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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性侵门”:为什么一定要揪住20年前的旧事不依不饶?

2018-04-09 长安君 长安剑


清明节以来,一篇来自加拿大的实名举报信在网上广为流传。

 

这封举报信谴责北京大学原教授沈阳,在20年前对一名中文系女学生高岩实施了性侵,并最终导致女学生自杀。



一石激起千层浪,“沈阳性侵门”成了网络热词,在媒体纷纷跟进的同时,和沈阳有关的高等学府纷纷给出回应:


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均表示,将对师德师风问题严查,北京大学还公布了1998年对沈阳的处分决定。

 

南京大学文学院表示,沈阳已不适合继续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工作,建议其辞职。

 

上海师范大学表示将终止与沈阳签署的校外兼职教师聘用协议。


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让人惋惜更让人心痛。

 

虽然当事人沈阳否认了举报信中的所有指控,目前也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他与女学生高岩的不幸离世有直接关系,但当“老师”、“大学”、“性侵”三个词语组合在一起时,这个短句如同一把匕首,在所有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又划下一道血口。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会对20年前的这件旧事不依不饶?

师德,难以容忍瑕疵的净土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老师如果在是非、曲直、善恶、义利、得失等方面老出问题,怎么能担起立德树人的责任?

 

如果有问题,哪怕这个人是大学教授,是长江学者,也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

 

老师不是简单的教书匠,传道授业解惑,传道排在首位。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他们用言传身教一点一滴培养塑造着学生的人格品质。正因如此,我们对于教师品行的要求近乎“苛刻”,就如同眼里揉不进沙。


师德,自颜回长叹一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以来,就是一片不容有半点瑕疵的净土。



当沈阳大学教授的身份,与突破道德和法律底线的性侵,在举报信中被联系到一起时,一种莫名的愤怒油然而起——老师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细究起来,这种愤怒来自于举报信中所说的那些事,玷污了我们心中老师崇高的形象。集体的愤怒表达的是对老师,对师德共同的呼声和期待。

 

这种呼声不仅表现在道德要求上,更早已从集体意志上升为法律。

 

“为人师表”四个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写在教师法中。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更明确把“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列为不可逾越的红线之一。



正如我们心理上不允许老师在道德上有瑕疵一样,法治的社会里更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才会有多所大学相继快速发声,才会有“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这样“熟悉的陌生人”登上报纸、网页的头条。

 

对比20年前那篇被质疑“只有沈阳一面之词”的处罚决定,我们看到的是制度的笼子扎得更紧,即便是20年前的“旧事”,即便只是一个线索,也在力求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头顶高悬的利剑,是人心,更是制度的约束。

女性,不再是默默哭泣的弱者


对性侵零容忍还是要有一定限度?现在,这已经不能称之为是一个问题。如果有人这么问,一定会被当做一个外星人来展览。

 

即便是举报者在文章中明确说到“本文提及的‘性侵’,并非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而更多的是师风、师德意义上的概念”。

 

有人细心地发现,在高岩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一年,汉语里甚至都没有性侵这个词。而二十年后,“性侵”这个词已经变为最能触动人们神经的汉语词汇。



从戏谑般的表述“耍流氓”到人人喊打全民零容忍的“性侵”,从肢体上动手动脚到言语上的暗示与冒犯,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泛泛口号到一起起痛彻心扉的罪与罚,性侵的概念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抽象变得越来越立体。

 

这种变化再次说明了,保护女性的基本权益不仅成为社会最广泛的共识,而且这种保护变得更加细腻和没有死角,再也容不下一丝讨巧的借口,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文明进步。

 

这同时也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害者的忍气吞声,把遭受性侵当做耻辱,把权益受损当做丑事。而沉默等于放纵,不了了之是下一个罪恶的开始。



当女性不再是默默哭泣的弱者,当越来越多人打破沉默,勇敢说不,阳光终将刺透阴云,变革势不可挡。而社会的关注与共识的形成,又让她们坚信自己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让她们感受到被爱、被信任、被保护、被支持。

 

这种爱、信任、保护和支持,不仅叫做平等,更叫做尊重。法律是底线,道德是准则,而尊重则在更高的层次上,它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在这种文明的支撑下,公平正义才有了更高的标准,解决“非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各种问题,才能够逐渐变得更加有共识。

舆论,成为更广泛更严格的监督


为何20年之后才举报沈阳?


举报者对采访记者说,之所以在20年后公开此事,是因为她觉得现在国内的环境更加有利。二十多年前,她们不知道应该找谁反映问题或者求助。

 

二十年后,举报者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出了举报信,依然没有明确的求助对象,但各个高校对问题的回应,却让举报者“感谢和欣慰”。

 

变化发生的显而易见,二十年前,北大的BBS尚未开通,二十年后,微信微博等等自媒体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所有人的话可以说给所有人听。



这在二十年前,通过电视、报刊和普及有限的网络是无法实现的奇迹。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比以往时候来得更猛烈一些。远在加拿大的一次扫码发送,就能掀起大洋彼岸一次舆论监督的飓风,“地球村”和“蝴蝶效应”两个理论同时在新媒体时代得到验证。

 

传播媒介的发展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自媒体可以普及知识、传达思想,更能表达公众利益,大家通过自媒体,在手机屏幕上滑动手指,就能便捷了解社会变动的信息,凝聚共识,从而更好的发挥监督,参与民主与法治建设——

 

范围更广,参与度更高,舆论监督前所未有地比其他监督形式更加广泛和严格。兼听则明,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发挥舆论监督包括互联网监督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一句古语:“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他说,对互联网监督,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

 

没有这种对舆论监督敞开大门听言纳谏,就没有举报者的“欣慰”,也不会有在一个个网络热议的个案后凝聚的共识,更不会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进步。

 

不依不饶的“沈阳性侵门”,这个在朋友圈刷屏的事件,刷出的是我们对逝去生命的悲伤,刷掉的是师德的瑕疵和性侵的恶性,那些口诛笔伐行间的空白处,写满了一个时代的进步。

 

你尽可以忽略这种进步,就如同忽略空气。但它就在那里,无比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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