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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政治生态》结尾发问：这些“卓越”人士是什么让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贪官呢？可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一粒灰尘通过昨天的图片已经自圆其说：一个是“钱”，一个是“罪”。
这只猫爪牢牢按住抱着铜钱的老鼠
若要把原罪、新滋生的罪及钱说明白，就要引经据典，可是有的朋友对《圣经》误会太深，若再被投诉就更麻烦了《反腐视频屡遭屏蔽（敲诈不成就投诉）》，愿上帝祝福你们！我诚心诚意的希望你们得福！“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弗1:17）”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帖前5:3）”看来人无法预知灾难的到来，更无法预知生命的长短。贪官，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别忘了还有千里眼和顺风耳，包青天和林则徐！
人在做，天在看。“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路12:3）”
请看视频《震慑常在》（巡视利剑第3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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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海燕，甘肃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
虞海燕：现在想想，确实当时做的选择都是愚蠢的选择。还是有侥幸心理，觉得能躲过去，不是也挺好的吗。
他的落马背后有着漫长的较量。
二零一四年第一次巡视时，虞海燕是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此前他曾经担任酒泉钢铁集团的一把手，巡视组接到了不少对他在酒钢任职期间的问题举报，巡视结束后，中央纪委对巡视移交问题线索展开调查。虞海燕听到风声后高度紧张。
金晋哲：他是恐惧的，从二零一四年巡视结束了之后，十月份把他一个关联人抓了之后，他晚上都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他还是非常担心的，所以他就想方设法地去接触这些纪检干部，去拉拢腐蚀这些人。
虞海燕从很早就开始有计划地拉拢纪检干部，目的就是一旦出现问题时能派上用场。早在二零一零年，虞海燕就想办法接触上了中央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的原副主任明玉清。明玉清也有私心，想利用虞海燕的权力，为经商的儿子在甘肃拉项目，两人一拍即合。二零一四年巡视之后，明玉清不仅把中央纪委的调查内容向虞海燕通风报信，甚至最终胆大妄为地帮助虞海燕抹平问题，将他的线索作了了结处理。
明玉清：虞海燕的线索，当时是很具体的，就是因为虞海燕这么熟了，后头虞海燕跟金晋哲又帮着他们在做这些事儿，这就是为什么虞海燕的线索后期成了，由初步核实，后来改为函询，最后了结。
虞海燕认为已经平安着陆，感到有恃无恐，各种违纪违法行为变本加厉。正因为如此，第一次巡视之后，纪检机关仍然不断收到关于他的举报，而且又多了不少新问题。
张立平：对虞海燕反映比较强烈的是他任兰州市委书记期间违规用人，打造“酒钢号”干部队伍。
“酒钢号”是一趟从酒泉钢铁公司开往兰州的列车，这个词在虞海燕担任兰州市委书记期间，增添了另外的含义。虞海燕把大量酒钢公司的亲信调到兰州市核心部门、核心岗位任职。跟随虞海燕从酒钢走进兰州，就等于坐上了提拔的高速列车，人们因此戏称他们搭上了“酒钢号”。
金晋哲：这些人都是经过很长时间他检验过的。他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的人，虞海燕给这些人升官，这些人去为虞海燕去谋取一些利益。
党中央多次强调，在党内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这也是政治巡视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巡视组就此展开了深入了解，发现兰州的干部群众对此反映非常强烈。不少人反映，除了“酒钢号”，虞海燕还整合设立了一个叫市委市政府督查室的部门，先后选调一百四十一名青年干部进入督查室锻炼，提拔使用其中七十六人到重要岗位工作。虞海燕让亲信金晋哲主管督查室，经常通过培训向这些青年干部灌输效忠观念，培植个人势力。
金晋哲：在督查室，在大会小会上我不断在强调，要听市委的话，谁能代表市委，那就是书记能代表市委，大家能到这儿来，都是书记亲自关心的，明天能提拔也是书记要认可的。提拔重用年轻人的标准首先就是要听话，这也是虞海燕多次反复强调的。
虞海燕把督查室变成只对他个人效忠的机构，然后再利用这个机构，去给他认为不听话的人施加压力。
巡视组还接到反映，市委市政府定点接待场所金城山庄的三号楼，长期被虞海燕占用，这一线索后来也查证属实。虞海燕授意对三号楼进行了豪华装修改造，作为他和一些关系密切的下属和老板们吃喝聚会的秘密据点。为了保证这里的私密性，虞海燕严密设防。
李如军：因为他自己做贼心虚，在这个过程中，利用他比较熟悉的公安干部队伍里搞技侦的人，专业人员，给他在里面拿着技侦设施到里边去检测，包括他的家里也是，他安排了一个公安的技侦队伍给他到他家里去检测，有没有人对他进行监听。
在巡视回头看期间，虞海燕自然心神不宁，而另一件事则加剧了他的担心。就在巡视回头看进驻甘肃的前一周，曾经帮助虞海燕抹平问题的明玉清被中央纪委立案审查，虞海燕很自然地把他的落马和自己联系了起来。
但到此时，虞海燕还抱有侥幸心理。就在回头看期间，甘肃省委换届考察，虞海燕平级转任重要岗位，成为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这又让他觉得自己或许多虑了。
忐忑之中，虞海燕决定做好能做的一切掩盖工作。他安排自己在各部门的亲信，想方设法打探巡视回头看动向，同时着手转移家中的贵重物品，联系和自己有利益往来的多名老板，商量对策，统一口径。
李如军：做了好多对抗行为，有的甚至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行为。他把他家里跟相关老板的合影都剪碎了之后往马桶里冲，冲的时候把他家马桶都给堵了。他的妻子交代，在巡视期间，他家的桌子上摆了有一排手机，一个老板一个专号。
和老板们商定口径后，虞海燕又把这些手机用醋浸泡后扔进黄河。
那段时间虞海燕经常到黄河边散步，他扔到黄河里的除了手机，还有砸碎的名贵手表等不少物品。但是，他多年来违纪违法留下的各种痕迹，是无法一一销毁的。随着回头看的进行，虞海燕的严重问题越来越清晰地浮出水面。
李如军：虞海燕这个人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他掌握这种资源之后，这种行政权力还有干部选拔任用权之后大量培植自己的亲信，为他自己还有相关的老板谋取私利、政商勾结、内外串通。
巡视组工作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中央纪委对明玉清的审查也有了突破，明玉清说出了和虞海燕的交往。因此，巡视期间纪检监察机关就启动了调查，很快先对金晋哲采取了措施。到这时候，虞海燕明白大势已去，但他仍不准备放弃对抗。他找到当地一名自称在中纪委工作过的退休警察，叫上妻子一起去培训，演练如何对抗调查。
虞海燕：他自己自称是中纪委的人，我把我爱人叫去，跟他实际上是叫他培训一下，看看就是以后如果人家要调查，看她怎么说。后来人家专案组调查完以后，跟我说，说这个人就是兰州市公安局退休的干部，我听了以后，我都觉得丢人。
虞海燕明白自己想外逃已经不可能，他转而通知多名老板外逃，认为这样可以让一些问题查无对证，但实际效果却和他期望的正好相反。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一日，虞海燕被组织审查。几年来他机关算尽，最终都毫无意义。甘肃因这次回头看而落马的，不只是虞海燕。中央巡视组还发现了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的违纪问题线索，刚刚调职全国人大的王三运也被正式立案审查。
王三运纵容甚至授意亲属在甘肃承揽工程以权谋私，还为多名老板办事，收受钱财、房产以及玉石、字画等贵重物品，涉嫌受贿犯罪且金额巨大。
王三运先后担任过贵州、四川、安徽、福建四省的省委副书记，不少在这些地区和他就联系密切的老板，在他任职甘肃省委书记后随即来甘肃发展，王三运也利用职权为他们在获取项目、通过审批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王三运到甘肃任职后，感到仕途不会再进一步了，开始把全部心思用在为退休后打算，贪腐行为变本加厉，达到高峰。
顾桧：近乎疯狂地敛财，在各地都置办了大量的房产，以收受房子或者购房款的形式获取了大量的非法利益。
中央巡视组对甘肃回头看，王三运担心问题被发现，让亲戚从贵州等地赶来，帮忙四处藏匿、转移财物，并和相关人统一口径，把老板们出的购房款对外说成是借款，还订立假合同进行伪装。
自身有贪腐问题，在工作中必然不敢去动真碰硬，导致中央一些重大决策部署在甘肃得不到落实，造成严重后果。祁连山生态保护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调查发现，监管缺失的原因不仅是责任落实不到位，还涉及利益输送，不少层级的官员和企业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王三运也牵涉其中，导致对中央决策阳奉阴违。
在忏悔录中，王三运写道：“中央对我进行组织审查是完全正确的，自己落得如此下场绝非突然、而是必然，我心服口服、认错认罪。虽然我现在悔恨交加、痛不欲生，但也深知错已铸成、为时已晚。”
回头看就是政治复查，是与时俱进的新巡视、围绕政治的再巡视。既紧盯老问题，检查整改落实情况，更注重发现新问题，对没有见底的问题再了解，紧盯党内政治生活，延伸放大震慑效果。回马枪发现了黄兴国、王珉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线索，释放出巡视不是一阵风的强烈信号。
之所以巡视组能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在全然陌生的环境和对象中找准问题，科学的程序设计和组织制度、方式方法的不断创新发挥了很大作用。从开展专项巡视、实行一托二、探索机动式巡视，到广泛谈话、核查个人事项报告、下沉一级了解情况等，一轮轮巡视下来，提炼出了多项有效管用的制度和方法，一些隐藏伪装很深的违纪违法问题，也在巡视中被发现。
杨振超：侥幸心理，有的时候还有一点自以为是，违规违法这些事情，心想也能蒙混过关。
杨振超，安徽省原副省长。因这次巡视而落马的不只杨振超，另一名安徽省副省长陈树隆也被立案审查。
陈树隆：我当时应该说有担忧，但是担忧不是太大，主要觉得一些操作不会被发现。
杨振超和陈树隆的案情并无交集，但却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谋取私利都是以非常隐蔽的方式进行，也都采用了大量手段防范调查。
陈树隆主要是通过股票证券市场牟利，这和他的专业出身有关。陈树隆毕业于安徽财贸学院，到党政机关任职前，多年在安徽的国有金融证券企业担任一把手，对这个领域非常熟悉。
张元星：有人吹捧他为安徽的股神，他利用自己熟悉股票、期货交易的专长以及在金融行业积累的人脉资源作案的特点十分明显。他表面上打着招商引资、金融创新，打着这些幌子，然后给他选中的一些上市的公司或者私营企业大量的政策优惠、财政扶持，在背后利用职权购买原始股、炒作股票，这样来获取暴利。
陈树隆之所以能获得巨额利润，并非由于他真的是股市奇才，而是更多得益于权力。他投入股市的第一桶金，就是通过权钱交易得来的。陈树隆担任安徽国债服务中心主任期间，利用职权为私营企业主施永炒作期货、拆借资金提供帮助，为对方带来了巨大利益，然后向对方索取回报。
施永：他就说准备让他弟弟炒股，能不能借点钱过去，借个一千多万这样。我就说干脆送你算了，就是这样。
陈树隆用这笔钱投入股市以钱生钱，他能大获成功的主要秘诀还是借助权力。例如他担任芜湖市委书记期间，在推动芜湖市某国有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就违规购买大量股票，获利数千万元。
陈树隆：权力应该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有权了这些信息自然不自然就泄露到你这边来了。
完成原始积累后，陈树隆回过头来想要掩盖当初收受施永一千三百万元的痕迹。他想到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既可以伪装还了钱，还可以将大量资产转移到境外。
陈树隆：当时香港的这个股市行情比较好，另外香港也比较隐蔽，估计也不容易被发现，所以我就把这一千三百万本金还给他，同时还按照年息百分之八复利计算，还了二千六百万，这样这个二千六百万就兑换成港币，让施永在香港帮我炒作港股。实际上是假还款的形式，把资金洗白，转到香港去炒港股。
这笔钱挂在施永账户上，所有权属于陈树隆，陈树隆的弟弟、侄女多年帮他担任操盘手，他自己藏身幕后指挥下单。除了炒股，他还为一些企业老板办事，然后以亲戚的名义入股这些老板的项目，从中分红。
在这一点上，杨振超和陈树隆高度相似。杨振超任职淮南市委书记期间，主持山南新区的开发工作，他授意内弟招商引资拉来企业开发房地产，然后利用职权为这些企业顺利获得土地、政策支持等事项提供帮助。这些企业则给杨振超内弟大量干股作为回报，内弟自然要将部分获利转交杨振超。
杨振超：给我夫人两张卡，一张卡名字是他自己的名字，一张卡是我岳母的名字。招商引资，内弟也就打着我的旗子，实际上也就是靠这个东西。这些企业是想在我身上要投入产出的。
杨振超也和陈树隆一样多方掩盖非法所得。他曾经为一个老板办事后，向对方索要一套上海的房产，由他占有使用，产权却放在老板名下。巡视之后，出于担心杨振超又找这名老板补签了虚假的租房合同，这套位于上海黄金地段价值一千八百万的房产，象征性地按每月四千元补了租金，试图以这种方式掩盖事实。
汪明来：我讲干脆我买一个房子给你算了，他就告诉我，我只要你们租一个房子给我就行了，不需要你买房子，但这时候我就知道，因为他又想要又怕，被调查的时候他叫他家属去跟我签一个协议。他也讲了，别人问就讲租的。
基于这些伪装，杨振超和陈树隆都自认为能平安过关；但他们的问题，却最终在中央巡视组的深入了解中暴露了出来。
桑竹梅：杨振超在淮南插手工程，然后以权谋私，就这样一些问题。那么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就不会再往下去，那就是办案的事儿了。
两名副省级干部因同一次巡视落马，他们违纪违法问题中的诸多相似之处，也反映出一些值得警醒的共性问题。
张元星：他们两个人都曾经长期在企业任职，就是把商人那一套，把商场的那一套带到了党政机关。表面上是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实际上是一名商人，党员的这种成分太少。
杨振超和陈树隆都曾经长年担任企业一把手，此后虽然从企业到了党政机关，但逐利至上的价值取向却从未改变，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将商品交换原则带入党内政治生活，严重破坏政治生态。这条亦官亦商的道路，最终通向的是毁灭。
杨振超：这种利益上的刺激已经为它所诱，最后被它俘虏，所以现在想想也非常惭愧，非常后悔。
陈树隆：我要想告诉党政领导干部的一个教训就是，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从政就好好地从政，经商就好好地经商。否则的话必然是像我这样人财两空，后悔莫及。
当权力遇上贪欲，再加上心存侥幸，往往会令人盲目，忘记了一些其实并不复杂的道理。执掌权力者既需要时刻自我警醒，从监督制度上也必须时刻有利剑高悬。巡视要保持它的锐度，需要不断自我磨砺，推陈出新。
巡视永远在路上，创新也需要永远在路上。只有不断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才能使巡视利剑高悬、震慑常在，精准地击中问题，当好党中央的“千里眼”、“顺风耳”，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支撑，更好地服务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这能办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