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是孩子，不知道它叫十年浩劫
自述
我来到人世的第一次记忆，是一场啼哭。那年，我大概三四岁的年龄。或许是那场哭预示了我的一生，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乃至中年，各种不开心梦魇般随形。老年会怎样呢，对此，应该有所不安吧，可半个世纪的历练，我对不安已然麻木。
童年里，我是比我大3岁的小姐姐的跟班，虽然有四位哥哥，但我不了解他们的世界，他们也无视我的存在。我对他们没有依赖，以至于时至今日，我对哥哥的概念依然模糊。
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4岁。每天的娱乐就是看各类“牛鬼蛇神”游街。晚上，经常听到从俱乐部传来的惨叫声，凄厉而恐怖。有时，暗夜中传来枪声，是流行于两派之间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一一武斗。为了化解恐惧，小姐姐和我在家里的土炕上唱当时流行的语录歌，跳观摩自学到的忠字舞，家中四壁贴满了毛主席的各种彩色画像。
在矿上工作的父亲和在学校教书的母亲每天繁忙，常常没人给我和小姐姐做饭。而比我俩大的哥哥姐姐们也不回家，他们为各自派系的大批判和“革命事业”而忙碌。
按部就班的早饭，是全家人围桌起立、立正，听母亲用诗朗诵般的语调读毛主席语录后才能坐下吃饭。饭桌之上，父亲寡言，哥哥们却常为了某个“观点”争的面红耳赤。这种没完没了的争论，总是在父亲一声断喝中戛然而止。
童年的噩梦始于父亲被关牛棚。
1968年的夏天，父亲因为“历史问题”不能回家。每天早晨，母亲拉着我的手，去早点摊买一种叫“麻叶”的食品和豆浆给父亲送去。那时，父亲被关在机修厂的院子里，不允许家属见面。早餐交给负责看管的人，母亲就拉着我回家。路上，母亲一言不发，握着我的手一松一紧。母亲是一个知性女子，待我成人后偶尔忆起，才能体会她当时的紧张、恐惧与愤怒。
冬天的时候，父亲回来了。他胖的出奇，姐姐说那不是胖，是肿。我问姐姐，他们是不是打父亲了？姐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赶紧闭嘴。姐姐严厉地告诉我，不要把家里的事向外人说，我不住点头，可心里却不明白。在姐姐的朋友家，我说，我爸爸是好人，打他的那些是坏人。
那天晚上，我面临人生第一次恐惧。平日慈祥的父亲成了恶魔，他举起手打我的头，直把我打到大小便失禁，并像电影里的俘虏一样举起双手求饶。
我的童年结束了。那一年，我6岁，知道了“管住自己的嘴”所代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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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我们家发生了太多的大事，最重要的一件，便是父亲解脱了。解脱意味着什么？首先，父亲可以不用每天向组织汇报思想了，可以不用接受不定时的例行批判了；其次，组织上给父亲恢复了工作，并补发关押期间800多元钱的工资，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
然而1970年，重获自由不久的父亲，就被组织上安排带领全家下放农村，走“五•七道路”。本来，母亲的人事关系在县教育局，可为了让我们全家下放，由矿上出面，将母亲的人事关系调到了矿上。
我家祖籍山东，父母先在大连工作，20世纪50年代未，因父亲跟随一位转业到地方工作的领导，一家人便来到青城子铅矿。
本来就生活在农村，还要被下放到更为偏远的农村。为此，母亲整日愁眉不展。然而，不经人事的小姐姐和我，却兴奋异常。毕竟，要第一次远足，意味着新鲜与刺激。
汽车在崎岖的山路行进，进入视野的，除了大山，还是大山。途中，因晕车我呕吐了几次。这才晓得此次远足远没想象中那么好玩，也仿佛有点明白母亲为什么那么不情愿。
中午，我们一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辽宁省岫岩县汤沟公社前边大队河西小队。
当汽车在一棵粗大的槐树下停下，村子里的大人孩子便将汽车围了个水泄不通。上至80多岁德高望重的杨大爷，下至还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娃娃，那天全村人倾巢出动，快人快语的杨三嫂说，过年也没这么热闹过。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们关注的是汽车，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汽车，不知道这能跑的怪物何以弄出那么大的动静，跑得比马车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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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房子，我们一家七口人租住在生产队民兵连长杨春波家。他们家是当时流行的三间草房，东西屋。我们住东屋，中间为两家合用的厨房。杨春波是生产队长杨三叔的侄子，政治可靠又有背景，所以，租房这样的“好事”，他叔便福利一样给了他。
因为我们是“城里人”，所以，我们的到来，在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引起不小的轰动。在学校，我用的是由铁皮制作的文具盒、橡皮擦、卷笔刀以及中华牌铅笔，都是同学们没有见过的。然而围观过后，同学们总是远远地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我看。
到了农村，父亲被公社抽去工作，母亲则彻底赋闲在家，她开始向房东大嫂邹本兰学习做家务、农活等。在城里教了一辈子书的母亲，到了乡下没了工作，但照常领工资，这样的怪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年长我三岁的姐姐偷偷告诉我：是怕母亲散布“封资修”，毒害祖国的花朵。
失去工作的母亲就这样成了家庭妇女。为了“向贫下中农看齐”，她首先要在形象上做一番改良，过去的衣服是不能穿了，雪花膏不能抹了，鞋子也要换了。当母亲穿上村里裁缝为她制作的崭新的灰色带大襟（旁边系扣子）上衣，脚上穿上一双解放鞋，直把我们看得目瞪口呆：这身行头穿在邻居大嫂们身上那么和谐，可穿在母亲身上怎么瞧怎么别扭。
头几天，家里的饭菜是房东大嫂邹本兰为我们做的，可这总不是长久之计。母亲要亲自为我们下厨。起伙就要有柴火，母亲找了一根草绳系在腰上，拿着一把镰刀，一大早就上山砍柴去了。直到下午3点多钟，母亲抱着小捆松枝回来了。显然，这样的数量是不够做一顿饭的。没办法，还是队长出面，为我们家买下一垛柴火。
北方的乡下有一种食品叫酸汤子，就是将新下的玉米磨成面，发酵，将水烧开，用汤套（一种用铁皮制作的工具）套在右手的大拇指上，左手托着湿湿的玉米面团，向锅中翻滚的开水挤出圆柱形的面条。这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儿，首先要确保玉米只能从圆锥形汤套的小孔中挤出，其次，要想挤得长，用力须恰到好处，速度还要快，这样才不至于前头的面条煮烂了，后面的面条还没熟。
母亲虚心学习，做了几次，理论与实践却总是相差太远。无奈，年纪不满10岁的小姐姐开始学艺，没有几天，她就学得像模像样。因为这件事，小姐姐在家中的地位提高，每到做这种玉米面条时，母亲只有退居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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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母亲每月工资照发，还有公家的定量供应，母亲还养些家禽家畜，家里的生活比在“城”里强多了。
过年期间家里不大的屋子挤满了人，乡亲们几乎都要来我家坐一坐看一看。在村子里，我们这一家人相对丰盛的年货、热闹以及与村子里的乡亲们反差较大的言谈举止，让我们成为关注的对象。
总是有到家中求助的乡亲，这个5元，那个3元，一个月下来，是笔不小的开支，并且，这样的求助大多有借无还。然而，母亲还是尽一切可能满足乡亲们的要求。因为相形之下，乡亲们实在是太困难了。
这种热心换回的不都是感激。我们家每日的吃食、穿着，甚至父亲母亲的收入，通过房东大嫂邹本兰，几乎成为村子里的谈资，乡亲们看我们的眼神开始发生了变化，经过近一年的酝酿，积累下来的怨气终于在一个节点爆发。
那年，生产队杀了一头已经不能生产的老母猪，谁知一刀下去，发现是头“米猪”（患有猪囊虫病）。按理，这种猪是不能食用的，但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样的猪肉也是宝贝。生产队长说，既然到市场上卖不出价钱，那就卖给乡亲们吧。于是，二哥买了几斤米猪肉，这个数量在生产队便拔了头筹。
村子里80高寿的杨大爷，在当晚的社员大会上说起这件事，自问自答地说：猪肉让谁吃了？让资产阶级吃了。这句话在当时具有相当强的杀伤力。于是，父亲向乡亲们解释、检讨，最后拿出印章要将全部工资捐给生产队。杨大爷见此，有些灰心地说了一句：你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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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猪”事件后，生活仿佛没什么变化。但为这事受到牵连的，却是我的小哥哥。那时，他读五年级。
因为学校需要补充师资，房东大嫂邹本兰到学校当了教师，恰巧，她成为小哥哥的语文老师。
小哥哥的聪明是出了名的。学校教的不用说，画画书法音乐，学什么像什么。在学校，孤傲的小哥哥被视为另类，他衣服整洁，成绩也好。小哥哥还常常抱怨学校的老师水平太差。渐渐地，就有了小哥哥“不合群”的传言。
下乡第二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房东杨春波找到家里，说小哥哥对老师（也就是他老婆邹本兰）不恭，居然敢在课堂顶撞老师，说老师讲错了，且用词反动。那晚，父亲在外搞运动，母亲去青城子领工资，作为知青的二哥接待了杨春波。
五年级的小哥哥成为被严肃批评的对象。记忆中的那夜很漫长，朦胧中，什么动机、立场、资产阶级等词汇时不时地冲击着耳朵，到了下半夜，听得小哥哥一声大叫，炕上新鲜的玉米撒了一地，斗争会也终于不欢而散。
接下来的日子，从不打架的小哥哥居然经常与同学打架。后来他就因病停学了。他得的是精神病，幻听，幻觉，不睡觉，常常听他在午夜的炕角用凄厉的声音大喊“爹，我怕”。时至今日，那声音经常会在我的睡梦中出现。
为此，父亲卖了家中的自行车、手表等，带着小哥哥四处看病。这中间，小哥哥“好”了一次，他要求上学。到了学校就赶上考试，好久没有上学的他却考了满分，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是在装病。没过多久，小哥哥又休学了，这一次，是永久地告别学校。
小哥哥拒绝承认自己是精神病人，因此，他没必要吃药。可不吃药，他就不睡觉。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不睡觉却有那么旺盛的精力和体力。不睡觉时，他心情好了，就无休止地背诵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心情不好时，就砸东西打人。家里有一位这样的病人，简直就像生活在地狱。小哥哥有时会变得和正常人一样，那样的幻象会让亲人迷惑：他是否真病了？
小哥哥曾多次自杀，均以失败而告终。到了后来，他就彻底地依赖于药物，成为大家眼中理所当然的病人——疯子。
再后来，小哥哥的小妹小弟也成了家，而他似乎永远地停留在15岁。每次回家，看着眼中流露着胆怯、不安、敏感、呆痴神情的小哥哥，我心中便似针扎了般地痛，即便离开，也会被这种痛长时间地折磨着，直到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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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哥哥的病，让家中的经济日渐捉襟见肘。
母亲每个月都要到青城子领工资，从家里出发，要翻两座大山才能到达通向青城子的公路。为了省1角钱的路费，母亲常常等在路边搭便车，许多司机或为母亲的学生，或为父亲当年的同事，其中一些像不认识一样，从她身边呼啸而过。
就这样耐心地等，总会有司机停下车来，把母亲和我带到青城子。成人后，才知道那条路也不过半个小时的车程，可在当年的我看来，却是那么的漫长。世态炎凉，人情如纸，用母亲的话讲，叫天上下雨地下滑，各人跌倒各人爬。
到青城子，住在姐姐家里，有时还要向她借钱。出身书香门第的母亲，每次开口，恐怕是最为难的时刻吧。次数多了，姐夫颇有微词：你家有偿还能力吗？
1972年，终于搬进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这是当初下放时组织上承诺的房子，但因各种原因，一直拖了两年。
三间大瓦房，房子结构与杨春波家的一样，中间厨房，两边卧房，南北炕。村里的小河紧挨着我家，每逢汛期，山洪裹挟着山石滚滚而来，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着实惊人。2008年，我曾回去一趟，问起那房子，乡亲说，早让洪水冲没了，听得我一身冷汗。万幸的是，转过年，我家就回“城”了。
1973年，我已经是小学3年级的学生了。这一年，父亲母亲在落实政策后，得以回“城”。哥哥们甚至小姐姐也在憧憬他们的新生活，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看到病情一天重似一天的小哥哥，我幻想，哪天睡一觉，醒了，小哥哥便又回归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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