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手入殓了父亲
电影《入殓师》剧照
他直挺挺地躺在迈耶斯堡“安德森停尸房”的防腐处理台上，耳朵、指尖、下肋、臀部和脚跟呈现出注射防腐剂后的蓝色。我心里想，这就是我父亲死后将会呈现的模样。
自述
我们的事——我们之所为，我们之所在——总是离不开死亡、垂危、哀伤和永别，这是“人生”“自由”和“追求”等一系列光彩夺目的词语的脆弱之处。我们面对的是生死离别和最后的致意，还能有什么？
父亲是殡仪员，我们兄弟五人中有三人也是。三个姐妹中的两个，都在大都会区以家族——也就是父亲的名字命名的殡仪馆工作，做些前期定货和簿记工作。这样算起来挺奇怪的，好像我们是个家庭农场，只不过耕耘的不是普通的土地，而是情感的沃野。
我们靠他人的死亡为生，正如医生靠疾病，律师靠罪案，神职人员靠人们对上帝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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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明天，父亲死在佛罗里达湾的一座岛上。自从母亲过世，他很多年没再去过了。他和一位女友合住在一套公寓里。那位女士一贯高估花样百出的性生活的治疗力量，或者说，她只是低估了老头儿心脏病的严重程度。我们都知道，这样迟早要出问题。
失去母亲的头一年，父亲整日坐在椅子上，哀伤难解，等着自己的最后一天。后来他开始出去和女人约会。我们兄弟都为此高兴，姐妹们则对此直翻白眼，她们觉得到底还是“两性相吸”的力量大。在找到女伴后的两年里，他的心脏病——可以说是撕心裂肺，能彻底把人击倒——每半年大发作一次，像时钟一样准。他每次都安然无恙，除了最后一次。我猜他肯定会这么说：“四次躲过三次，到头来你还是完蛋。”他受够了。
至今我还记得大卫·林拍的电影《日瓦戈医生》的结尾：医生说日瓦戈的心脏已“脆若薄纸”，有一天他在莫斯科的巴士上看到一个年轻女人正拐过一个路口，以为那是心爱的拉拉。他挣扎着下车，病犯了，气喘不过来，他松开领带，跌跌撞撞地走到人行道上，只走了两步便栽倒在地上，就这样死了。死亡追逐爱情，爱情正是我们以死相求的东西。
这次是我父亲，不是在下公交车时，而是从浴室里出来；也不是在莫斯科，而是在佛罗里达的大波卡岛。但他追逐的同样是爱情，一直追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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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父亲女友的电话，我们知道怎么做。我们兄弟早有这个心理准备。
我们有个旅行套装，里面手套、药水、针头，一应俱全。在机场，安检人员仔细验看我们的行囊，他一定以为我们打算用道奇·帕玛格洛（澳大利亚殡葬用品企业宙斯制品旗下的一个品牌）的产品造一枚炸弹，或是用标着“屠宰用外科器械”字样的小箱子中一整套他们从未见过的不锈钢器具劫持飞机，我们免不了大费口舌，解释又解释。
到达父亲——他的遗体被送去的殡仪馆，馆里的师傅问我们，“真的打算亲自动手，亲自打理自己的父亲？如果不行，他会很乐意叫一位他们的入殓师来。”我们告诉他，“一切都没问题。”他领我们进了殓房。熟悉的瓷砖装潢和荧光灯发出的白光——为愚蠢地害怕着死亡的人类准备的整洁的科学场地，它向人们显示，从生到死是何等容易。
我们曾多次向父亲保证，等到他过世，儿子们一定亲手为他涂香油，为他穿寿衣，挑一口好棺木让他睡进去，为他写讣告，联系牧师，准备鲜花，做好炖菜，安排守灵和送葬，举行弥撒和葬礼。我想不起来是在什么场合向他这样保证的，或许我们只是心照不宣。
他的葬礼轮不到他自己安排，那是我们要做的事。尽管他主持过几千次葬礼，却从未提过自己的葬礼要怎么办。每当问及这个问题时，他只说：“到时你们会知道怎么办。”我们是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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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我们对遗体的态度，有句“不过一具躯壳”的说法。
初出茅庐的教士，多年的家族老友，好心安慰人的亲戚——为他人刚刚遭受的痛苦感到难过、不知说什么好的人，脱口而出的往往就是这句话：“只是一具躯壳呀。”你带一对父母来看他们在车祸中丧生或是遭人杀害、遗尸荒郊的女儿时，你会听到这句话。说话的人本意是劝解，而他面对的却是无法安慰的场合。
在亲人为死者哀伤欲绝、泣不成声之际，总有一些焦急的好心人，很无知地开口：“想开点吧，这不是她，只是一具躯壳罢了。”有一次，一位圣公会教堂执事用这句话劝慰丧女的母亲，险些被她一记迅疾的耳光打翻在地。那位患白血病死掉的女孩才十几岁。母亲说：“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它才‘不过是一具躯壳’，至于现在，除非我另外说明，她就是我女儿！”她这么说，正是重申人们长期奉行的由生者宣告死者之死的权利。
正像我们通过浸礼宣告生者之生命，情人通过婚礼宣告爱情一样，通过葬礼，我们弥合了死亡的发生与死亡的意义之间的距离。这也是我们赋予短暂而难忘的人生以意义的方式。
我们可以这么说，一具不再运转的躯体，是我们得到的一个人不复存在的证据。一个人不复存在、不再活着，那就像是尼安德特人第一次为死者挖掘墓坑时的情景，他们最早想到这些问题，我们如今面对死亡仍然会想到：“生命就是这么一回事？”“这意味着什么？”“为何他是冰冷的？”“这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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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身体平躺的情形以前自然也见过。到头来常常是在加护病房，为他的冠状动脉做了搭桥手术之后，他躺在那里，一副无助的样子。但从前不是这样。从前他是个大男人，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举着我的弟弟妹妹们荡着玩；在他第一家殡仪馆的办公室，穿着整套制服——三件套黑西服，系着条纹领带，脚上则是一双翼尖花纹的皮鞋，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坐在椅子上打盹；或是在浴室里，一边洗澡一边唱：“从蒙特苏马的皇宫到黎波里的海岸。”他在南太平洋染上的疟疾后来曾多次发作。
在我的童年时代，父亲像整条街上所有的父亲一样，是不可战胜的。他“某一天会死”这样的观念，在我少年时无异于胡说八道，当我二十多岁时，心里慢慢产生了恐惧，到了三十多岁，那已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等我四十多岁，它成了事实。
此刻，他直挺挺地躺在迈耶斯堡“安德森停尸房”的防腐处理台上，耳朵、指尖、下肋、臀部和脚跟呈现出注射防腐剂后的蓝色。我心里想，这就是我父亲死后将会呈现的模样。很快，如同一扇门在你身后砰然关上，时态一下子变成了无从逃避的现在时：这就是我父亲，死了。我和弟弟拥抱在一起，失声痛哭，为我们自己，也为在密歇根家中的其他弟妹。然后我吻了父亲的前额，他尚未成为“一具躯壳”。
接着，我们按照父亲当年教的方法，一步一步开始工作。
父亲的遗体很好伺候。虽然患有动脉硬化症，循环系统状况仍然相当好，使得防腐工作十分容易。由于死前刚洗过澡，身子很干净，胡子也仔细刮过了。他不是那种长期患病卧床或住在重症监护病房或临终关怀室里的人，身上没有治疗留下的斑痕和各种输液的管子。这样的死正是他希望的：仍在壮年，迅速而干净。
那天他在海滩上为孙子们捡了贝壳，也许还和同居女伴开开心心地玩过一场——尽管她从未谈起，我们也没问，只是希望有这么一回事。我们按摩他的手、胳膊和腿，使药液流贯全身。蓝色慢慢从他的指尖和足跟消失，药液流遍全身，使他的遗体足以保存到我们和他永别。我觉得我是在为他做些什么，尽管他已经死了，再也感受不到我或者别的任何人的关怀了。
和别人一样，他的身体上也保留着一些个人历史的印记：刻着我母亲名字的刺青，“二战”时期，十八岁、还是海军陆战队员的他请人纹上的；整齐的胡须，我过去常常看到他用母亲的睫毛膏把它涂黑，那时他比我现在还年轻，我则比我的孩子现在还年幼；还有他做五条动脉的心脏搭桥手术留下的疤痕，他从未取下过的防空射手勋章，母亲送给他作为四十岁生日礼物的印章戒指。为了买这枚戒指，我们全都往一个罐里存钱，直到存够五十元。
父亲胸毛重，毛色灰白，脚踝却光溜溜的，头顶和好多男人一样，微秃，我在民航客机的头等舱、理发店交映的镜子里，没少见这样的秃顶。为父亲做防腐工作使我想到，我们送走亲人，最终也会和他们一样被别人埋入土中。
最后我不得不承认，将来我死了，或许就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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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总是对我们说，在南北战争时期，为死者涂抹防腐油是礼节所必需。无数人死在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地方——绝大多数是男人、是士兵，在美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收尸人在紧挨战场的帐篷里，尽其所能为阵亡将士的尸体消毒、防腐、整合：他们合上死者的嘴，缝合身上弹洞，将残肢断体拼接起来，好把他们送回家，交还给他的父母妻儿。
花费这么多功夫、这么多钱，全是基于一个观念：死者需要一个体面的葬礼，或者更准确地说，活着的人更需要他们，在一番仪式之后将他们埋葬或火化，在上帝、其他的神或别的任何三尺之上的神明面前赞颂他们。死者的遗体之于葬礼，就像父亲说的那样，如同婚礼中的新娘、施洗时的新生儿，是必不可少的主角。
于是我们把去世的父亲带回家。运回他的遗体，将讣告传真给本地报纸，通知牧师和教堂执事，订购鲜花，订制墓碑。我们要做的事太多，不一而足。
退回到一九六三年，记得父亲曾说，举行葬礼，打开灵柩让吊唁者瞻仰死者的遗容，目的是让我们直面“死的现实”。我想他是在一次同业会议上听人这么讲的。杰西卡·米特福德的《美国式死亡》已售出一百万册，伊夫林·沃已在《爱人》中探讨过这个问题，酒会上的话题也转向“野蛮仪式”和“病态的好奇”。殡葬业者协会抢着插足。
神职人员——摩登的神职人员——和教师、心理学家异口同声地说，这样做符合感情的需要，从心理上讲是正确的，它达到了一些目的。在这方面，历史记录相当不错。几千年来，我们——作为人类种族，而不是殡葬人员——一直或多或少地做同样的事：一边俯身挖坑一边仰望，试图寻找出其中的道理，安葬死者经过那么多程序，就是要表明，他们曾经生活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别于一块石头、一棵杜鹃花或一只猩猩，他们的生活值得叙说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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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看到同代人不辞辛苦地教育子女，试图让他们懂得，在比萨饼和“巨无霸”汉堡之外，还有“家庭价值”，我就想，格莱斯顿也许是对的。我想父亲也是对的。他们懂得，生命的意义与死亡密不可分，哀悼可以看作反方向的浪漫。
如果你爱，你就会哀伤，绝无例外，只有做得好和做得不好之分。如果死被看作困扰或烦恼，死者被看作我们急欲摆脱的厌恶之物，那么，生命和生者必定遭到同样的对待。快餐葬礼，快餐家庭，快餐婚姻，快餐价值，这正是老派英国人格莱斯顿所说的数学的精确，也是父亲所说的，我们应当知道做什么。
因此，照料父亲的死，照料他的遗体，对我而言，和守候子女的出生同等重要。电视脱口秀《奥普拉》的专家，说这是一种“治疗”；《唐纳休》节目的专家，则称之为“宣泄”；而在《杰拉尔多》中，可能是“在他身上留下永久的创伤”；莎莉·杰西什么的，或许还会提到“良好的选择”，口气一如他们在谈论男人剪脐带、为婴儿换尿布，或女人的自尊问题，以及约会强奸犯。
事实上，这与选择、功能或心理矫正无关。对于一具遗体，它还能有什么选择？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只需按前人已经做过的去做，因为这正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不必标新立异，不必千方百计寻找理由，尽管我们这代人似乎总是决心这么做。
本文来自三辉出版社《殡葬人手记》中《格莱斯顿的名言》一文，标题为编者所加，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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