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市场和马路隔着一道铁栏,城管来撵了,他俩就把鱼虾蟹提到栏内;市场管理员来撵了,他俩又把鱼虾蟹提到马路边;若是城管和市场管理员同时来撵了,他们就把网兜提在手里。
2018年9月底,我问在上海打工的弟弟每天做什么活。他说在打零工,这家厂干几天,那家厂干几天,干完了就结账。我一想,这样也不错,不只是能挣些钱,还能到处走走。活了半辈子,我还从没去过上海呢。我有很多老乡在上海打工,每年过年,他们不仅带回了钞票,还带回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其中,在村里流传最广的,是一个叫“豹子”的男人的发家史——20多年前,村里10多个泥瓦匠去上海的建筑工地打工,可老板一看他们的身份证号码开头的“41”,就挥手让他们走人了——上海的老板印象里都觉得河南人不听话,喜欢打架闹事。被拒绝了太多次,大家几乎都绝望了,准备背着铺盖卷回老家,当时20多岁的豹子说,“走,我带你们再去最后一个工地。”到了工地,老板也让他们把身份证拿出来看看,豹子说,“老板,您先不要看我们的身份证,我免费给您砌一堵墙,如果您看不中我的手艺,我一分钱不要,扭头就走。”老板答应了。那时候的豹子长得跟刘德华年轻时一模一样,阳光帅气,技术又好。浑身用不完的劲儿,砌墙可以不拉线。那天他一刻不停,一堵墙很快就砌好了。别人砌墙都生怕泥灰沾到自己的身上,而豹子砌完墙之后,却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他一下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当抹布,光着膀子把刚砌好的那堵墙擦了个干干净净。老板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留下来吧,都留下来吧,不管你们是哪里的人,我都要了。”村里人都说,豹子后来得了老板的器重,成了个包工头,赚了好多钱,在上海混得风生水起。当然了,像豹子这样又帅又聪明又肯吃苦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像我这样蠢笨的人,只能做个普通的打工者。那天,我坐汽车到了上海嘉定,弟弟开车把我接到他的出租屋,请我吃了顿饭,就跑到网吧通宵去了。我睡了一觉,半夜醒来觉得好渴,起来倒水,开水瓶是空的,饮料也喝完了,出去买水,发现商店都关门了,只好接了一杯自来水喝了。凌晨4点多,肚子里翻江倒海,胡乱套上衣服就往公厕跑。上完厕所回来也睡不着了,干脆趴在床板上写了篇日记。天刚亮,我就起床外出散步,走到菜市场门口,看到城管正在呵斥几个摆摊的小贩:“都挪走都挪走,不要在这里摆了!再摆都给你们没收……”一个卖鱼虾的小贩长得矮矮胖胖,光着头,穿着一身天蓝色的工作服,猫着腰,端着个脸盆迎面走来。走近了一打照面,我才发现竟然是发小小鹏——我知道他在上海打工,可我实在没想到能这么巧,在这么大的上海竟然第二天就撞上了他。我笑着上前拍拍他的肩膀,他抬头见是我,又惊又愣:“咦!——你咋来了?!”小鹏说,我们好多老乡都在这片儿地方讨生活。他又喊来了另一个发小小亮——小亮就在菜市场门口卖大闸蟹。我帮小鹏把几盆鱼虾端到菜市场旁边的小区里卖,卖完后,小鹏就邀请我和小亮一起去他家吃午饭。小鹏租住在嘉定的农村里,村子四周都是稻田。一个农家院,主人在院子右侧建了6间小瓦房,小鹏租了中间一间,500块钱一个月。房间约有12平,还算干净。外面的墙角里,用3块石棉瓦围了间2平米的小屋当厨房,做完饭,把碗筷调料收拾到盆里端出来,还可以在小屋里洗澡。小亮说时间还早,他要回家换衣服。我说跟他一起也去他家看看,他便骑着电动车载着我穿过一片稻田,驶入另一个小镇。小亮在这个镇里租了两间房,已经住了6年了,也是每月500元,约有30平,外面一小间,既是客厅又是厨房,里面一大间是卧室,两头各有一张老木床,中间一道布帘,隔开他与母亲。他母亲是位聋哑人,就是在房间里放鞭炮她都听不到,因此也并没什么不方便。多年不见,小亮母亲还认识我,见到我就点头微笑。小亮从冰箱里拿出两块面包,递给我一块。我没要,他就自己吃了起来,“我还没吃早饭呢!”——他通常午夜12点出门去收笼网,然后带着大闸蟹去菜市场卖,卖完再回来吃早饭、睡觉。小亮又去冰箱翻找什么,冰箱里满满当当,他把面包咬在嘴里,腾出两只手在里面扒拉。一块面包掉到地上,他捡起来吹吹,又放回冰箱里。最后,他翻出半个柚子递给我。吃完面包,小亮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我俩回到小鹏那里,小鹏的女朋友骑着电动车也回来了。在老家时,我就听说小鹏谈了个女朋友,是我们小学的同学何静,离过婚的。小鹏拍着我的肩膀笑着问何静:“你认识他是谁啵?”何静打量我一会,笑了,很肯定地说出了我的名字。没想到二十多年不见,我的变化那么大,她竟然还认得我,而我一点也想不起她上学时的样子了。何静做了一桌子菜,让我们多喝几杯,可我们3个男人的酒量都不行。我和小鹏各喝了一瓶啤酒,小亮喝了两瓶,就都红了脸。对于这顿饭,我最深的体验是,这里的鲫鱼远没有信阳的鲫鱼好吃。吃过饭,小鹏开始吹嘘他在郊野公园夜间捕鱼虾的经历,说自己的网被别人偷了,他又去偷别人的网。一个老乡告诉小鹏,说他看到一个人,比小鹏高一点儿,长得黑黑的,可能是他偷了小鹏的网,“我知道他是谁,安徽的,就住在我旁边,咱们去揍他吧。”何静插话说:“小心人家揍你。”小鹏歪着脖子说:“他敢揍我?除非他不想在这边混了。”何静说:“你别对着桌子喷了,这么多剩菜还要不要了。”小鹏这才站起来,把桌子搬到墙角,转身坐下继续说:“我昨天去(郊野公园)里面下网,差点出不来,喊看大门的老头子开门,老头子问:‘你是干啥的?是下网的啵?’”小鹏身上有泥水,也没法否认,只好说,孩子想吃鱼,又没钱买,就自己来抓几条。老头子倒也没为难他,可也没开门,挥了一下手说,你往东边走,看能不能走出去。“我往东走了二里路,看见河边有两个男人在钓鱼,心想,他们是怎么进来的?肯定有小门。又往前走了一段坑坑洼洼的土路,果然看见有一个小门。”同样在郊野公园里捕大闸蟹的小亮一听说还有一条进出公园的小路,马上让小鹏带他去看看。小鹏说反正下午也没事,正好顺便带我这个新来的土老帽儿去郊野公园转转。于是,小鹏骑车载着何静,小亮骑车载着我,一同前往郊野公园。这个郊野公园的面积比我们老家十几个生产队还大,小鹏在前面骑得飞快,领着我们找到那条小路——看得出来,小亮有些失望,他应该早就知道这条小路了。小鹏拿着根竹竿从小河里捞他的笼网,连着捞起来几条网,都只有一些小鱼。他问小亮:“你每天晚上都在哪儿逮的大闸蟹?给我说说,让我也尝尝鲜。”小亮让他把网下到石桥下面,小鹏不听,把网下在水草间。小亮说:“给你说不听,我在网上查过,大闸蟹就喜欢在桥下面。”小鹏在后面下网,小亮载着我在前面走。骑出去几步远,小亮突然扭头冲小鹏喊了一嗓子:“有人!”菜地里一个老阿婆蹲在地上拔草,听见喊声,站起身警惕地瞪着我们。我说:“你看你把她吓的,她还以为我们要偷她的菜呢。”往公园里边走,游客多起来,我们也下来步行。不时有四面敞开的电动观光车驶过,上面坐满了游客。一个小女孩激动地拍手大叫:“哇!好美的稻田,好多的稻田!”他们三个相视一笑,就像城里人笑话农村人没见过高楼大厦一样。我以前在北京打工时,服装厂的招工广告就贴在工厂的大门外,想干了就直接进去跟老板谈。而到了上海跟弟弟和他的同学们汇合后,才知道找工作要必须完全通过职业中介,临时工领工资也从中介手中领。每天吃过饭,我们就在微信群中查看职业中介发布的招工信息,好不容易看到一家厂子觉得不错,结果又说“不要河南人”——从发布的招工信息来看,起码有1/3的工厂点名不要河南人,当然,也有点名不要其它省市的,但不要河南人的最多。有一天,我和弟弟看见一家工厂的招工信息上竟然写着“河南人优先”,大家都哈哈笑了起来。弟弟的同学说,他在上海打工8年,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厂子。| 中介发布的招工信息(作者供图)
合适的工厂不好找,10月6日的晚上,我弟弟和他的同学又去网吧通宵了。我一个人在家躺在床上,突发奇想——何不跟小鹏一起去收笼网,看他夜里都是怎么捕鱼虾的?也算体验一下上海生活。
我给小鹏打了电话。小鹏说:“我夜里一两点钟就起床了,你能起得来吗?更早的时候1点就起床了,你行吗?”“可以,走的时候过来捎上我。”凌晨1点34分,小鹏打来电话,我立刻穿衣起床,怕夜里太凉,我还穿上了秋衣秋裤。小鹏穿着雨衣雨裤,高筒靴子,电动车前面一边挂一只水桶,侧面还绑着根两米多长带铁钩的竹竿。车跑起来,身上并不觉得冷,只是风吹得额头冰凉。经过一家汽车配件厂,小鹏扭头对我说:“以前我和小亮就在这里上班,原来是一家国营厂,管得很松,只要活儿做完,不到点就跑了,保安也不管。也不用打卡,那卡都是吃饭用的。后来活儿做不完也往外跑,有两个人做一样的活,就对另一个人说,今天你帮我搭把手,明天你有事了我帮你弄几把。”那时他俩上夜班的时候都带着被子。上半夜领导都在,大家就猛干一阵,后半夜领导睡觉去了,大家就慢了下来。小亮是备料的,每天一条流水线用多少料,反正都差不多,小亮就准备好一堆,然后定下闹钟,躺到司机楼里睡觉,睡到下班就跑了。后来小亮越搞越胆大,他每天把料备够,就出去逮大闸蟹,有次料不够了,找他,满厂找遍了都找不到,罚了他不少钱。小亮对小鹏说:“罚钱也没事,罚的钱咱早挣回来了,一夜两三百,咱还怕他罚呀?”从那次以后,不到下班时间,保安就不让工人出大门了。那也难不住小亮他们,如果哪天晚上想早走,或者想出去约会,就把电动车停在厂子外边,想走了就翻墙出来,骑上车就跑了。“这都是以前的事了,自打被私营企业收购之后,管得严了,想迟到早退不容易了。这一带的厂都靠着大众汽车,十多年前,一辆车卖十多万,现在物价涨这么多,夫妻两人好好搞,一年就挣十来万,一辆车还卖十多万。利润低了,管得就严了,不然哪来赚钱?”我问小鹏:“咱半夜三更地出来收网,遇到联防队的人咋办?”“联防不管,我遇到好几次了,他看我逮鱼,还以为是上海本地人,也没理我。”说着,我就看到路灯下一名联防队员坐在电动车上玩手机。看见我们,他连头都没抬。小鹏说:“看吧,没人管——上海的治安好,长年无事,他们也都放松警惕了。”走到桥上,小鹏停住电动车,把水桶和脸盆从车上拿下来。有一只桶里装着大半桶清水,桶内还放着3瓶冰镇的自来水,用来给水降温。他拉开雨衣拉链,从怀里摸出一支头灯戴好,又摸出一把手电递给我,然后拿着竹竿走在前面。我握着手电跟在他后面,河边有一只死癞蛤蟆,灯光一照,老鼠四散奔逃,只剩下一条鼻涕虫还在蠕动着。河水一夜之间涨了一尺多,淹没了河边的洼地,把小鹏留的记号也淹没了,他只能估摸着用竹竿在河里捞。几分钟之后,他捞起一条笼网,在水中涮涮,递给我。连捞了3条,我们把笼网拿到桥上,把饵料和鱼虾都倒出来。泡成灰白色的猪肝和死鱼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臭味,一条笼网内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条小鱼虾,一只笼网里还有一只死癞蛤蟆——刚才河边那只,应该也是前几天他收网时丢下的——还有一只大蚂蟥,缩成一团,两头尖尖,中间扁圆,表皮疙疙瘩瘩,跟桃核儿似的。我忍不住惊叹了一声,小鹏说:“别少见多怪了,看看这只。”第三条笼网里有一只更大的蚂蟥,缩得更圆,更大,个头跟鸡蛋差不多,卡在网眼里了。小鹏使劲一拽,把头拽掉,圆滚滚的身子扔在桥面上,像皮球一样蹦蹦跳跳地弹开了。我猫着腰追上去,用脚掌前面压了压,软软的,从断口处挤出少量红色的血水。| 正在收网的小鹏(作者供图)有很多小鱼游过一格格笼子,到达笼网的最后一格,在这处死胡同里挣扎了十几个小时依旧找不到出路,它们只能把头插进网格里,拼命摇动尾巴,最终把自己卡死在这里。小鹏拿起网,一排鱼身直直地垂了下来,鱼头倔强地昂着,鱼眼瞪着,好像在说:我们在污水河中只能勉强活命,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们!
我能感受到它们深深的绝望,看着它们愣了好一会儿,竟然联想到我们这些低层的打工者。两只野猫在不远处逡巡,等我们离去之后来寻几条丢弃的死鱼。来到另一条河边,我俩把桶和盆拿到河边的草地上,那里的路灯很亮。小鹏拿着竹竿,继续沿河捞网,我蹲在桶边,打着手电,翻看收获的鱼虾。小河对岸巨大的工厂里不停地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就像碎玻璃在流淌。不知道鱼虾有没有听觉,如果有,这真是巨大的折磨啊。如果在家乡信阳和上海之间比较,作为人,我更愿意做上海人;可如果作为鱼虾,我更愿意生活在那穷乡僻壤的清净池塘里。收回的笼网越来越多,带不下了。小鹏提着装满笼网的编织袋,藏到绿化带的一丛红叶石楠后面,等会儿回来再拿。露水很大,草尖上挂满白色的露珠,从草坪上走过,留下一串绿色的脚印,鞋也湿了,冷得我缩着脖子。此时是凌晨3点多,一天中最冷的时候。坐在电动车上被风一吹,透骨地凉。我靠在小鹏背后说:“我以前不觉得自己懒,现在我发现跟你们比起来,自己还是够懒的,这样的钱,我是赚不来。”小鹏扭头说:“这比建筑工地活轻,实在太累了,我就不收,等明天早上收也是一样的。我主要是放假搞,上班搞得少……我这算啥,你还没看到能干的呢——人家上了一天班,夜里还去当保安挣钱,一天挣两份工资。”我说:“你上学的时候要能有现在一半努力,也能考上大学了。”小鹏顿了一会儿:“我们上学(成绩)不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怨大人,小时候他们没把我们的学习当回事儿,‘学习不好无所谓,大不了出去掂稀泥(建筑工地小工)’。现在没有拿得出手的手艺,又没有文化,再不比人家多出些力,在这个社会咋活得下去啊!”我不说话了。最后将捕捞上来的鱼虾汇总,收获不理想,总共有1斤多对虾,1条二两重的黄颡鱼,8条中不溜的泥鳅,2只小杂蟹,1斤多小杂鱼。小鹏说:“数今天最差劲,还没前天一半多呢。”(其实没差这么多,小鹏之所以这样说,是怕我笑话他抓得少)还有3条笼网找不到了。小鹏说,不值啥,一条网也就20多块钱,说不定是被谁收走了。“我们都是这样,今天你收我的网,明天我收你的网”。有我帮忙,忙完还不到5点,去市场卖尚早了些,小鹏先把我送回去。他让我早上7点去市场,看小亮卖大闸蟹。我浑身冰凉,回到弟弟那里裹着被子缩成一团迷瞪了一会儿,6点40赶到市场时,小鹏和小亮早都到了——小亮这一夜捉了一网兜大闸蟹,约有5斤。大闸蟹公的45元一斤,公母搭配50元一斤,有几个人问价,小亮卖了一单,85元。| 正在出售鱼虾的小鹏,地下的大闸蟹是小亮的(作者供图)小鹏把虾分成两部分,大活虾被人60元买走,小虾和死虾8元卖掉了。小鱼都死掉了,一个阿婆只肯出5块钱,小鹏坚持说“6块”。
看来阿婆经常买小鹏的鱼虾,知道他是自己捞的——其实都是臭水沟里的鱼,上海人却觉得这样的鱼比养殖的鱼好。小鹏说:“阿婆你有5套房,钱都花不完,我就要赚你这1块钱。”阿婆递过6块钱,笑了。最后只剩下8条泥鳅和1条小黄鳝,小鹏报价5块,没人要。小亮说,你一条小泥鳅合9毛钱,有人要才怪(小亮的数学成绩很差)。小鹏说,“你会算账?一条只合6毛钱好啵?”菜市场和马路隔着一道铁栏,城管来撵了,他俩就把鱼虾蟹提到栏内;市场管理员来撵了,他俩又把鱼虾蟹提到马路边;若是城管和市场管理员同时来撵了,他们就把网兜提在手里。有一个瘦老头用脸盆装了一只二斤多的养殖鳖冒充野生鳖,还有一个白头发的胖老头大摇大摆地在菜市场门口摆了一大盆养殖鲫鱼冒充野生鲫鱼。每次城管来了,白头发老头就装出一副可怜相,说:“小伙子,放我一马吧,今天是最后一次了。”城管今天来又看到他,很不满地说:“大爷,你这不是一马,你这是一群马呀!”老头说:“小伙子,今天真是最后一马了。”10月8日,小鹏开始上班,没空理我了。我去打了两天零工,觉得工作实在难找,便想去当联勤队员,这样可以每天骑着电动车,这里转转那里看看,还能找老乡聊聊天。弟弟劝我不要干,说工资太低了。可他不知道,我来上海主要的目的就是到处看看。我交了200块中介费,找中介报名做联勤队员。中介给保安公司的经理打电话,说定了,写了张纸条,让我拿着纸条去面试。保安公司位于一座废弃的仓库,离我住的地方很近。经理40多岁,上海人。见面没聊几句,他就问:“听说你是河南人?”“是河南人。”“我们一般不招河南人,河南人喜欢闹事,把名声都搞坏了。”“我是老实人,不喜欢闹事。”“闹事我们也不怕,我们跟公安系统有联系。”经理让人给我拿了一身制服,一双皮鞋。这两样东西都要扣钱的,怕我第二天不来报到,还把我的身份证押下了。我怕睡过头了,定了闹钟,结果根本用不着,不到5点就醒了。我住的房间离嘉松北路只有10多米,车轮碾过路面的“轰轰隆隆”声不绝于耳。每过一辆车,窗玻璃就不停地颤抖。我穿着内衣打开门,往路边走了几步,想看看路上都是什么车,怎么这么多。透过遮丑墙上的小门,只见一辆接一辆的大集装箱卡车呼啸而过。突然,我听到旁边有女人小声说:“小伙子,进来玩玩儿?”我扭头往旁边一看,紧贴着路边的旧瓦房的门居然还开着,幽暗的红光照出一张大床,几乎占满了整间小屋。一个女人坐在床头,靠着枕头往外看着。我急忙转身回了屋——要让别人看见,还以为我是从她屋里出来的呢。弟弟的同学也醒了,说:“她没有工作,就靠卖身挣些钱,年老色衰,也没什么生意。”我提着装制服的袋子,步行去仓库。有早起的妇女把便桶直接倾倒在河里,河水污浊不堪。就这样,河边居然还立了一块牌子:严禁下河游泳。早上6点半,我到了仓库,值夜班的老人还没下班。他问:“你是哪里人?”“河南的。”“河南人都挺能打,喜欢打架,你能不能打?”“我不会打架。”“不要客气呀,我看你的样子挺能打的。”“我……”不知道以前河南人都做过什么,给他们留下这样的印象,真让人哭笑不得。我干了20天保安,4天城管,12夜联勤(一家保安公司的内部调动),于11月17日辞职。连上了12个夜班,我的生物钟被打乱了,夜里睡不着。我给小亮打电话,问他还在抓大闸蟹吗?他说在抓。我说,那你晚上带我去收网。他说,夜里3点半就去呀。我说可以的,到时候打电话叫我。我们约定在吴兴寺门口见面,夜里又下起了雨,还挺大,雨声哗哗响。我坐在床头看书,直等到3:20,闹钟响过,仍旧在下雨。我想小亮应该不会去了,就算去,也不会再叫我。我就关灯睡了,刚睡着,3点55分,小亮打电话来了。我问他,还在下(雨)啵?他说没有了。我立刻就起来了。天气阴冷,我把宽大的保安制服套在外面当罩衣。小亮说:“你穿这身衣服,我不用再怕公园里的保安了。”可能是大闸蟹开始冬眠了,已经很少有人下网捕鱼了,保安也不怎么管,我俩直接从公园大门进去了。公园里还住着不少不愿搬走的上海农民,他们每天也从大门出入,盘问起来也麻烦。以前公园的保安查得很严,小亮只能找一块泡沫板,把衣服和手机都放在上面,将笼网用绳子拴在腰上,然后一只手搂着泡沫板,一只手扒水,在深黑的夜里泅过又深又脏的运河,潜入公园。本地的老渔翁即使有小船,也根本不是小亮的对手。走到竹林旁边,小亮停住车,穿上齐胸的鱼裤,从竹丛中找出一根事先藏好的带钩子的竹竿。他把公园全摸熟了,跟进了自家院子一样,也不用开车灯,摸着黑往前骑。轻车熟路下了水,河水哪里深哪里浅他全知道,在水中哗哗地趟水走。第一网就收获了1只大闸蟹,这让小亮对今晚充满了期待。有一条笼网有个大窟窿,里面啥都没有了。小亮说:“是大闸蟹夹的。大闸蟹的夹子就跟老虎钳一样,很容易就把网夹破了。抓大闸蟹的网都是特制的‘扭结网’,普通的网根本就抓不住大闸蟹。”他掏出随身携带的网针,把窟窿补好,重放进去一坨饵料,又把笼网丢到河里。到了公园才半个小时,天又下起了雨,我只能站到树下,湿滑的香樟树叶承受不了多少雨水,水滴在身上凉丝丝的。我有些后悔跟小亮一起出来了——他跟小鹏不一样,不爱说话,想听他讲点什么故事是不可能了。干到6点多,天快亮了,能看到池塘里有凌乱枯败的荷叶,从美洲请来的“粉黛乱子草”挂满晶莹的水珠,像一团团的浓雾。这里仍有大片的水稻没有收割,应该是二茬稻,产量不算高,稻穗仅半弯。我剥开一粒稻谷,米粒很小。站在稻田边,可以看到吴兴寺的塔尖。小亮这一晚的收获也很少,只有1只大闸蟹,不足1斤对虾,4条黄颡鱼。我捏着一条大黄颡鱼的尖刺把它从桶中提出来,它很不高兴,扭着身子,鱼骨和尖刺摩擦,发出“格呀格呀”的威胁声,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老家的方言里把黄颡鱼称作“格呀”。我们出公园大门时,保安已经起来了,坐在门卫室的窗子后面瞪着我们。小亮把脸扭向另一边,小声对我说:“不要看他,放自然一点儿。”夜里起得太晚,已经到了早市的时间,我们还没有赶回去。小亮提议让我直接去他家,省得他再拐弯送我,我说好。风很冷,我俩都冻得鼻涕直流,就像30年前我俩在一起堆雪人时的样子。小亮说,上海的很多工厂都歧视河南人,他也不想打工了,打够了。他老婆也不想打工了,说打工累。他想卖小吃,搞一个流动的小吃车——以后终究要回老家,回老家没事做了,也可以卖小吃。前一段时间,小亮花了6000多块钱去学做小吃,“我先搞搞看,如果还可以,就两个人一起干”。到了小亮家,果然看到房前的空地上多了一辆崭新的电动三轮车。十多个编织袋缝合成一整块盖在车上。我掀开一角看了看,不锈钢的台面已经焊好了。学技术加焊制小吃车,小亮总共投资了1万5千多块钱。| 当时小亮家院子里的笼网和新买的小吃车(作者供图)河边的石栏上拴着两根铁丝,铁丝下吊着两个网兜,兜里有对虾。我帮忙把两兜对虾从小运河中提出来,倒入盆中——这是小亮捉了好几天攒在一起的。小亮的母亲也起来了,头都没顾上梳,蓬乱着花白的头发,蹲在地上帮小亮挑捡对虾中的草棍和树叶。
今天的对虾特别好卖,涨价了,60元一斤,一个本地中年男人一下子就买了125元的;黄颡鱼20元一斤,三大一小,卖了25元;剩下的对虾也很快被一男一女买走了。总共卖得260元,小亮很高兴,邀我去他家吃饭,说中午把那只大闸蟹做了吃,我没好意思去吃这只辛苦捉来的大闸蟹。小鹏得知我辞职了准备回家,就骑着电动车过来劝我不要走,“再找一份工作”。他骑着电动车带我出去转了一大圈,看了很多家中介。“选中介,跟进饭馆一样,哪家人多进哪家,人少的不靠谱”。他边走边说,这家中介行,那家中介不行。那么多家,我一家也没记清。“线束厂不能进,太累了,留不住人。你可以先干小时工,干一段时间,觉得可以,厂里也觉得你干得不错,你就可以留下来转成正式工。这样你就不用交中介费了。你在这里干合适了就留下来,咱们互相也有个照应,别东奔西跑了,到处游逛不行啊!”送我回到弟弟那里,我说请他吃饭。他说:“我马上就得回去,媳妇下班回来,我得做好饭。不然她又该埋怨了:‘你上班的时候我把饭做得好好的,我上班你休息了却不做饭,你在家干啥?’”小鹏嘴上说走,却并不走,坐在电动车上继续说:“你要想在这边安定下来,就买一个电动车。电动车比轿车还方便,轿车没有停车位,搞不好就被贴罚单了,一张罚单一天白干了。“你刚来上海不习惯,我刚来的时候也不习惯,这两年算是干(舒)服了。我最开始在深圳干,住的都是公寓楼,很干净,哪像上海这边,住得破破烂烂,离上班的地方还远。只干了半年,我又跑去深圳了。第二年我再来的时候,我舅就说我:‘你们那乡里有好几百人都在这边干,人家能受得了,为啥就你受不了?你咋恁金贵吔?’“我硬着头皮在这里干了一年,喜欢上这地方了。这里周围全是农村,到处都是水稻田,跟咱们老家很像,把父母接过来,租一个小院,他们也能住得习惯。不像在深圳那边,一出门都是高楼大厦,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跟个二傻子似的。“你就安下心来在这里干,没有媳妇不要紧,咱们这里老乡多,我们都帮你留意着,大家不会看你打光棍儿不管的,一定会帮你张罗一家人。不过话说回来,就咱们这个年龄,找没结婚的姑娘肯定是不要想了,这么大了还没有结婚,人家肯定有想法。你自己感觉啥毛病没有,可人家不这样想呀。“带儿子的寡妇肯定不能要,带女儿的寡妇可以考虑。因为啥子你知道啵?因为女儿的心软,你把她养大,她总会记得你的恩情,你老了起码会买些东西来看看你。女儿如果学习不好,也不用花什么钱,她出去打工了,还会往家里寄钱。儿子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你对他好十次他不记得,对他一次不好他就记住了。我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带来的也有一个儿子……”说到这里,小鹏欲言又止,大概是想说,后妈带来的弟弟不孝顺。“那是闹着玩儿的?一养就是十几年,我养他大,他难养我老,等我七老八十了,他把我背到山沟里去扔掉喂狗了,谁能知道?所以说,前几年他们要给我介绍一个带儿子的寡妇,还长得很漂亮,我就没同意。妈的,给别人养儿子,我还不如打光棍呢!找媳妇,不用找多好看的,再好看的脸蛋,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酒喝,能跟着咱踏实过日子的就行,你说是不是?”我嘿嘿乐弯了腰。小鹏又劝我安下心来在这里干,开始向我讲一些应聘的小窍门:“要说自己已婚,毕竟(岁数)那么大了,说未婚,人家会说你游逛、不踏实。人家问你以前为什么辞职?可不能说管得严、工资低、活儿太累。真是这些原因,也不能这样说。你要这样说:人家就不要你了。你也可以说:媳妇怀孕了,要回家照顾。或者说:爷爷病了,要回去管他。这都是很好的理由。”尽管小鹏反复劝我留在上海,我还是在两天后的傍晚坐汽车回家了。往年都是180元的车费,今年涨到200元了。从信阳下车的时候,天刚蒙蒙亮,在我前面有个小伙子下了车,急匆匆地从班车后面冲出去,横穿马路,被一辆飞驰的电动车撞了个正着,“咣当”一声,人飞出去了,电动车也摔倒了。小伙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骑车人则躺在地上呻吟不止。3天后,小亮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开始摆小吃摊了,生意还不错,有一阵子简直忙不过来。“可惜不让摆,到哪里都被城管撵”。我想起前一段在上海当城管和联勤时,若去买小吃,小贩都会少收两三块钱,怕我们赶他走,我便把允许卖小吃的几个地方都告诉了小亮。家乡的人不知道具体的情况,都说小亮在上海混得很好,一天有几百元的收入,在信阳全款买了新房。我问他俩,以后郊野公园管得严了,不让你们抓鱼抓蟹了咋办?他们说,想不了那么多,过一年算一年,哪年过不下去了,就回老家吧。田 舍 郎
初中辍学,农民工,
干过缝纫工、 泥瓦匠、
水电工、锅炉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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