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晚期的父亲，在表演一幕幕独角戏 | 人间

难道不是吗？我们都不应该怀疑，或者换句话说我们都知道——最准确的表述，我想，应该是“我们都应该知道”——每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都会面对（而且还会慢慢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从他跨进医院大门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变成了一只独角兽。

配图 | VCG

《与父亲书》是向迅写给父亲的长信，也是子辈写给父辈的深情之书，他在为那些无名的父辈正名，他让父亲从威严的神坛缓缓走下来，从伦理纲常的束缚中裂解出来，书写他们的尊严与价值，为他们的意义而辩护。苏童说，“父亲即文学。向迅的《与父亲书》，是儿子与父亲的一番灵魂对谈，即使沉默，也是千言万语。”

本文选取的《独角兽》，是向迅书写2015年父亲患肺癌晚期间在医院治疗的那段时光。

我坐在床尾，隔着两只手臂的距离，紧盯着父亲的脸。

逆光之中，他坑坑洼洼的脸变成了一块颜色晦暗的扁平岩石，棱角模糊，爬满了毛茸茸的苔藓。实际上，那是一块吸满了汗液的海绵。我盯着它看的时候，有人正用力地拧捏着它。汗珠正源源不断地从它的内部渗出。他毛孔粗大的脸颊湿透了。胡茬丛生的下巴湿透了。喉结突出的脖子湿透了。没有经过梳理的头发湿透了。蓝白条纹相间的病服也湿透了。他虚弱的身体被一层油光滑腻的汗液包裹着。正因为如此，他暗淡无光的脸部，终于泛出了些许动人的光彩。

作为这一事件的目击者，我惊骇不已，犹豫片刻之后慌忙跳下床，从床头柜的里侧取下父亲那条混合着香皂的芳香、汗液的酸臭味和病人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特殊气味儿的洗脸毛巾，跑去盥洗间用热水浸湿，拧干，预备给他洗脸擦汗。

父亲憔悴的脸部，在那一束光线的环绕之下，忽然如同博物馆里没有被玻璃罩保护起来的一件展品，清晰无比地呈现于我的眼前。那些被忽然放大的局部细节，让我举棋不定，不知所措。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距离地打量过这张我自认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脸。我把握着毛巾的右手悬在了那里。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我的整个身心被一股莫名而至的酸楚裹挟——可奇怪的是，我在潜意识里闻到的却是一股碱性食物的味道，那种刚从石灰水里捞出来的青柿子所散发出来的味道，眼皮仿佛烧灼一般难受。刚刚短过路的脑海里竟也跟着升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好似有一团云雾漂浮其间。这真是我们的父亲吗？

我确实有过一阵短暂的迷茫。我不敢相信躺在这张病床上被医生宣判只剩下两年生存期的男人就是我们的父亲，却很快意识到坐在另一张病床边的江西女人正一脸迷惑地望着我。我有如蚂蚁爬过而痒酥酥的右脸，感觉到了她的目光以及目光里的迷惑。于是，我大梦初醒一般把悬在半空中的手迟疑地滑向父亲的脸部。

然而，就在毛巾柔软而又粗糙的触须刚刚接触到他脸颊的那一刹那，他的眼球在布满了细小褶皱的黄褐色眼皮之下就像沉睡了一个季节的冬眠动物一样努力地动了动，继而猛地睁开了那双蒙着一层薄雾的眼睛——干枯的双手也跟着颤抖了一下，他的反应就像是在某种外力的刺激下忽然发生了全身性痉挛——惊恐万状地盯着我，仿佛我是一个陌生人；神情里满是戒备，好像我要谋杀他似的。

有那么一小会儿——实际上也就几秒钟的功夫，他就那样直愣愣地盯着我，甚至还下意识地把头往床里边挪了挪，以腾出更大更宽阔的视觉空间，把我的伎俩看得更清楚一些。他浑浊而凌厉的目光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在我们之间的那截空气里划出了一道弧线。它们刻意与我保持着某种不可逾越的距离。

我怀疑他真的没有认出我——即使认出来了，肯定也没有想起我的名字。他暂时失去了记忆——仿佛经过了一个极其漫长的检索名字和辨认脸孔的过程，他才确认我是他的儿子，我拿在手中的毛巾并非谋杀他的凶器。

我见证了这一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他先是尝试着张了张苦涩无比的嘴，动了动沉积着几十年烟渍的牙齿，然后缓缓地解除了那种叫人有些毛骨悚然的戒备，把那两束好似能看透你内心世界的带有猜度和审视意义的目光也收了回去，继而眨了眨汗涔涔的浑浊的眼睛，转动褐色的眼珠瞅了瞅输液袋里琥珀样的药液，伸出那只瘦削的青筋暴突的没有插着输液管的右手，把灰白色的被子往下掀了掀，最后像个异常听话的孩子似的，把粗糙不平的脸、有些发红的脖子和青筋暴突的手臂，连同他无偿的信任，一一递给我，任由我擦拭。

事实上，父亲并未把他那双不再清澈的眼睛睁开——这一切只不过是出自我的想象。更准确的说法是，在我回忆这一幕时，我总是联想到后来才发生的那些事情，所以，我理所当然地认为，面对我小心翼翼的擦拭，父亲的反应本该如此。——但他确实又在配合着我，而且显得非常默契。

或许他早已被一个不祥的梦境惊醒，抑或被我力度不均的擦拭打扰，但是他不愿意把眼睛睁开。他佯装不知道我为他做的这点微不足道的事情。

一个从未出现过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逝：我像是他的父亲，他像是我的孩子。

这样想来，我只是像多年前的他。那个在鸟鸣啁啾的清晨给我洗脸，在悠长的夏日午后旋转在明亮的阴影里用推剪给我理发，然后让我匍匐在他健壮有力的大腿上给我洗头的父亲。时间和一些无法预料的事情，颠倒了我们的位置。

事情自然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几个月之后，我们自命不凡的父亲，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丑陋无比而又虚弱至极的婴儿。

眼下，他身体内的那道年久失修的泄洪闸已自行宣布报废，晶莹剔透的汗液纷纷逃离它们原来的管道，如同得到某种邪恶力量暗中相助的野花在他油滑而松弛的皮肤上开得如火如荼——毛巾刚刚离开他布满了细小颗粒而又毫无弹性的皮肤，新一轮汗水几乎又在同一时间冒了出来。

他天庭不再饱满的额头亮汪汪的，滚烫如被夏日阳光暴晒了一个中午的岩石，被汗水浇灌着的身体的温度也特别异常。他就像是躺在一座正咝咝吐着熊熊火苗的火炉之上——他的身体几乎烫得熟一筐土豆。

我有些害怕。怕他烧坏了。怕他一觉醒来，变成了一个智力低下，满嘴胡言乱语，谁也不认识了的傻子。尽管我知道他在注射药液之前已经服下了预防发烧的白色药丸，但我还是如临大敌般，把这一情况如实地反映给了管床医生魏瑶。

根据吩咐，我去护士站借了一支体温计，把父亲叫醒了，让他夹在汗津津的腋窝里。五分钟之后，我拿着那支带着父亲体温的体温计敲开了医生办公室的门。魏医生把体温计横在眼前瞅了一眼，对我说：体温略高，但并无大碍。属于正常反应。她建议我可以用热毛巾给父亲敷一敷，敷额头。

我惴惴不安地回到病房，拧起用热水浸湿的毛巾给他一遍遍地敷额头。直到他的体温略有下降之后，我才坐下来打开那本被我随身携带着的澳大利亚作家大卫·沃克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光明行：家族的历史》。我试图从折页处继续阅读，却吃惊地发现，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把目光聚焦在那一行行文字上。

我心烦意乱，胡乱翻着，最终还是把散乱的睡意昏沉的目光集中在了父亲凹凸不平的脸颊上——那块满目疮痍的犹似布满了无数弹孔的岩石。

这是一张无比陌生的脸。与我记忆中的那张大相径庭。事实上，每当我试图从记忆里打捞他在过去年代的脸时，总是会产生一种无以言述的挫败感。

那些出现于不同年代的面孔，在极其短暂的一瞬间，也就是在它们从像黑夜和大海一样缥缈无尽的记忆里浮现出来的那转瞬即逝的一刻，是清晰的，但没等你缓过神来，它们就如同我们在晃动的水面上望见的月亮的倒影，立即变得异常模糊，继而归于混沌；你越是绞尽脑汁地想将之看清晰，它们就越是模糊。

我越发不敢相信，这张脸是属于父亲的。尤其是在他熟睡之时——在这张扭曲变形的脸上，颧骨突出，眼袋浮肿，皮肤油腻，沉淀着黑色素的毛孔如同筛子眼儿一般密集粗大，没有一丝光泽，看起来毫无生气。偶尔，当我抬起头来，在某种神秘力量的引领下将目光落在这张脸上时，心里总会“咯噔”一下。

确实有一件事情发生了。父亲在逆光中豁着嘴巴打呼噜的画面，忽然唤醒了沉睡在我记忆中的一段文字：“我满怀深情地望着父亲瘦削、憔悴的脸庞，这张脸此刻正沉浸于鼾声如雷的活动之中，它缥缈、恍惚，已抛开粗俗的面具，诸多瞬间神情庄严地罗列开来，向我们透露这张脸正漂游在某个无比遥远的彼岸。”

父亲是否在梦境中随着他的脸漂游到了无比遥远的彼岸，我不得而知，但不知道为什么——哦，这该死的想法——这个画面总是让我联想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直挺挺地躺在那里，眼部朝上，面无表情，嘴巴微张，有一团镶着金边的光笼罩在他那张被阴影吞没的脸上。仿佛他已离开了我们。这真是难以解释。

每次想到这一点，我都感到特别难过，而且恐慌不已——我暗自忏悔：你怎么会这样想呢？我强制性地命令自己：不许胡思乱想。抑或是在那个想法诞生之前，我就想方设法——譬如说做一番自我心理暗示，企图把它扼杀掉，但于事无补。那个该死的想法，如同幽灵，总是不请自来，防不胜防。

于是，每隔一会儿，我都要仔细观察他隆起的胸脯是否还在微微起伏，他突出的喉结是否过一会儿就会暗自滚动——好像有一只幼鼠在暗道里爬行一般，它小而结实的身体撑开了暗道的皮肤，他指关节粗大的手指，是否会随着他发乌的嘴角因为在睡梦中受到惊吓而一起发生条件反射般的动弹现象。

我还会留意，是否有鼾声从他黝黑的鼻孔和微微张开的嘴巴里发出。

我做好了随时把他喊醒——把他从悬崖勒马处，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准备。然而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徒劳。父亲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深陷于一个我们看不见的黑暗世界，很少醒来，唯有大汗淋漓，偶尔嘴角翕动，如同蚊蝇一般喃喃自语。

这更加加深了我的恐惧。我时常慌忙地把视线挪到那个只能在两侧各自打开一条只有一拳头宽的缝隙的窗户上。

九月下旬斑驳的阳光依旧把对面一幢陈旧的职工住宅楼和一座高耸在屋顶之上的黑色水塔，照耀得通体发白。而堆满了云层的天空忽然变成了无可救药的灰色，巨大的虚无感如同一群体积肥大的鹅，弥散其间，无边无际。

我尽量回避着那张在室外光线的笼罩下泛出了些许光辉的陌生面孔，却又不得不过一会儿就要扭过头把它仔细地打量一番。我总是疑心，那张面孔会在我转移视线之际变得僵硬冰冷，再也无法重现它昔日的神采。

自从住进医院后，父亲每天都会面对各种各样按部就班或者说是例行公事般的询问，而回答这些询问必须由他独自完成，我插不上手，只能袖手旁观，干着急，并在心底暗自嘲笑他。既嘲笑他的迂腐，也嘲笑他的无知。

最早的询问，来自管床护士。每天上午九点，或者比这更早，当然比这迟一些也说不一定，但一定是在医生查房之前，总会有一个护士前来询问父亲昨晚的疼痛情况，并让他根据对疼痛的记忆，自行评估等级。

这大约是一天之中最让父亲窘迫的时刻。

面对那个从未变化过的问题，他总是显得慌乱，窘迫，他心急如焚，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吭吭哧哧，两只搁在床沿上的手，胡乱地摩挲着床单，舌苔发白的舌头在他的口腔里不由自主地转来转去。他不知道该把它安放在何处，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措辞。那副样子，简直是一个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老师提问的小学生。

几天过去，他仍然没有熟练地掌握给疼痛打分定级的本领。或者说，他只是在夜晚感到疼痛，却对于疼痛等级没有任何概念，对于几个等级之间的界限更是模糊。他还不能很好地把“痛”“很痛”“特别痛”量化成阿拉伯数值。他总要犹豫半晌才能给出一个并不确定的分数。而那个分数多在“6分”以上。

护士总是会把眉头皱起来，把准备记录数值的圆珠笔暂且搁到一边，继而按捺着风风火火的性子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分数提出质疑：“真有这么高吗？”“您要分清楚轻度、中度与重度之间的区别哦。”“您提供的数据是医生给您开止痛药的依据，您要不要……”她的意思是，要不要再仔细考虑一下。

面对这些质疑，自觉在情感上受到某种伤害的父亲，蠕动着密布铅色胡茬的嘴角，绕转着那条迟钝笨拙的舌头，滚动着那个桃核般大小的喉结，终于吐出一句还算工整然而听起来就像是据理力争的话：“晚上异常疼痛，几乎不能入睡。”护士用一种夹带着些许轻视意味的目光瞥了他一眼——仿佛他是故意刁难她们似的，这才将信将疑地把那个分数记录在了“疼痛评分量表”上。

那张表就挂在墙上。根据护士记录下来的数值，我们可以轻易地绘制出一个曲线图。这确实不是一件难事。我在脑海里就把这个图表绘制完成了。图表中出现一条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好像永远也不会跌落的曲线——即便你是一个医学门外汉，但只要在医院呆上几天，你就会明白那条曲线意味着什么。

最初，父亲以为那种不可忍受的疼痛，对他们这些肿瘤病人而言是正常的，他以为其他病人都与他一样，日夜被无休无止的疼痛折磨着，但没过两天，他就动摇了，尤其是在与江西男人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之后，他像两个月前怀疑自己所患之病并非肺结核一样，对我和妹妹告诉给他的那个结论再次产生了怀疑。

“我的胸部都只是隐隐作痛，并不影响睡眠。”江西男人这样告诉父亲。或许，父亲趁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还向其他病人打听过这件事，而别人的回答与江西男人给出的答案并无不同，至少是没有得到一个与他的情形雷同或类似的答案，于是，他琢磨起了自己的问题，并且显得心神不宁。

偶尔——不，应该说是经常，他坐在床头把手伸到胸前，或者是放到肩胛骨那里，就像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寻找某件具有特定形状的小东西一样，用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三根指头试探着疼痛的部位，眼神闪烁不定，脸上挂着一副自我怀疑的神情，然后自言自语般地发出这样的疑问：“怎么会这么疼呢？”

我想他也不全是自言自语。他一定是希望有人在这个时候分担他的焦虑的，哪怕那个人是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如果这个人还能给他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那就最好不过了。可是每次，我都装作没有听见。当然，我也有可能安慰过他，甚至对他撒了谎，譬如说，你们的病不一样，疼痛的程度自然也就不一样了。而父亲，对我的解释将信将疑，闪烁的目光依然焦灼。

我不可能把真相告诉他。在这件事情上，我和妹妹一早就达成了默契。

那对江西夫妇，在我们初次见面之时，就打听过父亲的病情，当然，我们也如法炮制了，尽管这有违医院的规定。我们轻描淡写地说：

“最终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们还在等。”

过了两日，当一切已成定局，我们也只是漫不经心地对他们声称，肿瘤，但是良性的，做几次化疗就好了，并无大碍。记得说这些话时，刚刚在阳台上把眼泪擦干，把充血肿胀的眼睛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我还面露微笑，呼吸平缓，极力把从内心辐射出来的条状的痛苦阻击在中途。

“不做手术吗？”江西女人好奇而又关切地问。

“由于位置特殊，在肺部的上方，不宜做手术。”我如此回答。

江西女人没有继续问下去，而是意味深长地望了父亲一眼，但很快就将目光收了回去，卡下眼皮，忙着给她的丈夫整理衣服去了。我明白她隐藏在目光里的疑问，明白她正在想什么。我注意到，在随后的几天中，在父亲犹豫着把那个并不十分确定的疼痛数值告诉给护士时，她都会往他身上投去不易觉察的一瞥。

那目光依然是复杂的。她似乎知道了所有的秘密。事实上，在医院，所有的秘密都是公开的。譬如在胸部肿瘤科，无论是病人，还是家属，大约都知道，只有肿瘤已恶化至中晚期，已经被医生宣布失去了手术价值的病人，才会进行姑息性治疗，也就是所谓的保守治疗。

我们的父亲尽管没有什么文化，但不是傻子——相反，他聪明透顶。几乎所有认识他或者听闻过他身世的人，都不吝用这个词评价他——他显然也知道一些，我是说知道一些常识，只是不够确定，抑或不愿意相信。

父亲凭借着那一点从他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聪明和依靠后天的努力从过往的经历中积累起来的有限的智慧，独自琢磨着事情的真相。一个下午，他终于道出了那个像一只盘旋于他心中的乌鸦，让他寝食难安的疑问，“究竟是不能做手术，还是已经错过了做手术的最佳时期？”

在这个已然显得十分遥远的下午，他摆出了一副要与我推心置腹畅谈一番的诚恳姿态。一副要与我做兄弟的样子。可实际上，他并没有没有拿出十足的诚意。他提问时一直紧盯着我的眼睛。这一点没能逃过我的观察。他是想在我闪烁的眼神里寻找破绽。可他不知道，他的儿子早已不是那个多年以前只要被他盯着就会浑身不自在，露怯发虚，就会出卖真相的孩子了。

没有经过任何思索，我就把搪塞江西女人的话对他重复了一遍，而且我在说话时没有回避他的眼睛。我坦然地望着他，直到他把目光从我眼里挪开。

听到这个答复，他应该像几天前那样长舒一口气，庆幸自己的胡乱猜测纯属过于紧张的结果。但在我的记忆中，他好像没有做出这样的反应。相反，他就像是一个被嘴唇遗忘多时而变得郁郁寡欢的烟头，抑或一架刚刚失去了金色夕阳的铁青色山脉——他眼里的光，蓦地暗淡下去。

父亲是否相信了我编织的这个漏洞百出的谎言，我无从知晓，但是在往后的日子里，但凡有人问起他为什么不做手术这个敏感话题时，他就会把我的回答从记忆里原封不动地搬出来，递到那两只好奇的耳朵里。

现在，就在我回忆这次对话时，我忽然想到一个十分阴暗的问题——父亲是否怀疑过：是不是我们兄妹不想凑那样一笔费用，才宣称他不适宜做手术？

按照父亲的性格，这样的念头一定在他的脑海里闪现过。我都想象得到，在那一段日子里，他一次次想张口，甚至一个音节已经在舌尖上形成，第一个字即将破口而出，却又一次次出于作为一个父亲的意识，担心我们难堪，更担心我们在他的质问之下无法面对自己……总之，有一长串理由，使他把张开了的嘴巴又紧紧闭上了。

或许这样的事情并非出自想象，而是真实的发生过，只是被我忽略了。最终，仍然是出于作为一个父亲的意识，我们的父亲把这些如同蘑菇一般丛生的疑窦都艰难地吞咽了下去，就像他一直把他这一生所经历的那些带血含泪的故事收藏在某个只有他才知道的地方，从来不对我们开放，也不透露半个字给我们。

他默认了自己的命运。他决定听天由命。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在他对生命彻底绝望之前，他就选择了原谅我们。

当我把时间再次退回到这年九月，我给父亲设定的问题，如同一道闪电猝不及防地摆在了我的面前。它就像是一双雪亮的眼睛，审判着我的灵魂。假如父亲的病情没有恶化到那一步，还可以进行根治性治疗，我们该如何面对呢？

还记得七月份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一个老乡在汉口做手术花了十几万时，我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后来，当那个江西女人告诉我们他们仅仅在外科大楼就花掉了十七八万时，我的心里又“咯噔”了一下。

那不是一个小数字。凭我们三兄妹目前的经济实力，很难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将之凑齐。尽管在此之前，我们都信誓旦旦地说，即使花再多的钱，也要为父亲治疗；为了减轻父亲的精神负担，我经常安慰他，“您不要操心钱的事。”

我甚至记得一清二楚，就在父亲问我那个问题时，我还在心里嘀咕——将其称之为抱怨或许更为准确——您只关心自己能不能做手术，却不过问我们是否有这个能力支付手术费。“他是一个自私的父亲。”不仅仅是这一刻，在往后数月间的无数个时刻，这个想法一度占据我的头脑。

果真如此的话——你肯定明白我的意思——我们或许都会在他面前暴露出可恶的本来面目：自私，无能为力，缺乏顽强的意志，怨天尤人，推诿责任。

另外一种情况，大概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即使我们厚着脸皮向所有的亲戚朋友求援勉强凑齐了那笔费用，我想，我们肯定也会在心里算计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偿还这笔债务，评估这笔债务将会给我们未来的生活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你已经知道，我们没有被逼上那条绝路。我们无需面对来自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的责难——道德上责难，也无需终身忏悔；我们也没有背上一笔数目可观以致于要花上好几个年头才能偿还清白的债务。尽管我和妹妹都找朋友借过一笔钱，但数额不大，我很快就把它还掉了。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除了母亲之外，我们三兄妹的工作和生活，较之二〇一五年抑或二〇一六年，都有了新的起色。

可我们失去了父亲。

没有比这更遗憾更糟糕的事了。

那个下午之后，父亲再也没有向医生和我们或是其他别的什么人打听他的病情。当然了，在去世前的那一周，在那漫长的弥留之际，他已经没有力气说出一句完整而又清楚的话了。他每天都处于永无止境的昏睡之中。他的嘴唇一刻也没有停止奔跑。它们像是在与人秘密交谈。

我猜测，他之所以对这个问题不再关心，无非两个原因：

第一，他在回避这个问题。

第二，他早已知道了真相。

或许还有一个原因：他在这一天就明白了，不管他怎么询问，或者是七拐八弯地试探，我们都是不会把真相告诉他的。

第二个原因当是最可信的。在后来的治疗过程中，他在无意间向我和妹妹透露了一件被我们引以为耻的事情——在潜意识里，我们总认为这样的事情有失颜面，不应该发生：在县人民医院办理出院手续核对账单的时候，他声色俱厉地对医生发了一通脾气。“当时心情不好。”他给我们解释道。

为什么心情不好？原因只有一个，那即是被他握在手中的那张出院证明。

而在同济医院治疗期间也发生过一件原本不该发生的事：由于一时疏忽，我忘记交代医生替我们保守秘密了——我一直记得这件事，也知道它的重要性，可还是忘了——导致魏瑶医生的助手——小魏医生在病房里处理问题时不小心泄露了父亲的病情。她以为我们将检查结果告诉给了他。

当时，父亲正在输液，逆光仰躺着，神态疲倦，似乎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小魏医生身上，而且事后，应我的请求，小魏医生借查房之机纠正了“口误”，并对父亲进行了一番鼓励，可我还是怀疑他知道了真相。

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尽管知道了真相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我们——相信了我们糊弄他的鬼话——在接受最后一次治疗之前，甚至是在治疗的前期阶段，他对未来都还抱有强烈的期待，尽管中途他也动摇过无数次。

每当他在输液或散步途中对我们言简意赅地描绘已经在他脑海里成型的蓝图时，譬如说等身体康复后，他就把院子西南角的花园建造好。他要在那里铺上几条鹅卵石小径，种上他从新疆带回来的波斯菊，修剪好那丛月季花和一排已成气候的小叶榕……总会有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自心底向全身蔓延。

我一直没有弄清楚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滋生那种感觉。我只记得，总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间回响：他已没有机会了，可还……

望着目光里闪烁着希望之光的父亲，无言的难过取代了先前的异样感觉。我不忍心也不敢触碰自他眼角流溢而出的余光，常常将脸撇到一边，悄悄地叹息。

我们欺骗了他。我们合起伙来干了这件事。

这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

医生查房的时间，一般都在上午九点半左右。他们或许一上班就开始查房了，但当他们来到父亲的病房时，时间的指针往往指向了九点半。一行四五人从病房门口鱼贯而入。原本狭小的空间，一下子变得更加拥挤。

这是一个重要时刻，病人与家属都很重视。人人都试图抓住这难得的与主任医生交流的机会，让他或她帮忙解决最新出现的棘手问题。所以，当医生们涌进病房时，出于尊敬，抑或是出于礼貌，当然，也可能是出于某种本能，病人都会从病床上坐起来。

但是，我很少见到父亲会做出这个动作。他会一直仰躺在病床上，斜着眼睛回答医生的提问。我担心医生不悦，多次提醒他应该坐起来与医生交流，可他依然如故。而且令人费解的是，每当这个时刻来临，我就发现父亲的脸色差到了极点，用“面如死灰”这个词来形容他的脸一点也不为过。

这时节的父亲，看起来确实极度虚弱——就连他自两片薄而发乌的嘴唇里吐出来的话也显得虚弱至极。同一句话，哪怕是一个简单的词汇，往往都需要他重复一遍抑或两遍，或是通过我的翻译，医生才能明白他的意思。他吃力说话之时，整张脸庞都溢出了痛苦的汁液。眼神里被他努力聚集起来的那么一点光，如同燃烧殆尽的火把的微光，正迅速消失。仿佛过不了多久，他就要离开人世。

正如我担心的那样，医生们集体皱起了眉头。他们默哀一般地，要么把双手交叉在小腹前，要么倒剪于背后，要么把一张纸片或者一个笔记簿端在胸前，立在病房中间刚好容得下一张行军床的空地上，望着虚弱的，仿佛过不了多久就会离开人世的父亲，表情凝重而复杂，眼里闪烁着诸多不可言说的内容。

那一刻他们都在心里怎样评价父亲以及他的病情呢？我不知道。作为家属，我感到有些难为情，想说点什么，但终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与他们一道把略微带有一点责备神情的目光落在父亲脸上。那是一块久经风吹日晒的礁石。瘦削，脆弱，苍白而又暗淡，正缓缓下沉。

空气旋转起来，房间里形成了一个漩涡。心跳声忽然变得特别巨大，如同膨胀的气球，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飘荡。江西女人停止了所有的动作，转过脸来悄悄地打量着精神萎靡的父亲；躺在床上的江西男人，也把脸转了过来。众目睽睽之下，父亲目光游离，闪烁其词，不晓得该把它们安放在何处。他感受到了压迫。

可他是无辜的。最终，他把游离的虚弱的目光从医生们身上移开，定格在了看起来如床单一般雪白，实际上却呈现出某种灰色的天花板上。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他其实并没有把目光定格在某一个固定的点上，而是盯着一个你无法捉摸无法定义也无法定位的地方。他喉结滚动。一只幼鼠在爬动。

穿着雪白大褂的医生们静默了几秒钟，把手中的圆珠笔别入胸前的口袋，又瞥了一眼毫无生气的父亲，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病房。我站在床尾的那个角落目送他们，但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没有一个人对我点头示意。或许是父亲的表现让他们感到压抑，沉重，甚至还有些厌恶或反感吧。

他们的脚步声连同背影转瞬即逝，可父亲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姿势。

他像一条缺氧的鱼，薄而发乌的嘴巴微启，目光越来越短，视线越来越弱，像极了一尾正在风中挣扎着的行将在瞬间熄灭的蜡烛的火苗。你无法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我猜不透他的心思。我至今都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把最消极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展示在医生面前。他明明可以振作起来的。可是他没有。

他难道不知道，任何一个人目睹这样一幅死气沉沉的画面，都会产生不适感吗？

他一个人在病房时也是这样的吗？他是怎么面对医生的呢？

这是一个谜。

当然，在查房期间，父亲也不只是一直仰躺在那里接受医生们的集体注视，他也如实地反映了自己正承受着的痛苦。从第一次住院到最后一次住院，他给医生反映的问题都包含着最重要的一项内容：疼。后来又多了一个直到弥留之际也没能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便秘。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需要借助医生开给他的安定片才能在夜间勉强入睡了。我总是怀疑他私自加了量，因为安定片很快就没了，连医生都感到吃惊——我有时还会担忧，他是不是把安定片藏了起来，等藏到了一定的数量，就像电视剧里那些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人那样，将它们全部吞进腹中呢？

而关于止痛药的服用量，我和父亲一度发生过分歧。我记得清清楚楚，魏医生让他每隔12小时服用一片，可他在12个小时之内，总是还要吃一两颗他自行购买的芬必得。他给这个行为取了个非常生活化的名字：加餐。

我对父亲这种自作主张的行为提出过批评，至少是异议吧，他非但不听，还对我表现出极大的不耐烦，差不多就要火冒三丈了。他下意识地维护着作为父亲不容挑战的权威，梗着脖子对我声称，“加餐”行为并非他擅自行事，也不是记性不好，而是得到了医生的许可的。我不信。他更火了，脸上摆出一副长话短说，不愿与我在此话题上继续纠缠的架势。仿佛他手里掌握着不容辩驳的真理。

“他总是这样。常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可以与人争得面红耳赤，就像吃了火药一样，不，就跟吃了没有煮熟的生饭一样。”

联想到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我所见证过的往事，我在心里如此数落父亲的不是。现在呢，我对这个问题倒是有了新的看法：很多时候是我们误解了他。他就是这样说话的。他说话的语气就是这样不中听。

根据丰富的临床经验，医生们很自信地认为，只要按时按量地服用了那些药物，父亲晚上的睡眠质量应该是可以得到保证的。但是结果并不理想。他不是说“比前一晚好了一些。没有那么疼了。”就是说“只睡了四个小时。”

面色晦暗、眼圈发黑的父亲，几乎每天都会在我们面前重述他不能睡觉的痛苦。偶尔，他还会近乎哀叹般的在灰色的时段里喃喃自语：一天到晚都没合过眼。这样下去，该如何是好？他叽里咕噜的声音很低，低得简直听不见，仿佛它们是从他早年受过两次重创的下巴上传出来的，是从他的后背或者胡须上传出来的。

这个问句，让我和妹妹面面相觑。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如果睡眠质量长期得不到改善，那么，最终夺去他性命的很有可能是恍若一头庞然大物的疲倦——可以扳倒任何一个壮汉的疲倦——而不是疾病。我们认为他故意夸大其词，甚至隐瞒事实。他所说的“一天到晚都没合过眼”，并不符合事实。

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他明明睡着了，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就在他输液之时。我和妹妹以及那对江西夫妇都是见证者。如果一个人睡着了还能通过某种方式看见或回顾自己并不雅观的睡姿的话，他一定可以看见这样的画面：

他仰躺在床头被固定在一个角度的病床上，眼睛自然而然地闭合着，但没有完全闭紧，眼皮覆盖的下方翻出一角爬满了纤细血丝、颜色发黄犹如患了黄疸症的眼白。看上去，就像他在睡梦中分出了一部分元神，悄悄地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儿，躲在那里偷偷地打量我们的一举一动。

他爬满了一圈铅色胡茬的嘴巴自然张启，露出一部分若隐若现的牙齿和空洞的黑乌乌的口腔，有忽急忽徐忽重忽轻忽粗忽细的鼾声，从他堆积着黑黄两色烟渍的牙齿间和潮湿的鼻孔里没有规律地传递出来。鼾声偶尔会忽然中断，或者是被急促地收回去，但待他侧过脸或是调整了一下睡姿后，会再次响起。

可是父亲对此予以否认。

他强调说，没有睡着。

他争辩说，哪里睡着了。

他继续说，有没有睡觉，我自己不知道？

说完这些，他的脸上已露出大面积的懊恼之色，那是带着怒气的血液在短时间内往一个地方汇集的结果。那种迥异于平时的面部表情一直延伸到了耳根那里，甚至连他发乌的耳根都变成了红色。我知道，是我们的怀疑惹恼了他，是我们的不信任伤害了他。我们不该怀疑自己的父亲。他肯定是这样认为的。

难道他对发生过的一切都浑然不觉吗？我和妹妹再次面面相觑。我们在彼此的目光中读出了同一句话：他在撒谎。

事实上，如果仔细思考一番，这个谎言其实是值得原谅的。

可我们当时并没有这样想，更没有对他的行为与言辞之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显而易见的矛盾进行分析。我们只是认定，我们的父亲，这个平日里谎话连篇的男人在撒谎。直到数月之后，我才意识到，他是清白的，他没有撒谎。我们看见的那些画面，只是假象。

父亲在进行一场事先就导演好的表演。或许是唯一的解释。除此之外，我想象不出其他比这更为合理的理由。而在这场表演中，观众不是医生，不是护士，不是邻床的江西夫妇，不是我们，也不是那些成天游荡在医院里面，我们无法用肉眼看见的事物，而是他这个表演者。我们的父亲，在表演一幕幕独角戏。

这个结论自然相当拗口，不容易被理解，但理由充足。难道不是吗？我们都不应该怀疑，或者换句话说我们都知道——最准确的表述，我想，应该是“我们都应该知道”——每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都会面对（而且还会慢慢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从他跨进医院大门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变成了一只独角兽。

事情就是这样怪异：一旦厘清了头绪，之前如同火山一样沉睡的记忆忽然复苏了，一些在当时恰好被我在无意间瞥见，但没有引起我的重视，随即就被遗忘了的被扔掉了的细节，也像冰山一样缓缓地浮出记忆之海，变得清晰起来。

当我在漫长的夜晚一遍遍咀嚼这些如同电影慢镜头在我眼前不断变幻的往事时，我对自己的判断就更加确信无疑了。

第一个上午，也就是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当护士推着一辆装满了输液袋的小推车步入病房时，父亲已经躺在了病床上，他似乎早就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并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但很显然，他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好，至少是还有一道至关重要的工序没有完成。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注意到了他的惶恐与不安。按理说，在此之前他已经接受过那么多次的预演，应该能够平心静气地对待这件事情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一直用一种不安的眼神注视着护士的一举一动，眼睛一眨也不眨，生怕遗漏或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我记得他还欠了欠上身，尽可能地扬着沉重的，有一群蜜蜂在内部嗡嗡作响的或是就像压着层层积雪，已经变得麻木混沌的脑袋——这个动作使得他涨红了的脖子上青筋暴突，颈部上方的两条软骨异常突兀——以便好奇的目光越过眼前并不存在的层层障碍，落在那些印着蓝色小字的输液袋上。

他大约是想辨认出那些药液的名称，继而根据自己的对于药物的认识揣测它们的功效，最终借此确认自己的病情。

我想，他的心里应该是徘徊着不少疑问的，而且这些疑问已经顺着食道攀爬到了嗓子眼上。然而正待他开口时，护士先发制人，“爹爹，打哪只手？”

父亲犹豫了一下，嘴角嗫嚅，并用眼角的余光将两只手扫了一眼，然后慢腾腾地递出了放在床沿一侧的左手。“就这只吧。”他无可奈何地说。

这是一只扭曲的变形的手。整条手臂以及瘦骨嶙峋的手背上都暴突着青色的血管。那些血管粗犷，凹凸不平，活像因为吃了太多的青色泥土使得周身都变成了青色的蚯蚓。它们在他粗糙的黝黑的失去了水分的皮肤下边倔强地爬行。好像随时都会从哪个毛孔里钻出来似的——它们还没有意识到正在迫近的危险。

这时，父亲慢腾腾地把这只瘦骨嶙峋的千疮百孔的跟道具一般无二的，皮肤呈现出某种形容不出的黄色的或淡紫色的——想起来了，那种颜色如同被滚烫的开水滚过之后的鸡爪的颜色。某个冬天，母亲就说他的一双手像鸡爪子一样难看——手递给了年轻的护士，任其处置。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护士操纵他的手，而且乖乖地听从她的指令，笨拙地做出握拳的手势——手背上形状与分叉的树枝一般无二的静脉血管，在几秒钟之内就急速地膨胀起来，眼看着就要爆炸了。实际上这是多此一举，即使不握拳，不在手腕肘处扎一根棕色的皮管子，他的血管也可以扎针。

然而，就在那个年轻护士把针头扎入他手背上的一根静脉血管时，他迅速地把头扭向了另一侧的墙壁，半边嘴巴与同一侧的那只眼睛扭结在了一起，那只手也条件反射般地往他怀里收缩了一下。那个亮晃晃的针头实在是太粗太大了，其个头几乎是我们平日看见的那种普通针头的两倍。

这一幕，不啻于一桩小小的暴力事件。作为目击证人，就在护士将那颗硕大的输液针异常冷静地扎进父亲皮肤的刹那，我也在陪父亲受罪，不仅我的左手情不自禁地颤抖了一下，心里竟也像被扎了一针似的，隐隐作痛。

为期三天的化疗从这一刻正式开始了。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开端。似乎一切都会好转。父亲会好起来的。一定会。不然我们为什么还要替他治疗呢？可医生宣布的那个结论，如同一块坚硬无比的骨头，深深地卡在我们的喉咙里。我们既不能把它吞到肚子里去，也不能把它吐出来。除非有奇迹发生。是的，除非有奇迹诞生。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以前，当父亲在饭桌上或客厅里与人谈及某些他们共同认识的人的不幸遭遇时，他总会搬出这句话。仿佛这句话是一把用来解释那些超出我们情感接受限度的突发事件之所以会发生的万能钥匙。

换言之，在父亲眼里，一切的罪恶与不幸，都因这句话而生。

可这个世界上哪里存在什么万能钥匙呢？在此之前，我已查阅过无以计数的有关化疗的资料——这让我自觉对这种治疗肿瘤的传统方法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包括它的优点与缺陷，可事实上，我对它仍然一无所知。

最初，我以为化疗的过程是相当恐怖的。在我的想象中，那些药品会在病人的身体里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譬如会像遇到冷水的生石灰一样汩汩沸腾，或是会引发小面积的燃烧现象，而由此产生的高温，会不可避免地烧焦病人的皮肤和血管。这种以毒攻毒的治疗方法，一定会让病人身心俱碎。

那段时间，我和父亲几乎每天都会路过医院的放疗中心。中心门口挂着一个十分醒目的标志。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路过那里，但凡看见那个看起来有几分凶神恶煞的标志，我的心跳就会无端加快，甚至还有莫名的恐惧在身体里急剧升腾。我总是会加快脚步，并且佯装对那个标志视而不见。我不愿在那里多停留一秒钟。

那是一个不祥之地。我在心里如此暗示自己。估计父亲也抱有相同的想法，有一次，我在无意间瞥见他的眼里掠过一丝不安。而那时，他恰好把目光从放疗中心幽暗的门口收回来。门口恰好站着一个目光涣散、一脸焦黑的病人。

我以为父亲也会来这里进行治疗，而且还暗自担心我一个人是否应付得了即将出现的局面。可魏医生说，不需要，就在病房里，而且是静脉注射。我终于放下心来，父亲不用背负我幻想的那些心理负担了——那些心理负担很有可能将他残存的希望吞噬得一干二净——而我们也有了足够的理由：隐瞒真相的理由。

您看，不就是打几瓶点滴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用这句话安慰父亲。

父亲机械地点点头。或许根本就没有点头，只是轻轻地应了一声：嗯。

可当我把那个打印着父亲每天需要注射的药液名称的单子从床尾上拿起来时，当即就傻眼了。密密麻麻的一大摞。一、二、三、四……数下来，将近十种不同名称的注射液。里面有我熟悉的名字，譬如氯化钠，但更多的是陌生面孔，譬如培美曲塞，顺铂。我不知道它们长什么样子。想必都是面目狰狞的。

把这么多静脉注射液注射进血管，父亲的身体会不会像青蛙的肚子那样鼓起来？这个令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的问题，就像久违的灵感受到了神灵的召唤，忽然从天而降，盘旋于我的脑海。但它不是我求之不得的灵感，自然也就不受欢迎。

我把单子递给了父亲——自然是应他的要求。他用右手拿着单子，睁大了那双困顿萎靡好似也冒着水泡的眼睛，认真地逡巡着，两道逐渐扭结起来的目光在单子上上下移动。他喂养在喉结处的那只幼鼠又开始不安分地滑动了。

或许就是在把单子还给我的那一瞬间，他做出了一个郑重的决定：用睡觉这种方式来打发漫长难熬的时间。

事实证明，他的这个临时决定是明智的。因为要把所有的药液输完，往往需要一整个工作日的时间。从上午九点一直输到下午四五点。而且还需要保持较快的输液速度。更不能出现什么意外。

第一天就很不顺利。那是在准备注射顺铂的时候——如果记错了，那就应该是培美曲塞，一种需要避光保存的注射液——父亲醒过来了。他的眼睛随着视力的恢复渐渐睁大，头离开床面，微微昂着，有一层不易察觉的雾气自他脸上消散，又忽的聚拢。就像被人猛地泼了一盆冷水，那张倦意十足的脸在刹那间清醒过来。

我们的父亲醒过来了。在他放大了的黑黄相间的瞳仁里，各自出现了一只惊惶失措的松鼠。它们怀抱对未知事物——或许是一管黑黝黝的枪口，或许是一张竖立着两排比刀尖还要锋利的肉齿的嘴巴——的恐惧，吱吱乱叫着。

这副神色，我并不陌生。那是他在走路时因没有留意脚下忽然一脚踩空而在拼命稳住身子的间隙所流露出的神色。而这一次，是因为他望见了那个套在输液袋外面如同牛皮纸袋的避光装置和深褐色的避光输液器。

我目睹了这一切。我仿佛看到父亲颤抖的身体骤然缩成一团，手和脚紧紧抱在一起，并像一个急需寻求庇护的孩子一样不顾一切地往角落里挪动——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我似乎还听到了他巨大的心跳声。它们就像一颗颗被赶出天庭的石头，要从他高高隆起的胸口滚落而出。

护士并未留意到这些。“第一次注射这种药水可能会导致心慌，所以刚开始时打得慢一点。不过，一般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她善意地提醒道。父亲又机械地点点头，然后忐忑不安地看着护士将流速调节器调到了一个适中的位置。

护士离开了房间。跟露珠一样晶莹的药水开始匀速地滴落下来，只不过流速异常缓慢，慢得简直叫人发疯。因为你根本就感觉不到它们在流动。它们就跟凝固了一样。经过漫长的等待，好不容易才会滴下来一颗。

我坐在床尾的椅子上百无聊赖，头脑发胀。我强迫自己读大卫·沃克的那本书，却无法集中注意力；时间一分一分过去，可我手中的书不曾翻动一页；那些刚刚看过的句子，仍然陌生得如同首次相见。我被一种相当恶劣的情绪左右着，坐立不安。

可我不敢离开自己的岗位。我必须坐在那里，直到输液结束。父亲在一旁不安地转换睡姿，痛苦的表情在他的脸上宛若雨天黯然的光线一样晃动。我看见了那些不易察觉的波纹，灰色的波纹——两个月之后，这些波纹深深地勒进了他松弛的脸部皮肤。它们改变了那张脸的形状。

在父亲把眼睛闭上之前，我先后两次应他的要求，把流速调节器的调速轮往紧处拧，差不多就要把输液管卡住了。

时间停止了呼吸。

可并非世间万物也都跟着停止了呼吸。

我暗自吃惊，父亲下巴上的胡子就跟打了激素一样，已在不知不觉中淹没了他刻薄的嘴唇。整张脸庞眼看着也将被淹没。他在清晨才修剪过的脸庞。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他身体的许多部分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不是这里变得臃肿，就是那里瘦了一圈。他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让我升起某种厌恶感的陌生人。

我试图运用意念把记忆中的那个父亲从一片灰蒙蒙的黑色森林里呼唤出来，以掩盖某种难以承受的事实。我做到了。我看见了不同时期的父亲——尽管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我认定就是他。他们习惯性地咳嗽着，佝偻着背。可是他们都不能走到我的眼前来。他们远远地徘徊在一道锈迹斑斑的铁栅栏后面。

这道不可逾越的栅栏，正是眼前的父亲。是他那具变形走样的身体。是他那张爬满了疲惫的胡子和灰色阴影的脸庞。

就在此时，父亲睁大了他那双被痛苦和恐惧这两种具有天然血缘关系的心理所填满的眼睛，其模样如同一只挣扎在死亡边缘的长颈鹿——他终于凭借着即使在睡眠状态也依然生效的求生本能，冲破层层鬼魂布下的迷迭雾障，冲破道道群山般逶迤绵延的幻觉藩篱，成功地逃离了一个遥远梦境的纠缠。

他高高隆起的胸脯，如同一架破败的风箱，剧烈地喘息着。那个架势，好像它随时都会中断工作，会有一个冗长而沉闷的响声打破病房里的宁静。

我看见一只重若千斤的手正压迫在他的胸口。

护士闻讯赶来，从容地问父亲，怎么了？脸色苍白的父亲像看见了救星一样，比正处于风暴中心的烛光还要恍惚的眼神亮了一下，然后有气无力地回答道：“心——慌得厉害——”那个嘶哑的声音，就像是从他的喉咙深处传导出来的一样，让人产生穿洋越海的错觉。他苍白的脸，随时都有可能融化。像冰块一样融化。

出于一种无法说清楚的原因，我认定他的头也在发晕。他全身的血液都汇聚到了他略微有些秃的头顶。他的意识如一片羽毛漂浮在空中，而他的身体正往一道深渊里坠落。他的右手攀住了病床的扶栏。一根想象中的稻草。

护士见此，果断采取了措施。她熟练而从容地拔下瓶塞穿刺器，换上了氯化钠。做完这一切，她又瞄了父亲一眼，对我说，打这种药水，或多或少都有些不适，但从来没有见过反应像你父亲这样严重的病人。

我不知道父亲是否听见了这句话，但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虽然我的心里也打满了问号，甚至觉得父亲不够坚强。

或许是氯化钠冲淡了顺铂或培美曲塞的浓度，父亲高高隆起的胸脯渐渐平静下来，脸上吓人的苍白也像潮水一样退去。如同一个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的人，父亲平躺在病床上，一语不发，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某个并不确定的地方。

世上果真存在上帝的话，我相信在这个九月下旬的中午，上帝是现身了的。他就站在病房里的某个地方，一脸怜悯地俯视着父亲。而父亲也看见了他。一个白胡子老头。上帝的化身。他们就像一对久别重逢的父子那样对视着——尽管他从未从他父亲的眼里获得安慰或力量。忽然地，父亲布满褶皱的目光就潮湿了。

这天，当经历了一波三折的父亲——中途，他甚至向医生告饶，能不能不打那袋让他心慌的药水了，那袋价格最昂贵的药水——把所有的静脉注射液输完时，已是深夜，整个病区都已进入了睡眠状态。

我走出病房时，一股由熟睡动物分泌出来的类似腐肉般的难闻气味扑面而来，分贝不一抑扬顿挫的呼噜声，像一根根抛物线在并非完全让人辨认不出任何轮廓的病区此起彼伏，并有隐约可闻的回声在墙壁之间漂浮回荡。浑浊而又浓稠的空气，被那些旋转着上升继而向四周扩散的气流，掀开了一道道细小的裂缝。

就是在这一天，意识和行为均受制于惯性思维与往日经验的父亲，在无意间找到了另外一把——对他而言——与“命运”同时存在的万能钥匙。他用这把钥匙打开了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并把自己反锁在了里面。直至弥留之际，他仍然把它牢牢地抓在手里。他们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把帮助父亲度过了难关的钥匙，我相信对人类乃至整个动物界而言，都具有巨大的魔力。它就像一位法力无边的巫师，可以让人暂时忘却身体正在承受的痛苦以及由此产生的恐惧。这把万能钥匙，有一个人人皆知的名字：睡眠。

这样的分析看起来近乎完美，“应该就是这样。”“对，应该就是这样。”但是，我又不得不站出来推翻这个结论，因为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至少是现在知道了——时间让我终于看清了这件事情的本来面目。

但要是从更严格的意义来说，这还不是最准确的说法。

每当一袋药液快输完时，父亲都会从遥远的睡梦中醒来，提醒我该呼叫护士前来换药了；一些时候，我坐在那里昏昏欲睡，把父亲以及他正在输液这件事忘记得一干二净，是他自己摁响了呼叫器；他呼噜呼噜的鼾声骤然停止，我感觉他正打量着什么，但当我朝他投去疑惑的一瞥时，他又悄然闭上了眼睛……

是这些已经被一层薄薄的尘灰覆盖了的镜头，在某个时间点上，受到一股隐秘力量的推动，艰难地穿越往事的迷宫和意识的隧道，还原了真相。

这就是我想说的。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与父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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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迅

1984生于中国鄂西，

现居南京，中国作协会员。

曾获林语堂散文奖等。

• 本文选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与父亲书》，略有删减，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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