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呼啸而过的村庄

资料图

我曾问过爷爷，是不是看过徐老太跳舞。爷爷摇头：“老二说，谁也不能低头，不然扣工分。天哎！那么冷的天，脱得光净，瞎了祖宗啊！”

自述

我常常试图给死亡以定义，可惜往往徒劳无功。但死亡的恐惧和它带来的反思，却一刻也未曾停歇。

2012年中秋，历经85年漫长的屈辱与苦楚，爷爷撒手人寰。而那段记忆，犹如一块巨大的石头，坚硬而顽强地矗立在我心里。

曾祖之死

我的故乡，在淮北大平原一角，即便是地处三市交界之地，千百年来王权也从未真正触及这里。可最终，却也未能逃脱时代的“照顾”。

1960年，淮西大旱，那一年仲夏时节，长期乏食的曾祖在食用了野菜中毒后，染上痢疾，自此一病不起，迁延不久殒命。曾祖姓王，讳圣明，生年已不可考，1960年去世时不到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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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生于耕读之家，民国十七年，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高祖，是一个粗通文墨的庄稼汉子，在南方滚动的群众运动中惶惶不可终日，一病不起。高祖死后的八天，我的爷爷出世。

方及弱冠的曾祖，上有寡居的老母，下有两个幼弟和三个妹妹——其中三曾祖还在襁褓中，只比我的爷爷大两岁。一家重担全部落在身为大哥的曾祖身上，虽说祖上荫蔽，家有余财，但一家十余口总要吃饭。面对家变，曾祖毅然远赴当时的省城安庆做生意，贩卖盐茶，往返于上海、安庆之间。几年之间，不仅养活了家人，还操办了二弟的婚事和几个妹妹的嫁妆，并为老母送了终。

在我幼年，长辈们常说起曾祖一个人在长江坐三个月的船去上海的故事，对其往日辉煌不住地咂嘴。那应是那个时代，他们见到过的最有能力的“先进典型”吧。何况，曾祖还“身长八尺，玉树临风”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曾祖是全家人的“救命恩人”，尤其是二曾祖一家。

高祖丧止中寿，正是长子曾祖供养二弟读书，花钱打通关节，让二曾祖得以在府衙庙堂谋职。连二曾祖的婚事，都是曾祖一手操办。

那些年，二曾祖在外做官为僚，虽说是读书人，却免不了食色本性——糟糠尚在，又金屋藏娇，另娶新妇。性格刚硬的二曾祖母，在得知详情之后又怒又怨，未几离世。母亲早逝，父亲外放为僚，坐拥佳人，没成年的孩子，自然只能投奔家族亲戚。心地纯良的曾祖不顾自己养育三个子女的辛苦，毅然接过弟弟的儿子——我的二爷。

只是曾祖父没有料到，他的这番奔波辛劳，却成为他日后劫难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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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蚌会战之前，看清时事的曾祖逼令在阜阳做官的二弟卸任返乡。会战尚未结束，曾祖又以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散尽了家产。以此，让全家人惊险地和“地主”绝缘——本该被别人踩“少奶奶牙床”的王家，翻身成了农民。直到文革肇起，全家皆已进步到“贫下中农”的身份。

彼时，二爷凭借其几个舅舅的势力顺利成为生产队长，掌控全村人的生死大权。

同二曾祖一样，二爷精于算计，长于谋略。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二爷执掌大权的第一件事，居然是拿自己的“救命恩人”开刀。我曾问过爷爷，二爷掌权之初，家人是否受到过照顾。爷爷的回答让人心寒：“没有，一点也没有，我们家是被搜查次数最多的。”

1960年的盛夏，曾祖误食野菜中毒，跑肚腹泻，自此一病不起，爷爷也身染重病，家里两个顶梁柱全部卧病在床，自然无法出工。二爷不满，带人到家中逼问。眼看着气息奄奄的儿子和凶神恶煞的侄子，曾祖无奈只好起身跟着侄子走了。

在繁重的体力劳作、庸医误诊、严重营养不良的三重挤压下，曾祖再也支撑不住，在秋季来临时分，告别了他为之付出全部心血的家。

疯狂的二爷

我的二爷，是杀死曾祖的直接凶手，是村里老人总会有意无意提及的“老瘪三”——恕我不敬，只能这样描述他。

在那个毫无理智的年代，长袖善舞的二爷谋得了生产队长的职位，这个今天看来连公务员都不算的“村官”，在那个年代却足以决定一个人、一个家乃至一个村的命运。

与我家隔沟而住的一户人家，户主是我曾祖一辈的老人，为人和善，我唤其“老唐”。老唐兄弟四人，位忝老幺的他，如今也已年过六旬（在我修订这篇文章的2015年中秋，老唐已撒手而去）。

他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对二爷恨声连连。他有恨的理由，兄弟四人外加母亲和姐姐，还有侄子侄女以及嫂子，一家十口，活过那个年代的仅剩四人。

老唐的父亲有兄弟二人，凭借着自己的节俭和勤劳在建政前夕成为村中首富。但在 “树典型”政策的指引下，老唐的父亲和大伯很快被戴上地主的帽子。惊悸与恐慌中，老兄弟二人先后死去。老唐的堂哥自认前途凶舛，举家外迁，唯有老唐兄弟四人留了下来。

1958年的冬天，村中饥荒，最先饿死的是老唐那个老实巴交的大哥——一个只知埋头干活，从来不敢逾越任何界限的农民。饥馑不仅让人丧失理性，更让人丧失尊严。老唐大嫂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终于开始偷窃生涯。

我们家祖宅的门口，有一块半亩见方的空地。过去每年，爷爷都会种上过冬的蒜和小白菜。在“废除私有”和“大食堂敞开吃”的号令下，这片全家人唯一的财产也被充公。

 一个冬日午夜，实在熬不住饥饿的老唐大嫂爬过结冰的水沟，前来偷菜，被二爷当场捉住，并勒令她跪在结冰的沟面上，还命令他的堂哥——我的爷爷过来监视。那天后半夜，趁着私下没人，爷爷把她偷偷放走。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二爷就发现了。当即要求把老唐的母亲和大嫂拉出来游村。纵然是不识诗书，尚知廉耻的老唐母亲执拗回绝。气急之下，二爷把她拖到村部，抄起秤砣迎面砸去，年近六旬、骨瘦如柴的老太太扑到在地。

老唐说，当他赶到队部的时候，母亲的尸体已经冻僵，只是额头上的伤口还在冒血。后来，一个冬日的午后，兄弟四人挖开父亲的坟茔，用一卷草席将父母合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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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死后，老唐大嫂并没有躲开惩罚，游街、检讨、批斗、戴高帽子、跪砖头……在一次批斗之后，老唐的大嫂把女儿转交给当时孑然一身的老唐，离家出走，改嫁他乡。这让本就是“斗争对象”的老唐兄弟们愈加战战兢兢。

1959年的冬天，老唐被村里指派去挖淮河。时年不足15岁的老唐，长期营养不良，走路都有困难，何况干挖河这样的重体力活？在一次抬土中老唐终于昏倒，二爷当即破口大骂、拳打脚踢，又给老唐定下罪名——“破坏社会主义水利建设”，准备天一亮就游街。老唐趁夜带着四岁的侄女逃到外婆家，靠着几个舅舅的养育，直到文革后期才返回村里。

留守村中的二哥，在1960年的冬天死去；三哥靠着吃棉套和乞讨熬过了饥荒，在1978年解除帽子的时候，已经年届不惑。十年后，又被一个外乡女子卷走积蓄。至此，老唐的三哥再无生念，开始买醉。终于，一次醉酒后，梦中的胃出血终结了他的生命。

羞耻的舞者

老家村中有一颗大枣树，树干粗壮，每到春末夏初都会开出白色的小花。枣树的主人是一对老夫妇，也是我曾祖辈的。老头叫王亚，患有皮肤病，浑身花白——他的手上就像蛇蜕，一层一层的皮脱落；老太太姓徐，是一位常年拄着拐棍的老妇人，老两口膝下无子，只有一女，嫁到隔壁村里。

每年秋天我们村里的小孩子都会去摘枣，老两口非但不生气，反而站在树下面吃力地提醒我们，“不要爬得太高啊……”那时候，一棵枣树上能挤下八九个孩子。每当我们采收完毕，跳下树枝，徐老太都会踮着小脚跑过来问摔倒没有，不免慈祥地责备几句。   

前几年，老头去世了（重订此文时，老太太也已去世），那棵枣树在一场大火中烧得死不活，从此不再挂果。2012年的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曾经照顾徐老太的伯父对饮，说起了那段关于老太太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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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太不是本地人。据说祖籍在山东，但不知道家在何处，自幼跟着作为童养媳的姐姐，姐夫是个解放军低级军官，在徐蚌大战中战死淮海。上世纪50年代，姐姐带着几个孩子和妹妹千里寻夫到此，只找到丈夫的遗骸，姊妹俩便定居此地。

不久，徐老太也在此地嫁了人。她一生嫁了两次人，都在我们村。头一次嫁到村西头，1960年，男人饿死了，因未曾生育，依旧年轻的徐老太便改嫁到东头，也就是王亚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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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冬天，王亚的大侄子饿死，留下了侄媳妇还有四个侄孙，最小的那个，还不会说话。一家十余口挤在一起，靠着王亚和徐老太的操劳勉强生活。那时村里兴办的公共食堂，王亚因为厨艺好，成为食堂的大厨，掌管着一村人的胃。

即便早有俗语称“天下没有饿不死的厨师”，但到了1960年冬天，村食堂每顿也只能供应出芋头叶煮的粥。实在熬不住饥饿的徐老太出去偷食物，被二爷抓住。恰巧，王亚的小侄子也因为偷食物被抓。二爷就 “别出心裁”地要求他们婶侄二人脱光了衣服扭秧歌，并称“扭完了每人一个烧饼”——在极端饥饿的年代，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诱惑力了。

违背人伦吗？似乎，可二爷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这种惩罚很有必要，如若不然，会拖累全村建设共产主义的后腿。

就这样，喝完稀粥后，村民们被召集起来。众目睽睽之下，徐老太和侄子脱光了衣服，放下全部的尊严，开始扭动起来。侄婶两辈人，如此便赤裸相望，在寒风中扭来扭去。

我曾问过爷爷，是不是看过徐老太跳舞。爷爷摇头：“老二说，谁也不能低头，不然扣工分。天哎！那么冷的天，脱得光净，瞎了祖宗啊！”

大伯是小偷

每遇大伯，都会暗自发笑：五短身材，干瘦干瘦，还能随口说出一句“名言”：“就算厕所里放着一筐馒头，我照样一口气吃完。”他的身高和他的话，都是那时留下的印记，无论如何涂抹，总是无法消除。

1960年，14岁的大伯读小学五年级。这一年的仲夏，麦子逐渐黄熟。眼见曾祖父饿死，长久乏食的大伯在给生产队放牛的时候，趁人不备揪了几个麦穗，搓去麦芒和麦粒的外壳，指望着几粒麦子果腹。不巧，很快被一个急于立功的路人告发。

闻讯而来的二爷揪着大伯的头发，召集群众开会批斗。就在大伯偷麦子的地方，二爷揪下几颗麦穗，一边往大伯嘴里塞，一边骂：“看你还敢不敢偷，吃！吃啊，我让你吃个够！”

眼见大伯被呛得背过气去，村子里的一位军嫂站了出来：“xx（二爷的名字），这几个麦穗啊，煮稀饭啊，咱们大家吃，小孩子一个人吃了，我们哪还有力气干活啊？”

后来爷爷说，多亏这位军属，以她朴素的聪明和机智救下了大伯。在那个时候，能穿上军装，不仅说明身体好，也说明，家里根正苗红，是革命阶级的成员。烈属的面子不能不给，二爷放走了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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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能恶惩大伯，二爷心有不甘。他知道曾祖刚刚去世，爷爷卧病在床，四个年幼的孩子嗷嗷待哺，曾祖母和奶奶则要跟队出工，年方弱冠的大伯自然是家中寻觅食物的主力。于是，他开始死死盯着大伯。

那时候，家家不准生火，锅碗瓢灶全部上缴。在麦熟前夕，只有豌豆不用煮就可以食用，这是全村人惦记的对象。

 一晚，大伯带着二伯随众人偷豌豆时，被二爷发觉。大伯挎着篮子一路狂奔，躲开了追击的二爷。待到大伯惊魂甫定，却发现二伯不知去向。

惊吓之余，大伯把篮子藏在一个可靠之处，爬回豌豆田，借助月光，发现二伯居然躺在地上呼呼大睡，又气又喜的大伯打醒二伯，刚要打骂，却发现二伯身下的衣服中，装满了豌豆荚……

兄弟二人结伴，刚走到屋后，就听见二爷带着人逼问祖母：“嫂子，你把你们家偷得豌豆交出来吧……孩子，我不会怎么样的。”

无法，祖母将前日偷来的豌豆上缴，和曾祖母抱头痛哭。见此情景，大伯和二伯将所有的豌豆都倒在草丛中，跑进房内说：“二叔，豌豆我偷了，但你们一追，我都不知道丢哪里去了，连篮子都扔了。”

好说歹说，终于骗走二爷。二伯天真地说，“豌豆我们不是藏在草丛里吗？”这时，大伯却和曾祖母、祖母哭成一团。

性格坚韧的大伯，发誓要出人头地。最终，他实现了他的愿望——1980年，他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直到去年才从正科的位置上退休。

大伯每一次返乡，都会与故人叙旧，唯独对二爷和他的几个儿子敬而远之，他们倒也知趣，从来不登门。我问过大伯，“你恨过吗？”大伯用一个微笑来回答我。

2014年，二爷死了。去世前，他罹患老年痴呆，生活不能自理，时常粪便满床，但他却不能得到村民的同情，相反，还会招来一句：“该！”

即便他活了八十多年，即便他四个儿子都生活得非常体面，但是村民还是对其敬而远之。

不识时务的队长

在那个随时都有可能被饿死的年代，如果是为己求生，那就算得上“机灵”，而如果是因自己的一时之勇救下同伴性命，无疑是一桩功德无量的佳话。

那时，二爷并不是一直担任生产队队长，期间还去外村任职了一段时间。在二爷外调的日子里，村里另外一位接过了队长的职务，他就是王爱孔（一作艾孔），也是花皮肤王亚老爷子的二侄子。

爱孔爷戏子出身（注：在淮西，几乎人人都有一手唱戏讨饭的本事，不然，名闻天下的凤阳花鼓从何而来），担任队长的时候已经年届不惑。那时恰逢秋季播种，公共食堂已经支撑不下去，饥饿的恐慌和威胁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每一个人，包括爱孔爷一家。

爱孔爷家兄弟三人，老大已经饿得动不了，老三孤身，上有老娘，下有自己的三个儿子和老大的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家人吵着饿肚子的时候，爱孔爷做出了一个让全村人瞠目的决定：把公社下发的秋播的荞麦种子当成口粮，发给每个村民，然后集体出逃讨饭去——讨饭的工具就是流行涡淮一代的花鼓。

自知罪责难逃的爱孔爷动员村民们跟他一起逃荒：“留下来是死，走了还有活头。xx（二爷的名字）不来整你们，上级知道了也会追究，我们把荞麦种子吃完了，按规定是要（送）命的，就算是不送命，也会拔了村里的‘先进红旗’。”

那个初秋的夜晚，村里家家户户冒起了久违的炊烟。饱餐之后，村中佩服爱孔爷胆识的人拿起淮西人讨饭用的花鼓，跟随他逃荒。爱孔爷自封班主，带着二十多口村民，扶老携幼出省要饭。这一走，就是八九年，直到“拨乱反正”。

这段漂泊也改变了爱孔爷全家人的命运。

乱世年头，谁愿意和流浪的戏子搭上关系？爱孔爷的大儿子三十多岁还孑然一身，最后只能用爱孔爷唯一的女儿换亲，二儿子一生未娶，三儿子后来娶了个外乡人，四儿子曾经入狱，只有出生最晚的五儿子读了几天书。

但因他“专权独断”，数十村民得以活命。即便他一辈子吹吹唱唱不务正业，即便他死的时候五个儿子有两个投进监狱，只有两个成家。但是他，依旧是那个时代的传奇。

没血缘的亲戚

爷爷在世时，邻村有一位赵姓人家，逢年过节都会来家里探望。这曾让我不解，赵家与王家，几代不曾结亲，两家关系为何会如此紧密？

1960年夏末，就在爱孔爷私分种子前后，邻村的赵家老爷子已经没有力气起床。

一个午后，大病初愈、刚能下床的爷爷去大队部给二姑取药。路过赵家门口，见有村民张罗着将一卷草席拉走，说：“断顿三天了，人要死了，这点东西，还是留给活人吧。”那时，乡民捡拾死人物件，已是常态，小到衣物家什，大到妻子儿女，逝者已去，那还管得了阳间恩怨。

爷爷见到即将饿死的赵家老爷子，正是几年前在挖河工地上的老友，当年拖着病体的爷爷，总是挑不动一担泥土，身强力壮的赵家老爷子见状，常过来帮衬。一来二去，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老友将死，爷爷立即回家，取出一点荞麦种子——大概有五两，回到赵家找来瓦罐，将荞麦煮熟，给赵老爷子喂下。五两荞麦，在紧要的关口，赶走了死神。

亲眼见证这一幕的乡邻说，“生死关头，爷爷的表现堪称大智大勇。”只带五两荞麦、分批烹熟、分数次喂下。个中讲究是，人极度饥饿时，不宜饱餐，分批吃下，体力渐次恢复；荞麦遇水膨胀，赵老爷子腹中空空如也，若不烹熟，极有可能胀死。

赵家老爷子得爷爷救命，侥幸存活，便给二子留话：“王家亲戚，今后必须走动，王老爷子，即尔等生父。” 

2012年爷爷去世，赵家两兄弟扎起了纸马，在灵棚值守，活脱脱亲儿子的做派。往后每逢清明年关，赵家也有人来送纸钱。半个世纪过去，这无血亲之情，依旧在延续。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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