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毕节少年的”身后事“
自述
事件具有人的维度。
2012年11月，贵州毕节擦枪岩团结二组，五个流浪儿在垃圾箱里中毒身亡。他们的父亲是陶姓兄弟，13岁的陶中林（老二陶进友儿子），12岁的陶中金和11岁的陶中红（老四陶学元儿子），12岁的陶冲和9岁的陶波（老五陶元伍儿子），死于那个冬夜，随后三年，三个家庭也历尽劫波，死亡与离散接连上演。
三年前的意外事故，在今天的毕节车轮下看，似乎带有某种预言般的启示。
从此只有酒精
距离毕节市约三十多公里，海子街的擦枪岩村团结二组，卧伏在大山背后，是个偏僻的小山庄，当地又称干沟苗寨。两年前修建的水泥马路，蜿蜒盘旋，和白色小洋楼们一起点缀着这片寨子的青山。
不管曾经是什么模样，今天的它很美，无论是白天还是在晚上。2015年12月10日，我推开那扇红色的大门，看见里面坐着两个不修边幅的男人。一个头发凌乱、穿黑色衣裤的男人，抖擞着面孔对我说：“我叫陶进友。”他一连说了三四遍，以至于让我怀疑，这个男人是否脑子不清楚？过于懒散的生活，加上长期的酗酒，导致他们分不清现实与虚幻？
“他们带我去，七星关区的，带我们去香港、澳门，旅游了半个月，回来没有十天，她就死了，做庄稼很好的。”陶进友说他的妻子，断断续续的语句，翻来覆去的表达，接着他又说起儿子，“火化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去旅游了……”
事故发生后这三年，寨子的人断断续续修了新房，不过同时也有不少人抱怨，“都是我自己出的，这栋房子几十万，政府没帮助一点。”陶学元家隔壁的陶林说。
陶进友的家很明亮，推开红色的门，走进屋子里，闻到一股煤气，看见煤气灶里的红光，沙发散发出一股怪味，电视上布满了厚厚的灰尘。
那天下午，第一次见面的陶进友，非常友好地邀请我进去烤火。
两位不修边幅的男人中，有一个是他们的外甥杨开（陶进友三妹的儿子），前几天刚从大方县过来，“他们都过得很苦……”八零后杨开说。“十天，回来十天就生病，死了。”陶进友怕我听不懂，再一次嘟嘟囔囔地说，努力得嘴巴都变形了。
“政府修的这个房子好不好？”我问。
“好”，陶进友说。但他妻子没住过一天这明媚的楼房。
土房，楼房
从陶进友家出门，沿小路爬上一个陡坡，看到村子遗留的几间土坯房。土黄色的泥砖，吹出岁月的痕迹；盖着茅草的屋顶，历经风雨的洗礼。这些原始的土坯房，如今已所剩寥寥，留下的是几间关猪牛的棚子，与周边的白色楼房格格不入。
“原来都是这样的房子，三年前都是，后来我们这才修了楼房。”陶进友想了一下，又接着告诉我说，“我大哥住的是土房子。”
陶进友住在一栋新建的楼房里，屋外看起来很漂亮，屋里空荡又萧条，让人感觉不到生活的气息。
“政府修的。”陶进友说。陶进友和他四弟以及五弟的房子，全部由政府修建，并免费提供给他们（政府收回了部分因事故补助给他们的钱）。“其他的，政府也帮助了一些。”村里一农民说。
沿陡坡再往上走十几米，到了陶进友大哥陶进才（音）的家。一栋老旧的房子，屋外白色的石灰早已发黄，凹凸不平的地面磨得光亮。
屋里的光线很暗，从窗户和门口打过来的光，让一切处于忽明忽暗之中，在镜头下显得越加生动鲜活。快到中午了，厨房的回风炉上，架着一个煮饭的木桶，此时散发着热乎乎的雾气，与门口吹来的寒风一起摇曳。
“坐，坐……”陶进友指着高凳子对我说。大哥陶进才不在家，陶进才老婆杨民仙（音），稀落的头发扎得很高。她一会儿这里摸摸，一会儿那里看看，忙忙碌碌地跟我搭讪了几句。
“62岁了”，杨民仙说自己。
跟陶进友搭讪了几句后，杨民仙准备到堂屋剁猪草。她身穿花摆裙，手脚麻利。从门口进来的光反射到地面，我看到堂屋杂乱无章地堆了很多东西，有菜叶子，箩筐，木材……
“你这个裙子真漂亮！”我一边说，一边给剁猪草的杨民仙拍照。
“好看？太脏了，有干净的……”她突然站了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猪草，不由分说地走进了隔壁房间。房间里有两张床，床帘有些发黄，边上窗户下的桌上，放了很大的一堆衣服。房间往里面看去，堆置着一大堆黑煤。
杨民仙快速翻出了一条裙子，把自己身上的那一条换了下来。她坐在床边，认真地看着门口的镜头，任窗口的光线打在脸上。
“很贵的，这裙子，做工都要好几百。”杨民仙翻倒出很多裙子，我用手摸了摸，每条裙子都显得很沉重。
“你有多少条？”我问。
“十几条，这里都是苗族，每个人都有。”杨民仙说。
堂屋的材火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杨民仙把裙子换了下来，转了几圈又匆匆跑去剁猪草去了。“到山里干活去了，早上就出去了，要到下午晚上才回来”，杨民仙说丈夫陶进才。
“他们都不干活？”我笑指着陶进友，但他们谁也没有回答我。
陶进才有四个小孩，如今都已经成家，2012年那次事故中，并没有他的小孩，五个都是他的侄儿。作为大伯，陶进才对此感到非常悲伤，他此前甚至说过“养不教，父之过”这样的话。
2012年11月，事故发生时，陶进友在家里，陶学元和陶元伍在外地打工。这样的事情突然降临，并由此导致了他们今天的妻离子散。
相互的伤害
从陶进友家往下，走过一个山沟，遇见几只白色的鹅，对着我“嘎嘎嘎”叫，再往坡上走，到达半山腰，与陶进友的家遥望相对，就是其四弟陶学元的家。
陶学元不在家，陶进友走到隔壁的房间，又“咚咚咚”地敲了两下。门终于打开了，一个老人的头探了出来。“我妈妈……”陶进友说。
老人穿着小碎花棉衣，下身的摆裙已看不清颜色，一身的灰尘仆仆，似乎和屋子连成了一体，沾染着边上的黑煤气息。她弯着腰摸来摸去，像是听不见我的叫声，又像在黑暗中琢磨着什么。关着门的屋子里，煤气很重，温度偏高，边上的黑煤也散发出热气。
老人面无表情。“她看不见，能看见点点……”陶进友说母亲。
没过多久，陶学元来了，身上带着一股酒气。“你喝酒了？”“没，没有……”陶学元支支吾吾地说。
陶学元和母亲住一栋屋子，但是他们并不在一起生活。老人的吃喝拉撒，烧煤取暖，都是自己照顾自己。
“她不和我一起吃饭”，陶学元说他母亲。
“为什么？”我问。
“……”
老人没和我说一句话，她似乎也不爱和儿子们沟通，我们一踏出那间房间，她就在里面把门关上了。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据说几乎常年不言不语，她那颗孤独的内心，又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伤害？
这些受伤的心灵，在伤害自己的同时，又在伤害着其他人，而且他们似乎并不自知。不仅仅是老人，更有她的三个儿子。
穿咖啡色皮衣的陶学元掏出钥匙，打开了自己家的房门。一张凌乱的床映入眼前，旁边有几张蓝色的凳子，靠近窗户边有一个回风炉，因为长期没有生火而锈迹斑斑，在它的上面放着一个坏了的电磁炉。
色彩斑斓的窗帘，很长时间没有洗过，从外面透进来的光，把屋子里打得通亮。
往里边是做饭的地方，隔着床边没超过一米。锅子里有吃剩的蛋炒饭，用过的碗筷凌乱地摆在桌子上，旁边几瓶辣椒罐子，深红得有些发黑。地上是几个大罐子，看不出装着什么东西，但走近能闻到一股怪味。
“昨晚自己做饭吃了”，陶学元指着碗筷说。两个儿子出事后，大女儿后来也出嫁了。
“什么时候出嫁的？”
“嗯，就这两年……她出去打工也不见了。”陶学元有些迷迷糊糊。他夸老婆嘴巴非常厉害，并恨恨地说：“有好几年没有回来了，她把政府给的补贴钱，和女儿出嫁收的钱都拿走了。”他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小儿子，如今寄住在村子堂兄陶雄家里。
“为什么不自己带小孩？”我问。
“带不了，我有病，什么事都做不了。”陶学元说。
是什么病让他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他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清，后来我才听寨子里的人说，他的病与长期酗酒有关。
寨子有几个小卖部，其中有一个，里面围着一大群人在烤火，陶学元经常去那里买酒喝。寨子的人说，“小孩出事回来后就这样，原来不这样，原来他在外面打工啊……”
陶学元所有的时间，几乎都花在烤火聊天喝酒上。在寨子里转了几圈，夜晚早早就降临了。陶学元回到家里时，母亲正一个人在黑屋子里吃饭，没有灯光，只有燃烧的黑煤发出一丁点火光。陶学元打开自己家的门，在屋子里掏弄了半天，说是准备做饭吃了睡觉。
“几点钟睡？”
“七八点，有时候晚一点。”
与陶学元说话间，屋外渐渐暗淡下来，雾气也越来越浓，寨子似是沉入睡梦中。路上的狗“汪汪”地叫，待我从它身边走过时，叫声却突然间停住了。
第二天早上，陶学元家大门紧闭，大半天也敲不响应。从陶学元家出来，一个叫张开林的男人快速走到我面前：“你去拍一下我房子吧，我的房子快要倒了，我什么都没有，就一个光人……”我告诉他说，“我拍照没有用”，但他依旧固执地跟着我。
全都没有女人
我又走到陶进友家，看见他手捧着一捧菌子，正准备把它放在桌子上。“刚刚到山上找的”，陶进友说，接着，他又带我去五弟陶元伍的家。大约五十米的距离，陶进友指着一个小店说：“就是这个房子，租给别人做了小卖部。”寨子有两三家小卖部，这一家东西稍稍多一些。孩子出事后，陶元伍从深圳回到擦枪岩，过了大约一年，因心脏病死于家中，随后妻子改嫁，小卖部一年三千多块钱租金，陶进友说都给了大哥。
“陶元伍其他的小孩呢？”
“不知道。”陶进友说。
上午11点多，再返回陶学元的家，此时的他终于起来了，睡意朦胧地擦着眼睛打开门。“半夜醒了，很久没睡着”，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你什么时候去看你儿子？”
“有时候，想去就去看……”
到了中午，陶进友回到家里下面条。电磁炉上的水烧开后，他去旁边的菜园摘了一颗白菜，在一个狭小的水勺里荡了荡，然后把白菜撕开放进了开水锅里，接着，他又放了一大把面条进去。面条拌青菜，他12岁的儿子陶端拒绝和他一起吃饭。
“为什么？”我问孩子。
“……”
“饭菜不干净？”
“嗯……”
“你为什么不跟他说？”
“我说他要骂我。”
陶进友不时叨唠着妻子，说她怎么怎么会做庄稼。“有照片吗？”我随口一问。他翻出一张照片，让我大吃一惊。只见，照片里的女人，穿着花摆裙，年轻又漂亮，照片里的男人，穿着西装挎着皮包，帅气又精神。
“在广州拍的。”
“什么时候拍的？”
“十几年前。”
很难把眼前这个人，和照片里的帅气小伙联系在一起，但他们确确实实就是一个人。那天离开前，陶进友堂哥拉住我，慎重地对我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都没有女人。”
灰色的童年
陶雄家有三个小孩，加上陶学元的儿子陶中华，一起带了有四个小孩。陶雄外出打工了，妻子一个人照顾他们。
我去那天下午，陶雄家的回风炉边围满了人，屋子很简单，大约十来平米，前面是回风炉，后面是做饭的工具。热乎乎的红豆酸汤散发出一股酸味。“我们这里人都爱吃这个”，屋子里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14岁的陶春华和13岁的陶春艳，都已缀学在家。
从窗户往外看去，一个穿着像巫女般的老人走了过来，黑色的衣服，黑色的裙子，黑色的帽子。这个干沟苗寨有四百多人，据寨子的人说，目前只有一个考上了大学，现在在毕节市读书，高中毕业的寥寥无几，大部分是小学毕业，初中毕业。坐在我旁边的陶春华，几个月前还在外地打工。
“为什么不读书？”
“不想读。”
“为什么不想读？”
“成绩不好。”
“成绩不好就不读书？”
“……”
“你以后想做什么？”
“不知道，到外面打工吧……”
14岁的陶春华，身高近一米六，但他终究还是个孩子。坐对面的陶春艳，其实是想读书的。但当我问她为什么不读书时，她同样回答我说，“因为成绩不好”。到第二天，我才知道，姑娘有癫痫病，为了防止其突然发作，父母不让她再去学校。
四点多，陶春富放学回来了，把书包挂在墙壁上，挤到陶学元和陶进友中间。这个长像清秀的男孩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一副倔强的面孔。成绩很好，喜欢读书，是哥哥姐姐对他的评价。“我想上大学”，陶春富一副认真的表情。
一会儿，陶中华也回来了。他同样把书包挂在墙壁上，然后挤到回风炉边上烤火。陶中华成绩不好，说自己不想读书，但他又说自己想上大学。
“不回爸爸家？”
“不回，没有饭吃。”
旁边的陶学元笑了，那短暂的声响，似有尴尬。他称自己有病，做不了饭，“一个人随便搞一下”，陶学元说。
嚷着要我拍照的张开林一直跟在我身后，跟到陶进友家、陶学元家，又到了陶雄家。这个眼睛有问题的男人，坐在回风炉的旁边，伸出失去一只手指的右手，露出一副可怜的模样，“你看……”但他立即被旁边的人打断，“他和他兄弟打架，眼睛弄伤了，手指也被兄弟砍断了，他兄弟现在死了。”
陶进友的小儿子陶端今年12岁，已缀学在家。12月11日中午，他在大嫂家看《加勒比海盗》，狭小的房间里，剪着鸡公头的陶端坐在床边，盯着不断切换镜头的电影。“没有读书，不肯去读，我叫他去读，老师也叫他去读，就是不肯不去。”陶进友说儿子陶端。前两天，大嫂回家了，陶端便担负起照顾4岁小侄儿的任务。
陶端想去外面打工，“我有朋友在浙江做袜子”，他说。但是他还太小了，18岁的哥哥在广东打工，那个地方就因为他太小不要他。
我问他：“你到外面去，不认识多少字，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陶端说：“不知道。”
编辑：侯思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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