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膊打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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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装是老上海心目中的摩登象征，与精致、优雅同义。
人们想起了一丝不苟，想起了翩翩起舞，想起了霞飞路，想起了霓虹灯，想起了爵士乐，想起了鸡尾酒，想起了《蔷薇处处开》，想起了《何日君再来》。
做西服最著名的莫过于“亨生”与“培罗蒙”了。前者创办于1929年，以款式新颖、工艺精湛而被同行誉为上海西装“一只鼎”。“亨生”创始人徐余章的开门徒弟林瑞祥在西服工艺造型和品种款式上独树一帜，创造出新型的“修长西服”，线条活泼流畅，领、胸、腰等部位平展舒适，被称为“少壮新潮西服”。“培罗蒙”开设于此前后，素有“西服骄子”之称，外观上平、直、戤、登、挺，内型上胖、窝、圆、服、顺，操作上推、归、拔、“四功”（刀、车、手、烫功）到家，上海人称为“海派西装”。至今，上海人一提起西装，自然想起了“亨生”与“培罗蒙”，就像一想起女装，就是“朋街”，想起排骨年糕，就是“鲜得来”，如果是五香豆，那就是老城隍庙。人们在这方面的思路往往是很顺畅的。
上海小开：老克勒的前身
据一些老上海回忆，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两黄金可以做二到三套上好英国呢三件套西装，价钱实在不菲，但街头西装革履的却比比皆是，而且这料作、做工也不怎么推板。
那时候，除非真的是做粗活的或者实在穷困潦倒的，一般的上海男人起码有一套西装，哪怕亭子间打地铺的小文员，隔夜还要把上衣高高挂起，把裤子裤管折齐压在枕头下。
很有一些西装革履、卖相蛮好的朋友，常常会闷着头、缩起肩胛在弄堂口的小面摊上吃一碗廉价的阳春面，上海人针对这班人称其为“赤膊打领带的户头”，或许还会骂一声“洋装瘪三”。
当然，赤膊是不可能打领带的，正像赤脚不适合穿皮鞋，瘪三也是不会把洋装当作乞讨工作服的――那肯定连一分钱也是讨不到的，这无非是形容这些人的内囊之空虚与强要面子。江南有一句比较“触客”的俗话说：一千家当，八百身上。这“赤膊打领带的户头”大概是“一千身上”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上海是最讲究贫富贵贱的差异的势利城市，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曾叹息地说：
“只重衣衫不重人的上海社会，即使穷得当卖东西也得弄出一套像样的衣履穿着，否则就被人瞧不起，更莫想有所活动。”
而鲁迅先生对此更有近乎刻骨铭心的教训。
“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梁实秋的一位朋友，人品很高，就是衣裳太普通一些，曾随着一伙人在上海最华贵的饭店里开了一个房间，后来走出饭店，便再也不得进去，理由是此处不施舍。无论怎样解释也不得要领。
上海人历来就有这种本事，当年就能一眼看出你的西装是哪条马路上出品的，甚至可以断定是哪店家做的。到了社交场合，或者别人家里，佣仆替你挂大衣上装时，会“习惯性”地瞥一瞥商标牌子，凡高等洋服店，都用丝线手绣出阁下的中英文姓名，缝贴在内襟左胸袋上沿……那佣人的态度就会随时变化。
一些过来人回忆道，当时大家在外面聚会、吃饭，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朋友们穿的衣服的颜色怎么样，料子好不好，是美国货还是英国货等等，有人说：
“西装店等级森严，先以区域分，再以马路分，然后大牌名牌，声望最高的都有老主顾长户头，价钱高得你非到他那里去做不可，否则何以攀跻人夸示人？当年是以英国式为经典，中老绅士就之；法国式为摩登，公子哥儿趋之；意大利式为别致，玩家骑师悦之。西装第一要讲料作，那时独尊英纺，而且必要纯羊毛，稍有混杂，身价大跌。夏令品类派力斯、凡立丁、雪克斯丁、白哔叽等；冬令品类巧克丁、板丝呢、唐令哥、厚花呢等；春秋品类海力斯、法兰绒、轧别丁、舍维、霍母斯本、薄花呢等。所谓‘英国花呢’，厚薄两型纷繁得热昏。”
更考究的绅士穿西装不仅仅关注西装本身的质量，而且追求整体效果。中午有中午的西装，晚上吃饭时就要换掉，如衬衫、领带每天不换，就没有噱头了，没有派头了。
其实，现在也是大抵这样。据说，现在上海眼光最毒的莫过于在锦江迪生、美美百货这些地方的营业员了，她们能一眼就看出侬身上的服饰属于什么档次，即使一条卡其裤子，她们能在第一时间看出你是在中信泰富还是恒隆买的，牌子挂靠在地中海沿岸还是英吉利海峡边，价格是几个四位数。
反之，任最惟妙惟肖的“A货”“D版”也休想逃过恢恢天网，她们的“欢迎光临”的叫唤也随之变化调门和声响，甚至鸦雀无声，而她们的眼角却分明胜有声――自然，此顾客的“皮子”已经证明他（她）会不会在这里掏出“一般等价物”。所以，一般知晓内情而内里羞涩的人很少去那里自讨没趣地参观游览开洋荤。
由今思古，赤足穿皮鞋，赤膊打领带，也应该在情理之中。
“洋装瘪三”，上帝会原谅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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