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马克·麦卡锡：凯库勒问题——语言源自何处？
语言学 LINGUISTICS
为什么无意识如此抗拒直抒胸臆？为什么要使用种种形象，暗语，图片？又为什么用梦来传达？
DON KILPATRICK III
CORMAC MCCARTHY | NAUTILUS
科马克·麦卡锡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小说家，其作品包括《血色子午线》，《脱缰野马》，《老无所依》，《路》等。 他还是圣塔菲研究所（SFI）的一名辅助研究员。他是众多学科的狂热爱好者，其兴趣囊括了数学史、对量子力学作为因果论的哲学论证、与非人类智力有关的比较证据，以及有意识和无意识心灵的本质。我们试图在圣塔菲研究所寻找他小说中对这些科学爱好的表述及其行文中的隐晦表达。
过去二十年里，科马克和我都一直在探讨无意识中的谜团和悖论。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类当前“独一无二地”通过组合语法产生接近无限表现力的能力建立在更古老的动物大脑基础之上。这两个进化系统如何调和？科马克将这种矛盾表达为原始无意识对能够感知到有意识的语言的深刻怀疑，甚至是蔑视。在这篇文章中，科马克通过梦和感染的过程来探索这个想法。这是针对想法和挑战的一次富有洞察而广泛的探索，我们的研究机构直到近来才敢开始运用复杂性科学来解决它。
—大卫·克拉考尔（David Krakauer ）
圣塔菲研究所复杂系统主席及威廉·米勒教授
我称之为凯库勒问题，是因为它是无数个在睡梦中被迎刃而解的问题中最有名的一个。凯库勒在苦思苯环结构时遇到瓶颈，在火边睡着时，他做了那个著名的梦：一条蛇衔住自己的尾巴绕成一个环——如神话里的奥罗波罗（ouroboros）。他随即醒来，自语道：“是个环，分子是环形。”当然，问题不是凯库勒的，是我们的：既然无意识能够完美理解语言，否则一开始它就无法理解这个问题，那它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凯库勒：“凯库勒，这他妈是个环。”然后科学家也许会说：“OK，了解，谢啦。”
为什么要用蛇呢？或者说，为什么无意识如此抗拒直抒胸臆？为什么要使用种种形象，暗语，图片？又为什么用梦来传达？
按照逻辑，我们首先应该定义何为无意识。这要求我们先抛开那些现代心理学的术语，回到生物上。无意识首先是一个生物系统，尽可能简洁而准确地说，无意识是用于运行动物的机器。
所有动物都具有无意识，否则它们就是植物了。我们有时可能会把不相干的职能归功于无意识。而当一个系统达到某种必要程度时，它可能就会受制于其专属的运行机制了。例如呼吸，除了那些需要浮出水面呼吸的鲸类动物以外，呼吸并不受辖于无意识，而是受脑干中的大脑和延髓两套系统控制。自治系统在这里行不通，第一头在手术台上麻醉的海豚就死掉了。（它们怎么睡觉呢？半边大脑交替着睡。）但无意识的职能不计可数，从挠痒到解数学题，都归功于它。
语言满足了某种需求吗？不，除人类之外的五千多种哺乳动物没有语言也都过得很好。
普遍来说，问题都是通过语言表述，在解释问题的过程中，语言也是十分实用的工具。但在任何情况下，实际的思维过程大部分属于无意识行为。语言类似某种里程标，可以用于总结得出的观点，以标示全新的起点。但如果你认为你其实是在用语言解决问题，我希望你能写信给我谈谈你如何得出这一结论。
我向一些数学界的朋友指出，无意识似乎比他们更加擅长数学。我的朋友乔治·茨威格（George Zweig）称其为夜班。要记住无意识可没有铅笔或者草稿本，肯定也没有橡皮。它解决数学问题的事实却是无可争辩的。它是如何做到的呢？当我向朋友提出无意识很可能用不到数字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思考片刻后认为这不失为一种可能。但具体怎么做的，我们无从得知，就像我们无从得知自己如何习得谈话这个技能。我很难在和你交谈的同时思考下一句说什么，我的局部意识也不会将这些语句组装好后告诉我而我只要复述就好。除了我在忙的事实外，讨论这件事只会引向无穷的回归。真相是，我们脑中有一个我们无法接触到的处理过程，一个处于完全黑暗中的谜团。
我们中一些颇有影响力的人声称，他们相信语言完全是一个进化过程，它不知何故以初始形态在脑中出现，既而变得有用。也许跟视觉同理。但据我们现在所知，视觉可以追溯至约数十个颇为独立的演化史论，这对目的论者来说是诱人的素材。显然，这些过程开始于某个感光器官，对它来说任何遮挡都暗示着潜在的狩猎者。这让它在自然选择中脱颖而出。可能那些有影响力的人认为所有的哺乳类动物都在等待语言的出现吧，我也不甚清楚。但一切都指向语言只在一个物种中出现过一次，继而以可观的速度传播开来。
动物世界中有很多关于信号的例子，这些信号也许会被视作一种原始语言。其中花栗鼠有分别针对空敌和陆敌的警告声，比如它对老鹰的警报就与对狐狸和猫的不同，这种信号非常实用。但这里并没有体现语言的核心思想：一物除了指代它的语言符号外，还有其本身。正如海伦·凯勒在井边顿悟到的那样——水的手语不单单是你想要一杯水，它就是一杯水，杯中的水。这是电影《奇迹缔造者》里出现的情景，海伦触摸到水的流动而感知到语言的神奇，这远非枯坐在家中而不感受大自然所能体会的。
曾经语言的发明被认为无比有用，再次强调，它几乎是在物种间瞬间传播开来。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需要命名的东西比命名它们的音还要多。语言似乎起源于非洲的西南部，甚至包括桑达韦语和哈扎语在内的科伊桑语系中的搭嘴音（吸气音），就是解决发声多样性需求的返祖残余。发音的问题最终靠进化解决，且显然只花了很短时间，我们的喉咙变得更大，以便制造声音。事实证明这一切并非毫无代价：由于我们的喉部演化到咽部的下方，导致我们很容易被食物呛到——一个并非罕见的死因；这也让我们成为唯一一种不能同时吞咽和发声的哺乳类动物。
隔离给我们的物种带来高矮黑白和其他差异，却没能阻碍语言的发展，它视山海为无物地传播开了。它满足了某种需求吗？不。其他五千多种哺乳类动物没有它也过得很好。但它有用吗？太有用了。我们还能指出，初来时它无处可去。大脑并没有预见它的到来，自然也没有为它预留一席之地。它便侵占了大脑中还未被利用的区域。在圣塔菲研究所里的一次谈话中，我提到语言极似一种寄生虫入侵，大卫·克拉考尔说他也有过同样的念头。我乐坏了，因为大卫很聪明。这当然不是想说人类的大脑构造完全不接纳语言，它还能去哪儿呢？如果实在求之无门，我们还可以考证历史证据。病毒和语言在历史上的区别是病毒经过了自然选择才来到，而语言没有。病毒来的时候已经完全加工好，只要拿过来，微调，推入，咔嗒，搞定。但在垃圾堆里可以找到很多不适配的病毒。
语言的进化中不存在选择，因为语言不是一个完整的生物系统而只有它本身。乌尔都语，它是语言的起源，所有语言都由它进化而来。
现在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当然会对此处难以掩藏的拉马克主义报以一笑。我们可以通过多种策略或再定义来规避它，但应该难以成功。达尔文对继承性“断肢”的观点（例如给狗断尾）显然不屑一顾。但观念的继承性仍是个棘手的问题，显然这种继承是习得性的。我们对无意识如何工作并非一无所知。这是人工智能研究几乎忽视的一个领域，人工智能似乎更注重分析性工作以及大脑是否和电脑相似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但那也并非全对。
在已知的无意识的特征中，持续存在性似乎是最有名的一个。所有人都对重复的梦境感到熟悉。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无意识不单单是一个声音（而更有可能是你脑海中的对话）：他搞不定的，对吧？嗯，这人挺笨的。你想怎么办？我不知道。你想试试利用他母亲吗？他母亲死了。无意识又在这些对话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尽可能简洁而准确地说，无意识是用于运行动物的机器。
是什么在起作用？无意识又是怎么知道我们搞不定？什么是它不知道的？我们很难逃出一个结论，即无意识在出于道德冲动教育我们。（道德冲动？这人是认真的吗？）
语言的演化起源于命名论，之后是对这些事物的描述以及对其用处的描述。语言成长到现在的形式和形态（即句法和语法的共性）揭示了一条普遍规律：语言一直跟随其自身需求发展。它们负责描述世界，仅此而已。
很快，语言的种种形态都告别了发展阶段，而这些形态最后大都相同。
我们不知道无意识是什么，居于大脑中的何处，又如何出现在那里。最近的动物大脑研究显示，一些颇为聪明的物种有着超大号的小脑，这个结果引人联想。关于世界本身就能塑造大脑的观念正在慢慢被接受。无意识是仅通过我们获取事实，还是它能跟我们一样接触到感觉中枢？你可以用“我们”的主谓宾格尽情发挥，我就试过。有时大脑必须将事实语法化然后转为叙事。关于世界的事实大部分不是以叙事形式录入的，我们得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在谈论什么呢？某个不知名的思想者在洞里坐了一夜说：哇，一个东西除了指代它的语言符号外，还有其本身。是的，这当然就是我们谈论的。不过他并没有讲出来，因为他还没有语言可讲。鉴于他的时代，他只得满足于思维。而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我们的名人说他们也不知道，显然他们根本不认为这发生过——这个暂且撇下不谈。十万年前？五十万年前？更久？事实上十万年是个好猜想。那是在南非布隆伯斯洞窟发现最早已知图像的年代。这些抓痕跟我们在洞里醒来的老兄大有关联。虽然艺术先于语言已是确实，它领先得应该并不多。一些名人声称语言可能已有百万年之久，但并没有解释这么长时间里我们都用它做了什么。我们知道的是一旦有了语言，其他一切毫无疑问也会很快跟上。对“一物除了指代它的语言符号外还有其本身”的理解，植根于我们所做一切，从用彩色鹅卵石交换山羊，到艺术和语言，再到用象征标识来表达这世界微不可见的碎片。
十万年尚可算弹指一挥，但两百万年就不是了。大致来讲，这就是我们的无意识组织并领导我们生活的时长，而且你会注意到，除了最后的一弹指，已知是没有语言参与的。它是怎么告诉我们该于何时在何地挠痒的？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它很擅长。但无意识对完全避免使用语言指令的偏好强烈暗示了它可能不喜欢语言，甚至不信任它，哪怕它们会很有用。这又是为什么呢？它很好地独自生活了几百万年算不算一个充分的好理由？
无意识钟爱的以图叙事模式除了有悠长的历史，还很简单实用。人们可以回忆起一幅图片却很难完全记住一整篇文章。除非那是名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这种情况下，患者的事件记忆虽然正确，却受困于自身文字表达。（阿斯伯格综合征属于一种发展障碍，其重要特征是社交与非言语交际的困难）。普通人脑中储存的知识及信息是海量的，但储存的方式尚不明晰。也许你读书万卷，哪怕你连书里的一个词都记不得也并不影响你谈论其中任意一本。
当你停下来思索并碎碎念：“我看看，该怎么表述呢”，你的目标是从这个我们不知道是啥的知识池里再现一个想法，然后赋予它一个语言形态让其能够得以表达。想要表述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形态不定的知识池的代表。当你向某人解释而对方听不懂时，你也许会捧腮思考另一种“表述”它的方式，也许不会。物理学家狄拉克的学生抱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时，他就只是一字一句地重复一遍。
以图叙事适用于寓言，适用于让人停下思考的故事。无意识关乎规则，但这些规则需要你的合作。无意识想要给你的人生一些大体上的指南，但并不关心你用哪种牙膏。虽然它给你指的路也许很广，但并不包括如何越过悬崖。我们在梦里可以看得到：那些令人惊醒的梦靥总是图像的，并不诉诸语言。这些梦很古老且常常很扰人。有时我们不能发现其中的意义，但某个友人却可以。无意识有意使之难以解读，因为它希望我们去思考、记忆它们。这不意味着你不能向其寻求帮助。当然，寓言经常希望自己转化为图像，当你第一次听说柏拉图的洞穴时，你就已经开始在脑海里刻画这个洞穴的形象了。
重申一遍，无意识是生物作业，而语言不是，或者目前不是。在引用笛卡尔时得谨慎。除了遗传性，鉴定一个类别是否由我们自己创造的最好指南大概是看它是否存在于其他生物中。对语言来说情况很明朗，从幼儿学习艰深的语法时使用的设施来看，融合未知的和已习得的知识的过程非常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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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苦思凯库勒问题多年却一筹莫展。直到有一天，我和乔治·茨威格结束了一次十小时的午餐。清晨我拿着卧室的垃圾桶下楼，在把它们倒进厨房垃圾桶时我突然知道了答案。或者说我知道我知道答案了。我花了一分钟左右整理思路，想起我和乔治前几个小时都花在认知和神经科学上，并没有讨论凯库勒和他的问题。但我们谈话中的某些东西很有可能引发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反思——我和夜班的。一旦你知道了答案它当然会很简单。无意识只是不习惯而且不乐意给出言语指示而已，两百万年的习惯很难打破。后来我告诉乔治我的想法时，他细思片刻后点头说：“听起来蛮对的。”这把我乐坏了，因为乔治很聪明。
无意识看起来懂得很多，它又了解自己些什么呢？它知道自己会消亡吗？它对此怎么看？它看起来像是一团智慧的集结而并非单体。挠痒部门看起来不像是会同时负责数学的样子。它能同时解决多个问题吗？它只知道我们告诉它的吗？或者——更有可能——它能直接接触外部世界？一些它分配给我们的梦无疑另人深刻反思，另一些则相当轻浮。它没有坚持让我们记住每一个梦似乎说明它自己会处理一些。它真的如此擅于解决问题吗？还是它自身已经消化了失败？它如何拥有令我们羡慕的理解力？我们可以从何得知呢？你知道吗？
Cormac McCarthy
美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著有《血色子午线》、《边境三部曲》、《老无所依》、《路》等。圣塔菲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及高层。
翻译：小铁 审校：子铭 编辑：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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