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经济股市楼市等怎么走？12位大咖这样看
摘要：中国经济明年能否探底回升、调控政策将何去何从、人民币汇率会不会继续贬值、中国股市的“吃饭行情”能不能持续、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会不会下跌、美联储加息为啥总是吓人？这些问题是投资者的关注，也是我们的关心。2017年中国经济股市楼市等怎么走？12位业界大咖这样看。
资产泡沫已成为金融体系的最大威胁
李迅雷 海通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在2000年之前，中国处在商品时代，购物保值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观念，储蓄是居民理财的主要手段。2000年之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崛起，购物保值和储蓄理财的观念被打破了。
过去，人们总认为货币发多了，就该通胀；如今，通胀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奢侈品，因为产能过剩、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和贸易成本降低，使得不少可贸易品价格不涨反跌。取而代之的是资本品价格的上涨。
过去，金融当局最关注的两大问题是通胀与失业，这才有了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来确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力度的依据。如今，资产泡沫已成为金融体系的最大威胁，尽管监管当局可以为货币泛滥而没有引发通胀而庆幸，却难以摆脱经济脱实向虚的纠缠。有时候，新旧观念的交替就在转眼之间，如去年金融市场还在大谈创新，今年的创新大会不再举行，监管与防风险成为共识。今年一季度央行还降低楼市的首付比例，到了三季度就开始限购和提高首付比例了。经济金融领域观念的变化，旧观念被打破甚至颠覆，大都是通过流动性的变化来实现的。
房价由高烧状态进入冷静期
今年以来，我国不少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一度出现罕见的持续快速攀升态势。截止10月底，国家统计局统计的70个大中城市中，房价同比涨幅超过30%的有7个，随着国庆前后部分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陆续出台，10月下旬房地产火热的市场有所降温，15个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中有7个房价环比出现下跌，包括北京和上海；其他房价继续上涨的城市环比涨幅也都无一例外地出现收窄。数据显示，部分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采取适当措施对过热的市场进行干预的同时，对房地产市场的供求格局进行深入地分析进而引导价格预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热度有所降低，消费者房价上涨预期也有所减弱，10月份预期未来6个月本地区商品房价格会“上涨”的消费者比重为37.4%，比上月减少12.5个百分点。从目前的形势判断，房价进入一段平稳运行的时期可能性较大。要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供求格局理性分析的引导，强化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差异化管理，适当扩大需求强劲而供给相对滞后的城市的房地产供给，适度拓宽城乡居民的投资渠道，多措并举，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从而为经济的平稳发展奠定基础。
须审慎评估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操作空间
高培勇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在即，前瞻2017年的宏观经济政策配置格局，离不开2016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和2017年积极财政政策操作空间的评估。毫无疑问，这种评估显然要建立在全口径财政赤字而非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的基础之上。然而，一旦将评估的标尺由一般公共预算赤字换作全口径财政赤字，我们肯定会发现，2016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远比人们认知的水平来得大。同样，2017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进一步加大实施力度的操作空间也没有人们理想中的规模那般大。因而，在当期，十分审慎而精细地评估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操作空间非常重要。
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另一方面，也仔细评估其可能的效益和成本，更要警惕其中潜藏着的财政风险。在确保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目标的同时，也要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经济增长向周期底部接近的概率较大
马晓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今后我国经济增长向周期底部接近的概率加大，宏观政策的关键是，中国经济增长必须尽快实现新旧动力的接续。培育新动力，核心就是体制机制改革，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作用，政府要减少对市场的过渡干预，继续下放审批权事项，减税减负，加快国有企业改革，逐渐放开垄断行业，降低民间企业进入成本。同时，体制改革要加快的关键又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拓宽改革开放道路，放开视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进一步理清事权至少三个层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究。第一，事权配置合理化的实现可不可以跳过财权配置合理化而直接对应于财力？中央过去曾强调过“事权和财权相结合”，后来直接讲“事权和财力相匹配”，有的认识是说可以把财权问题抛到一边去，我认为不成立。既然是分税分级财政，在各个层级上，税基这样一个财权怎么配置的基本问题是绕不过去的。
第二，在这个角度上继续来看，各级事权、财权合理化的通盘框架有没有可能维持五层级的传统架构？中国是各个经济体（包括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体）里很独特的一个五级政府架构，而搞分税制的其他经济体，看一下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等，成规模的经济体的共同经验，就是分税分级和整个制度安排匹配，是在三级框架内。我们1994年的时候意识到这一重大区别，再探索出一个中国五级分税的道路，但是现在早已经可以总结出来：五级分税此路不通。
第三层面的发问：如果有前面两点认识，那么我们势必要抓住中央文件早已经明确的扁平化这个思路，而怎么样着手又是充满争议的问题。比如省直管县，从浙江经验开始，财政部已经在全国推行，但这几年的进展并不那么合乎人们原来的意愿，而且还有反对的声音，值得进一步讨论。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我认为应该作理性讨论，而我基本的看法就是从全局来看，现在“牵一发动全身”的这个事权合理化的问题。
当前国际金融风险正由积聚期转入暴露期
管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6年4月份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全球金融稳定面临风险上升的趋势。一方面，由于不确定性增大，主要发达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市场信心受挫，发展前景恶化，而全球资产市场受到的扰乱更加剧了这些压力。另一方面，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使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风险居高不下，而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所增加的不确定性加大了其对全球市场的溢出效应。这些发展变化导致金融条件收紧、风险偏好下降、信用风险上升、资产负债表修复受阻，从而损害了金融稳定。
对亚洲地区而言，亚洲金融危机虽已过去近20年，但其带来的负面冲击仍历历在目，尤其在国际金融风险进入暴露期后，亚洲地区区域性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更应该被提至国家战略高度加以重视。
陈道富：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特征明显
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理论上，金融应为实体经济服务并反映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但近些年来，我国的实践却是实体经济与金融业相互交织，两者互相强化。这一方面是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自发产生供给的过程，是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的开市。比如很多实体企业针对自己所在行业的金融需求，利用自己控股的金融集团，开发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尤其是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互联网（基于大数据）金融等蓬勃发展，针对企业和个人的资产管理等需求发展出来的泛资产管理市场。另一方面，市场更关注存量资产的定价差异并进行套利，实体经济成为金融运作的载体。产业与金融的自我强化的循环链条削弱了实体经济专注于实业投资的动力，产业越来越基于金融的套利逻辑运作。
邵健 嘉实基金董事总经理、首席投资官
目前中港两地成长股估值价差处于历史罕见的高位，港股成长股相对A股大幅低估。这是由于中港两地成长股在估值定价体系、市场流动性、投资者结构和企业价值认知上存在明显区别等多种因素而成。随着互联互通机制的成熟与完善，一方面港股市场上成长股所有拥有的估值与汇率优势必将吸引更多国内投资者入场，定价权的转移有望带来港股估值偏低的成长股一轮系统性的估值提升，另一方面A股市场的成长股投资理念也有望随着外资的进入而趋于理性，脱离单纯的估值炒作，更加关注企业自身价值的挖掘。
对A股市场而言进一步的互联互通则更多意味着主流投资理念的进一步变革：随着两地市场互联互通的深入，A股市场未来的国际投资者数量和资金规模将进一步提升。国际投资者基于扎实基本面和立足长期维度的稳定估值体系将为A股的主流投资理念带来更深入的变革，使得A股的主流研究体系进一步倾向于基本面的判断。
纪敏：2017年GDP预期增长目标可下调到6%-6.5%
纪敏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硕士生导师
适当下调GDP增长预期目标，货币政策要更加稳健，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共同维护好去杠杆的宏观环境。当前和一个时期，既要看到我国总体储蓄率仍然较高，仍有结构性加杠杆空间的一面，也要看到杠杆率不断加速上升、经济金融风险加速积累的一面。
财政政策兼具总量调控和结构优化功能，能够将稳增长与去杠杆、补短板、保民生更好地结合起来，下一步在货币政策趋向稳健中性的同时，财政政策需要也有条件进一步加力。一方面政府杠杆率总体水平仍较安全，另一方面得益于存量债务置换，债务流动性风险也明显下降。需要指出的是，财政政策加力一方面要保持适当支出力度，另一方面更要加大减税力度，逐渐做实养老金个人账户，加大对医疗教育等领域公共服务投入，通过房地产和“营改增”等税费体系改革，减少地方政府加杠杆扩大投资的冲动，引导其将财政资金更多用于鼓励民间投资，避免政府主导的投资过多而产生挤出效应。
范剑平：财政政策要更多发挥结构性引导作用
范剑平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
从供给、需求两方面着力破除制度性障碍，是财政政策引导资金流向的政策发力点。首先，把地方政府从房地产利益绑架中解脱出来，实体经济才会真正获得基层政府的真正重视。第二，将有限的减税政策资源集中用于鼓励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财政政策的扩张有两种途径，一是政府将政策资源用于立竿见影的扩大基建投资等政府支出，二是用于减税，当前尤其是对科技研发活动的减税激励，政策效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第三，加快城乡户籍制度改革进度，扭转城市化早衰的危险趋势。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
美国经济在整体上很难转入高增长状态
王家春 中国保险业协会首席长期利率专家
许多人很担心美联储加息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我认为，尽管美国的科技巨头们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此轮科技革命对普通劳动力就业的排挤效应，以及全球整体环境对美国的拖累，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经济在整体上很难转入高增长状态。同时，由于财政赤字很难消除， 而且政府债务余额本身有指数化增长的动力，美国政府债务率很难转入下降过程，回落到 90%这个高压线以下则几乎没有可能。受此绑架，美联储不可能将基准几率推向一个新的上升周期。即便某些因素促使美联储加息，但它很快就会发现美国政府财政和就业形势根本承受不了利率的持续上升， 并且被迫回归其“零利率倾向”。
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一些“典型事实”
张春 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执行副院长
我和几位经济学家发表的一篇论文，发现和研究了中国经济趋势性和周期性的一些典型事实。 其中有些事实是大多数人已经了解的，但是有些是很多人不知道的，而且和国外的事实很不一样。 我们发现关于趋势性变化的一些典型事实包括：
T1: 投资对产出的比值从1997年的26%上升到2014年的34%；与此同期消费对产出的比值从45%下降到36%。
T2: 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从1997年的53%下降到2010年的47%。这个趋势在2010至2014年间略有逆转。
T3: 长期贷款对短期贷款的比值从1997年的0.4上升到2010年的2.5。
T4: 重工业资本总量对轻工业资本总量的比值从1997年的2.4上升到2011年的4.2。
T5: 重工业的营业收入对轻工业的营业收入的比值从1997年的1上升到2011年的2.6。
同时我们发现的关于周期性的一些典型事实包括：
C1: 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投资和消费的的相关性很弱甚至是负的；
C2: 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投资和劳动收入的相关性很弱甚至是负的；
C3: 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的相关性是负的。
更多热门文章↓↓↓
↓↓↓【阅读原文】了解更多瀚亚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