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本《圣经》，一本影响全中国的书 | 100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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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黑门 | 编辑：元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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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注定要在世界近代史上划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一年，外有巴黎和会上的列强博弈，瓜分世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战争的种子；
内有中国青年学生“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愤怒呐喊，翻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篇章。
对于国人，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我们更多的是因五四运动，而铭记那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1919年。
然而这一年的中国大地上，还有另一个事件，却随着岁月蒙尘有如纨扇之捐般不被世人提起：
和合本《圣经》，在1919年问世了。
和合本《圣经》作为华人基督教会使用最为广泛的圣经译本，如今早已成为无数人的枕边书。
百年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太多太多耳熟能详的经文，成为中国无数身在幽谷之人的亮光和安慰。
01
然而，我们在被话语光照、引领之时，却鲜少知道中文《圣经》那一段漫长的翻译史，鲜少知道你那枕边的和合本《圣经》，是多少宣教士们用心血和祷告换来的。
1807年，近代中国第一位宣教士马礼逊踏入中国的第一件事，就是翻译《圣经》。
在神的帮助下，他先后于1814年出版了新约的《马礼逊译本》，1823年出版了新旧约全书取名《神天圣书》。
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外国差会出版了若干本汉语文理（文言文）《圣经》，像1822年的《马士曼译本》，1840年的《新遗诏书》，1854年的《委办译本》，1862年的《裨治文译本》，1868年的《高德译本》。
但这些都是用文言文译成的。
当时外国宣教士曾尝试推出一本统一的中文文理译本。1858年出版的《委办译本》是集众人之力合作翻译的成果。
可惜由于当时各差会的宣教士之间期望相左，意见分歧，以致文理《委办译本》统一中文译本的目的最终并未达成。
由于诸多译本彼此在用词和翻译原则上都有差别，
传教士忧虑中国信徒面对诸多文理译本无所适从，为了避免中国人对于基督信仰的混淆，在中国的几大宣教差会机构都意识到：
联合翻译一部通行《圣经》译本已迫在眉睫，以此更有利于《圣经》的普及、传播。
02
1890年的5月，来自35个宗派、差会机构、以及独立的在华宣教士，总计445名宣教士齐聚上海兰心大戏院。
这是自1877年之后，更正教（基督新教）的在华宣教士的第二次聚集，共同商讨宣教大计。
那近两周的大会中，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便是“中文圣经的翻译”。因为时至开会的前夕，中国已经有超过15种《新旧约全书》和新约单行的中文圣经。
但是到底使用文言文还是白话文，来进行翻译工作，在这时再次开始被热火朝天的讨论。
早在1877年的第一次宣教大会上，宣教士们早已就这个问题各抒己见过：
大多数宣教士认为文言文不仅优美、文雅，而且当时的国人能识字的大都能看文言文；
白话不仅不入流，而且使用白话的市井走卒似乎不能也不愿意读圣经。
宣教士质疑白话文版本的必要性：虽然使用白话的群体广大，但是为什么要花精力、时间为那些读不懂、甚至不愿意读圣经的人翻译呢？
但也有少部分宣教士认为，白话文是未来的趋势，并且能看懂、听懂白话文的平民百姓，在中国的社会群体中占绝大部分，不能忽视这部分普通老百姓的需要。
这个问题所带来的张力，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了1890年的第二次宣教大会。
当时使用文言文来进行翻译工作，仍然是主流的声音，但是也有一批宣教士倾向不要使用复杂的文言文，而使用更浅显易懂的文言文，期望在不失文言文之韵味的情况下，让更多读者看懂。
另外一批宣教士则认为，直接放弃作为学术语言的文言文，全力拥抱平民的白话文。
他们坚持，神的话语不仅仅是为受过教育的人预备的，也是为普通老百姓预备的。
最终这三种意见的结果就是：大会决议成立三个不同的翻译委员会，分别负责深文理（文言文）、浅文理（浅文言）、官话（白话文）三种译本，以期达到「圣经唯一、译本则三」（One Bible inThree Versions）的目的。
这个结果也让当时大多数推崇文言文翻译的宣教士不满，在被安排到负责翻译白话文译本事工后，甚至有一些被选中的翻译委员拒绝赴任；也有的不允许把自己的名字列出来。
置身于现今遍地都是用白话文、说白话文的的时代中，我们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宣教士“冥顽不灵”，非要使用文言文？
但是我们如果回到宣教士们所处的历史处境中，便可以发现他们对文言文的偏好不但无可厚非，甚至是合情合理的。
毕竟那个时候，生活在科举制度下的中国文人，无法想像有一天文言文将不再具有绝对的统治性，甚至有一天会被白话文取代。
从开始使用白话文翻译这个决定开始，到最终翻译完成出版的这几十年间中国发生了太多翻天覆地的大事：百日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清朝覆灭、民国建立、在中国有1000多年历史的科举制度被废除……
用白话文进行翻译工作这个决定，甚至比“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还要早近30年。
03
大会后，推选出《官话和合本》（即白话文译本）委员会7人。
担任主席的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美国公理会的富善、中国内地会也是浸信会的鲍康宁、英国伦敦会的文书田、美国美以美会的鹿依士。
以及其他在不同阶段加入，后因不同原因退出的西方宣教士，在翻译的过程中，整个译经团队始终保持在7人。
从1891年开始的这段漫长的译经岁月里，译经者付上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劳苦代价”。
富善牧师以下的一段感受，最能描写深刻：
“要出版一本圣经，文字与原文相近，又要浅易到在礼拜堂或家中宣读之时，普通人听见也可以听得懂，还要在文法上准确，且由相隔甚远的地方（东北至北京、西南至贵州）选出来的代表负责完成，那就足以吓怕任何一个团体了。
起初几年，这工作似乎叫我们的代表绝望。在这过程中，他们努力寻求彼此谅解，协商同意于一种译法，往往便耽误了很多时间，也叫人可气又可笑。”
这漫长的29年，译经委员会中，有宣教士因工作繁重、年老回国退休的，有在译经过程中染疾过世的，甚至有被义和团迫害、遭遇各样变故而死的……
唯一从始至终都参与翻译事工、活着看到这本圣经诞生的译经者，只有富善牧师一人。
整个翻译过程前后共有十六位宣教士参与，他们应该被我们铭记，也值得被我们铭记：
狄考文（Calvin W. Mateer)、白汉理(Henry Blodget)、文书田（George Owen）、倪文思（John L. Nevius）、富善（Chauncey Goodrich）、鹿依士(Spencer Lewis)、布蓝非（Thomas Bramfitt）、海格思(John Reside Hykes)、鲍康宁(Federick William Baller)、赛兆祥（AbsalomSydenstricker）、安德文(Edwin E. Aiken)、林辅华（Charles W. Allan）、陈克拉克（Samuel R. Clarke）、林亨理（Henry M. Woods)、路崇德（James W. Lowrie）、瑞思义（William H. Rees）。
同时协助他们翻译的中国基督徒有诚静怡、刘大成、王治心、王元德、邹立文、张洗心、李春蕃等人。
为了回应基督十字架上的爱，一位位爱主的弟兄背井离乡、前赴后继、舍生忘死。
才没有让翻译的工作功亏一篑，才让中国燃起了福音的星星之火。
04
当时负责统筹翻译工作的狄考文，始终带领着团队怀着敬虔、忠诚的心，竭尽全力进行翻译工作，翻译过程中搜寻不到一个恰当词句，就绝不罢休。
正是这样“死磕”的态度，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工作自始至终坚守着以下4项原则：
1.译文必须为全国通用语言，不可用地方土语；
2.行文须简单，在礼拜堂讲坛通读时，各阶层人士都能明了；
3.字句必须忠于原文，同时又不失中文的韵味和语气；
4.暗喻应尽量直译，而非音译。
有人称他为“不怕人，只敬畏神的人”。
译经委近三十载工作积极艰难，除去身体种种辛劳，还有因翻译意见不一而引发的矛盾，整个委员会人事的变动频繁带来的艰辛，整个译经过程亦时快时慢。
对于当时身负主持、协调全局工作重任的狄考文，难度可以想见。
历时十多载，1906年，《新约全书》终于翻译完成，于1907年出版。
这时，狄考文已先后在北京、登州和烟台三地召集译经会议八次，每次历时两至六个月。患病之前，他从未缺席过一天，也从未缺席过一次会议，一生工作殷勤直到力尽方休。
1908年，与以往一样，译经会议在烟台如期召开，狄考文罹患阿米巴性痢疾而未能出席，此病在当时无药可治，被视为绝症。
去世前一天，他的弟弟狄乐播牧师跪在病床前为他祷告，求主使他能安然返回天家休息。
但狄考文却在病榻上喊着说：“乐播，提高一点你的信心吧，你要为我能翻译完旧约，尤其是诗篇而祷告。”
然后他请接替他出任文会馆校长的赫士博士来为他的心愿能蒙应允祷告，最后狄考文还加了一句：“主啊，愿这祈求蒙你应允！”
翌日（1908年9月28日），他便安睡在主耶稣的怀里。
这回应了他于1863年7月3日携新婚妻子离开纽约赴华时的誓愿：“我决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中国，生于斯，死于斯。”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 神恩惠的福音。
使徒行传20:24
使徒行传的这处经文，成为了狄考文一生的写照，狄考文去世后，他的遗体被海运至烟台，下葬于玉皇顶美国长老会墓地。
1908年狄考文去世后，富善牧师遂在72岁高龄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接替狄考文牧师的工作。富善牧师29岁来到中国宣教，此时他已经在中国服侍了43年。
他辞去了道学院所有的工作，专心致力于圣经翻译的工作。
自1912年，差会答应了委员们的要求，不给他们任何其他的工作，让他们可以全职从事翻译，因此，旧约圣经翻译的速度明显加快了。
1917年全书定稿后，译经委员会宣告解散，富善牧师身为主席仍未能完工，还要继续负责校对和监管印刷等事务。
1919年，当第一本和合本圣经问世，富善牧师已届82岁高龄。
他是唯一从始至终都参与翻译事工、活着看到这本圣经诞生的译经者。
1925年9月29日，富善牧师安息主怀，终年89岁。
富善牧师在中国宣教60年期间，两次遭逢丧偶之痛，亦两度经历失去儿女的试炼，但他始终未改变专心爱主的初衷，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这片土地。
与主同行的十架路并不好走，但他们却毅然背起他们的十字架，紧紧跟随耶稣，来到了当时战火纷飞的中国， 这对他们意味着危险、贫穷、劳累、疾病，甚至是死亡。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希伯来书12:1
这一路走来，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他们的摆上也成为了千万华人基督徒极大的祝福，也必将激励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背起十字架，为主而活!
05
1919年和合本《圣经》出版问世，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期间。
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白话文逐渐成为学术主流，而和合本《圣经》是当时第一本以白话文译成的著作。
在白话文的使用上，它可谓白话文运动的先锋，引领了时代潮流，也因此，和合本《圣经》受到当时一些文化人士的关注和推崇。
胡适等学者把和合本《圣经》誉为白话文的典型。
罗香林称其为超凡的巨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曾这样说：
“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之国语和合译本出来的。
当时觉得他的话可笑，现在想起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确是中国最早欧化的文学国语；我又预料它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
和合本《圣经》不仅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在引起国民读书兴趣方面也贡献良多。
特别是在上世纪20年代全国推行文学大众化期间，和合本的“四福音书”还在一些政府学校中被用作标准的国语范本。
有些教会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查经班或《圣经》识字班，让人们通过学习和合本《圣经》而产生读书兴趣，提高了当时信徒的文化水平和识字率。
和合本《圣经》，让当时的中国百姓，看到了真实的世界，教会学校、教会医院随之不断兴起，从各个方面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
它的字字句句都忠于《圣经》原文，但又不失中文语言的优美和韵味，使得和合本《圣经》成为《圣经》中译本的里程碑。
不得不说，和合本是百年来宣教士《圣经》“中译”的巅峰与结晶。
也是中国教会史上最重要的译本，并直接推动了福音在中国遍地广传。
100年的和合本，见证了中国教会100年的兴衰起伏；100年的和合本，陪伴了中国信徒100年的高山低谷。这是神给中国莫大的祝福，是最珍贵的礼物。
和合本《圣经》从中国文学的高坛，走到被禁止烧毁到需要手抄留存的年代，再到如今被下架、被漠视。100年了，一代又去一代又来，任世事变迁、斗转星移，它依旧是我们生命中最不可夺去的宝藏，亘古长在。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马太福音24：35
这是神大能的应许！是我们刺破迷雾的利剑，稳行高处的翅膀，航越大海的风帆！
不知主再来之前，还有么有下一个100年，但我知道，下一个百年的恩典，一定还是由祂来写。
舍生忘死，铸成经典
百年和合，恩溢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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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6日下午 一粒灰尘*陈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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