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上海自救备忘录 | 人间 · 2022年的上海春天

Original 李诺米人间theLivings 2022-10-02

收录于合集

#作者「李诺米」合集 3 个

#2022年的上海春天 9 个

团购群流行的是一种新的购物逻辑：没有其他的数字可选，只有“买”和“不买”2个选项。

配图 |《在一起》剧照

2022年的上海春天丨连载

4月18日0点01分，张宛清准时在朋友圈调侃：“庆祝小区坐完一个月子，迎接下一个月子。”

从3月17日封控算起，南新三村通往外界的大门，已经被居委会和保安轮流看守了1个月，至今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

封控的传闻，早在3月15日就蔓延到了居民群里。张宛清刚开始没当回事——上海的防控一向为人称道，过去两年，这座位于浦东北蔡镇的城中村也从未受到过疫情的侵扰。直到越来越多的消息袭来，说周围有确诊病例，说附近小区陆续被封，张宛清的神经才稍稍有些紧绷。

当晚8点，张宛清匆忙赶到社区超市，平日只有零星顾客的收银窗口前已经蓄起了长队，再往里走，蔬菜与肉类的货架空了，想来大家都陆续听到风声，在囤物资了，“至少要挨够14天”——按照规定，连续14天没有新增病例与无症状感染者，小区方能解封。张宛清采购了能储存久一些的速食水饺、馄饨以及冻肉，蔬菜的保鲜期短，她盘点着每餐用量，只买了大概维持2周的量。

但后面1个月，事态远超过人们的预料，新增病例的曲线一路走高，解封的日子也随之一延再延，最终与27日上海官方发布的“浦东、浦西将分批封控”的措施撞到一起。“全域静态管理”中，原有的供需平衡悄然摇晃：居民无法外出采购，只能消耗存粮；点开外卖平台，商家是清一色浅灰的“休息中”。张宛清只在刚封控的那几天，通过跑腿小哥代购到了1次蔬菜。

一江之隔的浦西，情况大抵相似。

住在宝山的王玉玲看到封控的消息时，参照“4月1日至5日”的封控日期，采购了能维持1周左右的食物。5天时间很快过去，冰箱里原本小山似的物资一天天变薄，她的焦虑也在一层层累积。

和2000多万被封控在家中的上海居民一样，王玉玲也开始把“5:30起床加购，6：00正式抢菜”加入了日程。常用的电商APP在这场疫情中几乎都失灵了，还能保持运转的屈指可数：5点半是叮咚，6点是美团，8点是盒马。精确到秒的闹钟一响，王玉玲就在提前加载好的购物车页面上飞速点按付款按键，与网速和后端较劲。

肌肉记忆偶尔会让她想起之前抢茅台酒的场景：食指低起轻落，猛烈地在屏幕上戳动，好像那不是手指，是打桩机的桩锤，“哒哒”砸了半天，桩子一寸没进。可抢茅台和抢菜有着本质的区别，“茅台酒转手能赚1000块，但菜不一样啊，这是命”。她不清楚同时抢菜的人数具体有多少，只知道全城的人都在竞争这有限的份数。

手机屏上，先抢光的是蔬菜，接着是肉类，随着“商品售罄”弹窗的不断跳出，购物车里的付款金额也从200多瞬间变为100多，再变为50多、40多，那红色数字的跳动有些触目惊心。

赶在数字扣完之前，付款的按键终于有反应了。连着10个早晨，只有两三次有点收获，少的时候，抢到的食物顶多让一家三口改善一顿伙食。后来王玉玲刷新闻，看到有人抢菜时甚至动用了筋膜枪点屏幕，依然一无所获。

封控中，社区争取到的免费物资成了居民们生活的重要保障。但这份保障并不总是稳定而及时。

4月1日后，在浦东的张宛清总共收到3次物资，按户发放的蔬菜包与食用油，以及按人发放的连花清瘟胶囊。蔬菜包的品种不算单调，莴苣、土豆、卷心菜、胡萝卜，只是分量远远无法匹配封控的时长，摊到一家三口人的身上，至多能吃两天。连花清瘟胶囊的量倒是足够，送来时，工作人员还特意叮嘱：“别乱吃。”

王玉玲则是在4月9日收到了社区送来的第一批蔬菜和熟肉，分量不轻，这让她稍稍从网络流传的小道消息中抽出神，心安了一些。她当时想象不到，一桥之外，隔壁楼的居民分到的物资数量，跟自己家有如天壤。

收到第四批蔬菜的那天夜里，微信群里突然有人询问“二居”发放物资的照片，说是要“投诉居委会”，二居的居民好奇地问：“居委会（物资）发得这么好，投诉人家干嘛？”

一聊，误会才解开——那个邻居要投诉的是“一居”。王玉玲的小区，被一条小河分割成东西片区，由两个居委会分管。封控至今，一居的居民连片绿叶菜都没见过，只能隔河遥望王玉玲他们二居这边的丰盈物资。找居委会讨说法时，工作人员先是说“忙忘了”，后来统一口径，干脆让他们直接“打电话找市里”。

在封控中的上海，这种近在咫尺的待遇差距并不是偶然现象，人们很难预测到谁会被放置在运气天平较重的那一端——至少，杨浦区某街道的“250弄”并不在候选名单内——居家半个月，除了连花清瘟胶囊，住在这里的杨维昕只收到1袋米和1个蔬菜包，里面包括2个土豆、3根胡萝卜、1颗生菜、1块酱肉。

对照朋友收到的物资，杨维昕暗暗嘲道：这就像是隔壁“300弄”遗留下来的边角料——每隔几天，那边弄堂的居民就会收到一批厚实的蔬菜，再后来，伙食条件进一步改善，连水果也有了。

她忍不住自我叩问：两个小区紧挨着，封控的措施同享，为什么待遇不能同步？隔天，群里陆续传出“隔壁住了某位副局”的流言，这股愤懑终于降了下来。再后来，她偶然看到一条新闻播报，说隔壁另一个小区的蔬菜包，在社区囤到腐烂也没有分发给居民。

物资的极端，催生出了一条互帮互助的自救之路。

忘了从哪天开始，张宛清的工作群中陆续跳出了“团长”这个词。当时同事们兴冲冲地讨论，说小区里有人带领他们团购到了口粮，张宛清在自己的邻居群也同步看到了团购消息，才知道小区早有了“团长”。

她翻阅着几个团购群，东西的价格大致比封控前翻了一番。但特殊时期，价格在人购物偏好中的支配地位早已被无限淡化，团购群流行的是一种新的购物逻辑：蔬菜、肉食的品类很少，且被固定组合在蔬菜包、套餐肉里，很难有个人化的选择；鸡蛋每份30个，香蕉每份18斤，没有其他的数字可选，只有“买”和“不买”2个选项。

即便想把钱花出去，也要看团购群的邻居们能不能合力接起这条长龙——通常情况，超过30人报名，老板就会送货上门，但也有商品的起送份额被定到了50甚至100，人数不够就只能“流团”。

参与了几次团购后，机缘巧合下，张宛清也中途“上车”，当了一次“团长”。那是4月8日，封控在家的第20天，楼上邻居把张宛清拉进了一个“买肉群”，接龙名单里很快就排满了30个电话与门牌号。起送份额是达到了，可老板呼唤对接的“团长”时，群里200多号人却没一句回应。

社区的几名工作人员如今已经很难撑起整个小区的正常运转，居委会已经把部分权力与责任让渡给了“团长”：发起团购的人，要担负起团购的整个流程，包括查验商家资质、在群里发起接龙、与商家对接物资、对货物进行消杀、核对居民名单、完成所有分发工作。

团购期间出现任何问题，皆由“团长”负责，所有居民确认“货物无误”的那一刻，“团长”的使命才算结束，不再有义务去照管群里后续的接龙。这份“团长责任制”，成了居民们的共识。

看到刚刚还在热火朝天接龙的群里瞬间变成了老板一人的专场，张宛清主动发消息给老板，揽下了“团长”这个任务。前期工作已经安排妥当，只剩对接和分发物资，这点，她有经验。

小区第二次封控时，张宛清报名成了社区志愿者，每晚工作结束后就到小区门口的快递柜对接物资，再按照名单分发给前来拿货的邻居。快递柜里有在叮咚抢到的蔬菜，有跑腿小哥送来的个人物品，也有一些企业给员工送来的慰问品。

平日不常见的混乱会在此时显现。有天，一位老大爷来到快递柜前徘徊了半天，看准了1号楼牌下的香烟，抬手就要拿走。张宛清刚核对完上一位取货人的信息，留意到大爷的动作，立刻赶了过去，提示要对照完门牌号才能把货拿给他。这位老大爷住在11号楼，明显不是烟的主人，却出奇固执，嚷嚷着：“这就是我的香烟，利群的，不用看了！”

张宛清没松手，坚持要给跑腿小哥以及1号楼住户打电话确认，缠斗了一会儿，老大爷才知道他买的香烟还在路上，又等了很久，终于拿到了货。

“一定要坚持，不怕得罪人，如果让大爷把香烟拿走了，真正的主人找上门来怎么办？”

猪肉送到的那天，订货的邻居们隔着2米间距自觉排起队——隔天一做的核酸检测，让他们对排队轻车熟路了。张宛清一边核对信息栏里的手机号、楼牌号与付款截图交接货物，一边照管着几十份物资，防止被人顺走。

有个男人看到猪肉来了，瞥了眼队伍，径直走过来就要先拿走他的那份。张宛清见状大喝一声：“你给我放下，去后面排队！如果肉丢了我负责，但你不排队直接拿走肉，如果别人肉丢了，你负责！”兴许是被吓到了，男人看了她一眼，乖乖加入了队伍。

“也许有人会觉得邻居之间用不着太严厉，但在这个时期恰恰是有必要的，因为很多人会不守秩序。”

以往的经验提醒张宛清，秩序才能保障流程的无误。这些经验来自之前的爱好：作为“饭圈女孩”，她参加过很多次上海本地追星群组织的“周边团购”以及“线下团建”。团购“爱豆”的立牌、海报等周边，要经历产品“数调（即数字调查，确认有购买意愿的人数）”、工厂打样、预售报名、接龙付款，随后就是漫长的工期，待工厂把货物送到，店主再逐条核对信息，寄出快递，一套流程，比如今的团购食物要繁琐得多。经历过多番锤炼，在如何控制人员报名以及分发、订购物资上，张宛清极有心得。

如张宛清一样，她在追星群里的多位群友，都担起了各人所在小区“团长”的责任。封控中的上海市民，就这样殊途同归地走入了“互助”的队伍，用各自专长为生活物资的传递输送着一份力量。

作为一个媒体行业的从业者，王笠丹擅长在纷杂的信息中找到官方发布的货物渠道，只有再三确定了商品资质以及送达时间后，她才敢在群里开团接龙。她见过有些群里刚说完团购的物资，还没确定接龙人数与送达时间，就飞起了“红包雨”。而那些80份起送的牛排、100份起送的西瓜吐司，达不到人数，付款又要挨个退回。

小区的阳性病例多，核酸连轴做，社区的固定志愿者很难抽身前来运送物资。王笠丹提前在群里打好了招呼，征集志愿者——力气大些，最好有“大白”的防护服，方便在小区门外卸货，“如果没有人当志愿者，大家的东西都拿不下来”。

等到100多份鸡蛋送来时，楼下已经征集到了8位志愿者，不乏有刚刚退休但身体硬朗的大叔。王笠丹负责查看名单核对手机号与接龙号，志愿者们各自分工，有的维持队伍秩序，以防聚集；有的看守物资，防止冒领；有的把物资分配好，拿给已经核实过信息的居民。

接龙表格里能看到每位订购人的微信ID，字词的组合方式很年轻，分发的时候，才知道很多是住在小区以外的子女为老年的父母订购的。有些老人搞不懂团购的规则，王笠丹向他们一遍一遍详细解释，让他们和子女通话，拿到核对所需的信息。

王笠丹也为60岁的父母以及80岁的外公外婆订购过蔬菜，所以在面对小区里这些老人时，总会尽可能多分出些耐心。有些老人困在封控楼里，王笠丹就委托有防护服的志愿者骑车送到楼下。一切遵循秩序，每人就能按时拿到物资。

“上海的‘个性化’挺强的，封城之前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发物资。”封控在家的第20天，王笠丹发了条朋友圈，思考最近的见闻，“上海这么乱的原因，大概是一个基本靠市场经济自己运转的城市，突然集中统一化封闭管理后，跟2500多万人的运行机制完全背道而驰。”

居民自发形成的团购，保障了人们的基础生活来源，也在一定程度扳回了这种“背道而驰”。

但“团长”面临的阻力，也在悄然生长着。

有天下楼，邻居拉住周若然，悄悄给她看了聊天记录截图：有人指责“团长”们在疫情期间团购了一些“非生活必要物品”——无非是面包之类的口粮——在2022年春天的上海，生活必要物品被局限为了“白饭”。

类似的劝阻，周若然早就在社区群里看到过，居委会反复转发一条视频，视频里，有人大声喊话：“‘团购’会造成阳性传播！”

4月1日静安区封控后，她见短期解封无望，在5日建了一个群，在社区群里吆喝，找志愿者帮她一起团购。群里的人数从起初的5、6人，一点点积累到了现在的100多名。志愿者的团队建立起来后，周若然在6号找到居委会的人沟通相关事宜，对方没通过好友申请，也自始至终没作出回应。后来某位干部拉进来了一位男士，自称“柏哥”，说能找到车并且联系居委会，周若然就默认与他对接了。

柏哥进群后，从居委会处联系到供应商，在7日开了款“蔬菜盲盒”的套餐团购，总共有80份。才隔了一天，前一批“盲盒”还没送到，他就又找到周若然，说要再开一个新的“蔬菜盲盒”团购，保证“当天能送到”。周若然仔细考量了一番，拒绝了他的要求——如果再“开团”，参与第一次团购的居民怎样想？会不会有人中途“换团”，让蔬菜包烂在“团长”手里？

谁想，柏哥颇有领导做派地“教训”周若然道：“你们跟着我的节奏，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周若然被他的理直气壮震得云里雾里：“我们都是‘帮忙’，怎么变成了‘工作’了？”

眼见群里的志愿者们没人附和他的要求，柏哥面上挂不住了，接连取消了此前发起的多个团购并且一一退款。这个举动引起了众怒，因为他的行为不仅是将志愿者们之前的工作付之一炬，而且简直是在拿小区居民们最基本的需求做筹码逼人就范。

周若然和其他志愿者们商量了一下，把柏哥从团购群里踢除了。

谁知这位“光杆司令”独成一队，又进了社区各群里开启了团购——从他的做法来看，不像寻常的“团长”，更像来与周若然他们“竞争”的。周若然的小区是封控区，有志愿者看到柏哥可以自由出入去超市采购物资。

4月10日，柏哥又在群里发起了个鸡蛋的团购，说预计3天后到货。长龙很快接起，订单达成。没多久，群里又进来一位水果店老板，发起的同样是“鸡蛋团”，打包票说“隔天就能送到”。时间的对比摆在明面，有人等不及，取消了之前的订单，转而加入了这位水果店老板发起的团购。

邻居们中途反悔导致的损失只能落到“团长”柏哥自己身上。3天后，他把没人要的30多盒鸡蛋领回了家里，堆在地上，拍了照片，和封控后物资紧缺的状态对比，仿佛两个极端。这些鸡蛋大概要花费1300元。

| 柏哥砸在自己手里的鸡蛋（受访者供图）

可又过了几天，柏哥在群里又发起了新一轮团购：蓝莓，数量10份，价格30元。

团购向来只有“起送份额”，何时开始“封顶”了呢？周若然对比了同规格蓝莓目前的售价，发现每份蓝莓至少能给柏哥带来一半的差价。可令人惊奇的是，当周若然与别的志愿者对这个价格提出质疑时，还没等柏哥回答，许多邻居就站出来替他挡了回去，话术很统一：“你看他多累啊，天天送货上门，把东西放在我们家门口。”居民们又反过来指责志愿者们，问为什么不能把团购物资搬到门口。

面对这些质疑，周若然不禁哑口无言：“封控期间本身就不应该过多接触，我们也怕交叉感染，你想想，志愿者也有家庭，如果阳性了怎么办？”还有另一层很客观的原因：在这次上海的封控中，每个社区的“团长”与志愿者群体里，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女性（有人估算比例在80%以上），周若然的志愿者团队里，只有两位中年男性志愿者，他们逐栋把货物送到楼道，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就好像在‘内卷’，为了获得大家的个人崇拜。”

种种“阻力”交叠在一起，一些志愿者陆续退群了，周若然和其他人聊了聊，坚持了下来。

在朋友的群里，周若然也了解到了其他小区团购的种种失序：有人在群里开团，凑足名额拿到货后，又联系接龙的居民假称货不够了，退款后转手就把扣下来的货物拉去摆摊，高价卖给不会使用智能机团购的老年人，还有人花70元从“团长”这里拿走2盒鸡蛋，回过头就以120元的价格卖给了老阿姨。

团购在一些个人化、精确化的需求面前有明显的短板。在团购群里，王玉玲看到过有“煮夫”在求做饭的调料，“宝妈”在求孩子的零食，还有女性在询问“哪位姐妹手里有多余的卫生巾”。这些“最大公约数”以外的需求，很难征集齐商家敲定的起送份额，只能在居民群里采取一种原始的“以物易物”的方式解决。

封控后，王玉玲看到一位媒体朋友在朋友圈诉苦：“好几天没有吃香蕉了，看到别人吃，感觉自己就像好久没有见到香蕉的大猩猩。”王玉玲在团购群里看到过有人用葱换蒜，她便有预感到香蕉会在封控生活中派上用场。于是，当群里有人“开团”时，她就订购了一份香蕉，108元，18斤。

如她预料，随后几天，香蕉等水果真的成了“以物易物”中的“硬通货”。她在群里发了消息后，立刻有三四个邻居找了上来，其中有个大叔说家里的小孩子想吃香蕉，愿意用家里任何东西来换，最终俩人商量，3个番茄换3个香蕉。另一个“硬通货”是可乐，王玉玲观察着群里大伙的“换物”信息，又在团购时囤了一箱。

团购群里的接龙时时在进行，而这样原始的交换方式，也杜绝了单批物资的囤积，让没有来得及“参团”的居民获得了想要的物资。一来一往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被重拾起来。

王玉玲家对门住着一位独居的老奶奶，留着短发，每次总穿着一件红色毛衣，腿脚有些不方便，孩子都在附近小区。有次小区做核酸，王玉玲做志愿者，看到了这位老奶奶的信息，才晓得她已经83岁，是江苏人。拿物资时需要签名，老奶奶的手颤颤巍巍地在纸上留下3个繁体字，让王玉玲印象深刻。

王玉玲和舍友后来给老奶奶送去了几根香蕉，回来后没过一会儿，传来了敲门声，她以为是通知下楼做核酸，打开门，却是对门老奶奶给她们端来了一碗煮花生。王玉玲有些感动。老年人群体，即使在特殊时期，也不愿意过多麻烦旁人，但总能维持着这份古老的体面。

基础的温饱得到解决后，杨维昕所在的居民群里有人说想吃炸鸡和蛋糕了，话题一出，其他人也加入进来。

杨维昕浏览着讨论，共情很快支配了思考。她从隔壁小区前两天订过肯德基的朋友那里要来了一份杨浦区所有肯德基门店的电话，挨个确认，终于联系上了一个能送货上门的门店。官方套餐里有3块原味鸡、6块鸡翅、9块无骨鸡，总价108元，和平日里持平。后来杨维昕才知道，在“黄牛”的手里，这个套餐已经涨到了200元一份，而如果找跑腿小哥代购，另付最低300元的“跑腿费”。

以原价为小区里的120户居民团到了炸鸡后，杨维昕直观感受到了周围邻居们的变化。封控前，她和小区里的人彼此不相识，如今，她好像成为了小区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杨维昕点惯了外卖，连着吃了几天的黄瓜炒鸡蛋，邻居阿姨得知后，每天会给她送来一份热菜汤。

| 受访者供图

4月14日晚，有人在群里寻起一味药物：氯硝安定片。家里老人惊恐发作，急需药物控制，但去医院配药需出示48小时以内核酸阴性证明。小区连续5天没做核酸检测了，按照流程，要先到社区申请出门证，隔天核酸结果出来，再开一次出门证，才能去医院拿到药。

病情怎么能等呢。杨维昕3年前确诊过焦虑症，知道它的严重性。惊恐一般被医生视为焦虑的“高级阶段”，发作时会胸闷、发抖、呼吸困难。类似精神类疾病的药物只在医院或者精神卫生中心能开，每次药量至多1个月，然后医生会根据患者去医院复诊时的状态出具新的处方。即使同是焦虑者患者，服用的药物也不同。封控后，杨维昕赶在快递停止运转前收到了朋友托关系找来的药，可却不适用于邻居家的老人。

她在群里一问，才发现小区里患有焦虑者的人居然不少。大家各自把药物的名称、信息拍了下来发在群里，有在医院工作的则帮着甄别哪种是适合老人。最终，他们从另一位患有惊恐症的老人那里拿到了药，全程不过20分钟

杨维昕和朋友谈起这个“虚惊一场”的经历时，朋友说，他的亲戚前两天哮喘发作，没办法就医，去世了，刚50岁。杨维昕不知道说什么，只觉得心口一阵堵。

突如其来且不知何时能结束的封控，落实到每个人身上，都产生着不同的反应。

王玉玲和两个女生合租，其中一个本来早早和男友定好了双方见父母的日子，就在4月10号，租约到期以后。可解封遥遥无期，终身大事也只能跟着往后排。王玉玲自己在封控前找到了新的房子，刚签完租房合同，就被困在了合租的老房子里，现在已经凭空扔了近5400元的房租，她把账单发给朋友，直呼肉疼——可如果她不交，房东的损失谁又来弥补呢？

也有人在苦闷中咂摸出了一点甜。去年7月，顾采懿大学毕业，从北京来到上海，终于实现了7年前的夙愿——2014年，《小时代3》上映，电影画面里，“姐妹花”4人穿着貂皮礼服，举着高脚杯，在高端住宅的露台上又哭又笑，她们背后是一览无余的上海夜景。当时在考试大省山东的一个小城市里，为了筹备中考，一年多没有接触过电视与手机的顾采懿，正处在对“美”有初步感知的青春期，电影里光鲜亮丽的主角们，给那个“灰头土脸的小女孩儿”带来了的冲击。顾采懿下意识地把这份美好得有些不现实的生活与“上海”联系到了一起。在后面的应试压力中，每当觉得快坚持不下去时，她就抽出一点心思来幻想未来在上海的日子，也因此有了动力。

但当心中的寄托实化，滤镜却在一层层剥离。来到上海后，顾采懿接连找了3份工作：先是在一家小事务所，在一栋外表破破烂烂的写作楼里，每月只有4000元的工资，放在老家，这收入也许不算低，但在上海，这个数字会严重贬值到让顾采懿有时怀疑，这真是电影里光鲜的上海吗？

后来的两份工作，环境好了许多，待遇也提了上来，代价是每晚加班到12点以后。顾采懿的业务能力还算过关，但身体有时扛不住，时针每跳过日期的分割线，就觉得心脏狂跳。环顾四周，都是在工位上加班的同事，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状态。每到这时，顾采懿就想起高考前、考研前和同学一起奋笔疾书的片段。

但这次她没了寄托，她开始怀疑这份工作的强度是不是适合自己，是不是在上海就只能用这样的状态工作。以前的执念的确有一些坍塌：自己真的能在喜欢的城市，过上想要的生活吗？

3月中旬递交辞呈后，顾采懿休息至今。偶尔想到舍友还在照常工作，拿着工资，她心里会有些失落，但这股情绪很快就过去了——封控的1个月来，她找回了对上海的一些感觉，那是和前7年完全不一样的。

“团长”与志愿者们带领大家团购物资，邻里居民互帮互助，前些天，有邻居用小瓶生抽和她们换了一瓶可乐，没有合适的容器，直接把生抽倒在了空饮料瓶里，没人计较细微处的得失。看楼下偶尔有老太太与老爷爷闲逛，顾采懿头次感受到了上海的烟火气。

这样淳朴的生活气息和她以前在电影里看到的上海是有所区别的，但她慢慢适应了这样的上海，觉得“在上海做普通老百姓也是挺有意思的”。这样纯粹的安宁，一如她刚到上海的时候和男友在上海街头漫无目的地闲逛，骑着车感受每一块从层峦交叠的梧桐叶里倾洒下来的阳光，清风的温柔，吹拂到肌肤，又渗透进每一寸毛细血管。顾采懿感受到，每次呼吸，都是她喜爱的味道。

| 顾采懿去年7月拍下的上海夜景（受访者供图）

顾采懿这样逛过上海的每一方土地，每一处建筑，让脑海里过了不知多少遍的电影场景与现实重合。那个晚上，她和男友来到外滩，隔着黄浦江，看着明亮的“东方明珠”，幻想起未来在这座城市的生活。

一年过去，虽然生活没有严丝合缝地贴上她当时的憧憬，但总归让她发现了隐匿在另一面的美好。与舍友有共同的空闲时间时，她会下楼打羽毛球，锻炼身体，在人少的地方摘掉口罩，大口呼吸。

那一刻，她走进的，还是那个春风沉醉的上海。

尾声

4月中旬的几场新闻发布会，多次重申了“做好居民生活物资保障”的说法。随着新措施的释出，居民区的气候似乎也迎来了回暖。

20号晚，居委会给已经封控在家1个多月的张宛清送来了份数量可观的“礼包”，说是外省援助的。一个星期前，张宛清也收到过外省的物资，包裹标注着“福建三明”，食品都保存得完好。这次的物资没有额外标志，但里面有特殊时期极为珍贵的海鲜和鸭肉。张宛清把他们摊开在桌子上，心里踏实了一些：今后的物资终于有保障了。

| 受访者供图

但好心情没持续多久——刚在朋友圈里晒完礼包，张宛清忽然想起当天上午追星群里的讨论：各区近来的礼包内容并不相同，但都混杂着一些“三无产品”。看到姐妹们的提醒，她检查起了刚收到的那批物资——那袋真空包装的鱼，翻来翻去，怎么也找不到生产厂家和生产日期。她又在电商平台上挨个核对其余食品的品牌、包装与厂家，终于确定，礼包内几乎全是“粤利粤”式的山寨货，只有那两袋20元左右的咸鸭蛋与鸡蛋干能对得上信息。事件在网络发酵后，张宛清收到的物资终于“正常”了。

而周若然最近团购的物资，无论面包或是猪肉，发货时间都比从前延缓了许多，向商家催了几回，等到通知：政府征用，请申请退款；在志愿者群里，王玉玲看到有人从社区门口传来的照片：几辆共享单车被抬了起来，横放在小区大门上——据说是为了加固大门，减少团购。

| 受访者供图

有时在群里看到朋友们的吐槽，杨维昕会有种侥幸感，带着点矛盾。她所在小区的居委会，向来无力管理偌大的社区，封控后，居民没收到过几次物资，但依靠团购与互助，基本的生活需求从不用担心。隔壁小区就不同了，他们的居委尽职尽责，已经完全禁止了任何由居民自主发起的团购。

最近两天，杨维昕抢菜时感觉比往日轻松了一些，但蔬菜依然难抢到，倒是价值千元的白酒总是有货；偶尔蔬菜有货了，运力又会不足，“送货时间”中找不到能选的选项。望着街道统一送来的稀薄口粮——其中有块酱肉经核实是“三无产品”——杨维昕不由担忧，那个小区的人们，要怎样生活下去呢？

4月下旬的上海，已游离于晚春与早夏之间。杨维昕的窗子外种着一棵树，她叫不上名字。刚封控时，这棵树的枝干上稀稀疏疏开着白黄色的小花，前两天，杨维昕往窗外探了一眼，那棵树已经缀满了绿叶，风一吹，舒展地来回摇晃。

| 一个月来窗外大树的变化（受访者供图）

以往这个时候，杨维昕会和朋友们一起踏青、野餐，很少注意到这样近在眼前的景色。但她现在心里想到的是：这样稀疏平常而又无限美好的景色，有些人再也看不到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许智博运营 | 嘉宇实习 | 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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