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口述海外追逃细节：逃犯被赌场“洗码仔”扣留
在不少跨国追逃的电视剧中，相信大家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经典场面：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明明就站在面前，但因为没有执法权，经侦民警不仅不能直接抓捕，反而会遇到重重阻力……
2014年，公安部启动“猎狐行动”，并在一年内就抓捕外逃犯罪嫌疑人680名。
经侦民警陈振峰坦言，类似的情形，在他的 “猎狐”人生中也曾遇到。回首往事，陈振峰说：“每一条狐狸落网的背后，不仅需要克服不同国家间司法制度的差异，更是一次又一次的人性较量。”
37小时， 4500公里！
“我们必须快马加鞭”
走进陈振峰的办公室，一个套着灰色防尘袋的拉杆箱靠在墙边。“一年最少有3个月在境外出差，说走说就走是我们‘猎狐人’的工作常态。”
境外追逃，有时需要争分夺秒，速度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各个国家都有羁押时限的问题，超过时限就要放人，所以我们接到通知就要立即出发。”
陈振峰最难忘的是多年前的一次说走就走的追逃经历。
2014年5月，涉嫌职务侵占1500余万元的犯罪嫌疑人何某逃往越南。上海警方通过公安部国合局国际刑警处发函至越南、柬埔寨执法部门，要求对何某跨国协查。
很快，何某在越南的藏匿地被查明。但由于他不属于“红通”嫌犯，越南方面的抓捕工作一度搁浅。随后，上海警方又多次与何某取得联络希望其投案自首。
11月，何某表达了自首的意向，但因为要给柬埔寨工厂的工人发工资，他离开越南前往柬埔寨。
当时的何某已经是柬埔寨当地知名商人，拥有上千人规模的工厂和2400公顷永久产权的土地。
就在何某返回工厂后，被当地的移民部门抓获，柬埔寨移民局通知中国使馆。陈振峰得到消息后立即办理相关手续，当即准备出发事项。
没有直飞的机票，11月9日上午10点，陈振峰带员从浦东机场出发，经香港转机，当天达柬埔寨金边。第二天上午，他们又前往柬埔寨移民局，商讨移交事项。晚上10点完成交接，11日0时从金边返回上海……
“当时，柬埔寨移民局提出，必须在10日晚12时之前把人带走。一旦羁押时限到期，就要放人，我们必须快马加鞭。”
不到37个小时，从上海到柬埔寨金边来回近4500多公里，陈振峰和同事马不停蹄地奔波，终于成功将一名外逃半年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带回上海。
“那天让这小子跑了”
更多时候，境外追逃也是一场拉锯战。
目前我国的境外追逃工作，主要采取引渡、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等形式。由于各国司法制度不同，每一种形式都存在处理时间长、手续繁琐的情况，而且面临很多限制。
2018年6月21日，上海警方对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然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侬某已于6月20日凌晨过境他国，逃至柬埔寨。
明确侬某的潜逃位置后，陈振峰立即带员赶赴当地。
“在我们出发的同时，‘家里’（即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立即启动了国际执法合作机制，提请国际刑警组织对侬某发布了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在全球范围内对其开展通缉。”
柬埔寨对陈振峰来说并不陌生，到当地追逃，他信心十足。
“很多经济犯罪外逃嫌疑人都把东南亚国家作为落脚地，我们经常跟柬埔寨当地的移民、执法部门合作，当地一些华人和组织，也给我们工作提供过很大帮助。”
然而，侬某这条“狐狸”比想象的更狡猾。
抵达金边，陈振峰通过当地关系人联系到侬某，并与他约定在一家饭店见面。然而，侬某见面当天并没有现身，而是派了一个“探子”先来打探情况。
看到在场有中国人也有柬埔寨警察，“探子”立即知会侬某。“那天让这小子跑了。”
此后几天，陈振峰与柬埔寨当地执法部门紧密联系。
得知侬某已从陆路偷渡到他国，而后又已经登上了行驶至公海的货船时，陈振峰立刻将消息传回“家里”。
上海的专案组设法联系到了船长。“船长是华人，跟他说明情况后，很配合地把船开回了出发港，我们在越南警方的配合将侬某抓住了。”
接下来的50多天，陈振峰作为上海警方的代表，与柬埔寨执法部门紧密合作，并在当地走访排摸、伏击守候，又成功抓获了该案的4名经济犯罪嫌疑人。
结束工作回到上海，陈振峰算了下，在柬埔寨待了整整71天，那也是柬埔寨最热的几个月。“过程都很曲折。除了协调、谈判，我们也要积极展开劝返，跟家属沟通，做犯罪嫌疑人的思想工作……不过这么多年，习惯了。”
“那次，我遇到了一个‘对手’”
“其实，很多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在国外过得并不好，真有人是靠刷盘子度日的。”多年的“猎狐”经历，陈振峰见过形形色色的人。
“抓捕阜兴集团实控人朱某某的那次，我遇到了一个‘对手’。”
陈振峰所说的“对手”，是一名当地赌场的“洗码仔”。
朱某某逃往他国后，整日流连赌场，找“洗码仔”拿了高额筹码，结果一星期全输光了。当地执法部门调查发现，拿不出钱的朱某某被“洗码仔”扣留。
在当地执法部门协助下，陈振峰不断和这名赌场“洗码仔”联系。“一开始，他答应10天后等朱某某把钱还他，就把人交给当地警方。但等了10天，他却反悔了。”陈振峰说，实际上这个“洗码仔”在国内某地也涉及到一起刑事案件，但因为身在国外，面对中国警察也有恃无恐，反复提出各种条件。
之后，陈振峰得知“洗码仔”让手下带朱某某逃往了第三国，他快速出击，通过国际合作将朱某某抓获归案。
当然，“洗码仔”也没能逃过法律的制裁，后来也被警方抓到了。“如果当时他肯合作，可以算立功表现的……他做出了选择，也应承担后果。”
陈振峰说：“经济犯罪嫌疑人大多是在欲望面前失去控制力，作出了沉沦的选择。比如非法集资的嫌疑人，不仅迷失了自己，还侵害了更多人的利益。”
“成功引渡的背后，是国家力量的体现”
在陈振峰看来，一次次海外追逃的成功，同样是国家力量的体现。
从2014年至今，上海经侦先后向27个国家和地区派出61个缉捕小组，累计从45个国家和地区追回630余名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其中“百名红通”人员3名。
2016年的一次成功引渡，陈振峰津津乐道。
“2016年3月7日，在迪拜机场，阿联酋警方将阚某移交给我国公安部工作组。这是中阿引渡条约自2004年生效后，我国首次从阿联酋成功引渡逃犯，我参与了。”
2008年，阚某因涉嫌合同诈骗，被普陀警方上网追逃。
7年后，上海经侦锁定了阚某的潜逃地在阿联酋，随即通过公安部向阿联酋方面发送了协查请求。
不过，追捕并非想象中顺利。
“要先发布红通，他们才同意协助我们缉捕。国际刑警组织有相关规定，一旦某国确定了某个红通对象的下落，就应该在法律的权限范围内，立即将此人的下落通报给请求国。”
2016年1月，中国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红色通报。
当月，阚某被缉捕归案。同年2月，中方通过外交渠道向阿联酋提出引渡请求。经过多方努力，一年后，阿联酋最终同意引渡阚某……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几年跨境警务交警能感受到明显的变化。” 陈振峰对此深有感触。
只要还有一个逃犯，“猎狐”就不会结束。
“我们要让境外在逃犯罪嫌疑人知道，海外不是法外之地，无论海角天涯，有逃必追。”陈振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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