去自我，不禁惶恐。于是我把一点点的愉悦“安排”进我的生活。1994年整个春天我都去参加聚会，试图让自己高兴起来，但没有成功；我去看朋友，试图跟他们拉近关系，但也不奏效；我买下过去一直想要的昂贵物品，却没有任何满足感；我逼自己去做从未尝试过的极端事情，看色情电影，向色情应召者购买极端的服务，想要唤醒我的情欲。这些新尝试并未让我特别害怕，却也无法给我任何愉悦，甚至谈不上任何疏解。我的分析师和我讨论这种情况后得出结论：我抑郁了。我们一起试图寻找问题的根源，与此同时我也感到了那种脱节感在缓慢却又无情地不断加剧。我开始称诉电话答录机里的留言让我喘不过气，缠得我脱不了身：我看到有人打过电话，通常是朋友，我就把这看作是千钧重担。每次我回了电话，就会有更多打进来。我也开始害怕开车。晚上开车时，我看不到路，眼睛也越发干涩。我总是觉得会忽然偏向，撞上防护栏或者另一辆车。驾驶在高速路上，我会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怎么开车了，只能惊慌失措地把车停在路边，一身冷汗。为了避免开车，我开始留在城里过周末。分析师和我一同回顾这种不安的忧郁从何而来。我忽然想到，也许我和女友分手就是因为我那时已陷入了早期抑郁阶段，又或者是那段关系的结束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我的抑郁。我试着找出症结，不断重新确定抑郁的开始时间：从分手时起，还是从母亲去世时，从母亲开始患病的那两年，从前一段关系结束，从青春期，还是从出生起？很快，我只觉得所有时刻、所有行为，都是抑郁的征兆。但当时我经历的还只是神经性抑郁，更多的是焦虑的悲伤，尚未丧失理智。情况似乎还在我控制之下，我所承受的好像是过往痛苦的某种持续，很多健康的人也在某种程度上熟悉这种体验。抑郁的降临犹如成年的到来，也是步步渐进的。

到1994年6月，我开始感到持续的厌倦。我的第一本小说在英国出版，虽然好评如潮，我却没什么感觉。我漠然地读着书评，无时无刻不感到疲惫。7月我回到纽约的家中，发现社交活动让我不堪重负，连交谈也成了一种负担。一切看起来都不值得那么努力。坐地铁更是难以忍受。当时我的分析师尚未退休，她说我已罹患轻性抑郁。我们讨论抑郁的原因，好像为一头野兽命名就能驯服它一样。我认识的人太多，做的事也太多，我想我可以试着削减一下。8月末，我突发肾结石，这种不适以前也有过一次。我给我的医生打电话，他保证说会通知医院，让我尽快进急诊室。但我到了医院后，却似乎没人接到过任何通知。肾结石疼痛难忍，我坐在那儿等待时，感觉好像有人把我的中枢神经泡到了酸液里，已经一层层地侵蚀到神经赤裸裸的核心。我几次向几名护理人员诉说我的疼痛，却没有任何人有任何行动。然后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体内忽然折断了。站在纽约医院急诊室的小隔间里，我开始尖叫。他们在我胳膊上打了一针吗啡。疼痛有所缓和，但很快又回来了。五天里，我在医院进进出出，插了四次导尿管；最后，吗啡的剂量用到了最大，还要每几个小时注射一次杜冷丁。医生说，我的肾结石显示得不清楚，所以不适合做起效较快的体外碎石术。动手术是可以，但会很疼，也许还有危险。我原本不想打扰父亲，他正在缅因州度假；但这会儿我想联系他了，因为母亲之前一直在这家医院住院，他很熟悉这里，也许能帮我做些安排。然而他似乎并不担心。“肾结石，会排出来的。我肯定你会没事的。等我回家再去看你。”那段时间，我每晚睡眠不足3小时，还在写一篇关于聋人政治政策的超长文章，昏昏沉沉地跟事实核查员和编辑交流。我觉得就要对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了。我对一位朋友说：“如果这疼痛再不停止，我就要自杀了。”我此前从未说过这种话。出院后，我时刻都在害怕。无论是疼痛还是止痛药都在损害我的心智。我感到结石可能还在我体内，可能还会复发。我害怕一个人独处。我跟一个朋友回到我的公寓，拿了些东西就搬了出去。那是流浪的一周，我从一个朋友家搬到另一个朋友家。他们白天几乎都要去上班，我就待在他们的家里，不上街，注意决不离电话太远。我还在服预防性的止痛药，感到有点失去理智了。我对父亲感到愤怒，那是一种不理智、任性、恶劣的愤怒。我责备他对我漠不关心，他向我道歉，试着解释他只是想要表达得知我患的不是绝症后松了口气。他说我当时在电话上颇为淡然，让他觉得放心。我却进入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至今我都不明白当时自己怎么变成了那样。我拒绝跟他讲话，也不告诉他我去了哪儿。我时不时给他打电话，在答录机里留言，通常第一句话是：“我恨你，我希望你已经死了。”我靠安眠药熬过一个又一个夜晚。后来我有一次轻微复发，又回到医院，其实不算严重，却把我吓得半死。回想起来，我只能说那一周我完全失了理智。

那周周末，我到佛蒙特州参加朋友的婚礼。当时正值美丽的夏末时节。我本来差点取消了旅行，但后来听说婚礼附近有家医院，了解了一下医院的详细信息后，我决定去参加试试。我周五晚上到，正好赶上晚餐和方块舞的环节（我并没有去跳舞）。我见到了一位半熟人，十年前在大学就认识，但交往很少。我们谈天说地，我感受到了在那几年中最丰富的情绪。我觉得自己容光焕发，陶醉其中，都没去想会再发生什么不好的事。从一种情绪到另一种情绪，我的转变近乎荒唐。佛蒙特州婚礼之后，我的状态又一路下滑。我的工作状况越来越差。我取消了去英国参加另一场婚礼的计划，觉得那趟旅行完全超出我的掌控范围，尽管一年前我还频繁往返伦敦，没遇到什么困扰。我开始感到没有人会爱我，觉得自己再也不会进入一段关系了。我完全失去了性欲，饮食也变得不规律，因为我很少感到饥饿。分析师说那也是抑郁。我开始厌倦这个词，也厌倦了这个分析师。我说我没有疯，但害怕自己会发疯。我问她是否认为最后我还是得服抗抑郁药，她告诉我避免用药是勇敢的选择，我们可以一起克服一切问题。那段对话是我最后一次主动发起的对话，而那些感受则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最后的感受。

这年10月11日，一位朋友帮我开了一个新书庆祝会。我喜欢聚会，也喜欢书，我知道自己应该欣喜若狂，但事实上我完全没有兴趣邀请很多人，在聚会上也疲惫得没法久站。掌管记忆和情感功能的部位分布在大脑各处，但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额叶皮质和边缘系统。当掌管情感的边缘系统受影响时，记忆也会受到波及。在我的记忆中，那场聚会只有模糊不清的轮廓和暗淡的颜色：灰色的食物，土黄色的人影，室内的光线浑浊不清。我确实记得的是，整场聚会中我都汗流不止，只想拼死逃离现场。我想把一切都归咎于压力。我下定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维持住自己的形象，这股冲动支撑着我。我做到了，似乎没人注意到有任何异样。我熬过了那个晚上。当晚我回到家，开始感到恐惧。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抱着枕头以求慰藉。接下来的两个半星期里，事情变得越来越糟。就在我31岁生日前不久，我彻底崩溃了。我整个人似乎都塌陷了。我不再和任何人出门。父亲主动提出为我组织一场生日聚会，但我受不了这个想法，最后我们决定只是跟四个我最要好的朋友一起去一家我最喜欢的餐馆吃饭。在我生日前一天，我只出了一次门，买了些副食杂货。就在回家的路上，我忽然无法控制自己的小腹，弄了一身粪污。我匆匆赶回家，感到秽物在蔓延。我一进门，把购物袋扔在一旁，冲进洗手间，脱掉衣服，然后就去了床上。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第二天也起不了床。我知道自己没法去任何餐馆了。我想给朋友打电话取消约会，但我也打不了电话。我一动不动地躺着，想说话，试图搞明白该怎么做。我移动我的舌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已经忘了要怎么说话。然后我开始大哭，却没有眼泪，只发出一阵断断续续的声音。我仰面躺着，想要翻身，却也记不得该怎么翻身。我努力去想翻身这事该怎么做，但这个任务仿佛异常艰巨。我想也许我中风了，又哭了一会儿。到下午大概3点钟时，我终于能下床去洗手间，然后又回到床上抖个不停。万幸，父亲打来了电话。我接了电话，语声颤抖地说：“你一定得取消今晚的安排。”“怎么了？”他一直问我，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父亲和我的一个朋友来到我的公寓，还带着我弟弟和他的未婚妻。幸好父亲有钥匙。我已经快两天没吃东西了，他们想让我喝点汤。大家都觉得我一定是染上了什么可怕的病毒。我喝了几口，然后吐了自己一身。我不停地哭。我恨我住的地方，却没法离开它。第二天，我想方设法去了分析师的工作室。我苦苦搜索着词语，说：“我想我得开始吃药了。”“我很抱歉。”她说，并给一位精神药理学家打了电话，后者一小时后可以和我见面。我的分析师亡羊补牢地认识到我们需要寻求帮助。我认识的一位精神分析师，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说他的督导告诉他，如果他让某位患者开始用药，就要停止对这位患者的分析。也许是这种过时的观念让我的分析师一直鼓励我避免用药？还是她也相信了我那时挣扎着维持的状态？我永远不会知道。那位精神药理学家已年过七旬，抽着雪茄，说话带中欧口音，穿着绒毡拖鞋，他问了我一连串问题：我上午和下午的感觉相比怎样？对任何事情发笑有多困难？我知道自己在怕什么吗？我的睡眠和饮食有什么变化？我尽力回答了他。在我吐露了我的可怕经历后，他平静地说：“嗯，嗯，确实很典型。别担心，我们很快会让你好起来。”他开了一张赞安诺（阿普唑仑）的处方，又四处翻找另一种药左洛复（舍曲林）的“新人礼包”，然后详细地指导我如何开始服药。“你明天要再来，”他微笑着说，“左洛复得要一段时间才能起效，但赞安诺会马上缓解你的焦虑。不要担心药物上瘾之类的问题，现在还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一旦我们减轻了你的焦虑，就能把你的抑郁看得更清楚，然后解决它了。别担心。你这组症状很常见。”

开始服药的第一天，我就搬进了父亲的公寓。那时父亲已年近70，这个年龄的人大部分都很难忍受生活中的巨大转变。我要赞美父亲，不仅因为他的无私奉献，更因为在那段艰难的时期，他凭借灵活的心智和精神明白了该如何支持我，并以莫大的勇气成为了我的支柱。他把我从医生诊室接回家。我没带换洗衣服，但其实也用不着，因为接下来的一周我几乎没下床。那时，惊恐是我唯一的感觉。如果我服用足量的赞安诺，就能缓解惊恐，但足量的药又足以让我陷入昏睡，浑浑噩噩，梦境不断。那些天我都是这么过的：我醒来，知道自己正在极度惊恐中。我只想服用足量的抗惊恐药，好再次入睡，我想要一直睡到我好起来。几小时后我再次醒来，想吃更多的助眠药。无论自杀还是穿衣，对我来说都是太复杂的事项，我才会花几个小时去想要怎么做这样的事。我的所有希望就是“它”能停止，而我也说不出来“它”具体是什么。我几乎说不出话。我一向对文字感觉亲密，那时它们却忽然变成复杂难解的隐喻，使用文字要花费的精力远超过我的能力。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写道：“忧郁终结于意义的丧失……我渐渐沉默，直至死亡……忧郁者讲起自己的母语，也像个异乡人。他们那无生命力的语言预示了他们的自杀。”抑郁像爱一样，都是陈词滥调，如果不用那些甜腻的流行词藻就很难说出口；对抑郁的体验是如此生动，别人似乎完全不可能理解任何类似的感受。艾米莉·狄金森对这种崩溃的描述，可能是至今最为精妙动人的笔墨：

我感到头脑中有场葬礼，

往来的吊唁者脚步杂沓，

踩啊——踩啊——直到

那种感觉破茧而出——

等所有人都已就坐，

仪式开始了，像一面鼓——

敲啊——敲啊——直到

我感觉我的心渐渐麻木——

接着我听到他们扛起棺椁，

穿着同样的铅靴，

又一次穿过我的灵魂，吱嘎作响，

然后空中——响起钟声，

仿佛诸天都变成了一口丧钟，

存在不过是一只耳朵，

而我，和沉默，是异类异族

在这里，残毁，孑立——

然后，理智的一块木板突然断裂，

我向下坠落，坠落——

每次跌落，都撞上一个世界，

于是，知觉覆没——很少有文字记述这一事实：崩溃总是荒谬可笑。但为了寻求尊严，也为了寻求赋予他人的痛苦以尊严，这一事实很容易被忽略。然而，如果你陷入抑郁，这就是你真实、真切而明显的体验。在抑郁中的时间概念常不真实，几分钟都好像数年艰辛。我还记得自己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痛哭，因为我太害怕，怕得无法起来淋浴，可同时我又知道淋浴没什么可怕的。我在心里不停重复着一连串的单独步骤：你起身把脚放到地板上，站起来，从床边走到浴室，打开浴室门，走到浴缸旁边，打开喷头，站到水下，用肥皂擦抹身体，冲洗干净，迈出浴缸，擦干自己，走回床边。12个步骤，对我来说就像耶稣背着十字架走的受难之路一样艰难。但是理智上我很清楚，淋浴很简单的，好些年来，我每天都淋浴，做得非常快，非常理所当然，完全没什么好说的。我知道这12个步骤完全能做到。我也知道甚至可以找别人帮忙做其中几个步骤，我就能有几秒钟的喘息时间不需要去想那么多，别人可以帮我把浴室门打开。我觉得我自己大概能做到两三个步骤，使出全身力气的话，我可以坐起来，转身，把脚放到地上；但接着，我会感到非常无力、恐惧，只能转身扑倒，脸埋在床里，脚却还在地上。有时我又会开始哭泣，不仅因为我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还因为这种无能让我觉得自己愚蠢无比。全世界的人都在淋浴，为什么我就不行，为什么？然后，我就会又想到那些人也有家庭，有工作，有银行账户，有护照，有晚餐计划，也有自己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像是癌症、饥饿、失败、孩子夭折、孤独寂寞……相比之下我的问题简直不值一提，我唯一的问题就是无法翻身，一直要等到几小时后，父亲或是某个朋友会走进来，帮我把脚抬回床上。这个时候，淋浴的想法已经变得愚蠢而不现实，而我也会变轻松，因为脚又回到了床上，我可以继续躺在那给我安全感的床上，同时心里感到荒唐。有时候，在我内心一个静静的角落，会有一点点笑声，嘲笑这种荒唐。我现在觉得，正因为我还能看到这一点，才让我挺过了这一切。在我心底，总有个冷静而清晰的声音，它说，别再这么多愁善感了，别再瞎闹了。脱掉衣服，换上睡衣，上床睡觉；早上起床，穿好衣服，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总是听到这声音，听起来好像我的母亲。当我细想失去了什么时，只感到一份悲伤和可怕的寂寞。“如果我退出这场消耗战，会有任何人——不是那些炙手可热的文化中心，而是任何一个人，甚至包括我的牙医——真的在乎吗？”达芙妮·默金在一篇自白式的文章中写到她自己的抑郁：“如果我一去不回，再也不扮演我的角色，人们会为我哀悼吗？”

到傍晚时分，我一般就能起床了。大多数抑郁都有昼夜变化的规律，白天会严重，晚上则减弱，转天早晨又再严重。晚饭时我吃不下东西，但会起来跟父亲一起坐在餐厅，他为了陪我取消了其他所有安排。这时我也能说话了，会尽力解释我的情况。有些夜晚，父亲会为我念那些他在我小时候就给我讲的故事。我会制止他说：“两个星期前我已经出版了自己的小说了！”转而又说：“我曾经一天工作12个小时，然后晚上赶场参加四个聚会。我这是怎么了？”父亲还是会乐观地向我保证，我很快就能回到之前那样的状态。但那好像是在对我说，我很快就可以用面团捏出一架直升机，然后开着它飞向海王星。很明显，对我来说，我真正的生活，我从前过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回了。时不时地，惊恐会先提升上一阵，之后袭来平静的绝望感。这一切无法解释，不合逻辑。要告诉别人我抑郁了，简直令我难以启齿——我的生活是如此顺利，有这么多的爱，物质上也很富足。除了我亲密的朋友，对其他人我都捏造出一种“不明的热带病毒”，“一定是我去年夏天旅行时感染的”。在抑郁中，总是有人告诉你，你的判断力会打折扣，而抑郁的一部分就是它会涉及认知。你崩溃了，不代表你的生活就不是一团糟。有些问题你以往数年都成功绕过避开来，但此刻它们都会突然出现，紧紧地盯着你。抑郁的一个方面就是你会深刻地认识到，那些试图安慰你、说你判断不准的医生，都错了。你确实是在触及生活中真正的可怕之处。之后，在服药起效后，你在理性上能接受这些打击，能更好应对，但你无法逃脱它们。

|《正午之魔：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理想国

安德鲁·所罗门

作家，公共演讲人。

关注领域包括文化、

心理学及公共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