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二姨一家 | 人间
往事不堪回首望，外公家这一系，消失的不只是热闹欢乐的团圆饭，还有二姨一家，全家五口人就像老屋烟囱冒出的一缕炊烟，无声无息地消散，仿佛从没来到过这个世界上一样。
配图 | 《乔家的儿女》剧照
外公外婆刚离世后那几年，大家族的春节团圆饭改为了每家订饭店轮流请客。没有老人维系，这个形式的聚会勉强维持几年就断了。
2022年的春节过得无味，大年初一，母亲和几个姐妹挨个通电话相互拜年。她们姐妹四个，人到暮年，回忆起十几年前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吃团圆饭的事情，感叹岁月蹉跎，言辞之间尽是唏嘘。
人上了年纪总觉得以前好，我记忆里的春节，绝大多数画面也是幸福的。但我心中偏僻之隅有一处阴影，是我童年时代少有的、不愉快的甚至恐怖的记忆。
往事不堪回首望，外公家这一系，消失的不只是热闹欢乐的春节团圆饭，还有二姨一家——全家五口人，就像老屋烟囱冒出的一缕炊烟，无声无息地消散，仿佛从没来到过这个世界上一样。
80年代末，外公家还住在祖上留下来的平房里。房子有个很大的前院，外公睡觉时，我偷拿他的拐棍在空场上舞，或者把小洋鞭一个个揪下来，点着了，往邻院里丢，邻居不胜其烦，就会找上门来跟外婆告状。
外婆跟我说，原来这左邻右舍的房子都是咱家的。曾外公是做大生意的，有木材厂、金店和橡胶厂，这整一条街上一大半的房子都是他的。土改后，曾经的深宅大院就剩下这一个院一间房。
外公外婆都是1920年代生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外公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被一所知名大学的校长钦点进入该高校任数学教员；本应是文盲的外婆，少女时代离家出走，在她舅舅的资助下读过伪满洲国国立女子高中，后来又在卫校学习“接产”，是县城里唯一敢下“钳子术”和手动纠正“倒胎”的妇产科“大拿”。她创建的诊所，后成为周总理批示的新中国最早的百家妇幼保健院之一。
老两口一个大学教员，一个医院院长，1955年旧币值“改万为元”后，市长才200元工资，他们就能领150多元的工资。外婆一共生育了11个孩子，可担任院长的她也无法避免6个夭折，一个儿子都没活下来。5个女儿都出嫁后，女婿们有的家在农村，有的实在太穷，于是就养成了在娘家过年的习惯。
打我记事起，一到除夕下午，外婆家就喧闹起来。老两口再加上女儿们家里带来的7个孙辈，19个家族成员齐聚一堂，七手八脚地在方厅里支上两张大圆桌，不一会儿就铺满了香喷喷的各种菜肴。
大人和小孩是分桌坐的。大人那桌，四姨打小能歌善舞，她当年跳忠字舞时就是领舞，后来成了我的小学音乐老师；五姨是医院护士，打屁股针不疼，在我的小胖手上扎点滴总是稳稳的一针；老姨那时候才20多岁，经常骑车驮着我到处疯玩。
在我母亲和外婆之间，有一个眼生的女人静静地坐着。她年龄和我母亲相仿，穿着带一排盘扣的深紫色上衣。外公外婆讲完话后大家才能动筷，她就右手擎着筷子，左手捧着饭碗，只捡面前的那两盘菜吃，一次只从碗里夹起几个米粒，慢慢放进口中。大家很少和她交谈，就连两个日常喜欢逗笑的姨夫，跟她说话也是小心翼翼的，绝不开一句玩笑。
那个女人就是我母亲的姐姐，我的二姨。如今我已回忆不起她的长相，似乎她的脸总笼罩在阴影之中。挨着她坐的男人是二姨夫，同样少言寡语，两口子就那么阴郁地坐着，面无表情地自顾着吃饭，与这个欢乐喧闹的场面很不搭调。
我们小孩这桌，3个岁数大点的孩子，是二姨的女儿和儿子。等我出生时，有了计划生育，所以从我母亲到小姨，都只有1个孩子。我们4棵“独苗”在外婆家随意得很，水果糕点拿起来就啃，可二姨家的表姐表哥们就很拘谨，非要长辈把吃的递到嘴边才肯接过去。
而那些年，我母亲和姨妈们去外地，总会买点玩具或糖果回来给我们，一直都是4份而不是7份。有次四姨家去北京旅游买回来4只憨态可掬的玩具熊猫，装上电池能摇头晃脑地爬行。我们分别给熊猫起了名字，走到哪里都抱着。我问母亲，二姨家的哥哥姐姐为什么没有？母亲想了好一会儿才回答：“他们长大了，不喜欢。”
除了“二姨好”三个字，我好像没和二姨说过别的话。母亲告诉我，二姨是病人，对她要礼貌，少说话，更不要和她打闹。听说二姨从10岁左右开始偶尔会抽羊癫疯，玩着玩着就突然倒地，四肢抽搐，吓得外婆赶快上去撬开她的嘴，往里塞上东西防止卷舌窒息；再长大一点，羊癫疯不犯了，却发现她总是对着空气嘴里含混不清地叨咕着什么；等到十七八岁时，二姨的精神障碍就变得严重起来，没法上学了，外婆就只好托关系让她去了亚麻厂上班。
因为精神特殊情况，二姨不能接触车间轰鸣的机器，只能去“摔亚麻”。那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头顶炎炎烈日，手握住麻把根部，用力掼在铺好的木板上摔打脱粒，再把摔好的麻颈打成几十斤的大捆，最后把亚麻粒筛好装袋。
厂里有上万男工人，看见来了个漂亮的大姑娘，难免有来逗壳子的。一来二去，引得二姨的病又发作起来，时常又哭又喊，引人侧目。
外公外婆是出身旧社会的文化人，他们所学的科学知识与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并行不悖，既信牛顿定律，也信算命跳大神。等二姨到了婚配的年龄，老两口就觉得，借着结婚的喜气冲一冲，闺女的病兴许就好了。
县城那么小，街上逛一圈总能碰到两个熟人，二姨有精神问题是瞒不住的。于是媒人介绍了县工程队的二姨夫，评价里有一条是：“这人有些老实……”
外公外婆也知道这话是指二姨夫的智力有点问题，但他在单位能画图纸设计建筑，生活也能够自理，应该没什么大碍。
精神分裂与轻度弱智的结合，真是危险且无奈的“般配”。二姨结婚后，很快生了一个女儿。大表姐的大名我一直不知道，亲戚们都叫她的小名“大娥子”。起初我以为是大鹅的鹅，后来看了《西游记》才恍然大悟，问母亲是不是嫦娥的娥？母亲想了一会儿才说是。我又翻了汉语词典，才知道“娥”原来是美女的意思，用来形容雍容华贵的王族女子。想想大表姐白白的皮肤，细高挑的个头，齐耳的短发，虽然没法和瑶池起舞、裙裾飞扬的嫦娥仙子相比，但也蛮漂亮的。
外公理、化都通，还能阅读日、俄语书籍，在名校任教时，教授们都在巨大的长廊里一起办公，估计对遗传学也耳濡目染。听说，大表姐出生后，他就隐晦地嘱咐过二姨夫：“你跟淑文有一个孩子就行了，孩子多了，操心。”
这话与那时候讲究的“人多力量大”不搭调，二姨夫一听，傻气冒了出来，把嘴一咧，顶撞道：“我家的事，要你管？”气得外公说不出话来。
往后几年里，二姨又生了2个儿子，小两口每月几十块工资养3个孩子，生活很是拮据，常靠外公外婆暗中接济。
外公一生埋头钻研教学，不问时事，也不善于与人交流，整天宅在家里研读俄文的数学书。因为他家庭成分是中农，在文革时备受欺侮，被喊“臭老九”也就罢了，连教学楼走廊少了一个电灯泡，都有人诬陷是他偷的。外公自己气不过，就卷了铺盖卷辞职回县城了，被安排去教初中数学。外婆的娘家成分是地主，运动来时，直接被撸掉院长职务成了平头医生。老两口的工资减少了一大块，分不出多少钱来资助二姨家了。
就这样到了80年代，一天，二姨回娘家吃饭，正赶上四姨在练习舞蹈，可能是妹妹挥舞的手臂让她产生了恐怖的联想，二姨扔下碗筷，猛兽一般地扑过去，把四姨按倒在地，双手像是铁钳一样，死死扼住妹妹的脖子。
瓷器碎裂的声响惊动了众人。我父亲正在外公家帮忙干活，他赶紧冲过去用力去掰二姨的手指，结果被她回臂一肘打碎了眼镜，差点扎到眼球。后来五姨心有余悸地跟外婆说：“这要是打坏了三姐夫的眼睛，人家妈能饶了咱们家嘛？”
众人费了好大力气才制服了犯病的二姨，四姨脖子上深深的紫红色掐痕告诉大家，她差点就没命了。
二姨第一次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几个月后，二姨出院了，医生说是状态很稳定了，但要按时吃药，避免刺激。亚麻厂的工作也没法干了，几万人的大厂，接触的人和事越多，越容易诱发病症。二姨没了工作，3个孩子要上学，要穿衣吃饭，一家人的生活更窘迫了。
外婆眼看着要退休了，那时候讲究子女接班。医院的工作是个好活，能解决一个孩子一辈子的吃饭问题。于是，她就动了让二姨接班的念头。
与外公外婆当年的忍气吞声不同，我母亲和几个姨们在“运动”时正值青春期，学校停课，念语录，背“老三篇”，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是“白专道路”，万万走不得的。她们天天带着红袖箍去占领“司令部”，后来又跑遍全国“大串联”，都只有是中、小学肄业学历，“上山下乡”回来，也不太好找个像样的工作。
我母亲和五姨就表示反对，认为二姨接了班，要是干不下去的话，就等于白白浪费一个名额。可外婆却觉得，老二本来就有些毛病，找不到工作怎么养3个孩子呢？于是力排众议，提前退休，让二姨接了班。就这样，二姨被安排到医院洗衣房洗衣服。
二姨去医院上班后添了个到处溜达的毛病，经常在上班的路上就开始漫无目的地闲逛起来，一转悠就是一天。好在同事们都知道她的情况特殊，就多干点，也不和她计较。
从1990年开始，县里进行大规模拆迁，外公家那条街的平房都要拆掉盖楼。外公家作为回迁户，给补偿了一套50平的两室一厅，楼房。当时住楼房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我家也跟风卖掉平房，在外婆家楼上买了房。
外公家虽没有了平房的宽敞，但一到过年，女儿女婿们照旧回来，屋里挤挤插插塞满了人，显得更热闹了。女婿们轮流上阵跟老两口打麻将，屋子里烟雾缭绕。另一间卧室里，我们4个孩子坐在床上，手里掐着一把零钱掷骰子。母亲和妹妹们则嗑着瓜子看电视。鞭炮声、麻将声、孩子的吵嚷声和电视机里的春晚交织在一起，空气中充满了幸福祥和的味道。
那年除夕夜的团圆饭，仍是我父亲他们4个女婿负责掌勺，每人2道拿手的热菜。待饭菜都摆上桌开吃了，二姨夫才领着表姐表哥们姗姗来迟，唯独不见二姨的身影。
“淑文呢?”外婆问他。
“淑文走丢了。”二姨夫木张张地说。
“啥时候不见的？”两个老人一下就急了。
“有一两个月了。”二姨夫还是面无表情地说。
外婆本能地从棉坎肩兜里摸出一瓶速效救心丸，含上几粒：“怎么走丢了？”
二姨夫支支吾吾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让拍花的拍走的！”才4岁的表弟舞着一把塑料宝剑，连蹦带跳地插话。
外婆的眼泪一下就掉下来。
我们小时候一哭闹，就被大人吓唬说“拍花的来了”，一开始被唬得一愣一愣的——“拍花的”其实就是人贩子，传说是他们手掌上抹了一种神秘的药水，往小孩脑袋上一拍，小孩就会对他们言听计从，乖乖跟着走了。
女儿丢了，这年还怎么过得下去？大伙都劝外公外婆不要太上火。那时候找人最有效的方式是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各地的收容所也会定期把收留的不明身份的人登在报纸上，家人看到就来认领——二姨在这之前也走丢过3次，有2次靠登广告、看报纸找回来的，还有1次是被她大儿子找回来的。
二姨的大儿子小名叫“大小子”，他们一家人性子都闷，唯独这个大表哥性格外向，很“闯荡”。因为几个儿子都早年夭折，外婆格外喜欢这个大外孙，总说“淘小子出好将啊！”以往过年时，大表哥会负责领着我们4个小的出去点烟花、放鞭炮。他朝外公要根烟，点着了斜叼在嘴里，把我们都害怕的“二踢脚”剥出捻来，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掐着，用烟点着，“嗵”地一声就飞了出去，在半空中“啪”地炸开。他仰着头看，叼着烟卷的嘴里满意地喷出一口烟雾，潇洒极了。
二姨那次走丢时，大表哥正念初中，学习成绩不行，全班打狼（东北话，最后一名）。他天天逃课，跟着一帮兄弟混社会，敞着怀叼着烟在街上游荡，一副小流氓的模样。
在一个炎炎夏日里，二姨出了家门后一夜未归——这事之前不是没有过，二姨有时候会在公园坐一整夜，有时候会沿河岸溜达。大表哥确定他妈不在外婆家后，领着2个小兄弟沿着县城几条主要街道找，鬼使神差地跑到县里的长途汽车站，正好看见一个陌生男人正领着一个女人上长途汽车。
即便只是远远地看背影，从那女人穿的衣服颜色、异常缓慢的走路方式，大表哥就确定那是他妈。他大吼一声，借助疾跑的力量，飞起一脚踹在那男人身上。那人被踢得一个趔趄，还没缓过劲来，又被赶上来的小弟们抽了几个大耳光，肚子上也挨了一脚。那男人挨了打，竟一言不发，一溜烟似的快速跑开了。
这边亲戚们找二姨正乱成一团时，大表哥已经把二姨领回了外婆家。平时因为学习不好被亲戚瞧不起的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赞誉，得意得像个凯旋的将军，叉着腰威风凛凛地讲起“救母”的过程。
可这一次，外公连续在报纸上登了1年多的寻人启事，亲戚朋友也帮留意报纸的寻人信息，都毫无线索。我父亲他们几个女婿把周边县市的收容所都跑遍了，外婆在电线杆上、墙上头贴过无数的告示，还上过电视台午夜蓝底白字的寻人启事，仍然杳无音信。公安局那边也没有线索，外婆去看过几次无名女尸，显然都不是二姨。二姨像是人间蒸发一般消失了。
二姨走失时只有40岁出头，不发病时和健康人一样，出门前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爱系一条紫色的纱巾。几个女婿私底下议论，不敢让老太太听到：“二姐十有八九是被人拐卖了，不知道有病的话，能卖大几千元，就算知道有毛病也能卖一两千，因为她还能生育呢。”
二姨失踪后没几个月，县医院就不给她“开支”了。当时单位接班制度尚在，外婆知道有无数双眼睛都盯着这个空岗位。二姨失踪的头两年里，她每隔几个月就去医院骂上一次：“我看哪个敢顶我姑娘的名额？告诉你们这帮王八犊子，说不定哪天我姑娘就回来了！”
外婆当过院长，曾是妇产科“第一刀”，气势汹汹的，没一个领导敢过来搭话，任凭她在那里骂，可骂着骂着，老太太自个就哭了。
往后的几年吃团圆饭时，二姨夫若无其事似的，还是木木地领着3个孩子来外公家过年。他吃完饭也不走，像是没事儿人一样笑嘻嘻地看大伙打麻将。看着窝囊的二女婿，有一年，外婆忍到大年初二，没告诉任何人，自己去到河沿呆坐了一整夜。
我和表弟靠打扑克、掷骰子，连唬带骗从外婆那搞到三五块钱，就去街机厅打游戏。大小子和二小子也想玩，但没钱就站在后面干巴巴地看。大娥子已经是大姑娘了，不跟几个臭小子混，就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春晚。
后来大娥子发病了，跟二姨差不多的年龄，差不多的精神分裂症状。她无法上学了，经常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不出来。
二姨失踪后，大娥子负责做饭和做家务照顾父亲和弟弟们，她生病后，家务就靠二姨夫来做了。我母亲不放心，每隔一段时间就去他家瞅瞅，毫不夸张地说，一是看孩子们是不是吃不上饭了，二是看二姨夫生火做饭有没有把房子点着。
大娥子就在床上躺着，问起话来一言不发，黑乎乎、稀溜溜泔水般的一碗菜汤和带“嘎巴”的米饭就摆在床头，上面叮着几只苍蝇。
我母亲跟二姨夫说：“这孩子病了，得去医院看看。”
“没病，没病，她是装的。”二姨夫说，“我可没钱上医院。”
我母亲也没法子，只好时不时地去二姨家送点吃的东西和生活用品。
时代变了，学历又值钱了，我们几个小家都在为生计操劳，说白了，努力工作，都为供“独苗”上大学攒钱，哪有太多精力和财力去帮扶这个悲剧的家庭？
1994年的一天深夜，我一生中最真实的恐怖片上演了。
那夜雷电交加，暴雨滂沱。我早早上床睡觉，却被一阵急促的砸门声吵醒了，只迷迷糊糊看见父亲急匆匆穿上衣服出了门去。
父亲出门时墙上的挂钟显示正是午夜时分，他回来时天已经蒙蒙亮，高度近视眼镜被揣在上衣口袋里，从胶皮靴子里倒出雨水来。
大娥子死了——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3天，任凭外面人如何叫都一声不吭。外婆领着父亲去撞开房门，看见她赤身裸体，上半身躺在地上，两条腿搁在炕上。
母亲听父亲讲完，就跟他面对面地坐着，一言不发。哭，没有那么深厚的感情，跟没事儿人一样该做饭做饭、该上班上班，又感觉哪里不舒服，隐隐作痛。
经公安局司法鉴定，大娥子为自然死亡。那时我还是小学生，对死亡刚有稍许认识，更多的是对那未知的黑暗深渊的恐惧。听大人们说起大表姐的死，眼前就浮现出她梳着齐耳短发、咯咯地笑着拉着我的手，去她学校操场上玩。
我甚至一度认为她的死是与我有关——有一次她来我家玩，没见过抽水马桶的她上厕所时把卫生纸丢在马桶里。通常我母亲的习惯是丢在单独的纸篓里，我很不高兴地训斥她说：“纸扔在里面，堵了怎么办？”大娥子被我说得如同闯了大祸，顾不得脏，赶紧用手去捞。我按动按钮，轰地一声，水流倾泻而下，一道急速的漩涡冲走了一切，吓了她一大跳。后来父亲告诉我，其实卫生纸扔进马桶冲走也没什么大关系，一般不会堵住的，我感到十分后悔，错怪了大表姐。
在大娥子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自责得无以复加。我虽从未去过二姨家的平房，却根据大人闲聊的内容勾勒出那恐怖的一幕，成了我的童年梦魇。我不止一次梦见自己踽踽独行在破败不堪的校园，随后穿过狭窄逼仄的院子，二姨家中空无一人，推开大表姐房间的门，里面是死一般的寂静，她躺在炕上，脸上是被黑发盖住的恐怖死相，旁边还摆放着苍蝇萦绕的饭菜。
我偷偷跟外婆说起这梦，外婆安慰我说，大娥子的死和你没有什么关系，她遗传了你二姨的精神疾病，“要说有错的话，都是姥姥的错”。
没人比当过妇幼保健院院长的外婆更懂“优生优育”。也许她想的是，如果剥夺二女儿结婚生育的权利，像养小鸟一样把她关进铁笼，或许就能够阻止悲剧的扩大。
二姨家只剩下3个男人后，屋里又脏又乱，我母亲去了，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二姨夫的呆傻似乎更严重了，每月领了工资就领着2个儿子去下馆子，几天下来就把钱花得一干二净，再东挪西凑到处借钱。大表哥跟着一帮兄弟混，怎么也能混饱肚皮，二表哥老实巴交，实在吃不上饭，就只好跑到外婆家蹭。
有一天我母亲去二姨家送吃的，看见大表哥斜靠在土墙上和几个叼着烟卷的半大小子唠嗑，隐约听见他们说：“……搞点钱……完事就跑……哪儿抓去？”
母亲赶紧把大表哥拽到一边说：“咱可不能干犯法的事啊，出了事，谁捞你？”
大表哥听了点点头，不知道算是认同，还是怕我母亲的啰嗦被兄弟们听见丢了威风。
当天午夜，夜色深沉，县城一个小区门口，几个青年人当街截住一个中年女人，亮出弹簧刀让她掏钱出来，那女人拼了命地抵抗，把手提包的拎带都扯断了。尖利的呼喊声传出很远，一名带枪出来的便衣警察闻声赶来，几个黑影见状四散奔逃，警察随便盯住一个，边吼边追，最后掏出枪来“砰”地一声打倒了他。
这是大表哥第一次作案，一分钱没抢到手，大腿中了一枪，还因持刀抢劫被判了12年。
二姨家的小平房里就剩下二姨夫和二表哥了。
二小子长得白白净净，一副书生模样，因为“锛儿喽（脑门）”大，外公说他“天庭饱满，能当大官”。二小子的学习成绩很好，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班级前5名，坚持下去是能考上大学的。
遗憾的是，在二表哥十五六岁时，也“准时”出现了精神障碍。他总觉得班上的同学和学校的老师们排挤他，甚至要暗害他。他在课本上画满了扭曲变形的怪图，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最后只能辍学。有人看见他在街上像是芭蕾舞演员那样用脚尖转圈，一个接一个。
二姨夫不去上班了，工程队给按70%“开支”。爷俩相依为命，谁也不做家务，发了工资就去饭店大吃一顿，没钱就继续东借点、西凑点对付日子。
1997年除夕，二姨夫孤身一人来外公家吃团圆饭，进门就对外公外婆说：“二小子不见了……”
他说前一阵子领二表哥去外县的哥哥家借钱，因为没钱坐车，爷俩要走几十里路。半路二表哥说走不动了要歇会儿，就在路边坐下了。二姨夫没管他，径直自顾走，回来时，儿子已经不见踪影，再也没回家，人就此失踪了。
外公气得眼泪掉了下来，拐杖把瓷砖跺碎了一块，外婆恼恨二女婿的迂囊不喘，把他骂出了门。从此以后，二姨夫就再也不来外公家过年了。
亲戚们还是用登报的法子寻找二表哥，2年过去，一点消息也没有。和他失踪的母亲一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外婆年迈，没法儿到外地去了，只能在县城的几条街道上一圈一圈地转，去市场买菜，看到缺胳膊少腿乞讨的年轻人，总要端详一会儿，回家还会偷偷地哭。
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亲戚们满腔的怨气都发泄到剩下的二姨夫身上，没有了血缘关系的纽带，外婆一家和他这个“外人”形同陌路。
我上高中后，听母亲说二姨夫也去世了，他死得无声无息的，是工程队派人去收尸、火化的，没通知任何人，他的平房也被单位收回了。
就这样，二姨一家五口人，就这样消失了。
外婆学医从医一辈子，也不耽误她去算命烧香。不止一个算命先生跟她说过：“老二没死，二小子也没死。”
后来外公先走一步，就剩下外婆一个人，过年时还是4个女儿、4个女婿、4个外孙子孙女回来。除夕夜里大家吃团圆饭，打麻将，看春晚，笑声飞扬。独苗们都长大了，似乎从记忆中自动删除了还在服刑的大小子。我成了“大外孙”，负责领弟弟妹妹们去放烟花鞭炮，虽然我还是不敢手拿着二踢脚放，但也在表弟表妹眼里看到了崇拜。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气氛里，外婆似乎忘却了还有二姨这个女儿，以及她消失的一大家子人。
年过完，喧闹散去，便是令人窒息的安静。外婆总是开着电视睡觉，母亲下楼开门查看时，给她关上，她反而会醒来。外婆把一张椅子搬到阳台上去，没事儿就坐在那里边吸烟边往远处看，嘴里叨念着：“小二啊，你要是死了，妈也就死心了，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妈心里惦记一辈子啊……”
我上大二那年春节前夕，外婆心脏病复发住院，经诊断动脉有3处梗阻，需要支架。4家开会，决定平摊手术费用。手术后外婆似乎康复得很快，大年初二像是没事儿人一样坐起来吃了饺子，嚷着要出院回家过年、打麻将。
大家在一片宽慰中打车回家，行到半途，值班的五姨五姨夫打来电话说，老太太不行了。等我们掉头回到医院，外婆已在昏迷中抢救，当天深夜去世了。
我母亲和3个姨们检查外婆遗产，发现她只有几千块钱。惊讶之余，一算细账，老两口的退休金微薄，每年五一、国庆、中秋、春节，一大家子人都来吃喝，再加上给外孙辈的压岁钱，麻将扑克再输点，确实攒不下什么。
外婆去世后，习惯热闹的4个小家勉强把春节的团圆饭的传统延续了5、6年，后无疾而终，过年时，就都各过各的了。
后记
外婆去世的第3年，大表哥因在狱中表现良好，减了刑放出来。他发现家已经没有了，房子被工程队分给了别人住，四下一打听，才知道家里人死的死，丢的丢，就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了。
他来到外婆家敲门，老姨告诉他，姥姥、姥爷也都去世了，外婆去世只留下几千元钱，还不够住院费。心脏支架手术花费6万多元，是4个姨家平摊的。大表哥沉默了一会儿，明白了什么意思，接过老姨给他的几百块钱，说了声“谢谢”就离开了。
大表哥从此不知去向，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亲戚的视野中。二表哥如果还活着，已是年近半百，二姨比我母亲还大3岁，如果活着的话，已经76周岁了——想必她大概率已不在人世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唐糖 运营 | 梨梨 实习 | 伊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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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 网易文创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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